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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满希望的事业
——岳阳石油化工总厂党风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舒瑜
在岳阳石油化工总厂的统计图表上，标志经济发展情况的红色箭头象展翅的大鹏扶摇直上：1984年，该厂提前八十六天完成了全年利税计划，工业总产值达三亿多元，实现利税近六千万元，比1983年分别增长22.9％和21.6％，实现了产值、利润和上缴财政同步增长。“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岳化总厂正凭借党风建设的“风力”而持续腾飞。
工厂的腾飞并不意味党风建设就十全十美了。该厂党委书记谢培清没有讳言党风建设的困难。他说：“有困难，更有希望。”是的，生活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光照与黑暗交错，希望与困难并存，这才是生活的全部真实。这些年，不正之风吹得有些党员迷了眼睛，吹得个别党组织散了架子。一种不正之风被刹住，另一种不正之风又抬头了。党风建设怎么抓？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还是抓大事，治根本？岳化总厂党委选择了后者。1983年初，总厂新的领导班子一成立，就鲜明地提出了党性党纪教育问题，以此作为党风建设的根本措施。1984年3月，总厂党委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展览会。一面展出的是总厂三十三名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另一面展出了违法乱纪的典型案例。前来参观展览的共有八千二百多人。善与恶、美与丑的鲜明对比，比板着面孔训斥、空洞的说教更有说服力。总厂坚持实行抓党风责任制，党风建设列入政治工作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每季度对各工厂、单位检查、考核、评分一次。
要检查，先从头头查起。一查，就查出一条“大鱼”。总厂一位副厂长经受不住别人两台“便宜”彩电的诱惑，大笔一挥，为送礼者批购锦纶丝、化肥、汽油等物资，使犯罪分子非法牟利一万五千元。一个副厂长落水了，千万个党员、职工觉醒了。供销公司生产科长、党员黄坤，在负责降价处理“黄河”牌旧车时，拒绝了两个外单位送上门的一千七百元的现金和其他礼物。仅1984年，全厂有四百零八人次，拒绝了二百六十七个工厂、机关单位的送礼和行贿。
纪委监督同级党委的作用如何，党委接受同级纪委监督的自觉性如何，是对党委、纪委的原则性及战斗力的考验，也是一个单位党风建设的试金石。岳化总厂的纪委在党风建设中真正履行了自己的责任。1983年底，岳化一些分厂召开用户座谈会时，搞了铺张招待，还发生了送礼的现象，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总厂纪委听到反映后，及时进行调查，并向总厂党委书记提出了意见。党委书记立即召集党委会讨论这个问题，有关领导成员表示虚心接受批评，决心改正，并肯定了厂纪委敢于监督党委领导干部的做法。今年初，总厂纪委确定了本厂纪检工作的总目标，层层分解落实，责任到人。同时，还制定了有关工作程序，下发给各工厂单位执行。各单位纪委每半年对本单位党风状况进行一次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对党内出现的新情况，随时调查并报告党委和上级纪委。今年以来，总厂各级纪委写出专题的调查报告四十四份。
仅靠纪委的几十个人抓党风，累死也顾不过来。党风建设要走群众路线。实行群众对干部的监督，不仅是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环节，也是抵制不正之风的重要措施。岳化总厂每年民主评议干部一次，每半年对整改情况进行一次检查。由职代会主席团主持的评议干部活动，实际上是一次有声有色的民意测验。评议干部，群众是评议者，干部是被评议者。有的干部担心群众“打横炮”，揪辫子，无限上纲，下不了台。厂党委注意既放手发动群众，又正确引导大家做到“三不”：知无不言，不冷场；实事求是，不整人；言者无罪，不顶牛。在综合整理群众的评议意见时，成绩说够，缺点说准，力争做到每条成绩有依据，每条缺点有事例。一位退到二线的老同志说：“群众是‘圣人’，代表们给领导画像太象了。”另有一位负责干部说：“我当了几十年的干部，从没有人这样把自己的优缺点评议一番。经过评议，就象洗了一个温水澡，脑子清醒多了。”
这个厂的广大党员、干部用整改的行动来回答群众的评议。党委组织部听取评议意见后，立即针对统计报表重叠、数量多的问题，研究整改措施，运用电子计算机人事统计磁带，随时储存数据，减少表报层次。锦纶厂工区沟口道路不平，不少职工骑车上夜班时摔倒，长期没有解决。在评议干部时，上午职工提意见，下午有关领导就组织人动手修整道路。一位职工说：“几年没有解决的问题，评议会一上午就解决了。”
端正党风党纪，使党的形象更加高大，靠“一阵风”通常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富有成效、充满活力的党风建设往往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悄悄地发生。涤纶厂水汽车间冷冻班发生的故事，也许能说明这个道理。这个班1979年以前有三名党员，其中两名表现不好，一名长期泡“病号”。班长徐惠谊是个“党外人士”，憋着一肚子气，跑到厂部和车间领导面前，发誓再不要党员了。三名党员先后调出该班。从1980年到1982年，这个班没有党员。1983年6月，仍然是这个班长，却主动向组织提出，调几个党员到班里来当骨干，而且班长本人也积极申请入党。他说：“现在党员有变化，象党员的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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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端正党风要下真功夫
