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4月7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统一认识 保证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六届人大三次会议部分代表发言摘要(四)
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江西代表王实先说,在国民经济计划中,要搞好综合平衡和预测。只要宏观经济控制住,就可防止出现大的问题。当前,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不足,仍是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家在这方面虽然集中了相当资金,但还不够,建议今后集中比现在更多一点的资金,加快这方面的建设。为了防止盲目追求产值和比赛增长速度的现象,建议有关部门严格按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总产值和净产值,对那些改头换面的新产品和乡镇工业产品产值的计算,要去掉水分,防止虚假和浮夸。
青海代表张文豪说,经济要起飞,能源要先行。我国水力资源丰富,得天独厚,搞水电优越性很大。建议国家增加水电建设投资。建设青海李家峡水电站有六大有利条件:地质地形条件好,工程量小,投资省,淹没损失小,易于施工,交通方便。建议国家将李家峡水电站的建设准备工作安排在今年进行,作为龙羊峡水电站的后续工程,连续开发,实行大流水作业,可以缩短工期,提高经济效益。建议国家在黄河上游青海段成立水电开发公司,将水电建设和管理统一起来,利于以电养电。拉西瓦峡水电站也应考虑尽快上,不然到2000年以前起不到作用。
吉林代表赵修说,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必须认真解决好经济工作中的矛盾。吉林省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粮食转化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去年我省粮食征购一百七十亿斤,加上原有库存将达到二百八十亿斤,扣除城市消费和国家调出,还将库存一百五十亿斤,需要我们自己消化。但是,靠省内现有三十亿斤转化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继续发展粮食生产的前提下,狠抓畜牧业和食品工业,把粮食转化成肉、蛋、奶,推动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畜牧业发展了,反过来又促进粮食的发展,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工业方面,在抓好企业基础工作的基础上,主要是搞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向改造要速度、要效益。我们应广泛发动职工群众,在革新挖潜、降低消耗、提高经济效益上下功夫,这才是企业的真本事。
港澳代表李耀祺说,搞好经济体制改革,要抓好两条:一、要正确处理好特区和港澳地区、内地和港澳地区的关系。当前港澳同胞对炒卖外汇、多渠道出口、结识了新港商就忘了老客商、内地盲目向澳门输出劳务等有意见。解决办法:(1)内地和港澳加强互相了解,通过改革解决弊端,引进资金、技术、人员要加强计划性;(2)劳务工作要加强对港澳和国际市场的调查研究,产品出口要考虑港澳和转销地的需求量,有关部门对出口限额要严格把关,不能竞相削价出口;(3)在结交新朋友时不能忘了老朋友,要照顾老客商的利益;(4)严格取缔炒卖外汇;(5)严厉打击走私活动。二、在改革中要注意政策的连续性,加强经济立法工作,坚决纠正不正之风,但不走回头路,使港商、外商放心同我们做生意。
港澳代表吴康民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公布后,全国各地出现了“香港热”,许多省、市都派代表团赴港,提出许多项目,争取港商投资。其中有的没有很好研究,不管条件具备与否,都想到香港去占个据点,还有些单位向港商示意,要求港方邀请自己派代表团赴港考察,这些情况影响很不好。
