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坚定不移 慎重初战 务求必胜
——六届人大三次会议部分代表发言摘要（三）
加强管理 搞好改革
北京代表白介夫说，从改革的指导思想上讲，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不要忘记我们是十亿人口的国家，底子很薄，不能形势好了一些，就不讲艰苦奋斗。对于形势，在任何时候，宁可估计不足些，也不要估计过高。二是思想方法要对头。我们在千方百计避免失误的情况下，出了一些问题，不要大惊小怪，但头脑要清醒，不能认为出点乱子没关系，必须慎重对待。群众议论有的高干子女搞“皮包公司”，靠着父母关系在那里折腾，查实后必须制止。
台湾代表郭平坦说，通过改革，我们已在经济工作上掌握了主动权。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进程中，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了三个突破，一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提出，给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增添了一个新的概念；二是突破了过去那种僵化的模式，给企业以自主权，实行利改税，把经济搞活了；三是充分运用了价值规律。这三个突破即是改革的主要内容，它将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腾飞。
山西代表区棠亮说，政府报告中提到要加强对宏观的管理、控制，这很重要。发放货币，国家要有严格的制度，规定货币发行额多少，由哪一级批准，国务院要随时掌握货币发放情况。信贷也要严格管理，贷给真正需要的，有经济效益的。要给地方一定的外汇，但中央也要统一管理，提出规划、政策。鼓励哪些进口，限制哪些进口，要有明确规定，把外汇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西藏代表阴法唐说，实践证明，在西藏要搞好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必须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一定要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要学习和借鉴兄弟省区的成功做法和先进经验；要从西藏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坚定不移地放宽政策，稳定步骤；要强调理想和纪律，树立全局观念，防止和纠正本位主义和利己主义。应该看到，在改革的新形势下出现的不正之风，全国有，西藏也有，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想方设法迅速解决。决不能因为西藏的人口少，摊子小，问题的程度不同而掉以轻心。
黑龙江代表张厘说，产生不正之风的根源有四条：一是部分领导干部党性不强，只考虑小团体和个人利益，置国家和人民利益于不顾。二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金钱万能，一切向钱看。三是“文革”遗毒，无政府主义，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我行我素。四是纪律不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在到了必须特别强调严肃纪律，强调加强法制的时候了。我赞成用铁的手腕加强党纪、政纪和法纪，对趁改革之机严重违法乱纪的，必须严厉惩办，特别要惩办那些身为领导干部执法犯法的人。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只有这样，才能严肃纪律，有效地制止不正之风。
黑龙江代表丛深说，纠正不正之风，虽然也抓了一些违法的人进行处理，但也有的地方抓小不抓大，没起作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缺少严厉的措施。
港澳代表吴康民说，为了制止不正之风，除运用行政、法律手段外，还要采取一些治本的措施。如：第一、在体制改革过程中不要“一刀切”，对一些一时难以“自负盈亏”的单位特别是科研、教育单位，应继续给予支持、补助。第二，加强思想教育，宣传上要恰如其分。“万元户”可以宣传，但不要宣传过了头。对一心扑在精神文明建设上，“两袖清风”的人更要大力宣传。第三，应把开放逐步普及化，使内地、山区也享受到某些开放政策的优惠。对工资改革，要注意清除过去认为体力劳动光荣，脑力劳动无用的“左”的影响。在工资改革中要体现两者的区别，把差距拉大一些。
