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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法治厂
——访人大代表龚雄
本报记者 戴玉庆
龚雄又到北京开人代会来了。这位一年前疾呼为企业“松绑放权”的福州铅笔厂厂长，现在已经是福州市副市长了。他一碰到记者，就亮开了嗓门：“有人说，新出现的不正之风根子在企业‘松绑’，微观不服从宏观了。这话不对。”
好一个快人快语。龚雄用铅笔厂的情况为自己的观点做了“注脚”。去年，这个厂没有发一件西服，也没有变相发什么“置装费”、“福利费”，奖金总额严格控制在政策规定的限度内。而铅笔厂恰恰又是全市第一批“松绑”的单位。
龚雄治厂有方，靠的是“法”。去年，龚雄在主管铅笔厂工作期间，特别强调四个字：“责、权、利、法”。他认为，“法”是维系宏观与微观的纲绳。有了“法”，一方面可以制约经济主管部门不能“政策多变”，只要企业遵纪守法，上面就不应束缚下面的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企业有了“法”，就必须谨慎行事，不至于松了绑就无法无天地胡来。这样做有利于宏观管严和微观放活。
为了做“守法户”，福州铅笔厂实行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年初他们在制定工厂的生产计划时，事先就测算和设计好了工资、奖金的合理发放限额，严禁突破。然后，围绕工资、奖金的实际分配，层层实行承包责任制。厂长、党总支书记只按普通职工计奖，不搞特殊化，并外带一条附加规定：如果厂内有职工违法乱纪，要酌情扣发厂长和书记的奖金。龚雄说，加上这条“尾巴”是为了上下一心共同守法。厂长、书记有特殊贡献，由上级主管单位在年终予以考核奖励；若是完不成任务或者违背了责任制条例，就地免职。另外，铅笔厂还要求“两位数”、“三同步”，即在企业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10％以上的同时，实现产值、利润、上缴税收的同步增长。这些制度和规定较好地处理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去年底，当有的职工看见外厂发西服和“年终奖”时，也向厂方提要求。厂领导坚决不同意，说工厂只能根据原来制订的合同考核工人的劳绩发工资、奖金，而没有义务发西服。“年终奖”更不能发，职工当月工作好，奖金当月发。奖金是按劳分配，不是“过年分配”。
“应该相信工人群众是通情达理的”，龚雄告诉记者，广大职工认为厂领导说得有道理，干活卖力气，拿奖金也硬气。去年，铅笔厂受出口铅笔政策性降价和原材料涨价等因素影响，合计减收八十四万元。厂领导一不在产品价格上打主意，二不靠滥发奖金和实物去刺激“积极性”，而是围绕“目标成本”，层层分解成本指标，压重担。科技人员和工人制造了一个机器人，把钱塞进它的嘴里，能自动出售铅笔，这个“推销员”很受小顾客青睐。结果去年全厂不但未减收，反而超额完成了承包任务。
“向你透个底”，龚雄乐呵呵地对记者说，“去年铅笔厂的奖金还结余了数万元哩！新上任的厂领导准备细水长流，使工厂更有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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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始终不忘自己的责任
——记全国政协委员杨纪珂
本报记者 曾祥平
在政协委员下榻的宾馆，几位会议的工作人员恳切地对记者说：“你们最好写写安徽杨委员那种为振兴中华忘我工作的精神，他在这次会议上日以继夜地工作，就国家建设中的问题写出十一条建议，受到与会委员的赞赏。”
他们说的杨委员，就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安徽省副省长杨纪珂。
杨纪珂是3月23日来京报到开会的。他来的时候带了一大摞材料，都是他近年发表在全国各地报刊上的文章和给上级写的调查报告，有五十多万字。 1983年他出版了《农业现代化的起步策略》一书，1984年又主编出版了《面临新挑战的科学技术》。这两本书都受到中央领导同志重视。这次他带这么多材料来，是想利用大会开幕前的两天时间，继续编辑第三本书《对策与战略》。
杨纪珂去年在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提了十三条提案，受到全国政协和中央领导同志重视，邓颖超同志在会上表扬了他。他深感自己参加政协会议的重大责任，决心把去年以来了解的国家建设中的问题写成提案，献计献策，向会议反映，共有一万五千多字。写完后又去征求别的委员的意见，许多委员风趣地说：“杨纪珂上了万言书。”