上海代表江建人说,建筑业要面向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要充实建筑队伍,提高技术装备水平,提高职工素质。在完成国内建设任务的同时,要大力组织劳务出口,这不仅支援了第三世界的建设,又可为国家创造更多外汇,还可扩大劳动就业,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要大力推广。这方面我们远远落后于国外,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大力组织这项工作,争取在短时期内有所突破。建筑业是一个薄利企业,不能与其他工业企业同等对待,向建筑业收取的工商税税率过高,建议有关部门慎重考虑。
广东代表汤秉达指出,当前黑市买卖外汇很厉害,有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都这样干,甚至国家银行也卖议价外汇。在深圳、珠海每天都有许多人炒卖外币,影响很坏。许多华侨、外籍华人为了不使侨眷吃亏,直接把外币带进来,导致侨汇下降。应采取严厉措施,取缔炒卖外汇。同时,禁止外币在内地包括在特区流通。
辽宁代表马大沛说,对外开放要保护民族工业。现在有一种倾向,好象什么都是外国的好,外国的先进,都要外商来办,这种倾向值得注意。我是搞建筑的,最近到过美国,发现国外建筑业并不比我们强多少,他们能干的工程我们也能干。可是目前在国内建筑业吃不饱的情况下,国内有些单位的工程非要找外商来干不可,国内建筑公司不同外商联合就不准参加承包工程。各国都有保护本国民族工业的政策。我们在引进外资和国外技术方面也应当制定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
河南代表王国权说,资源开发要稳步前进,要从长远利益出发,为子孙后代着想,不要一股风,大中小矿一齐上,要吸取“大跃进”的教训。
改革教育科技体制培养四化建设人才
福建代表张文裕说,发展教育培养人才,首先要彻底改变传统的陈腐观念。几千年来,我们只重视书本知识、只重视演绎推理,而不重视科学试验。科学试验是科学的基础,科学规律是从科学事实来的,科学事实又是从科学试验来的,离开了科学试验,科学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国家的科学落后,与这种陈腐观念恐怕有很大关系。因此,我建议我们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都要重视科学试验。
江苏代表杨詠沂说,对教育改革在指导思想上要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教育的产品是人才,应把能否多出、快出人才,培养高质量的人才,作为衡量教育改革的最主要的标志;二是必须改变长期来学校教学重传授知识、忽视培养能力的传统教育思想。一方面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一方面进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双管齐下,才能培养出适应四化需要的具有创造、开拓精神的新型人才。
台湾代表郭平坦说,为了适应我国将来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现在就必须注意抓好社会科学教育,把经营管理、经济、商业、法律方面的教育工作抓紧做好。比如在法律人才方面,我国共需二百万人(司法工作人员一百万、律师一百万),而我们现在每年只培养三千人,加上函授教育也才三万人,如果按目前的培养速度,何年才能培养出二百万人?
四川代表丁厚昌说,国内基础科学的研究,要给予足够的重视。有的大学把戴帽中专并进去,只图大学牌子,不能保证质量,建议教育部研究改进。
江西代表刘运来说,我国教育有四个赶不上:一是教育的法制建设,赶不上国家法制建设的步伐;二是教育结构的改革,赶不上四化建设的需要;三是教育事业的投资,赶不上事业的发展;四是师资队伍素质的提高,赶不上教学任务的要求。所以,我认为教育的振兴,必须抓立法,抓改革,抓投资,抓队伍。
福建代表陈日亮说,教育体制改革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普通中学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现在的体制,有点“万般皆下品,唯有大学高”。学生一考上大学,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因此,大家争着考大学,出现了“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现象。这种现象给我们办普通中学的压力很大。为了追求升学率,就不断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使学生的体质不断下降。学生就死读书、读死书,出现了许多“高分低能”的学生,这个问题再不解决,对于我们国家的四化大业,是极其不利的。