山东代表高启云说，在改革中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把经济体制改革顺利健康地向前推进，一定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个是认识问题。要在全民中开展学习中央有关改革的文件，人人都来思考在改革中自己应持什么态度？应该做些什么？一个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搞四化建设，不抓思想政治工作怎么能行？令行禁止是我们的传统，在改革中思想政治工作要发扬这个传统。
甘肃代表任震英说，在当前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应注意解决中小城镇建设中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城市发展方针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但在实行中缺乏与此相适应的政策，有的现行政策甚至与上述方针相矛盾，结果是大城市规模继续膨胀，控制不住，小城镇因没有资金而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各级财政要给小城镇建设以起码的补助，使城镇化迈开步子。城市是个社会实体，要增强城市承载能力和服务水平，就必须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目前的现状是，基础设施建设欠帐太多，许多城市基础设施处于严重超负荷运行中。长此下去，必将阻碍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城镇建设中，要注意从分散建设转向集中建设。应该学习深圳的建设经验，起码来个五统一（规划、拨地、征地、搬迁、配套）。另外，各个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都自行建设生活和文化设施，不符合社会化发展方向，在资金上也造成了浪费。
河南代表李润田说，改革任务很艰巨，要注意前进中的新问题。有的单位在鉴定科研成果时，还未鉴定之前，就把成果鉴定书写好了，到会同志吃吃饭送送礼，签签名就算完事。有些医院、卫生部门搞承包，为了多收钱巧立名目，弄得有人看不起病。有些工厂公开给购买本厂设备的人5％或10％的回扣。这些不正常的作法如不尽快制止，势必会影响改革的顺利进行。
广西代表卢潮柱说，建立一套同改革、开放相适应的新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这对纠正不正之风也非常重要。比如资金管理，以前采购员只许带一定数量的现金，而现在的采购员随便可以带上万元的资金外出，这就容易出漏洞。以前会计也有许多制度，如不许设“小钱柜”，而现在许多单位都公开设有两种发票，搞“小钱柜”。当然过去有的制度统得过死，不能继续沿用，但一些合理的制度是不能完全否定的。希望国务院和有关部门要很好地总结经验，在今年内拿出一个切合我国实际，适应改革要求的资金管理办法，把管理制度化、法律化。
积极稳妥搞好物价工资改革
辽宁代表王丹波说，物价改革是大事，牵动全局。群众怕物价改革，主要是心里不托底。我们要做好宣传工作，以消除群众的顾虑。要讲清这几条道理：1、不能认为物价基本稳定就是物价不能动，物价一变动就是生活下降；2、物价不合理的现状非改不可，不改革价格体系，就会影响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3、要说明某些产品价格上涨的情况和原因；4、要说明价格改革与人民生活的关系。
新疆代表阿木冬·尼牙孜建议，根据我国现行物价状况和全国人民要求稳定物价的迫切愿望，为严格控制物价上涨，国家应迅速制定物价法规，使物价受到法律的严格监督和制约。
北京代表杨春茂说，整个物价体系不改不行，但在改革时不仅要考虑群众经济上的承受能力，还要考虑到群众思想上的转变，因为过去曾把保持物价稳定作为大好形势宣传，人们思想认识上的转变也要有个过程。
浙江代表瞿国华说，坚持企业职工的工资要与经济效益挂钩，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如何衡量一个企业的经济效益，如何做好职工工资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我认为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要注意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结合。如果片面追求一个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不同时考虑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就会产生忽视防治污染、提高质量和安全生产等问题，不肯或减少在这些方面的投资。