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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四化和改革献计献策
——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部分委员发言摘要
支持农村的多种经济联合
罗新书委员（山东农业大学副教授）说，联合是农民群众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迫切需要。山东目前出现了果树、蔬菜专业户自愿组合的生产联合体，它比单户经营有更多的潜力。但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自愿、民办，由小到大，讲求实效；由单纯生产型变为产销联合系列经营开拓型。政府应加强引导和扶持，用经济杠杆调整其发展方向，尽量避免补贴包购。
王兴让委员（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说，农村专业户发展需要综合扶持，要把供销社、信用社、乡镇企业变成彻底的民办组织，靠它们去组织联合。我们国家供销社、信用社成了官办的，供销社同粮食和商业部门合并后，工作没有起色。财政部把供销社三十多年的积累都控制起来了。现在全国三万六千三百三十个供销社，许多成了“空壳社”，濒于破产。这样下去不行，要实现农村的进一步改革，上靠党的领导，下靠群众组织的作用。建议对此调查研究，把供销社切实办成农民自己的经济组织。
重视发展农、林、牧业
任继周委员（甘肃省农业大学副校长、教授）说，今年3月召开的中国草原学会上提出建议：成立“草原局”，总揽全国草业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发展的组织领导工作；国家对草原列专项建设资金；迅速颁布《草原法》；加强草业智力开发；参照地质、林业的规定，制定草业劳保福利办法。希望研究落实。
王幼辉委员（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艺师）说，基层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十分重要，它是科研与生产的桥梁。但是农业技术推广人员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因为我国农民的科学水平、文化知识还很落后，不象许多国家的技术推广工作只是咨询性的，只要写个材料给农户就成了。我们推广人员要会讲、会写、会试验，还要会做群众工作，更要能吃苦。建议每个县成立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并建议国家制订关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专门法规，责成各地切实遵循。
熊大仕委员（北京农业大学教授）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了大力发展畜牧业、饲料工业很好，但畜牧与兽医两者不可分割，对此有人不完全清楚。兽医与医学、轻工、检疫等行业关系非常密切，而且近几年出现的问题较多。事实证明，一是由于各级部门重视不够，盲目引进；二是由于兽医人才缺乏。因此，呼吁大力发展兽医事业，希望有关部门重视成立北京农业大学兽医学院。
农机产品价格应该调整
张逢时委员（原农机部副部长）说，农机产品原料涨价，而产品多次降价。由于价格低，农机厂产品率低，工人的福利、奖金都受到影响；进行技术改造又没有资金，迫使一些农机厂转产，这个问题应予以重视。从现在起就要适当调整农机产品的价格，促进农机生产的发展。
价格改革的步子要小于工资改革的步子
苏星委员（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说，工资与价格的关系要注意，价格改革的步子要小于工资改革的步子，以保证工资改革顺利进行。企业的工资要不要改，也值得考虑，因为企业中的中小学教员、医生与国家机关、科教界的中小学教员、医生的工资有交叉。工资问题敏感，事关大家，慎重初战很重要。
钱鸿业委员（抚顺石化研究院总工程师）说，物价和工资同时调整是可以保证实际生活水平的。但原有存款只靠调整利息仍难避免发生提款抢购现象。以前银行实行过折实存款，有效地稳定了物价，现在应想个办法使大家放心，既有利于个人，又不冲击市场。
控制消费资金增长，发挥税收调节作用
顾正秋委员（鞍山钢铁学院副院长）说，控制消费资金增长，应降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起点。另外，应制定行之有效的办法，保证税收顺利进行。
疏松桂委员（原科学院自动化所副所长、研究员）说，从调整积累、消费比例的角度来看，增加个人所得税比发行国库券更有效。
不要盲目引进西方经济学理论
吴大琨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教授）说，目前有一部分同志盲目引进西方理论，脱离我国国情。如提倡高消费，就是袭用了凯恩斯主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形势迫使他们要高消费，而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还要提倡勤俭建国。还有一本为许多人称道的书《大趋势》，说要用知识价值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这实际上不值一驳，我们讲劳动价值，也包括了脑力劳动在内，世上任何劳动都是脑力、体力劳动的结合，只是程度不同罢了。盲目引进西方理论，容易引起思想混乱。正确理解西方经济学观点，是理论界的重要任务。