江苏代表曹琬说,教育改革除了解决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的问题外,还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大力发展师范教育,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教师的质量不提高,一切改革都要落空;二是要不断增加教育投资,特别是要合理分配高、中、初三级智力投资的比例,加强基础教育;三彻底改变社会上“万般皆下品,唯有大学高”的风气,和“一张考卷定终身”的制度。
天津代表杨坚白说,应该较多地增加文教经费,把教育做为战略重点,单独立户,要保证教育单位提高教育质量开支的需要;国务院要明确规定教育经费不能挪用,违者受法律处分;学校行政费也要节约10%,但不上交,应从行政费转为教学设备费。教育经费不能只看增长数字,还要看学校实际支出情况。
江苏代表陆埮说,在高等学校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有些学生在高中阶段拚搏三年,一进大学就放松了,有些学生对跳舞入了迷,连课都不上;有些毕业生不愿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只想“天南海北”。因此,对青年学生一定要加强理想和前途的教育。
陕西代表谈维煦说,对于一些重大改革措施要有章法。该定标准的,先定标准;该定条件的,先定条件;然后放开。管要有章法,放也要有章法。譬如,陕西现在申请自办大学的有四十来个。国家对办学条件和审批手续没有具体规定,市可以批,区也可以批,有的连教师、设备等基本条件都不具备,也批了,教学质量没有保证。社会办学,特别是自办大学应当有个条件和规定,就是说应该有个章法。有了章法还要严明纪律。
河北代表张洽说,应重视发展中小学教育。现在小学生升初中难,初中生升高中难。邯郸市如果中学校舍不增加,将有30%的小学生升不了初中,40%的初中生升不了高中,这是普及中等教育的一大障碍。有些大单位自己办学,缺乏教师。在校教师有三分之一不合格。中小学教师很辛苦,待遇却很低,造成师资外流。
福建代表卓忠疆说,现在办职业学校普遍叫喊没有师资,没有设备。但一方面人才奇缺,另一方面人才浪费现象也不少。这次我们视察,发现一些工厂大学毕业的科研人员在干一些本来由中专生就可以干的工作,如描图等。这就是浪费。
贵州代表傅北萍说,社会上办学,骗钱的不少,应整顿;许多学校拿相当精力办校外班、辅导班、培训班等,正规教学质量下降,主次倒置,滥发文凭,这会误国误民误人子弟。教育部门对此应有个态度,以集中力量把现有学校办好。
西藏代表达瓦更巴说:我们阿里地区最偏远,最缺乏人才。这两年我们想学内地招聘的办法,但有些人要价太高,请不来。要从根本上解决人才问题,还是要立足于自力更生,自己培养。不能等、靠、要。
西藏代表普芝说:西藏人才缺,主要是教育工作跟不上去。这次开会之前,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曾组织代表视察改革的情况,听了教育部门的汇报,也到一些学校实地视察过。西藏的教育工作困难不少,最突出的是师资问题,数量少、质量低。这些问题都应该在教育体制改革中认真研究解决。
四川代表史志义说,民族地区人才奇缺,但当前仅有一所西南民族学院是面向西南的,建议办一所四川民族学院,培养一批民族干部和各类建设人才。
四川代表降央伯姆说,为了发展民族文化,应该大力提倡使用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字,以利于培养本民族人才。
内蒙古代表才吉尔乎说,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问题要采取切实措施:(1)把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做为开发这些地区的重点;(2)扩大招生数;(3)定向招生,定向分配;
(4)对支边的知识分子应给予特殊照顾;(5)重视中小学的基础教育,适当增加教育经费,给予扶持。
安徽代表沈时悦说,现在人才流动不合理,许多人从小城市流向大城市,从大城市流向国外。建议加强对科技干部的管理,制定切实的管理办法,对新分配的大学生应明确规定工作几年才能调动。
四川代表杨凤说,开放技术市场是对的,但不能把知识、人才也商品化,有的地方发展到冲击国家计划,有钱就可以买到知识,买到人才。国家分配到少数民族地区和山区的人才,都不愿去,这样继续下去,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建设。