二是要注意当年经济效益和长远经济效益相结合。如果只顾眼前的或厂长任期内的企业多留、职工多得，忽视长远经济效益，就会影响企业在推进重大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素质方面下功夫。三是要从政策上鼓励企业充分发挥投资效益，做到少投入，多产出、早产出。现在有的企业为了做到年年有增长，在当年可以发挥的产出效益也留相当一部分到下一年度去发挥，把能及早一次产出的，变成分批产出，从而影响了早产出和发挥资金的作用。这对扩大生产是很不利的。因此，职工工资和企业经济效益如何挂钩，要很好研究，制订出一套较能符合实际的办法，防止片面性和绝对化。
江苏代表冯端说，政府工作报告中表扬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明中央对我们知识分子的处境是了解的，使我们很受感动。我们应该继续发扬这种精神。但是，在制定有关知识分子工资、福利待遇政策的时候，要从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和实际生活状况出发。现在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工资福利待遇确实过低，一些中年骨干早衰、早逝，这是很令人痛心的。因此，对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在“先忧”与“后乐”之间，时间不能拉得太长。
贵州代表苏钢说，贵州是一个穷省，工资改革就不能完全执行全国统一的方案。贵州原来的工资就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希望照顾到不发达地区人才奇缺的情况，定出一个明确的“西高东低”的工资落差，以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既要积极又要稳妥
福建代表智世昌说，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是一个强国富民的大决策，执行这个决策既要积极，又要慎重。象我们福建这个缺粮的省份，一年要调进二十多亿斤粮食，运输还是个大问题，从长远的观点看，福建应该大力发展经济作物，但目前步子还不能迈得太大，我们要千方百计扩大运输能力，根据可能调进粮食的情况来决定迈出多大调整的步伐，要实事求是，稳扎稳打。
山西代表仲济学说，近几年粮食多了点，但不可掉以轻心。猪肉市场变化的教训是应该吸取的。粮食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长期以来，农民习惯统购统销。取消派购后，农民有顾虑，化肥有卖不出的趋势，农田管理也有放松。我们要尽量把工作做到前头，避免失误。
湖南代表贺良辉说，千万不可忽视粮食生产。从湖南省湘乡县的情况看，今年粮食生产有下降趋势。主要表现：（1）粮食订购任务完不成。我所在的轧坪村去年超购二十七点五万斤，今年订购分配四十二万斤，签订订购合同的只有二十六万斤。（2）备耕工作普遍比往年差。（3）去年一度出现“卖粮难”只是暂时现象，现在农民手里余粮不多。湘乡县去年部分地方受旱，今年要求返销口粮五百万斤。（4）个别地方已出现荒田，有的农民准备改双季稻为单季稻。影响粮食生产的原因，除调整产业结构划出一部分稻田发展经济作物外，还有以下原因：（1）粮食价格低，净收入少。（2）生产资料涨价。1984年由于化肥、农药、柴油、小农具等提价，种一亩水田增加费用十点九四元。为此，建议加强对粮食生产的领导。
河南代表甘永祥说，现在我国的农业管理体制不行，农业部门单打一，只管粮食生产。农产品加工很差，只是卖原料。应该农工商配套，产供销一条龙。改革就是要把各部门协调起来。
陕西代表谢怀德说，农业布局事关重大，必须根据中国特点，全盘规划，扬长避短，一步步走。目前，粮食平均每人八百斤，只能说是站住了脚，但还未过关，发展还不平衡，因此，决不能放松粮食生产。
山东代表宁德华说，农村为了发展工副业生产，往往搞项目是一哄而起。如养鸡，近来上得很猛。有关部门从宏观上及时加以指导很有必要。再如，棉花当前所以积压，与品种质量差也有很大关系，技术部门应及时帮助指导改良品种，以免造成损失。
云南代表杨占春说，农村的改革要继续向纵深发展。特别要重视农业科技的普及推广工作，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现在农村科技力量薄弱，机构不健全，这与农民靠科学致富的愿望极不适应。我是一个农民技术员，对此深有感受。技术人员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为解决农村科技人员紧缺的问题，应设法把当地的土专家组织起来，为农民提供有偿服务。
