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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制订继承法的必要性
——访人大代表、中国法学会会长张友渔
本报记者 刘虔 晓渡
提交全国人大六届三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草案）》，是我国具有民族特点的第一部继承法。
为什么要制订继承法，制订继承法的依据和原则是什么，实施继承法有什么意义？
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走访了我国著名法学家张友渔。
张友渔说，这些问题我们也曾讨论过。一般地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要消灭私有制的，因而是不保障财产继承权的，《共产党宣言》里就讲到要“废除继承权”。但是，马克思也说过要辩证地看问题，不是要通过废除继承权来实现社会主义，相反，是在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进程中，逐渐消灭继承权。所以不能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要继承权。“文革”期间，张春桥等人的“左”的论调，不仅是对共产主义教条式的解释，也是对现阶段社会主义的歪曲。要达到消灭继承权，首先要保护继承权。
说到这里，张老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因为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一定要科学地有步骤地进行。1954年宪法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承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到1956年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才取消了这种所有制。现在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是两种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一是全民所有制，一是集体所有制，同时还承认个体经济的存在，并保护它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包括某些法律允许的生产资料。至于个人的消费资料，一般都属于个人所有。这就必然产生财产继承权的问题。到了共产主义，人们能够各取所需了，私有制消灭了，继承权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张友渔说，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社会还不可能完全满足人们生活上的需要，因而父母对儿女就不能不承担一定的抚养责任的条件下，也必然会存在财产继承的问题。假如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假如不能把财产留给后代，人们就不会去创造和积累财富，这对当前社会发展是不利的。所以保护继承权有它的积极意义，否定继承权的观点不可取。当然，儿女不能依赖继承权来生活，而要努力奋进，以自己的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
张友渔说到，现在家庭不仅是消费单位，也是生产单位，特别是农村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后，保护家庭的私有财产，就更有其重要意义了。他说，中国的家庭结构也在逐渐缩小，但现在三代同堂的家庭还不少。对继承权必须用法律形式来保护。没有继承法，对于当前某些家庭出现的财产纠纷，处理起来就没有准绳。所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保护继承权，制定继承法，有利于安定人心，加强人民的团结，有利于发展生产，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的继承法，既讲血缘关系，也尊重我国的传统习惯。在法律表现上，资本主义国家是以遗嘱继承为主，而我们是以法定继承为主，但也承认遗嘱继承的法律效力，并规定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不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我们承认继承权，制定继承法，不是作为最终目的，而是适应实际需要，为了将来消灭继承权。但现在还需要保护继承权。
张友渔最后说，法律的制定，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现在提请人民代表审议讨论，将使它更趋完善，而要付诸实施，遇到的困难肯定会很多，特别是在农村。这就要求我们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法律工作者在处理财产纠纷时，要认真做好调解工作，向当事人宣传互谅互让的精神，宣扬我国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纠纷一定要诉诸法律时，要严格依法办事。要使我们的继承法不仅是保障继承权的有力武器，也是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精神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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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积极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搞好农村改革支持城市改革
——六届人大三次会议采访札记
本报记者 黄文福
随着城市改革从点到面的铺开，农村也开始全面调整产业结构，这是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后的第二步改革。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首先要处理好粮食生产和发展多种经营的关系。人大代表、安徽省副省长孟富林认为：粮食是农业的基础，无论如何也不能丢。近几年不少地方出现农民
“卖粮难”，这只是低水平上的过剩。河南代表、信阳地委书记赵风羽和新乡县七里营乡刘庄党支部书记史来贺，都赞同这种观点。赵风羽说，信阳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搞改革不能离开“农”字，调整产业结构不能放松“粮”字，要在改良品种结构上下功夫。史来贺算了一笔帐：全村上千头大牲畜、一万多只鸡，饲料粮就要五十万斤；乡村工业搞食品加工也需要粮食五十万斤。如果再发展有机化工工业，需要的粮食就是上千万斤了。他说：“粮食多了以后，关键是搞好转化。”
我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和地理条件差异很大。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上必须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人大代表、河南省委副书记刘正威对记者说，河南从五个方面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立足点就是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河南小麦产量多、质量好、销路广，省里决定扩大小麦面积，改良品种、主攻单产，做到“小麦一季保全年，夏抓粮食秋抓钱。”甘肃的人大代表说，胡耀邦同志视察甘肃时提出要走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治穷致富的路子。甘肃去年起步后，有了很大突破。尤其是中部干旱地区，草木覆盖面积增大，一些地方燃料紧缺的矛盾已趋缓和。
