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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自己掌握命运 把香港事情管好
——访全国人大代表宦乡
本报记者 欧庆林
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将审议批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对于这个历史性的协议，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宦乡曾有专门论述。为此，记者访问了他。
宦乡虽已年过古稀，仍精神饱满。三十一年前，中英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时，他是第一个出任驻英国的常任代办，在伦敦生活、工作了八年多。他说，中英两国政府去年12月就香港问题的解决草签了协议，这次人代会是履行批准手续，也就是履行法律手续。全国人大审议批准后，经过今年6月底以前中英两国政府互相交换批准书，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就成为法律了，香港将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开始新的发展时期。
宦乡强调：香港问题是中英两国间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过去历届旧中国政府曾经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都没有成功。现在中英两国政府经过平等耐心协商，最后达成协议，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这就为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他还特别提出，我国在解决香港问题时，根据的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这是我们党和政府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作了全面理论分析，本着照顾历史，尊重现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态度而提出的有创造性的重大决策。“一国两制”的办法，适用于香港，也适用于台湾。这两个保留资本主义制度的地区，统一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之内，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它不仅可以实现中国人民的统一大业，而且还可以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起补充作用。
香港归还中国后，如何把它管好，如何保持和发展它的繁荣与稳定？对于这个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宦乡谈了如下看法：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签署了联合声明，这说明中英双方都是希望保持和发展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现在香港的情况很好，香港同胞中的有识之士和各界人士，本着为中英协议所激发起来的爱国热情，都在积极准备为进一步振兴香港而尽力。外国投资者对香港作为远东最大的金融、贸易、商业中心的地位更加重视，外国的投资大量增加，股票市价上涨，连奄奄一息的地产业也开始活跃。我们深信，通过努力，香港的稳定、繁荣和发展，将是无疑的。
这里有两个阶段的问题，从现在到1997年6月30日，是英国交还香港主权的前夜，是过渡期。在交还前的这十二年的过渡期里，管理香港的主要责任仍在英国方面。1997年7月1日以后，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如何维持并发展香港的稳定与繁荣，那就完全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要看我们中国人、特别是香港同胞的才能和智慧了。这两个阶段是密切联系着的。如果没有前阶段的十二年的持续稳定与繁荣，那么以后阶段的五十年就会受到不利影响。这就是说，过渡期的十二年，是保证香港将来繁荣、昌盛的关键时期，因而大家要注视这十二年的情况发展。
当前，一件重大的工作是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全国人大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成立一个起草委员会，来起草这个基本法。由于这个法将是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今后法律地位的根本文件，代表们认为应该以十分慎重的态度来对待，特别要广泛听取香港同胞的意见，以收集思广益之效。所以，吸收香港同胞参加起草工作，就成为必要的了。
宦乡说，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被批准后，香港的前途完全明朗，大局已定。香港的有识之士和各界同胞都应以爱香港、爱祖国的立场，承担义务，忠于职守，自己掌握命运，对香港对祖国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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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大代表、湖南省省长刘正说
在改革中纠正不正之风
本报讯 记者刘虔报道：人大代表、湖南省省长刘正说，纠正不正之风是为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刘正说：“不能把前一段出现的不正之风算到改革的头上。恰好相反，这些歪风邪气完全是违背中央关于改革的精神的，是对改革的干扰。”刘正说：“纠正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正之风，不是收，而是为了更好地放。如果一遇到问题就让改革停步，改革就只能是纸上谈兵。总之，不正之风一定要纠正，回头老路一定不能走。”
