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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才
——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部分委员发言摘要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关士聪委员（地质矿产部顾问委员会委员）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目的是要使知识分子在四化建设中起更大更积极的作用，因此，既要解决好以前的各种遗留问题，更要注意解决当前发生的问题。如老年知识分子的使用、工作条件等问题。现在有些退到二、三线的或退下来而没有职务和工作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养起来了。我希望能充分发挥老年知识分子的余热。
中年知识分子的问题更突出，更复杂，活着的蒋筑英式的人物大有人在。他们五十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工作上也是承上启下，担当重任，但工资改革空嚷了许多时间也没实现。现在又是年龄更新，提拔年轻干部，因此，有的基层单位，到了四十五岁以上就根本不培养、不重用、不提拔了。
青年知识分子大多雄心勃勃。但由于包干分配大学生，使各单位人才不平衡。有的缺人，有的人浮于事。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要求工作，要求得到培养和独立工作的机会。
罗沛霖委员（原四机部十局副局长、总工程师）说，工资改革要体现重视人才，尊重知识，决不能官衔高于知识，这样才有利于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钱临照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技大学教授）说，我来开会前，一些中青年教师让我在这个会上呼吁一下：1983年秋季，有关部门下达了一个关于教师和科研工作者的职称评定工作冻结一年的文件，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为什么还不解冻？为什么干部的职务提升不冻结，而教师和科技工作者的职称要冻结？这是和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不相容的。
邹承鲁委员（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学部委员）说，职称可以冻结，可惜人的年龄冻结不住呀！另外，科学院明文规定“洋”博士回国后可定为五级副研究员，而“土”博士就原待遇不变，一年后才可以按工作情况提副研究员。这影响很不好。对国内培养的人才，也应给予同样待遇。
郭慕孙委员（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所所长、学部委员）说，学成回国的留学生要做基础研究遇到不少困难，要求在实验室工作一天无人打扰都达不到，以致造成人才外流。生产要有科学技术，科学要有基础工作，要搞好基础和应用的协调发展。对搞基础研究的应给予支持。
吴全衡委员（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说，在充分发挥中青年知识分子作用的同时，也要重视发挥学有专长的老年知识分子的作用，并制订必要的政策。这些人有经验，有实干精神，很多人身体还很好，如果因为年龄问题而使他们不能继续发挥作用，实在可惜。对老年知识分子，不仅在生活上要关心，更主要的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关心。
聂真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说，我建议人才流动要采取有组织、有计划地调配与招聘、合同制相结合。
卢浩然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说，人才要做到合理流动。什么叫合理？就是使用合理，布局合理，结构合理。不能用钱、用房子挖走人才。
李振麟委员（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说，现在对待人才，有几种情况：一种是积压人才，搞单位所有制，造成人才浪费；一种是不择手段，用金钱引诱，搞成了自由化。对人才流动，得有个政策。
俞惟乐委员（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副所长）说，中央关于人才流动要搞活的精神是对的。但也出现一些问题。有些人不安心在西北工作，大学毕业生也不愿分配到西北。有些地方用房子、钱、儿子就业等条件拉人、挖人很多，有一技之长的人往南方各省流，甚至还有人流向国外。
顾正秋委员（鞍山钢铁学院副院长）说，重视国内人才，应改善他们收入少、负担重的现状。达到这一目的，应主要靠工资体现，而不是靠业余搞“创收”。如果搞矿山专业的科研人员去研究生产豆腐流水线，科研工作就会受到影响，人困马乏，对学术及科研人员健康均无益处。国家如能下决心以工资改善知识分子待遇，科研事业就会更快发展。