人大代表、江苏省省长顾秀莲介绍说，江苏乡镇企业去年总产值达二百三十六亿元，超过了农副业产值，接近广州、重庆两个大城市工业产值总和。去年，江苏有二百八十一万劳动力从耕地上转移出来，占农村劳动力的11％以上。江苏的经验说明，“无工不富”。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重要问题。
农村经济蓬勃发展，使城乡商品交换日益增多。大力发展运输业、商业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实行农工商运综合经营，已成为农村亟待解决的问题。重庆市有十五万城乡专业运销户，每天有大量鲜肉、鲜菜和其它农副产品，通过这些运销户，从周围四十多个县运进城里。但在许多地方，第三产业还是薄弱环节，以致于买难卖难的状况严重存在。山西代表申纪兰说，平顺县去年党参大丰收，总产量达二百五十多万斤，价格从两元多一斤降到八角一斤还卖不出去。农民产前和供销社订的合同成了一张废纸，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代表们希望国家积极鼓励农民根据自愿互利原则，在加工、销售、运输等领域中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和联合经营。希望城乡互相配合服务，城市敞开城门，农村打开寨门，促进商品交换。
记者在采访中还听到，代表们对农村改革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意见。他们认为，农村第二次大改革如同城市经济改革一样，任务艰巨，情况复杂，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新的问题。人大代表、江苏省委副书记孙颔说，在扩大市场调节、进一步放活经济之后，农民面向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国家将主要依靠经济手段对农业实行计划管理，干部和农民对此都要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同时，农村改革涉及到复杂的外部关系，需要各方面配套改革。在调整产业结构中，由于农村对国内外市场信息不灵，有可能产生某种盲目性。加上农村目前在能源、交通、人才等方面受到的客观条件限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农村改革一要坚定不移，二要精心指导，三要从当地实际出发，尊重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尊重农民的意愿。应允许各地有先有后，有快有慢，不能一哄而起，搞齐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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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革使我省生机勃勃”
——甘肃两位女人大代表谈感受
本报记者 舒小骅
在我面前的是来自甘肃的两位女人大代表——杨拯美和杜颖：一位是已故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之女、甘肃省原轻工业厅副厅长，一位是年富力强的省粮食局副局长。说起话来，杨拯美快人快语，杜颖细声轻言。谈到改革时，两人感受却一样：“改革使我省生机勃勃。”
“我省工业近几年发展很快，特别是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效果尤其显著。去年全省轻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7％，重工业增长了10.8％，二者比例比较协调。”杨拯美谈到甘肃轻工业的大好形势时，认为最突出的是企业发生了三个变化：一是企业从生产型开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由于近年缩小了指令性计划，扩大了市场调节，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改变了产品结构，使过去滞销的产品变成了畅销货。她举例说，过去甘肃的毛纺产品一度积压，卖不出去，现在却供不应求。原来只管原材料供应的供销部门现在也积极抓经销工作，先后在深圳、西藏等地建点，为甘肃的毛纺产品开拓了市场。
“二是企业从封闭式走向了开放式，广泛与国外和兄弟省市进行技术交流。仅全省轻纺行业正在引进的技术项目就有三十多个。三是企业开始打破行业界线，加强横向联系。有的轻纺企业与其它行业的工厂联合，共同生产家具、服装。天水市的绒线厂牵头成立了一个由四个地区、十七个国营和集体企业组成的联合公司，准备把针织横机扩散到千家万户。”
杜颖列举了几个数字，说明土地瘠薄、十年九旱的甘肃省自改革农业经济体制以来，形势一年胜过一年。1983年全省粮食产量达到一百零七亿八千万斤，比1982年增产十四亿斤。去年，尽管部分地区受灾，粮食产量仍与1983年持平。农民交售粮食的商品率1979年为12.4％，1983年已上升到20.7％。这在甘肃农业史上是罕见的。
“改革推动了生产，生产促进了流通，流通加速了转化，转化刺激了消费，消费又进一步促进了生产。我省的农业经济现在开始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杜颖谈到人民群众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食品的要求也由粗到精，从单一到多样，从只求吃饱到开始注意营养。面对群众的需要，甘肃省87％的城镇粮站开办了食品加工业务。同时53％的农村粮管所兼营起养殖业、种植业，58％的粮油加工企业中增添了食品、酿造等项目。一些乡镇企业还和农民联营加工豆制品。有的粮管所热情为农民专业户提供饲料，联营养猪。这些改革措施都加速了粮食的流通和转化。
在谈到甘肃省工农业大好形势的同时，杨拯美和杜颖都认为当前各级领导一定要象赵总理所说的那样，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比赛增长速度的现象，保持冷静的头脑，正确处理好速度和效益、数量和质量的关系。甘肃省一些地方已经冒出了“萝卜快了不洗泥”的苗头，某些生产紧俏商品的企业只求产量，忽视质量，不讲社会效益。若不及时纠正这种倾向，就会妨碍改革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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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了培养本民族的花朵
——访人大代表、大理白族自治州州长钟振川
本报记者 段存章
“我认为要把眼光放远一些。振兴少数民族的经济，首先要抓人才。比这更重的是建立自己的民族教育体系，培养好后一代，这才是真正的后劲！”
当我笑着问他如何抓少数民族教育时，这位乌发浓眉、体格健壮的中年知识分子微笑着谈了以下的情况：他是白族人，六十年代毕业于四川农学院，上任当州长不到两年。“为什么抓少数民族教育？那是刚上任时，看了人口普查资料，使我大吃一惊：全州二百七十一万人口，文盲占42％。在校的和已毕业的大学生，万人中只有十八个，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万人中有大学生一百一十八个。这个数字引起了我的深思和不安，并下决心要为本民族教育出把力。”
“抓民族教育，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山区教师数量不足，水平不高。从1983年起，我们的大理师范办了民族班，招生三百名，学制三年，培养小学教师。大理农校办了一个五十名学生的师资班，也是学制三年。我们还办了下关师范专科学校，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六百名，培养中学教师。现在，我们正在积极筹办民族师范，计划招生六百名，为山区培养民族小学教师。”
