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4月4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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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
——六届人大三次会议采访札记
  本报记者 黄文福
中心城市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仅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广州、重庆、西安、大连、哈尔滨十个市,去年工业总产值就超过两千一百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0%以上。赵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大城市是全国或区域性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担负着从各方面支援全国或地区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今年要初战必胜,中心城市如何发挥作用,自然成为人大代表们的重要话题。
记者访问了一些来自大城市的人大代表,听到很多喜讯。目前,我国有五十九个城市在进行经济改革试点,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五分之一。重庆、武汉、沈阳、广州等七个城市被批准恢复了计划单列,享有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其他一些重要城市已在众多方面享有或代行省的经济管理权力。党中央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给大城市和中心城市带来生机和活力。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经济发展较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冲破了过去条块分割和部门所有制束缚,中心城市的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并向周围地区和全国辐射,横向经济联系十分活跃。这样,既带动了周围地区经济发展,又促进了自身经济繁荣。人大代表、中共沈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丹波,向记者介绍了沈阳的变化。
沈阳是我国“一五”期间建设起来的老工业基地,机械加工业具有优势,科技人员十几万。但过去由于条块分割,一度实行封闭式的“城堡经济”,起飞的翅膀被捆住了。去年7月,沈阳恢复计划单列并享有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后,除了在内部从纵向进行一系列改革外,注意向外实行“全方位”开放,他们同全国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一十多个市、地州、县建立了经济协作关系,还和周围的丹东、鞍山等六市建立了辽宁中部七城市经济技术协作联合体。这一改革使沈阳的潜在优势大大发挥出来。去年,全市有一百六十三个主导厂和全国各地的八百多个企业联合协作。仅据其中三十个企业的调查,去年通过协作增加的产值、利润分别占这些企业新增产值、利润的35.8%和23.6%。
中心城市必须改革旧的经济体制,这一趋势看来已被人们所认识了。但在改革实践中,也遇到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记者在会上听到不少意见和建议,首先是计划单列城市和一些试点城市,或多或少地同所在省有些矛盾。但多数代表认为,城市经济改革会在工业布局、基本建设、经济利益分配等方面暂时引起一些省市之间的矛盾,不足为怪。从长远看,是会互相得利的。人大代表、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长全树仁,有这样的见解:
“我们辽宁有沈阳、大连两个市计划单列,这两个市的工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都要占全省的30%以上。单列出去了,对省里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财政收入都有一定影响。”全树仁笑着说,“但我们也想得开。从近期看,省里要
‘亏’一点,从长远看,沈阳、大连经济发展了,势必带动周围一大片城市,这对振兴辽宁经济很有好处。”
重庆的人大代表说得干脆:“重庆离不开四川,四川离不开重庆。要使重庆在四川发挥作用,通过横向经济联合协作,利益均沾,不是很好吗?”
一些人大代表提出,如何处理城市改革中的省、市关系,中央部门和地方的关系?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是行不通了。就中心城市自身来讲,应该讲全局观念,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出发,不能只为自己。成都市在不实行计划单列情况下搞经济改革,把省、市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积极争取省里的支持,也收到良好效果。代表们希望,中心城市,不要成为“孤岛”,也不要在横向经济联合中以“老大”自居。
许多人大代表提出: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眼睛不能只盯着自身的工业产值。一个城市的实力和吸引力并不完全取决于它的工业产值高低。大城市和中心城市要注意不断提高城市综合服务能力,对目前我国一些中心城市吃饭难、住宿难、洗澡难、洗衣难、乘车难等状况,许多代表希望在短期内能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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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西代表在想什么?
  本报记者 郑盛丰
在气氛热烈的人代会上,广西代表却在冷静地思考。
去年,广西的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和国民收入的增长比例,都与全国水平有不小的距离。如何缩小这个差距,尽快振兴广西?
要追上别人,就要先认识自己。诸多因素,使广西暂时居后,但并非一切落后,更不会甘居落后!今年一、二月,广西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比去年同期超过20%,这就是一个好势头。如果把全国经济改革比作一场竞赛,那么,广西这位运动员,正在接近跑在前面的竞赛伙伴。只要调整好自己,增强后劲,未必不能跃居前列!