新疆代表孝昌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在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注意研究解决新的问题。目前，要加强农村基层干部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水平；要充实农业科技力量，适应发展现代化农业生产的需要；在生产、生活中要提倡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江苏代表周尔辉说，对粮食问题不能掉以轻心，不要认为多收了一点就放松了。我国十亿人口，只有十五亿亩耕地，人均粮食才八百斤，稍不注意就要出问题。
北京代表鲍文奎说，对粮食生产不能忽视，有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均粮食已经达到两千斤，仍很重视粮食生产。我们现在粮食人均八百斤，好象多得不得了，这是极端危险的。在粮食生产上一定要考虑长远利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对乡镇企业要重视，但任何时候决不能放松粮食生产。
湖北代表章文才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果树生产发展很快，良种苗木供不应求。有些不法分子乘机以假乱真，或者任意要价，牟取暴利。辽宁的红富士葡萄苗一株索价一千元。湖北的野生枸桔种籽每斤原价三角，现已涨至三十元。建议：1、由农牧渔业部指定专业研究所和有关高等院校专家，研究制定主要果树苗木的出圃标准。2、宣传推广果苗的良种繁育和检疫法规，指导和监督法规的执行。3、由各省
（区）农牧厅、县政府，按苗木生产成本加应得利润，规定果苗价格，优质优价，防止以假乱真，制止乱涨价的不正之风。
湖北代表张德润说，要减轻农民负担，以利发展粮食生产。现在有的地方向农民乱摊滥派款项，而且都是按人口或承包的田亩来负担；有的地方甚至一亩土地要摊派四十元。因此，有些农民认为种田划不来，不愿承包土地，有的已转向其他行业。这个问题如不注意，刚刚缓和的粮食紧张局面又有可能紧张起来。建议国家采取具体措施，使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得到解决。
云南代表杨德珍说，现在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很高，有关部门应在物资供应、技术指导、提供信息和产品销售等方面做好服务工作。我们威信县农民种了烟叶，但种烟难，卖烟也难，有些质量达不到等级的不收购，只好堆起来烧了。威信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现在一些地区群众吃水、照明等问题尚未解决，希望给予特殊照顾。
云南代表岩秒建议国家有计划地开发一些重点林区。思茅地区现有林地一百零一万公顷，占全区土地面积的66.9％，森林蓄积量一点一三亿立方米，覆盖率为39.4％。全区水热条件好，林木生长迅速，近期采伐资源丰富，开发条件已经具备。建议国家把开发思茅林区列入“七五”规划，逐年安排资金，加快开发速度，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云南代表召存信说，国家在云南划定了数百万亩的自然保护区，这是必要的。但现在有些问题没有处理好，当地政府和群众都有意见。如野兽伤害人畜庄稼，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希望国家每年拨出一笔专款，作为保护区周围的损失赔偿费，粮食受到影响的给予固定回销；尽快健全保护区的管理机构；制定有关法规，对保护区周围群众的权利义务作出明确规定，做到有章可循。
新疆代表巴岱说，现在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过去为粮食少而发愁，现在为粮食多了卖不出去而发愁。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库存了七亿多斤粮食急需调出。希望政府为农民提供更多、更快的经济信息，为农民解除新的忧虑。
重视人才是改革的关键
河南代表段子俊说，现在提倡人才交流，一些军工企业和重工业有一批工程技术人员长期压在那里没有用，而一些轻工企业和小企业就很缺少技术人才，要定一些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的人才招聘工作中，不断发生“高薪”挖墙脚问题，造成一些混乱。这很需要有制度加以限制。