改进财政金融工作
沈日新委员（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副主任）说：
1、银行要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小平同志说，银行要抓经济，要成为发展经济和技术革新的杠杆，成为真正的银行。这话应该成为银行的业务指导思想，我们办一切业务都要考虑是否对经济发展有利。
2、提倡聚集资金，形式要多样。现在银行受旧模式影响，只有吸收储蓄是聚集资金。实际上形式是多样的。如推行票据，也是银行聚集资金的重要形式。
3、要坚决制止命令贷款。现在各地银行的干部受当地和总行的双重领导，对不符合银行规定的贷款，有的同志顶不住，结果是国家吃亏。
4、国家财政赤字向人民银行透支弥补，这不是办法。有赤字可以发行国家公债。现在建设项目多，可以发行建设公债。
5、财政要增加收入，就要查偷漏。会计法公布了，不光要宣传，还要检查。要及时公布偷漏事件，教育大家。加强税收与检查偷漏要同时进行。
6、关于货币回笼，建议要压缩物资商品库存，除国防特别需要外，其他库存要尽量压缩，以减少浪费。
徐国懋委员（上海市民革副主委）说：
一、货币发行问题，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不能由银行自己决定。财政部不能任意向银行透支或借款。
二、信贷问题，对四化建设有利的放款，银行应当大力支持，但是，各地党政负责干部不得随意批条子让银行放款。
三、建议在津、沪等大城市成立商业银行，积极支持发展第三产业。
四、建议银行存款改为浮动利率，物价高了存款利率就相应提高。这样，利率浮动以后，人们就不必担心商品涨价，进而影响银行存款的稳定。
加强对外币和侨汇的管理
董寅初委员（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说，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外汇储备有所下降，出口实际徘徊不前。我们搞四化建设，需要大量的外汇资金，如何积累和使用外汇，需要十分重视。近期来有些单位和地区，自行处理外汇，自行对外贸易，形成外汇“自由市场”。在某些地方，把货品分列人民币、外汇券和港币三种价格，加上一些不良分子趁机炒卖外币，造成了汇率的混乱，直接影响到侨汇收入，出口创汇和中央的外汇积累，同时也引起侨商、外商前来投资的疑虑。最近国务院已作出《关于加强外汇管理的决定》，是十分正确的。我们国家目前底子薄，外汇必须统一管理才能对四化建设有利。希望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地严格贯彻执行。
对深圳模式的几点看法
甘澄泽委员（水电部科技情报所咨询）说，现在大家都去参观深圳，有人说，“深圳的今天就是全国的明天”，但是我认为还应该从深圳模式总结经验教训。第一，事实证明，金钱并非万能，高工资不可能就带来高效率。调动积极性不仅要从物质方面，更应该注重精神方面。第二，现在深圳货币混乱，商品标价有好几种（港币、外汇券、人民币），有偿合同制是对的，但出现不愿干纵向合同任务而愿干横向合同任务的倾向，原因是纵向合同奖金少，横向合同奖金多，这个问题不改革是不行的。
李世雄委员（四川省政府驻深圳办事处负责人）说，深圳经济特区也存在着问题。如：一、有的经济政策不完全合理，出口不按国家牌价，有些单位用高价人民币从内地买进产品，用低价的外汇卖出。用这种方法来获得外汇，导致了人民币与港币的兑换率降低，人民币贬值，外汇黑市猖獗。二、深圳大学不少师生都会做买卖，赚了许多钱，实行免费供应午餐。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工农商学兵，个个来经营”。高等学府这样搞，值得深思。三、生活费的主要来源是奖金，如工人每月收入三百元左右，工资只有几十元，奖金却有二百多元。这种工资结构不合理，应改进。这是由于物价很高，光靠工资不行，就只好千方百计地提高奖金，否则维持不了生活。不仅是深圳有这类问题，其它沿海城市也存在。
季树农委员（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顾问）说，我在深圳看到大到大型设备，小到牙膏牙刷，几乎全是外国货。这样搞是否对头？在广州和深圳的大宾馆买什么东西都要收外汇券，当然，买进口商品收外汇还可以理解，但是我在中国大酒店打了个电报，买了个面包，服务员也一定要我付外汇。我说，电报是国内电讯，面包是国内生产的，怎么也收外汇呢？
科技体制改革要充分考虑我国的情况
钱人元委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说，科研体制改革的决定，对如何把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商品和生产力，讲的不够具体。许多科研项目投资大，花费的时间长，需要多年的研究。现在有些科研单位只注重成果的研究开发，而不注意基础科学的研究，把注意力放在赚钱上面，这样下去势必影响基础科学的研究，最终将影响科学成果的开发利用。因此，科学研究还要靠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抓科研成果的开发、利用，使之尽快转变成生产力；另一方面要注意抓基础科学理论的研究，两者不可偏废。