杨纪珂这次提的提案，中心是在国家建设中如何解决条块分割的矛盾。他说，当前国家建设中一个最大弊病是条块分开，使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他举例说，上海的钢铁企业分散在几个地区，生铁来自远地梅山，而梅山炼铁不炼钢，上海的炼钢厂又炼钢不炼铁，又有的厂开坯而不炼钢，有的又轧钢不开坯，分段生产、多级运输，每吨钢材的能耗总计达一点五吨标煤。针对这种情况，杨纪珂提出了十几条积极建议。
杨纪珂提的提案，都是经过精心调查、科学论证后提出来的。他当了副省长以后，每年都用大量时间深入农村、工厂进行调查研究，找专家、农民、工人了解情况。他到一些农村作调查，一路上，农民反映鼠害严重，他又作了实地测算，发现鼠害已成为全国性的大问题，于是就向有关部门及时提出了灭鼠的建议。中央领导同志向全国批转了他的报告，各地迅速行动起来，收到很好效果。祖国繁荣，香港会更繁荣——访全国政协常委、香港著名人士安子介本报记者王学孝
“内地的繁荣，将促使香港更繁荣。”
“祖国好，香港将更好！”这几乎成了出席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的港澳人士共同的话语。无论在大会发言、小组讨论会、或个别交谈中，听到最多的就是这几句话。这是发自五百万港胞肺腑的蕴藉着无限深情的话。它反映了人们对香港问题圆满解决的欢悦心情，反映了人们对祖国和香港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和祝愿。
安子介先生对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是衷心拥护、积极支持的，也是出了力的。去年12月，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他亲历了这一庄严时刻；这次，全国人大审议批准协议的时候，他又在场。他的兴奋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安子介是政协常委，香港商界纺织业的名人，现任南联实业有限公司主席。七十年代，他曾先后任香港立法局、行政局非官守议员，香港贸易发展局、训练局工业总会主席。
不过，安氏的知名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企业家，还有另外的缘由：他是一位经济学家和语言学家。他早年的经济学著作《国际贸易实务》一书，被列入大学丛书，在中外都有一定的影响。
“安先生，您年年回内地，感觉有何变化？”对记者的提问，他爽直地说：“今年最突出的当然还是扑面而来的初见成效的改革之风。”
“中英协议签订后，香港怎样？”
“香港保持着稳定和繁荣。”
安子介懂八国语言。他拿出两张英文打字图表，指着上升的红线说：“我是银行的董事。喏，你看，1983年至1984年6月，银行存款从二千七百亿升到三千六百亿
（港币），增长33％。这说明，即使在中英商谈香港问题期间，人们对香港的前途也是充满信心的。”
“那么展望香港未来的前景如何？”
安氏并没有用一两句话作答，而是让他的儿子拣出他去年发表在报刊上的论著，递给我。他在《我对香港的回顾与前瞻》、《在“安定繁荣”大前提下，“港内”经济如何相辅相成》等篇章中，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深刻剖析和论述了祖国昌盛和香港繁荣的密切关系。他写道：1997年恢复行使主权后，实行“港人治港”，首先有中国的正确决策：成立特别行政区、五十年制度不变、自由港地位不变；再有香港同胞的聪明、才智——这个地方98％是中国人——那么，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应是确定无疑的。
这位学者提供的大量事实，和论述的逻辑力量，都在于说明这样的观点：没有香港同胞的精明、勤劳、魄力和远见，不会有今天的香港，今后靠港人治港这条路是行得通的，香港的繁荣也是内地支持的结果，香港当然也要尽其努力帮助内地现代化建设加速进行。
他说，香港保留自由港有它的条件：它是仅次于纽约、鹿特丹的世界第三大集装箱码头；仅次于纽约、伦敦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三十余条国际航线的中间站；一百五十家国际银行在这里开设分行，把它们的分支机构加起来，有一千五百家之多。香港是世界上成衣出口最多的地方，又是手表、收音机、玩具、塑料花、家用电风扇等世界上主要出口商品的制造地，今后这些事业只能越来越繁荣。