青海代表吕义长说，对青海的人才外流要引起高度重视，采取措施，认真解决。我们很赞成人才交流，更期望向边远落后的地区多流进些人才。青海人才本来就不多，可现在又严重外流。人们说青海人才是“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仅以高校教师为例，1977年以来，调离青海的副教授以上人员占其总数的24.3％，讲师以上占17.8％。1978年到1982年，从青海招走的研究生九十人，毕业后分回指标五十六人，实际报到的仅七人。近几年青海从外省招聘了四百多人，而流出去的却是二千八百多人，入不敷出。外流的根本原因是青海艰苦，工作条件差。内地一些企事业单位对青海一些有技术专长的人，也采用给以优厚待遇手段挖走。如保留青海工资，甚至提级，住好房子，安排子女，很有吸引力。可青海穷，无力优厚，光靠行政手段不行。对此，青海、国家都要引起高度重视，要提高待遇，使现有的安心，使省外的能来。大中专院校招生时，应多安排些定向名额，分配毕业生时给予特殊照顾。
辽宁代表李盛图说，人才如果是学非所用，积压浪费，当然应该允许流动，但流向必须合理。提倡大城市到小城市，城市到农村，不能总宣传给几间房、多少工资、什么职务、可以辞职那一套。不能形成互相挖墙脚，争人才。对大学生不能搞有偿分配。学校的校舍、设备、师资都是国家的。企业再给学校拿钱不合理。
天津代表林东升说，目前人才培养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低。应当吸取体育界培养人才的经验，建立一套培养、提拔、考核人才的制度。有的人在这个单位发挥不了作用，可允许他流动，人才互相交流是很必要的。
四川代表柯召说，当前讲经济效益是对的，但不能什么都只看经济效益。高等院校、科学院要看它的社会效益。一个社会要有分工合作，不能只强调一面，否则都从钱着眼，文化教育就会被忽视。高等院校的中心应该是出人才、出科研成果。但有人却说，中心应有三个，加了一个搞生产。这就是鼓励高校搞经营，多挣钱。这对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人才是不利的。教育体制改革急需拿出一套办法来。去年，人大会议中有关负责同志讲，高等院校要实行校长责任制，事隔一年多了，办法还未见拿出来。现在大学里还是党委书记说了算。一个人哪有那么正确，应该立法，依法办事。高等院校评定职称问题也应尽快解决，据说是在八个大学试点，我们的办事效率太低了，试点到何年何月？当前形式主义的东西又有滋长，如提拔干部，为了符合“四化”标准，小学程度的干部硬要送进大学，目的是搞个文凭。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安徽代表张晓兰说，安徽的文盲、半文盲中，妇女占70％，建议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建立女子职业学校，解决妇女就业难的问题；要加强扫盲教育，重点放在三十五岁以下的文盲。
台湾代表蔡子民说，国家今后要多培养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如经济管理、法律、商业、金融等方面的人才，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贵州代表潘治富说，教育部只管重点院校，不管边远省区的高等院校，这种作法不对。我们送师资去重点院校进修，一个人一年要交费一千多元，住宿还要另收费，这不是积极扶持落后地区的办法。改革的宣传要注意全面性反对片面性
山东代表高中正说，宣传报道工作应切实掌握好政策界限。如宣传致富，要恰如其分，不能不顾国情、民情地宣传高消费，什么“能挣会花”、“农民出国”、“农民进城住高级宾馆”、“一餐花上百元”、“时装表演”等等。建议对宣传报道进行清理，总结经验教训。
湖南代表蒋良俊说，前段报纸上宣传高消费，很少讲到勤俭建国的方针，这是宣传工作上的片面性。要把改革顺利推向前进，就要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行爱国主义和有理想、守纪律的教育。
解放军代表杨果凡说，宣传工作要顾及效果。如报道一个工厂午餐不要钱，其它厂就会跟着学。出现这样的情况，就要及时制止。我们不能忘乎所以，不能只看到万元户，看不到困难户。宣传要避免片面性，文化生活要注意影响，不能完全照搬外国，要防止新的浮夸。宣传致富要提倡劳动致富，守法致富，不允许违法致富。
安徽代表曹胤祥说，对专业户的宣传要恰如其分。现在报纸上宣传专业户如何搞钱，好象专业户就是一心搞钱，唯利是图。应多宣传发展专业户带来的社会效益，宣传他们的精神文明。
黑龙江代表陈俊生说，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要进一步宣传党的富民政策。现在对人们的致富心理需要加以积极引导。一、要宣传致富的理想，把个人的致富与全国致富的远大目标结合起来。二、要宣传致富之道。“道”就是改革，改革才能致富；对企业职工来说，“道”就是立足本职，勤劳致富。三、要宣传致富是个长期的艰苦奋斗的过程。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不能忘记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方针。