“目前我们虽然还穷，困难很多。但群众克服困难的办法很多。”钟振川激动地讲了两件群众自力更生办学的新事。洱源县风羽区小学房屋破陋，群众集资十万元，国家补助四万元，盖起一座十分漂亮的三层教学楼。大理州剑川县城南小学盖校舍没有钱，本村基建队的农民就搞义务劳动，没花国家一分钱，学生进了新教室。
钟振川讲到他领导教育工作的体会时说：“我有个笨办法，就是到学生的食堂、宿舍、教室里看，到教师的家里去。”有一次，他和云龙县的教育局长夜访县城一座小学。孩子们自学时，电灯时停时灭，每人手里拿着一支蜡。原来是电线坏了没钱修，钟振川当下就解决了。去年11月人民日报报道了钟振川重视人才的事迹后，他先后收到各地一百多封来信，已经有五十多名教师自愿到大理州任教。这次人代会，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又有四名学生上门找钟振川，准备毕业后到边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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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快经济立法 保障对外开放
——访人大代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明
本报记者 于国厚
“我赞成陈丕显副委员长代表人大常委会作的报告，只有加快我国经济立法工作，才能保障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明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广东有三个经济特区
（深圳、珠海、汕头），两个开放城市（广州、湛江）和海南岛、珠江三角洲两个经济开发区，尤其是深圳特区，在对外开放和改革方面起步较早。在涉外经济活动中，我们发现，外商并不注重某个项目是某领导人批的，而寻求法律保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大制定了一些经济法律，国务院颁布了一批经济法规，但是，还不能适应经济特区发展的需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协同有关部门草拟了《广东经济特区条例》。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时批准了这个条例，由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颁布施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同时，我们按照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赋予的职权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先后制定了二十五个地方性法规，其中九个是关于深圳特区建设的。”
谈到这些法律、法规产生的效果时，钟明说，1984年前来投资的客商大为增多，投资总额六亿五千万美元，比1983年增长93％。
钟明代表认为，我国经济立法现在还不完备，应该加快立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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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协副会长正果法师强调
佛教徒要热爱祖国
本报记者 武培真
“佛教徒要热爱祖国，要立正气、讲文明，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好公民，为维护法纪、富国强民多做贡献。”参加此次政协会议的七十三岁的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正果法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了这一席话。
他对记者说：建设两个文明，纠正各种不正之风，对于国家振兴，民族统一，社会安定，人民幸福，非常重要。佛教徒也一样，必须遵循这些大原则。历史上，玄奘法师、鉴真法师等众多的僧人，都做了许多爱国爱教、讲正义、讲文明、扶正除邪、交流文化的好事，这种好传统应该发扬光大。爱国，当前就是要支持国家改革、对外开放和民族统一，就是要为创造最良好的社会环境贡献力量。削发不忘国家，信佛不讲迷信。不能因为当了和尚，就可以不关心国家大事、追求个人安乐。
正果法师在记者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下面两句话：“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这是他巡视各地寺院时讲解的观点。他说烧香拜佛，这是各地寺院的寻常礼仪，但信佛不能讲迷信。算卦、占卜、求签等等封建迷信活动我们反对，不能搞这些活动。寺院要讲文明，佛教徒接触群众很多，要做文明的宣传者。
正果法师还特别希望佛教徒多参加体力劳动。他说，许多寺院都有土地，应该多种茶、栽树、种庄稼。通过劳动，为国家创造物质财富，也锻炼自己的品德。“天下名山僧占多”，各地佛教徒，要通过辛勤劳动把祖国河山装扮得更美丽，把寺院建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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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徐铸成两天一篇稿
中午，远望楼宾馆，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的委员们正在午休。在八层楼的一个客房里，一位七十多岁的委员却在伏案疾书。这位老人就是上海《文汇报》顾问徐铸成。
他正在写评述中国经济形势的文章。在下午三点小组讨论会前，这篇稿子又投进了邮筒。有人算了一下，徐老在会议期间每两天有一篇文章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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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让更多人了解中国
一天晚饭过后，政协委员沙博理在远望楼宾馆与妻子凤子通了电话。凤子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你写的那本《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中译本马上就要出版了。”
对沙博理来说，这的确是个喜讯。这本书记述了这位已经加入中国籍的美国人在第二故乡三十多年来走过的道路。他原来是用英文写成的，一九八○年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后，在美国受到广泛欢迎。因而，朋友们建议他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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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图片新闻
国家事，事事关心
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的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兼执行局主任方荣欣（前左）与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大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烈宇（前右）在小组会上讨论问题。
本报记者 沈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