刘正告诉记者：“湖南去年的经济工作，跟过去比，有发展。但同全国比，同先进的兄弟省市比，差距还很大，表现在农村的商品经济还不发达，工业发展速度低于全国水平2.4％，流通还不畅，能源交通紧张。这个情况，正好说明，我们的改革不能放松，必须坚持下去，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关于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在搞好企业、搞活县市经济上下功夫。我们相信，在坚持改革的同时纠正不正之风，在纠正不正之风的时候坚持改革，我们的形势就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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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该突出孝敬老人这一条
人大代表胡绩伟谈修改《继承法》（草案）意见
本报讯 记者高新庆报道：全国人大代表胡绩伟，因眼病在这次人大会议期间住院。4月3日下午，他应《中国老年》杂志特约记者的请求，在北京医院病房里谈对《继承法》（草案）修改意见时，反复强调，《继承法》要突出孝敬老人这一条。
胡绩伟说，孝敬老人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如果说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想这应该算一种优越性。同资本主义国家老人处于比较孤苦的境遇比，在咱们的社会里，老人是普遍受到尊敬的。
胡绩伟翻开《继承法》（草案）说，这个文件里用了“赡养”、“扶养”两个词，都不算很确切。我认为还是用“孝敬”比较好。“孝敬”不是旧礼教的“孝顺”，而是含物质上供养和精神上安慰、尊敬的意思。他认为，今后父母靠儿女来养活的，可能会越来越少，因为父母都有职业，都有收入，重要的是子女要关心、爱护、孝敬老人。
胡绩伟还强调一点，他说《继承法》对旧社会“子承父业”这一条还要保留，这一条不能破，如果破了就没有《继承法》了。但是我们又要适当地改革，适当地破，不能完全照那个样子。因为旧社会继承的唯一条件就是儿子或者他的直系亲属。而新社会，儿子和直系亲属中谁有继承权呢？最主要就是看谁孝敬老人，谁孝敬老人谁就有继承权，谁不孝敬老人谁就丧失继承权。这一条是旧社会所没有的。第二点，除儿女这个直系亲属之外，女婿、儿媳真正孝敬老人的，也应该有继承权；相反儿子、女儿不孝敬父母的则丧失继承权。扩而大之，养子、亲朋，孝敬老人的，真正尽孝敬义务的，都可以有继承权。他认为《继承法》（草案）总则部分应加一句：“树立孝敬老人的道德风尚”。
快要结束谈话时，胡绩伟情绪激动地说，强调孝敬老人这一条，一是可以大大增强社会上孝敬老人的道德风尚；二是可以大大减少光靠老子吃饭，不劳而获或不劳而富的现象；三是可以减少许多家庭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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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临时“外语班”
清晨，当人们还在熟睡的时候，从新疆驻京办事处院落里不断传出英文朗读声，随声寻去，原来是一位银发女代表正在向两位女代表教授英语。那位老师叫郑振妙，是致公党中央妇女副主任委员，在天津四十一中学教英语。两位“学生”是李忠嬿和刘瑞香。李忠嬿是天津石化公司设计院副院长，小刘正在攻读中专，欣逢老师，是学习外语的好机会，于是，这个临时“外语班”就开起来了。（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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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会余大夫”
天津代表孙志强患类风湿，手扶拐杖，步履艰难地迈进了七○三室。不大一会儿，他手持拐杖轻松地溜达出来。
为他按摩的“大夫”叫周玉兰，是天津外贸土产加工一厂的车间主任。小时候，父亲传给她一手好医术。这次来开会，她看到有的同志患病，就主动约诊，义务治病。她为病人按摩一次，几十个穴位的“按、揉、推、拿”，需要花很大力气。当她看到病人病痛缓解、露出笑容时，心里非常高兴。人们称她为“会余大夫”。（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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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女代表捎来的祝愿
四月三日下午，人大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开会之前，在热闹的休息大厅里，两位女代表手拉手亲切地交谈，那神情就象久别重逢的姊妹。原来，她们都是朝鲜族代表，一个叫严载顺，辽宁省抚顺市郊区前甸乡农民；一个叫姜福信，山东省齐鲁石化公司胜利炼油厂干部。她们前年在六届一次人代会相识，这次是第三次相会，两人兴奋地谈起所在地区一年来的变化。严载顺说，我们农村实行改革后，一年比一年富。我这次来开会前，乡亲们托我到北京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捎一句话给小平同志，就说乡亲们问他好。（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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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份不凡的提案
新华社记者 邹沛颜
两份与众不同的提案摆在记者的面前，这是一位七十八岁、双目失明的政协委员一手摸纸、一手执笔写成的。书面的字迹虽然歪歪斜斜，不甚清楚，然而这位委员关心四化建设的精神却令人感动。
这两份提案都是关于扩建啤酒厂的建议。原来，这位委员跟啤酒有缘。他是轻工部食品局高级工程师、研究生产啤酒和葡萄酒的专家，名叫朱梅。
提起这两份提案，朱梅对记者说：“这次会议的文件指出，在基本建设中，扩建比新建投资省、速度快、效果好。我就想到扩建武汉东西湖啤酒厂和北京啤酒厂以及顺义啤酒厂的事上来了，于是写了这两份提案。”
去年11月，朱梅去武汉参加中国啤酒协会成立大会时，考察了由糖厂转建成的东西湖啤酒厂。一般情况，建一个年产一万吨的啤酒厂需要投资一千多万元，而建这个年产一万五千吨的啤酒厂只花了三百七十万元投资，啤酒的质量曾获湖北省优质奖，两年就收回了投资成本。东西湖啤酒厂投资省、收益大，给朱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去年，这个厂提出扩建年产五万吨的啤酒厂需要投资一千万元，但这个钱却没有人出。在这个时候，他又听说武汉啤酒厂与某个国家合作，正在筹建年产十万吨的啤酒厂，第一期工程五万吨，需投资八千万元。
“为什么不可以从八千万元中拿出一千万元来，扩建东西湖啤酒厂呢？”朱梅讲到这里，有点激动。他说：“我们完全可以自己搞嘛！并且可以少花钱。作为政协委员，我有责任说说话。”
朱梅又讲起另一份提案的缘由：北京提出建年产十万吨的啤酒厂已经好多年了，国家批准投资一亿元。由于设计方面的原因，至今还没有拿出图纸。他想，顺义啤酒厂年产六万吨，如果增加四万吨，只需投资三千万元；北京啤酒厂年产五万吨，若增加六万吨，需要投资五千万元。这样，比新建一个同样年产酒量的啤酒厂能为国家节省投资二千万元。况且，北京啤酒厂的啤酒已经出口，在国外享有声誉，质量是信得过的。