压力变成动力。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韦纯束说,广西要后来居上,更要坚持改革,坚持开放。他提出一个战略性构想:桂东南紧靠广东和沿海,交通方便,经济较发达;桂西北则多是贫困山区。两类不同地区,要采取不同的开发方针。对前者,以几个城市为依托,充分利用北海的开放和梧州临近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现有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力量,搞好外引内联,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然后逐步向腹地扩展;对后者,主要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合理退耕还林还牧,发展多种经营和加工业,并在技术和人才上给予大力扶持,帮助山区由过去“输血”型过渡到“造血型”。
女工程师、自治区经委副主任雷爱祖,说出了自己思虑已久的治穷“药方”。她去年初走上领导岗位后,调查过六十多个城乡企业。她感到,广西城市工业固然应努力增强活力,提高效益,但目前迫切需要改变的,是八大地区尤其是边远山区的落后状况。她说,八大地区许多地方至今仍然处于小农经济的封闭状态,有资源而没有很好利用,生产力原始而低下,严重拖了广西的后腿、这是劣势,但又是潜在的优势。只要把潜力转化为优势,广西翻身就指日可待了。
一条又一条治穷致富的建议,反映出代表们思变盼变的强烈愿望。这一强烈愿望,又促使代表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更紧迫地渴求改革,呼唤改革。而改革,正如小平同志所说,是第二次革命。那么,在这次没有硝烟却异常艰难复杂的革命中,广西将怎样“斩关夺隘”——这是广西代表们这些天来想得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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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胡有萼(右一)在小组会上发言,拥护赵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为经济改革献计献策。
           本报记者 沈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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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特级秘书”
八十六岁的天津代表杨天受,赴京开人代会坚持不带随员,有一位代表自告奋勇,甘当杨老的“随员”。这位代表就是天津新增补的全国人大代表乔维熊。
乔维熊是市工商联副主委,已六十六岁了。他与杨老住同屋,整天形影不离,一起探讨问题。他关心杨老的生活;杨老耳背,他随时为杨老当“翻译”。
当人们夸奖乔维熊代表时,杨老幽默地说:老乔是新代表、老“随员”、特级秘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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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良种结友谊
在宁夏人大代表团中流传着一段佳话:农民海宝仁一见自治区农科院副研究员赵仲修便连声表示感谢。原来去年开人代会时,赵仲修主动向海宝仁推荐了自己新培育的
“春宁七号”麦种。海宝仁回乡后即买了二千斤,试种了四十亩,秋后平均亩产小麦超过了八百斤,比一般麦种每亩多收六七十斤。这次人代会上两人又相逢。海宝仁对老赵感激地说:“我们今后增产还希望你们知识分子多帮忙!”。(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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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蝉联“车长”
在一片掌声中,一位身着警服的代表又被推选为天津代表团“车长”。他是天津河北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叫李新建。每次代表外出活动,他与副车长和驾驶员分工协作、密切配合,仔细核查人数,精心搀扶老人,保证行车安全。小李已经三次蝉联“车长”的桂冠。代表们称赞道:“下两次会议选‘车长’的票,我们提前投了,给这个小伙子‘全届车长’的荣誉称号”。(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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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大代表、特级教师斯霞建议
  减轻小学生负担
  本报记者 莫新元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人们常用这句话比喻中学生考大学的情形。其实,现在“过独木桥”的何止是中学生?南京师范大学附小特级教师斯霞忧虑地对记者说:“照理说,小学升中学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家长们为了孩子将来能考上大学,都希望孩子能上重点中学,这样,就使孩子们一进小学就踏上了‘独木桥’。”
目前小学生的压力大,小学校的压力也很大。能否进重点中学,几乎成了衡量学校教学水平的唯一标准。斯霞老师介绍说,他们学校为了贯彻让学生全面发展的方针,成立了体育、音乐、绘画、书法、科技等三十多个课外兴趣小组,但是由于学生的负担没有减轻,这些活动不能很好地开展起来。特别是毕业班的学生,家长不大愿意让他们参加这些课外活动,怕影响学习。
斯霞老师说,“现在单纯以考试分数取人,一张考卷定终身,很不合理。我校有一位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就是因为考试成绩差一两分,进不了重点中学。”斯霞老师认为,教书要育人,小学教育,既要教给学生文化知识,更要培养学生具有远大的理想和良好的道德品质。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以分数取人,势必把孩子培养成胸无大志、知识面窄、高分低能的书呆子,这是不符合我们为四化培养人才的要求的。
斯霞老师建议改革目前中学的招考制度。小学生要建立档案,全面、综合地考核学生,小学校要有一定的推荐权。
斯霞老师最后说,要减轻小学生的负担,根本的办法,还是从高等院校开始,全面地改革教育结构,广开办学和就业的门路,才能改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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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大代表马玉梅会上报喜
  循化县重视培养撒拉族女干部
本报讯 记者段存章报道: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妇联主任马玉梅告诉记者一个好消息,她们县重视培养撒拉族女干部,一批年轻有文化的少数民族女干部正在成长。
位于青藏高原的循化县有八万余人,撒拉族占了五万,女的又比男的多。近几年,农村妇女勤劳致富积极性高涨,但女孩子上学逐渐减少。有的地方出现了新文盲,封建迷信思想有所抬头,歧视妇女的现象也多了。针对这些问题,循化县委和政府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培养女干部。他们提拔马玉梅同志为县委委员。玉梅是撒拉族自学成才的,她会汉语、藏语,经常宣传法律,积极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今年县组织人事部门又选拔一些优秀女干部,到基层担任书记、乡长。县新建撒拉族女子中学一所,招收二百名学生,为培养少数民族女干部打基础。各乡中小学还办了撒拉族女生班,挑选优秀的教师专给她们上课。县里还选送两名撒拉族女高中毕业生到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现在,这个县有女大学生五十多名,其中撒拉族的女大学生有二十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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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做个出色的女市长”
  ——访新增补的政协委员、厦门市副市长柯雪琦
  本报记者 晓渡
“昨天,3月31日,是我上任两周年。”
柯雪琦刚把话头拉开,就给我一种坦率开朗的印象。我问她:“这两年怎么样?”