钱钟泰委员（中国计量科学院副总工程师）说，我国科技人员的个人才能是好的，但整体的组织管理十分落后。科研体制改革应着眼于提高科技队伍的组织性和严密性，改变目前存在一批“个体户”的状态。决定一支队伍的战斗力有两个因素，一是战斗员的平均素质，二是指挥部的决策和组织能力。目前主要问题在于还没有建立各级有指挥能力的司令部和参谋部，科研管理还处在行政方法即“长”说了算的状态。目前缺乏有效的科学发展规划，自己的人才和成果靠国外发现和肯定。说明必须建立有权威性的学术评定机构（即科技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并充分发挥它们在科研管理包括重大项目规划方面的决策作用。必须为在国内工作的科技人员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包括及时承认和表彰他们的成绩，扩大其在工作范围内的权限，要重视实际工作能力和贡献，不要盲目相信文凭和学衔。
罗沛霖委员（原四机部十局局长、总工程师）说，我们必须全面深入地考察发达国家发展的过程及其反映的客观规律。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应包括基础科学、应用基础科学、基本技术、现场技术四个部分。我国科技工作中严重影响经济建设的环节在现场技术，包括投产技术和维护技术，工业中即生产工程和生产技术。我国的中小企业技术队伍力量太弱，必须切实加强。必须造就一批强大的中坚队伍，大学要明确以教学为中心，以出人才为重要任务。
周有光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员）说，科技体制的改革，要从后勤工作抓起。现在大学、科研单位工作是头重脚轻。后勤工作已形成机关化、单位化，而不是社会化。社会愈进步愈需要发展分工。这个问题不是件小事。社会化可以减少大量的行政、非教研人员。外国有的大型研究所只有几个人。我认为象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可以先开始搞。
孙漱沅委员（浙江农科院副院长）说，科技成果的评定不要搞形式主义。省里评，再报国家评，有的评议时吃得好，还送“纪念品”，这样下去会出现成果不真实，反映不出我国科技的实际水平。应讲实效，国家要统一评定标准。国际上诺贝尔奖金只有一个，我们也可以设立一个有权威的评定机构。
技术引进要加强统一管理
江厚棩委员（上海内燃机研究所所长）说，对外开放引进技术，是必要的，而且取得了经济效益。但出现的问题也值得注意：主要是重复引进太多，造成浪费，引进技术之后不能及时消化、吸收。由于科研体制存在问题，技术引进之后就万事大吉，没有专人管消化、吸收，更谈不上创新、输出的问题了。再者，引进的生产线都是组装的，都用外国的元件、器件、部件，要花费很多外汇。我认为，应当自己研制元、部件，至少80％以上的元、部件应考虑国产化。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必须有一个部门专管此事，不能总是花钱买现成的，既浪费了大量外汇，又不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
航空工业要有一个长远发展规划
吴大观委员（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委员）说，我国的航空工业已经搞了三十多年，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至今在国际上仍处于落后状况，而比航空工业起步晚的航天工业已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这主要是航天工业依靠科研、依靠自力更生，而航空工业则是依靠仿制。国家对航空工业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全面的发展规划。
发展第三产业方便群众
柯灵委员（民进中央常委、上海电影局顾问）说，知识分子的后顾之忧还很大，社会上有很多地方不给人以温暖的感觉。原来上海叫出租汽车还方便，现在讲关系学，凭“特优乘车证”也叫不来车。对知识分子不应只是加工资，首先能否搞一些劳动服务公司之类的机构，帮助知识分子尤其是老年知识分子解除后顾之忧。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原来这种服务公司有过，听说因为不赚钱停办了。对老年知识分子来说，需要的是真正的关心，要为他们提供便利。
张锡田委员（山东省民革副主任委员）说，希望有关部门重视发展第三产业。据统计，世界上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产值和人数，一般都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我国第三产业人数仅占15％，产值占20％。进一步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迫切需要发展第三产业。目前，许多大中城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吃饭难、住宿难、乘车难、看病难、入托难、洗澡、理发难等问题。只有加速发展第三产业，才能满足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发展第三产业，制定发展规划，做到服务项目配套，网点布局合理，切实满足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
文化出版事业应引起重视
郑效洵委员（民进中央常委、北京图书馆研究员）说，把出版系统归入企业单位是不妥的，这样文化出版事业很难朝好的方向发展。为追求利润，出畅销书，必然去迎合低级趣味，学术、科学著作，销量小，出版社就不愿意出，直接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向钱看的思潮也影响到纯事业单位。如有些图书馆办借书证要收手续费，上海有的图书馆办个集体借书证要六十元，个人办证也要钱。图书馆本来就是为读者服务的，为什么要额外收钱？事业单位应以建设精神文明为根本方向。