朱梅说到这里，连声叫老伴章彬英从柜里拿出了这个厂的啤酒，要让记者品尝。
朱梅虽说双目失明，可他一心扑在四化建设上，这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他的老伴章彬英告诉记者，朱梅由于过度劳累，眼睛在1981年突然失明，从此他只好在家里办公。章彬英说：“到家里来找他的人可多了。他总是热情地接待客人，帮别人出主意，解决问题。前年，成都筹建啤酒厂，成都市轻工业局局长到北京来找到他，请他帮助解决培训人员问题。他很快就转请实力雄厚的北京啤酒厂承担下来。去年成都啤酒厂开始出酒，质量在四川是第一位的”。
朱梅插话说：“我眼睛虽然看不见了，但我还能替人民做点事”。
“文化大革命”中，朱梅被下放劳动。1974年他因病从“五七干校”回京后，一头扎进了图书馆和情报所，查阅有关生产啤酒的外文资料。他说：“我感到时间真是太紧了，我立下雄心壮志，要翻译编辑这些资料，出三本书。”
现在，他编著的《世界啤酒工业概况》已经出版。另一本《世界葡萄酒工业概况》已由出版社送工厂付排印刷。《世界名酒》一书，他也已经编写好了。他说：“我写书的目的，是想把知识献给人民，为我国酒业的发展做点贡献。”
除了著书立说外，朱梅还经常为报纸杂志写文章。《酿酒》杂志上开辟的《古今酒事》专栏，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最近，中国农业制片厂拍摄《中华美酒》纪录片，还邀请他担任技术顾问。
面对眼前双目失明的老委员，记者又想起了他的那两份提案，想到他为四化建设献计献策、贡献余热的一颗诚挚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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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盼着祖国统一那一天
——访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副主席裴昌会
本报记者 黄文福
在人大四川代表团驻地，记者访问了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裴昌会，请他谈谈对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感受。
“用‘一国两制’办法解决香港问题，对保持和促进香港的稳定繁荣会起积极作用。”八十九岁的裴老，带着浓厚的山东口音，慢而清晰地对记者说。
这位当年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官、1949年12月在四川德阳率大军起义的老人，少年时在老家胶东半岛目睹帝国主义者的欺凌，立志雪民族之耻。他十七岁在北京攻读大学文科，二十岁投笔从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尔后戎马半生。裴昌会说：“收回香港的问题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召开的开罗会议上就提出过，但遗憾的是未能实现。现在，祖国强大了，党又提出了‘一国两制’的英明构想，真叫人高兴。”
谈到香港，自然又谈及台湾。裴老说，香港问题通过外交途径能解决，台湾回归祖国是内政问题，通过国共两党谈判应该更容易解决。“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途径。祖国统一了，海峡两岸分离三十五年的亲人就能团聚了。裴老说着话，脸上显出无限思念的神情。当年他在四川起义时，夫人和四个子女被送到台湾。那时他女儿才三岁。如今三十五年过去了，裴老的孙辈都成人了，可他没能见上一面，如何不朝夕思念？裴老盼着祖国统一的那一天，盼着能及早和在台湾的亲人团聚。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裴老希望在台湾的故旧袍泽明大义，为祖国和平统一做出积极贡献。他说：“希望台湾当局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接受和平谈判，能在恢复行使香港主权之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携手共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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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善于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教育
——访政协委员中的三位老教育工作者
本报记者 晓渡
老一辈教育工作者很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我访问了政协常委、民进常委、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张志公，政协常委、特级教师霍懋征，政协委员、上海市育才中学终身名誉校长段力佩。他们都认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接班人，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思想教育必须大力加强，但又必须善于进行思想教育。要把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通过正确、丰富的基础知识教育，使青少年树立远大的理想抱负，遵纪守法。进而在正确的人生观指导下，掌握更多的知识与技能。
要对青少年进行正确的思想教育，必须充分了解青少年，理解青少年，研究青少年的想法和要求。有一位爷爷问孙子最喜欢什么课，他半天答不上来，但问他最不喜欢什么课时，他却脱口答道：“政治课”。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政治课的内容没有很好结合当前改革和四化建设的实际，也没有结合今天青少年的思想实际，所以青年们不感兴趣。
他们说，过去“左”的那一套思想教育方法应该抛弃。要寓思想教育于知识教育中，寓思想教育于各种课外活动、包括文体活动中，而不是只讲大道理，只要求学生背诵条条。要把正确的观点用通俗的、亲切的语言来表达，培养青少年在接受教育中独立思考，不断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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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组织部长李毅在六届政协三次会议的小组会上发言。
本报记者 沈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