山西代表区棠亮说，我们的宣传还是要提倡有理想、有纪律，引导人们为实现四化做贡献。多宣传那些勤勤恳恳、扎扎实实作出贡献的人物、事迹，少宣传万元户，少宣传发了多少奖金，电视也要少播放脱离实际、脱离大多数人民生活的镜头。提一个口号要注意会引起什么反应，要多讲全局观点，多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河南代表叶鹏说，政府工作报告讲到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对广大知识分子的表扬，我们听了很感动，现在宣扬这样的口号很重要。搞四化，如果没有献身精神，没有顾全大局的思想，事情就办不好。
政府要转变工作作风
湖北代表向延槐说，政府要转变工作作风。政府工作报告对政府部门在改革中转变作风问题讲得不多。现在，政府工作不适应改革，不少干部办事拖拉，工作效率低，议而不决，遇事互相推诿。还有的干部缺乏党性，缺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正之风与这些人有直接关系，这是改革中的阻力。
解放军代表杨国宇说，党、政要分开，政、企要分开。政府的政治和经济职能也要分开。政治职能是政权性质的工作，经济职能是按经济规律管理经济的问题。出了问题不分清党纪、军纪、国法，光凭党性做检讨是不行的。
江苏代表王超说，现在机构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上面主管部门有些负责人讲话，一讲到加强领导，就要增加机构，增加人员。结果是效率没有提高。建议中央对机构改革问题，重新作出部署，抓到底。
山西代表解进保说，现在有些领导爱听好话，报喜不报忧。山西某个县去年统计人均收入四百零六元，许多人有怀疑。在大好形势下，要注意搞浮夸的倾向，1958年的教训是不该忘记的。（附图片）
4月4日，河北代表陈植森在分组会上发言。
本报记者 张雅心摄
第2版()
专栏：
引进技术要严格控制统一管理
天津代表赵今声说，引进技术要加强管理，严格控制。目前技术引进有些问题，一是重复；二是引进后发挥不了作用，造成积压。国家应严格掌握，统筹安排。要按周总理曾经提出的要求办，即一引、二学、三改、四创。不要停留在引进、引进、再引进上。
天津代表李元珍说，国家花许多外汇引进几千台微电脑，效果到底怎样？不能谁有外汇谁就盲目引进，造成浪费，同时也影响国家电子工业的发展。
陕西代表季文美说，在引进技术方面，目前不少地方存在盲目重复引进问题。对引进技术没有进行消化、吸收，反而中断了国内同类项目的研究工作，出现了引进、停滞、再引进、再停滞的恶性循环，影响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提高。我们一定要贯彻引进、消化、开发、创新的方针，增强自主开发能力。
辽宁代表师昌绪说，要加强对引进国外技术的统一管理，引进哪个项目，应组织专家委员会审查，不能单凭某个领导人脑袋一热就决定。对我们自己能搞的，不要引进。
山东代表蒋富瑞说，国务院应严格控制大中型计算机的进口，应按地区统筹处理。目前条条、块块各提计划，重复进口，造成资金和外汇的巨大浪费。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统一的计划，规定各省、市限量进口计算机的台数，由省、市统一分配。
山西代表陈介新说，应加强对外汇的使用管理。我国生产的氨苄青霉素，经检验比一些外国的同类产品都好，可是现在还在进口。有些人的心理，总是认为外国的比中国的好。
福建代表项南说，劳务出口大有可为。现在全国都面临一个用汇问题。我们搞对外开放，要特别注意创汇。以往我们创汇主要靠外贸，路子很窄，今后要开拓多种创汇渠道。我们国家人口多，劳力多，在劳务出口方面，大有文章可做。现在我们国家出去的只有三四万人，而巴基斯坦就有三百多万。如果我们也搞到几百万、几千万，那么创汇能力就很可观了。
福建代表洪丝丝说，劳务出口的确大有可为。仅以厨师为例，去年我到欧洲，不少华侨要求国内派厨师去。我建议多办一些专业学校，培养出国厨师。同时要改革现在的管理办法。
云南代表刘兴衡说，国家外汇要用在刀刃上，要注意保护和发展我国自己的汽车工业。云南磷矿很丰富，为什么不积极扶持发展，还大量进口磷矿石？节约一点外汇用在急需的技术和设备引进上不是更好吗？
广东代表周铮说，当前炒卖外汇值得重视，有的单位和个人为了捞钱，高价买卖外汇，有的商店公开把港币兑换人民币的币值提高一倍，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不良影响。除了采取行政措施加强外汇管理外，中央还要制订外汇管理法规。
福建代表赖爱光说，这几年我们引进了不少先进技术和设备，但消化不够，有的甚至没有消化，大都只能进行简单的组装和加工，这样就没有后劲，达不到引进的目的。外国人在这方面往往留一手，好卡我们。还有引进要注意成龙配套，我们厂引进一条复印机生产线，却没有生产复印纸和粉墨，这怎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