顾执中委员（原高教出版社干部）、赵超构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和杨西光委员（光明日报社顾问）等委员在小组讨论会上谈到有关新闻立法问题。他们说，新闻立法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注意得不够。现在新闻工作无法可依，单靠领导讲话是不够的。
文艺工作者要为艺术繁荣献身
骆玉笙委员（天津市曲艺团副团长）说，我们演员登台演出是为了创造艺术，为了教育人民。应该向中国女排学习，为国争光。我们不仅要在台上多歌颂好人好事，在台下也要多作好人好事。我们培养人才，不仅要给他们优越条件，更重要的是应鼓励他们，使他们刻苦练功，为艺术繁荣献身，不能为了赚钱丢了艺术。
新凤霞委员（中国评剧院演员）说，我们演员要有好的台风、好的艺术素质和艺术修养。演员的气质和台风是与观众联系在一起的，演员一眼、一手都会得到观众的呼应。我们的领导、老师，不仅要教演员技术，更要使他们不断提高艺术气质、风度，教育他们懂得戏德、艺德。演员要主动影响观众，使观众尊重我们的艺术。所以演员应该一是自己要自尊、自强、自重、自爱；二是要以高的艺德，高的台风，高的艺术素质给观众以好的享受。我觉得不能为了钱，就忘了自爱、自重，不能丢了人格。
文物保护仍需加强
王振铎委员（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说，全国博物馆应把保管工作放在首位。现在的保管人员许多人不懂专业，保管水平很差。文物保管设施不足，很多捐献文物没处放，堆积起来真可惜。更令人伤心的是，一些沿海省和特区海港城市的
“天后宫”等有关航海史的重要古迹被拆。希望大家为文物大声呼吁，新闻界多做些保护文物的宣传。
单士元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说，近几年国家对外开放，外国人前来参观古文物的日益增多。国家在这方面也花了许多钱，遗憾的是，钱也花了，力也出了，而有些古文物却被毁坏得面目全非。有的省、市文物部门为了赚钱，违背文物保护法，乱拆乱改古建筑。杭州、桂林、太湖边上盖洋楼，破坏了景观，北京天坛要搞明城，天坛本身就是明城一部分，这不是毁坏古迹吗？我们要整旧如旧，不要整旧如新。又如颐和园管理部门为了吸引外国游客和多赚钱，服务员装扮成清朝的太监和宫女，活灵活现地反映皇宫里的“大辫子”形象。其结果给外国人的印象很不好。
集资摊派过多，企业与群众负担过重
曾在因委员（青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说，当前国家财力不足，集资兴办一些文教、体育事业是一个好办法，但不能乱摊派。我去考察时，几乎每到一处，群众都提到这个问题。据当地农民反映，现在的摊派项目越来越多，实在受不了。建议今后如需集资办事业，最好通过各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
高葆庆委员（吉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顾问）说，现在社会各方面向商业摊派花样繁多，一些企业实在承担不起。以吉林市二商局为例，1984年1—9月份社会各种摊派支出高达十九点六万多元。吉林饭店1984年全年各种摊派支出达八万多元。这种不合理的乱摊派问题应该尽快解决。
必须重视培养女干部
宋维静委员（原广州市委顾问组副组长）说，各级领导干部中的女同志青黄不接，老的退休后，新上来的为数不多。原因是重男轻女的思想还很有势力，对女同志评头品足，挑剔过多，有的同样条件的男同志可以提拔，而女同志就不行。有的女同志自己也不愿当领导干部。要教育女同志，敢于战胜挫折，也要表扬那些支持帮助女干部的好领导。
张素我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说，我国知识分子不多，女的更少，五十五岁正是能施展才干的时期，建议妇女领导干部、专业人才的退休年龄应同男同志一样。
法制要健全执法要无私
韩德培委员（武汉大学教授）说，要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特别是在各级领导干部中要普及法律知识，树立法制观念。古人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己不正，焉能正人。”如果各级领导干部都能严格守法，严格执法，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就较为容易了。
廖秋忠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说，有了法，还有个执法问题。法律是行动的准则，执法的人必须秉公无私。现在我国司法人员的素质还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要提高他们的素质，使他们不仅懂法，还要坚定无私地执法。
李大维委员（空军某航校副校长）说，要加强法律制度，维护律师权利，提高律师地位。要吸收优秀的秉公无私的人做司法工作。