侯祥麟委员（石油部科技委员会主任、石油学会理事长、学部委员）说，我们有许多先进技术，未加以推广，如果推广，很快就见效。首先应该把已掌握的技术，包括引进的已经成熟的技术加以推广。
龚苏民委员（纺织部设计院棉纺专业总工程师）说，我们自己的技术有的相当高，原材料也是好的，国家讲没有资金，其实有，要么拿什么去买别人的？讲没有人，其实是很多知识分子闲置不用。我们有的钱花得很冤枉。
朱梅委员（轻工部食品局高级工程师）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也要尊重中国人才。北京啤酒厂我们自己扩建花五十四万元，可增产啤酒六万吨，但却让外国人搞，几年还没有初步设计方案。
教育是立国之本
沈其益委员（北京农大原副校长、教授）说，教育是立国之本，没有人才怎么能够发展经济，我国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培养人才是第一位的问题。我们国家现在文盲较多，中小学教育质量低，大学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教育水平在世界上排在后面，主要是措施不力。国家要多拿出一些力量来办教育，再不重视教育不行。要发展中等教育，提高大学的教学质量。
綦秀蕙委员（南开大学教授）说，在改革过程中，应狠抓教育，知识不够就无法搞好四化。当前还应当加强道德品质教育，这也是反对不正之风的有力措施。
汪金丁委员（人民大学教授）说，中小学教师很苦，大学教师问题也有。如果不从物质条件上解决问题，所谓尊重知识分子就是一句空话。
左景伊委员（北京化工学院教授）说，关于教学体制改革问题，去年很多委员提出来，事隔一年变动不大。教育应以培养人才为主，不应以赚钱为主。教学人员应该坚守教育岗位。
曹鹤荪委员（国防科技大学教授）说，要特别重视中小学教育。十亿人口的国家竟有一亿多是文盲、半文盲，能不重视吗？
杨伯箴委员（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副主任）说，教育是重点，但目前教育的位置摆得还不够重。王丙乾部长的报告指出，去年文教卫生事业费比上年增加四十亿元，增长17.8％，当然这也是尽了很大努力的。我认为应纠正不正之风，认真克服生产建设中的浪费，就可以节约一部分资金来办教育，这也是应该努力做的。
张光斗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说，我们要重视今天的生产，但也要考虑今后长远的生产。基础科学、中小学教育既是为了今天，更重要的是为了明天，必须加以重视。
教育改革的重点在基础教育
刘导生委员（原北京市政协主席）说，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教育的重点应从抓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开始，首先解决教育结构问题。而我们对于普通教育却重视不够。学前教育和普通教育上不去，关键在于师资不足。这就必然影响大学的质量。北京曾搞过两次普及高中，但实际水平并没有上去，相反却对教育破坏很大。再加中小学教师待遇低，住房难，造成人才外流。北京市的中小学教师相当数量不合格。对普通教育的不重视，造成中学教育质量下降。我认为不注重加强基础教育，只抓大学教育，是舍本求末的做法。
戴安邦委员（南京大学教授）说，中小学教育落后是普遍现象。我们参观了南京市第四十五中，他们自称是第三世界，经费只够付教师的工资。还有自称第四世界的，条件就更差了。我在南京师大附近的一所小学听了一节自然课，老师用自己搜集来的铜丝、铅丝及酸、碱等进行了表演，然后说：“所有的金属都与酸起反应。”这结论显然是错误的。我又翻阅了他的教学参考书，里面果然写有这样的话，这反映出我国小学教育的落后。一个国家投资所产生的效益，与工人、技术人员的文化素质、受教育程度关系极大。因此加强中小学教育是四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陈新民委员（中南矿冶学院名誉院长）说，由于教育经费不足，至今湖南许多小学办学条件很差。因此湖南农村中有一点门路的教师都走了，这样怎能保证教学质量呢？中小学教育不仅仅是为大学输送人才，而是关系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关系到实现四化大业的问题。
唐棣华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说，幼儿教育很重要，孩子性格的形成在三到六岁，但我们教育部门却没有管幼儿教育的，出现了幼儿园太少，老师既不懂幼儿教育，又对幼儿教育不感兴趣的情况。建议教育部设立专管幼儿的部门。并呼吁全社会都来抓幼儿教育，光靠国家投资不行，要责成县、区、乡都抓这项事业。我们政协要大力呼吁，百年树人是件大事。
姚峻委员（天津市副市长）说，天津郊区许多小学校舍简陋，我们在农村集资二千三百万元建校舍，但这种集资化缘的办法不是长久之计，建议根据各地工农业产值按比例征收教育税。
邓昊明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说，现在人才问题是个根本问题。根本的办法是，要从幼儿园到大学培养出来，做到人才辈出。我国的教育经费已经有所增加，但还不够。在目前情况下，可否先从幼儿园、小学做起，钱从哪里来？可以用征税和奖励捐钱办学的办法。