江苏代表李德桃说,对教育、科技人员搞第二职业问题,要规定正确的政策。脑力劳动是很难区分八小时内还是八小时外的,而且现有知识的运用是长期积累的结果。现在承担主要科研、教育任务的人无法搞第二职业,得不到收入分成;相反有些在教育科研上不很称职、不挑重担的人,搞了对外服务,奖金却很多。这是一种很不合理的现象。
湖南代表程宏盛说,为了保证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要提高科研成果的价值;二要适当解决不直接参加课题研究活动而从事基础工作人员的待遇问题;三要解决科研机构内部“办社会”、负担过重,非科研人员比重过大的问题;四是科研单位取消事业费后,对开发新的项目,国家应拨给一定经费。
湖北代表陈秉林说,我国科技体制一是封闭,二是统得过死。科技人员过多地集中在研究机构,造成科研与生产脱节,这个问题要解决。人才应该流动,现在是只向上流不向下流,只向城市流不向山区流,哪里的待遇高就往哪里流。有的单位用重金挖人才,这很不好,国家应该规定。科技人员业余兼职,收入归己,是正确的。但有些人晚上捞“外快”很带劲,白天上班打瞌睡,影响工作,这是不对的。
山东代表杨洪贵说,要正确掌握干部的“四化”标准。一,要全面理解干部“四化”标准,光强调年龄、学历有很大片面性。有的提起来了,不理想;而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力很强,但因为没有学历,不能提拔。这是一种新的框框。二,培养人才要从实际出发,做到定向培养。电大、函大招生不强调学用一致,工厂职工大量的上文科、新闻、法律等专业,形成一种“文凭热”,这样下去就带来一种新的学非所用的弊病。三,人才流动要合理。现在人才流动没有章法,一些地区和单位高价聘人,造成人才倒流。
江苏代表吴锡军说,科技体制的改革,一是有偿转让科技成果,开放技术市场,这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科技成果有商品属性,能通过转让转化为物质生产力,但它是精神产品,同时有推动精神文明的属性。科技成果可以商品化,科技人员的人格不能商品化,不能光为了赚钱,增加个人的收入,而应着眼于经济建设和科技事业本身的发展。二是对工厂企业,不仅要考核发展速度、经济效益,而且要考核技术进步的指标,规定每年新增的产值、利润中属于技术进步所取的比例。三是人才流动要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把人才流动和智力流动结合起来。四是现在规定事业单位的奖金不能超过一个半月,科研单位开展技术成果有偿转让后,肯定要大大超过,这需要规定相应的政策。五是建议采用现代化信息手段,建立全国性的政治、经济、科技信息网络,这是实施宏观控制的基本建设。去年第四季度某些方面失控,同信息反馈不灵也有很大关系。
搞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
江苏代表李宗瑜说,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不仅要讲经济效益,更要讲提高医疗质量,改进服务态度,强调社会效益。现在有的医院搞了承包,只顾搞钱,加重病人的经济负担,在群众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广东代表梅骅说,在改革中要坚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现在有的医院搞改革,不是把为人民服务放在第一位,而是赚钱第一,这样就走到邪路上去。
四川代表钱惠说,一些医院搞经济承包,医生给病人开贵药、多开药,提高收费标准,这样下去要走偏方向。医院规定多看一个病人,医生多得一份钱,是不对的,会使医生草率从事。医院改革主要应该是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服务态度,降低费用,减少病人负担。
北京代表王玉章说,中医医院的改革一定要突出中医的特点。现在中医医院的病房,完全是西医的办法。因此,在改革中,治疗要恢复中医的办法。培养中医接班人,最有效的办法是中医带徒弟。中医医院的院长应该由老中医担任。
北京代表严仁英说,医院为多收费,搞些奖金,不管病人是否需要,都要查这查那,这也是不正之风。卫生部一位同志说,收入少了,可以出去私人开业。我觉得这话不对,医院改革的思想应该统一到为人民服务、为四化服务上来。
北京代表王群说,最近卫生部有一个文件说,办医院不单纯是社会福利,听说还要允许大夫去自谋职业,晚上去搞私人开业,这样提倡就搞歪了。现在医院也搞包干,一些该办的事没人干。
北京代表诸福棠说,医院改革应该贯彻自力更生的精神,国家补贴不是个好办法。北京儿童医院开办了三十五年了,每天门诊两千至五千人,门诊人数越多越赔钱。