马大猷委员（民盟中央常委、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说：当前，社会上发生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法制和纪律观念不强造成的。去年搞了许多“公司”，有的利用外汇差价，赚了很多钱，装进私人腰包，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失。这样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一方面要坚决执行法制；另一方面要完善法制，对广大干部要有遵纪守法的要求。建议今后对打击经济犯罪也要象打击刑事犯罪一样，采取有力措施，对违法乱纪者严加惩处。
北京的服务态度亟待进一步改进
高体乾委员（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说，北京的服务态度为什么老是得不到大的改进？报纸上经常对此进行批评，但是成效不大。我上街见到一些服务员的恶劣服务态度，就感觉不是滋味。我认为，应该深入进行教育，拿出果断严厉的措施，严格整顿这种不好的风气。
纳忠委员（北京外语学院阿语系教授）说，北京有些服务员的态度实在太差。他们对老年人的态度十分恶劣，我简直不敢去买东西，心里老是担心挨他们骂。有一次，我在魏公村一家水果店买苹果，一位女服务员给我找钱，我没有看见。我问她，她骂道，“你瞎了眼啦！”我赶快回答“对不起，我没有看见。”她又说了一句：“废话”。对北京的一些服务员的恶劣服务态度，不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确实是难以纠正的。（附图片）
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的委员们连日来进行分组讨论。图为九三学社的委员在认真讨论会议文件。
本报记者 沈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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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树春深更著花”
——访九十二岁的全国政协常委孙越崎
本报记者 于宁
4月1日人民日报《今日谈》专栏发表的一篇文章称赞了孙越崎老人。
日前，记者到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的民革代表团的住地访问了他。
我们请孙老谈谈参加这次会议的感想。他想了想说：“邓颖超主席的讲话讲得好，赵紫阳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讲得好，很鼓舞人。我虽然年过九旬，好比一支残烛，不过还是愿意为祖国的四化大业、统一大业多发些光和热。”
孙老原名孙毓麒，由于对袁世凯亲日卖国不满，改名孙越崎，志在使灾难深重的祖国“越过崎岖，而达康庄”。他一生的历程也是异常崎岖的。他一共上过三个大学，先是天津北洋大学，因为参加“五四”运动，被校方开除了，以后又上北京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学采矿专业。三十多年前他曾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对旧中国重工业的发展起过相当的作用。
早在三十年代他曾整顿焦作煤矿，使之起死回生。抗战爆发，日寇进逼中原，他把焦作煤矿全部人员、设备迁到重庆，支持抗战。四十年代初，他到西北的戈壁滩主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玉门油矿。建国前夕，他不顾蒋介石的高压，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毅然主持资源委员会一百多个国营重工业企业和三万多技术人员弃暗投明，拒迁台湾。
谈起往事，孙老感到欣慰，他说：“在中国两次大动荡的关键时刻，我都做出了正确的抉择。”
解放后，孙老积极加入建设新中国的行列。但是1959年以后，由于不难理解的原因，他不得不停止了工作。一停就是二十年。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伟大祖国冬去春来，孙老担任了煤炭部顾问，1983年又被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建设组组长。孙老无限感戴党和人民的信任，焕发出异乎寻常的青春活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和经济建设组的其他委员一道东奔西走，调查咨询，提出一系列很有价值的建议：
1983年8月，他西去包钢调查，建议：改革管理体制，实行钢煤电联营。
1983年底，他到华北油田、河北蔚县煤矿调查，建议：在蔚县煤矿建坑口煤气厂，用管道把煤气直送北京，以解决首都人民的需要。
1984年3月，他和戎子和等同志去重庆调查，建议：调整我国的运输结构，让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管道协调发展。
1984年秋天，他到深圳、珠海特区调查，又对加速特区的建设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孙老和其他同志的这些建议受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及有关地区、有关部门的重视，有些已被采纳付诸实施。我们问孙老，今年又准备做几件什么事。他说：“初步计划先去调查重庆至武汉的长江航运情况，为解决交通运输紧张的问题提些新的建议……”
两个半小时不知不觉过去了。孙老侃侃而谈，毫无倦意。我们惊羡于他那健旺的精力，更深深敬佩他那真诚为国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