安氏密切关注着祖国的四化建设。他这次来京开会前夕，听说北京印染厂生产两面色布在工艺上遇到了困难，立即派两名技术人员到厂座谈，很快解决了难题。
“对祖国四化建设能尽绵薄之力，是我的光荣。”安氏这句话，已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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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雪芬关心环境保护
本报记者 肖体焕
著名越剧艺术家、全国人大常委袁雪芬，是一位关心环境保护事业的人。早在1980年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袁雪芬就在提案和小组讨论发言中，提出治理黄浦江污染和解决上海人民饮用水质量的问题。她说：“黄浦江的水质越来越坏，发黑发臭时间逐年增长，据一些专家们测算，黄浦江水再不治理，用不了几年，将成为苏州河第二，到那时，一千万上海人民将如何饮水？”
上海许多群众在报纸上看到袁雪芬的发言后，说她道出了群众的心里话。她的意见，引起了市政府的重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和准备工作，到今年2月27日，改善上海市人民饮水质量的黄浦江上游饮水工程正式开工。国家对这项工程投资近十亿元，预计明年内竣工，到时上海自来水既可以避开市区污染和海水倒灌带来的咸水，又可扩大供水量。
对这一重要工程开工，袁雪芬高兴地对记者说：“这个事情值得高兴，它说明政府倾听了人民代表的意见，和人民群众想到一起去了。我们以后要把这个好的作风发扬下去。”
接着她谈到：“黄浦江和上海市区的污染治理，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一些有毒的‘三废’物质，还不时在危害着人民的健康。”说话间，她从桌子上拿起一份3月30日的《文汇报》，“你看这条消息说的：‘化纤九厂发生联苯外溢事故，天山支路昨晚毒雾弥漫三小时’。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事例。现在的问题不仅市区污染，而且郊区农村也有污染的趋势。发展乡镇企业是好事，我非常赞成。但同时也应考虑环境污染的问题，防治措施要跟上。我们不能只考虑经济效益，不考虑环境效益。江南农村是山青水秀的，如果把青山绿水污染了，破坏了，甚至吃的蔬菜、鱼鸭、猪肉中含有有毒物质，那就太不好了。这样不仅会危害当前，而且会遗患子孙。希望这个问题引起有关主管部门的高度注意。”
袁雪芬关心环境保护不是偶然的。她谈到，小时候在老家浙江嵊县演出，经常坐着竹筏子沿剡溪奔走。李白有“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的诗句。两岸葱茏秀丽的群山，溪中清澈见底的流水，陶冶了她幼小的艺术心灵，至今留下美好的回忆。1958年以后乱砍伐森林，山变秃了，水也不那么清了。在绍兴地区水乡还不断发生围水造地的问题。这些，既破坏了优美的自然环境，也严重影响了生态平衡。她说：“我到日本、联邦德国等国家访问，看到人家原来污染很厉害的地区，现在治理好了。植被保护也好，环境优美。资本主义国家能做到的事，社会主义国家更应做到。”
在最近召开的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和人大小组讨论会上，袁雪芬又进一步提出要注意生态平衡、保护环境问题。她提出：我们现在有了一部《环境保护法》，有的地方有法不依，人大常委会一定要监督法律的执行，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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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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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笑风生
出席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少数民族人大代表和出席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的少数民族政协委员在一起亲切交谈。
本报记者 张雅心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