北京代表董建华说,中医经费太少,全国二十四所中医学院的经费,抵不上一个南京工学院。卫生部经费给中医的极少。中药应归卫生部管。目前世界各国都很重视中医,尤其是日本,而我们国内阻力很大。建议在卫生部成立一个中医药总局,经费专款专用,中医才有希望发展。中医的职称问题也要解决。现在中医后继乏人,建议成立一个研究生部,招研究生班,多培养一些高水平的博士、硕士研究生。
浙江代表林泽萱说,搞改革不能乱搬乱套,要从各行各业实际出发。比如,医院搞承包后,往往只考虑完成各项收入指标,不顾病人是否需要,乱开贵重药品,甚至开给双宝素、人参精、珍珠霜,造成很大浪费,于国于民都不利。医疗单位的改革方向应是提高医疗质量。有的行政单位搞了承包,应出差的不出差,应开的会不开,把钱省下来发所谓“节支”奖。有的学校搞了承包,在学校办招待所、开商店、教职员工当服务员。一些科研单位,如果搞经济承包,长远基础科研项目就不会有人去搞。搞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促进教育、科研和卫生事业的发展。医院、学校、科研单位不宜搞承包。
辽宁代表陈淑珍说,现在六十岁以上的医学教授、专家都要退下来,不少人身体很好,还能做些工作,有的想办学校,有的想开门诊,有关部门应当把他们很好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作用。
文化宣传应注重社会效益
天津代表于淑珍说,中国应有自己的艺术特色。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前所未有的,文艺改革更是没有样板可循,究竟如何改革还在摸索前进,因此,在试点过程中应允许成功,也允许失败。要随时总结经验,成功的加以推广,失败的及时纠正,以加快改革的步伐。不同的文艺形式、流派及风格都应占有一席之地,但发展什么,提倡什么,每个国家都应有自己的侧重,在中国十亿人口的土地上应该有自己的艺术特色和道路。对不同的艺术品种和剧种应有不同的对待,一律讲经济效益是不恰当的,艺术还是要首先讲精神效益。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文学艺术还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四化服务的。文艺演出团体的改革,要讲经济效益、精神效益,要精简机构,但结果却是国家补贴几倍增长,人员有增无减,演员收入有所提高,但节目质量却有所下降。个别地方随意抬高票价,已引起群众的不满。
湖南代表吕骥说,文化艺术部门一定要对社会负责、对青年负责。必须采取措施,严格禁止街头小报、黄色书刊和不健康的录相的流行。
北京代表侯宝林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文化艺术工作没有谈,我们很着急,很担心。现在我们国家土生土长的艺术有些不景气;到处是流行歌曲,“激光、伴舞加冒烟”。我们的民族艺术,在海外很受尊重,在国内却受不到重视。祖国的宝贵遗产要整理,中华民族的文化要发扬。我们认为,中华民族文化首先是继承,我们的艺术首先要有民族特色,而后才是创新,不继承对子孙后代无法交代。如果现在不重视,到了2000年,老一代不在了,再回过头来抢救就晚了。这是关系到把人民群众引导到哪里去的大问题,希望中宣部、文化部、广播电视部重视这个问题。
江西代表胡燕玲说,现在录相带管理不严,有些内容很不好,对青少年影响很坏,直接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目前已经从城镇发展到乡村,有的靠放录相成了万元户。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加以解决。
上海代表周海婴说,城市文化建设如何紧紧跟上经济形势的发展,这对宣传和文艺部门带来了新课题。对不健康的东西,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管理。开放不等于不要管理。现在广告充塞于电视台节目,我认为这是不严肃的,象日本的国家台就不播广告节目的。
上海代表潘其槐说,现在从电影到电视节目,武打片太多了,中、小学学生看了都去模仿,不利于青、少年成长。不如把制作这些片子的钱用来丰富电视节目或者进口一些象《女奴》、《阿信》这样的电视片。
山东代表辛显令说,当前文艺作品反映改革的不多,而商品化的文艺却很有市场。要用文艺来反映改革的深化过程,用文艺这个武器来打击不正之风,为改革服务。
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台湾代表林丽韫说,现在说起知识分子,好象只有从事科技文教卫生工作的才属于这一范畴,党政机关、群众团体里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做政治工作的知识分子不受重视,被称为“万金油”,这使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受到影响。做政治工作也是一门专业,希望这方面有个统一的规定,以利于更好地开展工作。