顾正秋委员（鞍山钢铁学院副院长）说，在经济建设领域中，要防止盲目追求增长速度的现象。同样，发展高等教育也应防止盲目增加学校数量。目前各种大学如雨后春笋，连有的县城都要办大学，教育资金、师资、基建均不落实。现在有些新办的大学是冒牌货，吃百家饭，成了皮包大学，既浪费资金又误人子弟。我认为发展高等教育，也应侧重现有学校的挖潜，否则质量上不去，数量再多意义也不大。
赵沨委员（全国音协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说，中小学音乐教育薄弱，办这些事用不了多少经费，见效会很快。现在的中小学音乐教育是一个薄弱环节，音乐教员不受重视，还被派去搞杂务。要提高音乐教员的素质，学好音乐对学生智力的全面发展很有好处。外国的经验值得借鉴，美国纽约各区都有音乐督学，由音乐博士担任。我们也可以在各区设一人专管艺术教育，各区都办一所业余艺术学校，以利于音乐、艺术的普及。我国体育之所以上得很快，就是因为各区都有业余体育学校，普及程度较高。
学校不能办成经济中心、经济实体
谢立惠委员（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教授）说，教育体制改革应当明确，只能把学校办成教学中心、科研中心，而不能再搞所谓的经济中心或经济实体。学校的任务应当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现在有人提出国家不包经费、不包投资，这不全面。我们不能照抄外国的经验，象美国那样有大资本家的捐助。我们高等教育如果国家不包经费，那学校怎么搞？现在许多学校搞“创造收入”，把许多精力花到赚钱上，这必然影响教育质量。
朱亚杰委员（北京石油学院教授）说，学校要办成两个中心，不能再搞经济中心。学校要注意质量，培养好的人才，而不能光追求数量。
许振英委员（东北农学院教授）说，学校搞“创收”，校长也是被逼得无奈。不搞“创收”，奖金发不出去，人心不稳。应当解决这一问题。
白文元委员（抚顺石油一厂副总工程师）说，这几年，大学毕业生分到科研设计单位的多，分配到企业的很少。分配的少，而调走的又多。我们厂工程技术人员只占5.5％。现在分配一个大学生，学校要收一万二千元，把大学生商品化了，这不合理。而且现在大学生分到岗位，都不经过锻炼，没有实践经验。
孙洪敏委员（全国纺织工会副主席）说，现在分配大学生向接收单位收钱，听说一名大学生收一万元，清华大学的毕业生高达二万元。甚至中小学生入学、转学都要向学校交钱。
李果珍委员（北京医院放射科教授）说，现在医务界不正之风有两点比较突出，一是讲课收费。过去没有这一说，如今上十几节课就收上百元，而且都向收费高的单位看齐，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二是进修收费。过去进修也不收费，后来收几十元、上百元，如今竟收到上千元。很多单位，特别是小单位急需培养人才，哪有那么多钱？收费不讲成本，想收多少就收多少，这种做法，不是从培养人才的观点出发，不利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王铁崖委员（北大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法律系教授）说，高等学校有很多不合理现象，教员多不任教，人浮于事就是一例。既然改革，就应解决这个自己把自己憋死的问题。我看可以让这些剩余师资到中学去兼点课，大学待遇不变，帮助提高中学的教学质量。现在有的学校采取搞开发公司的办法，这很危险。开发公司是以赚钱为目的，长此以往，就会把思想政治工作冲掉了。办班多，把本来是教学骨干的中年教师身体搞坏了，教学质量下降了，科研也无人搞了。勤工俭学是对的，但不能引导学生向钱看。
重视成人教育支持社会办学
丹彤委员（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说，成人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知识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世界上称为“知识爆炸”。过去读过书，甚至大学毕业的人，知识陈旧了，迫切需要知识更新。为此，我们要改变“一次教育”的旧观念，建立“终身教育”的新观念。目前，成人教育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要，更加迫切。当前我国工、农、商各业专门人才数量少，水平低，年龄老化，“断层严重”。据统计，目前，在机械部系统，大、中专学校人才培养数量只是所需人才的三分之一，其余缺额则需在职工教育中培养补充。几亿农民的教育是当前需要重视的问题。过去农民种田，只需向父辈学就行。现在要科学种田，出现了多种经营的各种专业户，到处办乡镇企业，农村迫切需要文化。他们提出：“要发家，学文化”。他们有组织地或自发地办起各种知识传授站，技术培训班，科技咨询集市等，并高薪聘请技术人员、能人。因此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工作应加强领导，从各方面给他们提供办学条件，采取各种形式开办农民文化教育。目前，军队全体成员的教育也出现了新的要求。除军队专门人才以外，还要培养军、地两用人才，这项任务也应纳入全民成人教育范畴。但是，全国成人教育没有一个统一管理部门，中央没有专门管理农民教育部门，对职工教育则多头领导。全国职工教育委员会，是国务院管职工教育的办事机构，但领导人员多是兼职。教育部虽有管理成人教育的任务，但担负着成千上万所学校的管理任务，如果再兼管成人教育是很难胜任的，顾此失彼会给四化建设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为此建议：1、国务院设置专管职工教育、农民教育的成人教育部；2、设置专项成人教育经费。