“你听听我的家庭成员的反映就知道了。女儿说我是不称职的妈妈;儿子说我给他增加了苦恼;丈夫说,祝你早日下台。”
“当然,这些话都是戏言,他们实际上还是支持我的工作的。”
这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便打听她是怎么当市长的。
雪琦告诉我,她本来是不失眠的,可是确定她担任副市长以后,竟有好几个夜晚睡不着觉。
她说:“我多年来只习惯于兢兢业业完成领导布置的工作,现在要管这么多事:侨务、外事、旅游……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厦门作为开放城市和特区,国内外来往的人越来越多。柯雪琦上任以后,着重抓了旅游业的开发。她认为,来的人多,得解决吃、住、玩的场所;同时,搞特区建设,也需要资金,还是抓旅游见效快。他们采取多渠道兴建旅游设施,有中外合资,有国内合资,也有自筹资金的。去年一年签订了二十多个项目,建成后可增加五千个房间。他们在市内利用人防工事装修了一个鸿山乐园,使许多旅游者欣赏风景之余,可以在这里打康乐球参加游艺节目。
柯雪琦对记者说:“去年底,邓大姐到厦门视察,我陪她去鼓浪屿,得到她的言传身教。她那么大的年纪了,还成天想着国家大事。她对我说,你是厦门市第一个女市长,可要好好干,为妇女增光,不辜负人民的希望。邓大姐的话,使我深受感动,也使我增添了信心和勇气。”
“要做个出色的女市长”,柯雪琦有这样的决心。我相信,她是可以干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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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法制保障改革
  ——访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明辉
  本报记者 刘虔 本报通讯员 刘福忠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从1980年以来,先后制定和批准了地方性法规二十四个,其中经济法规八个。这些法规,由于从本地实际出发,针对性强,在保障和推动城乡经济改革方面,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明辉说:“实践证明,要搞好经济改革,必须有相应的法律做保障。”
他指出,我们现在的法制还不十分健全,特别是经济法规,还远远不适应改革中纷纭复杂的经济生活。在城市,随着企业活力的增强,第三产业的兴起,农民进城办厂经商等情况的出现,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农村,随着专业户、重点户和经济联合体的发展,农民的家庭占有生产资料增多了,家庭与家庭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伴之而来的财产纠纷,比过去复杂了。这都要求我们在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从法制的高度,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在这方面,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应该发挥相应的作用。
刘明辉介绍了云南省几个经济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情况。例如,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以后,乱占耕地、乱盖私房和乱砍滥伐山林树木的情况比较突出,省人大常委会便及时制定颁布了《〈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和《关于保护森林资源发展林业生产的规定》,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提供了法律根据。又如,为了解决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给城市管理带来的问题,省人大制定了《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对控制大中城市规模、重点发展小城镇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初步改变了城市建设中无章可循的局面。特别是去年制定的关于保护专业户、重点户和经济联合体合法权益的规定,对促进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鼓励农民发展商品生产,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未做出规定之前,农村哄抢、偷窃“两户一体”的事件经常发生,许多农民想富不敢富。规定作出后,政法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农民高兴地说:有法律为我们撑腰,我们可以大胆走致富的道路了。
刘明辉主任最后说:“现在,一方面法制还不健全,另一方面,有法不依的情况仍很严重。我们要继续健全法制,加强对干部群众的法制教育,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以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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