台湾代表刘彩品说,我觉得现在四十岁至五十岁的知识分子是最可怜的,有些人的实际收入还比不上工人和农民,这也是促使某些科研和教学单位办公司以增加收入的因素。希望在评定职称和工资时,莫忘了那些做“铺路石”的无名英雄。在自然科学领域,有些人能“冒尖”,是在许多无名英雄的辛勤工作的基础上取得成果的。
西藏代表仁增旺杰说,西藏专业技术干部缺,党政干部也缺。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进藏的汉族老干部和藏族人民感情深厚,但这几年对这批老同志的具体问题解决得不好,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对长期在藏工作的汉族干部,中央是非常关怀的,但他们的具体困难到了有关部门和省、区很难解决。这些同志都是工作骨干,他们的思想情绪对新干部和藏族干部都有影响。对此应引起注意。
安徽代表佟元贞说,现行的职工离退休的规定限制了一些老工程技术人员发挥余热。我建议对身体好的工程师退休年龄可放宽到六十五岁,高级工程师可放宽到七十岁。
机构要精简作风要扎实
山东代表赵喜明说,现在领导干部下去检查工作,层层派人陪同,形成车队。被调查的人不如调查的多,往往了解不到真实情况。
山东代表吕鸿宾说,现在下边形式主义严重。如搞卫生大检查,在七、八天前就作准备,把厕所扫干净停止使用。应当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
山东代表李钟平说,现在企业和机关机构重叠,人浮于事。
广东代表陈书凤说,搞好经济改革,从中央到省地机关都要克服官僚主义、衙门作风,领导要多接触下面的干部和群众。现在州、县的负责人到中央和省里办事很困难,秘书挡驾,往往见不到领导同志。
陕西代表孙玉显说,这几年精简机构喊得很响,但人和机构越减越多。不少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浮于事的情况严重,这个问题应下决心解决。
甘肃代表李登瀛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苗头值得注意,就是爱听好的不愿听不好的。上面表扬高速度,下面追求高速度,容易造成讲假话、搞浮夸。好大喜功的经验教训不少,在大好形势下,要更多地注意存在的问题,这样较为主动。
四川代表陈先坤说,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风又有所抬头。1984年整顿企业,国务院提出要验收,本是好事。但下面在验收中,弄虚作假。在农村,有的县怕报产值低了,交不了帐,由县里加码40%上报。1984年是先定指标,然后按指标统计上报,盲目追求高指标。
批评与建议
河北代表张珍说,应该立即着手研究煤炭气化技术,将煤变成气,通过管道运到需要的地方。这样一可解决运输困难的问题,二可增加化工原料,三可提高煤炭热能利用率,四可避免环境污染。
广东代表石慧说,国内一些乡镇企业招收童工,对少年的健康有影响,应严禁一切企业招收童工。
北京代表芦增雨说,广大公安干警工作劳累、时间长,不少干警带病工作,但待遇很低。现在北京市流动人口多,治安任务繁重,可是因为待遇低,招工招不上来。
北京代表耿玉玲说,清洁工人劳动强度大,条件差,待遇低,住房更困难。由于这些问题没有解决,有些人找不到对象。大家要求在这次工资改革中对清洁工人给予特殊照顾。
甘肃代表范锡朋说,多年来,野外地质人员的野外津贴标准三次降低,不利于地质工作者队伍的稳定。建议在今年的工资改革中应考虑提高野外地质人员的工资增长幅度。
山西代表秦力生说,希望国家要把环境保护,摆在应有的地位。在新的建设项目中,要有对废水、废气、废渣处理的相应措施。对旧的厂矿应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污染问题。
新疆代表巴岱说,新疆过去牧民收入高于农民,现在牧民收入普遍低于农民。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草场载畜量过重、草场退化;牧业与农业分离,成为单纯的畜牧业经济;牧区生产条件差、劳力过剩。建议国家组织有关人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制定一些有力的政策和措施,扶持畜牧业的发展。(附图片)
湖南代表贺湘楚(左二)在分组会上发言。本报记者 张雅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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