邵子言委员（全国职工教育委员会顾问）说，近几年来，民主人士、民主党派成员、离退休的知识分子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培养，办了很多培训学校或培训班，为就业前职业技术培训、青年升学补习、在职工人提高文化、专业技术，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干部的知识更新和继续深造等都作出了贡献，成绩显著。例如河北的保定、唐山，浙江的杭州以及上海、南京、广州、北京等地，这类多种多样形式的学校（班）办得多、办得好，已经成为成人教育的一个重要力量，深得各界的赞扬。
建议各级政协、民主党派把办好干部、工人、农民业余教育，进一步列入自己的工作议程，当作自己的责任，多方面支持，给予指导和帮助。
叶培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说，南宁市对民主党派所办的学校要收5％的管理费，三次不交者吊销执照。办学是为了教育青少年，出人才，为什么要用钱来卡呢？
卢鹤绂委员（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教授）说，上海的一些青年和中年知识分子渴望搞一所民办大学，为国家做件好事。现在已经成立了“淞沪大学”筹备组，自筹资金，建立了电脑实验室，培养了一千多进修生（工程师、厂长、中学教师）。这个消息经《光明日报》传到美国，国际影响很大。最近美籍华人学者在旧金山成立了“淞沪大学”基金会，为我们免费派遣教师授课。我们办这样的学校没花国家一分钱，但阻力很大。社会办学是宪法允许的。我迫切希望看到教育体制改革对民办大学的态度，支持我们办好。
文艺要为两个文明建设出力
舒强委员（中央实验话剧院导演）说，艺术作品是精神产品，毕竟与物质产品不同，虽有商品的一面，但它更主要的是教育人民。好的艺术作品并不一定就能卖钱。我平常讲共产主义理想，被一些人看成是老正统。我讲过不能一切“向钱看”，但有些青年受“文革”影响，没有奋斗目标，心里只有“钱”。文艺必须担负起理想、纪律、艰苦奋斗教育的职责，千万不能让艺术去搞买卖，应让艺术家考虑社会效果、教育作用，注意质量，不能不择手段地去搞钱。文艺改革进行了好几年，有的单位方向仍不明确，就剩下一个字——“钱”。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对艺术工作者要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另一方面，国家也应该尽快提高他们的工资，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
杨宪益委员（《中国文学》社顾问）说，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我觉得还需要注意不要假、大、空。如果搞虚假的精神繁荣，说假话，把实事求是的原则忘记了，那就不好。我看应当提倡真正的精神文明，提倡实事求是、艰苦朴素，不要铺张浪费，不要说假话。我们国家刚刚起飞，要多想一点不足之处，要多谦虚一点，不要忘记我们的好传统。
裴艳玲委员（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演员）说，这两年，由于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文艺战线形势越来越好。我们剧院现在也搞了承包，个人收入有了明显增加，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但同时也带来一些弊病。由于我们忙于完成合同任务，很难坐下来研究艺术，演出质量逐步下降。这个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艺术团体毕竟不同于企业单位，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科学地把经济规律和艺术规律结合起来，既不能象过去那样，一演样板戏，各个艺术团体都搞；又不能象企业单位那样，拚命去挣钱。现在我们剧院在河北省还算好的。艺术团体搞改革的目的是出人、出戏。希望有关领导要早意识，要解决，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盼望能尽快召开文代会，统一思想，明确政策。
顾敬心委员（民盟中央常委、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说，有些文化团体的演出在向低级趣味方面发展，决不可掉以轻心。现在各地电视台过多地放映香港片，弄得小孩子回家后不想念书了，看了以后就学着武打。
陈敏之委员（民盟中央常委、江苏省政协副主席）说，今年春节期间，南京电视台连续播放香港电视剧《上海滩》，风靡一时。晚间播放时，许多业余学校、夜大都没什么人去上课了。这个片子的内容，主要是打、杀、争风吃醋。在同一时间放映的《红岩》却没人去看，这很值得我们深思！
关梦觉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吉林大学教授）说，《上海滩》把旧上海黑社会的那些东西全搬出来了。还有时装表演，有人讲这是“美女加奇装异服”，上海还以此为题拍了一个电影。对春节播放的节目，大家很失望，演员们都学香港的腔调。目前还有一种倾向，就是什么都“向钱看”。上海一家报纸还为“向钱看”找理论根据。
骆玉笙委员（天津市曲艺团副团长）说，现在年轻人不愿意看京剧、话剧、曲艺。而社会上小报多，内容离奇，学生买了互相传阅，影响极坏。为了抵制歪风邪气，要提高文艺质量，办好艺术学校，带好徒弟，把戏演好。
何正璜委员（陕西省博物馆顾问）说，现在有的人为了赚钱，不那么强调精神文明了。现在有些青少年犯罪，就是为了弄钱而发展到去偷去抢，男青年结婚要付出好多钱，有的迫于没钱而起犯罪的念头。因此，大力抓精神文明的建设要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不能提倡“向钱看”，不能丢掉“精神文明”。整修古迹名胜，也应考虑对人民在精神文明方面有教育意义，象大修杨贵妃墓和王宝钏寒窑，只能加深人们的封建意识，对精神文明毫无益处，希望今后进行这类修建多加考虑。
阳翰笙委员（全国文联副主席）说，我们搞物质文明建设必须同经济效益联系起来，应该讲赚钱。可是在文艺方面，有些有经济效益的事业却多数没有收到经济效益。现在文艺领域，有的名曰讲经济效益，实际上是“向钱看”，这就严重损害了精神文明建设。比如，有些出版部门，大量出那些赚钱的游侠书籍、小报之类的东西。那些小报的内容很不象话。与此相反，有科学价值、历史价值等方面的书却出得很少，出现这种现象应予纠正。
赵沨委员（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全国音协副主席）说，我们音乐界成绩很大，是以前所不能比的。过去十七年在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奖的人“三、五成群”，最近在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奖的青年演员有一百多位。各种业余音乐院校有学生一万多人。去年各种民歌、管弦乐作品，据专家的评论认为水平很高，各有一百多首可以获奖。人民生活提高了，钢琴成了紧俏货，据北京某文化用品部负责人讲，北京目前登记待购钢琴的有二万余人，而其中许多是农民。这是很好的发展形势。但是一些人假借音院名义演流行歌曲赚钱，“产品”有商标注册，这些人冒牌没人管。这股风必须扭转。（附图片）
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委员们在小组会上讨论大会的文件，决心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大陆多作贡献。
本报记者 沈进摄
政协委员、著名电影演员于蓝（右）、秦怡在小组会上亲切交谈。
本报记者 沈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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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边远地区、民族地区教育落后状况亟待改变
申泮文委员（南开大学教授）说，以前我们对海南岛建设没有搞好，尤其是教育工作十分落后，经费不足。自1980年起实行财政包干，不管学生增加与否，经费五年不变，这些钱连教师的工资都不够。学校的费用只能靠学生的学杂费。由于经费困难，限制了教育的发展，这些问题应赶快解决。
李秉德委员（西北师范学院教授）说，甘肃的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很差，影响了教学质量。教育部门、财政部门应该给予重视。现在的情况是，由于没钱办教育，出不了人才，生产就没有出路；生产没有出路，就更没钱办教育了，形成恶性循环。这样的状况与开发大西北的形势很不适应。
邵良础委员（广东省民委委员，瑶族）说，要培养各方面的少数民族人才。现在民族地区的人才虽有交流和输入，但总的来说是走的多，来的少。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就是多建立培养少数民族地区人才的学校，多培养当地人才。
田恩波委员（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土家族）说，要根本改变民族地区落后的现状，靠人才，人才培养要靠发展教育，希望增加民族地区教育经费。我们州今年教育经费比去年反而减少了，应当引起关注。
王耀伦委员（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副州长，苗族）说，少数民族地区落后，根本上是文化教育落后。我们地区教育经费少，教育质量差，学校危房多，学生合格率低。
安尼瓦尔·汗巴巴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乌孜别克族）说，新疆解放三十多年了，文盲仍很多，四十岁以下的青年人中，文盲占18.5％。扫盲工作一直在抓，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目前新疆缺乏师资、经费和必要的教学设施，入学率很低，教育水平也低，应该予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