一提起端正党风、增强党性，有的同志连声叹道：“难啊！”我们并不讳言困难，但必须看到这个活生生的事实：我们的党风毕竟在日益好转。岳阳石油化工总厂党委书记说得好：“有困难，更有希望。”
党风建设的困难何在？摆花架子，作表面文章，就制造了困难。有的人抓党风，满足于一般号召，会场上慷慨激昂，会议一结束便烟消云散。你说他不忙吧，那算冤枉了他。计划，他写过，锁在保险柜里；措施，他订过，贴在办公室里；汇报工作，应付检查，他准能说上十条八条，就是连一个实际问题也不去解决。有的把眼光盯在上头，一等二靠三要，吃现成饭；有的把眼光盯在外头，别的单位干啥，咱也干啥，闻风而动，轮番攀比，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空空洞洞，这本身就是一种不正之风。用这种态度抓“党风”，岂不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党风建设的希望何在？肯下真功夫，就充满希望。岳阳石油化工总厂就是一个例证。这个工厂的党委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党性党纪教育入手，抓大事，治根本；不是高高在上，坐而论道，而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突出重点，有的放矢；不虚张声势，不作表面文章，而是有领导，有步骤，有督促，有检查，稳扎稳打，常抓不懈；不是盲目照抄照转，袭用旧框子，重弹老调子，而是有创见，有新招，党风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结合实际，讲道理，有人情味。他们的经验，值得各地党组织、尤其是第二期整党单位借鉴。
党风问题，关系着党的存亡、改革的成败、国家的兴衰。在这个重大的严肃问题面前，一切共产党员必须采取认真的、严肃的、负责的态度。已有的胜利，都是认真工作的结果；要夺取更大的胜利，除了继续奋斗，别无出路。党风从来不因耍花枪好看而根本好转，困难从来不因讲大话响亮而销声匿迹。只要我们肯下真功夫，扎扎实实地工作，问题成堆也罢，困难如山也罢，总是能够逐步解决的。党风建设是充满希望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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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市委书记离任前的一席话
对于出席沈阳市第七次党代会的一些代表来说，最受感动的莫过于听老书记李涛离任前的一席谈话。
4月12日，中共沈阳市委新的领导班子组成。李涛不再担任市委第一书记了。离任之前，李涛在市党代会主席团会议上作了即席讲话。他作为一个老共产党人，既是和大家娓娓谈心，也是在向党吐露情怀。
他讲了这样三点：
不当幕后指挥。李涛说，在我主持市委工作期间决定的事情，有些难免有不当之处或错误。新班子对这些问题，该纠正的要纠正，这是为了党的事业，跟“人走茶凉”是两码事。我退下来后，坚决不干预市委班子的工作，市委开会不要找我，由你们自己放手干，我不当幕后指挥。如果作为朋友到我家串门，非常欢迎。
不再享受在职待遇。我退下来了，市里的房子暂时还得住段时间，等省里给了房子我就搬过去。在生活方面我没有任何特殊要求，绝不给新班子添麻烦。
闲不住搞点调查。我身体还好，还可以搞点调查研究。我想先到沈阳市农村搞专业户的调查，如果你们感到有用，就供你们参考。到农村跑一段后，我还想对鞍山、营口、辽阳等城市作点调查，为城市体制改革提供点情况。
李涛在“一二·九”运动时就投身革命，解放后，曾担任辽宁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等职。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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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的回声
郭林清等受到惩处 三呼庄村重建支部
天津市静海县三呼庄村原党支部偷漏税收八十一万多元被揭露后（见本报2月26日第五版《长期偷税漏税谈何廉洁奉公》），中共静海县委决定将原三呼庄村党支部解散并予以重建，开除原党支部负责人郭林清、李芝庭、马悦之的党籍。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郭林清、李芝庭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二年；判处马悦之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张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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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验交流
阳泉市郊区党委重视乡镇企业的党员发展工作
能人大批入党 企业繁荣兴旺
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党委，在乡镇企业中积极发展有知识的能人入党，努力造就一大批新型的企业管理人才。
敞开大门，吸收合乎党员标准的有知识的能人入党。区委经过调查，发现全区共有中级知识分子一百一十二人，高中以上的知识青年一万三千余人。这些人中有许多是办企业的“能人”。两年来，区党委和乡镇党组织先后发展十七名知识分子和九十六名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能人”入党，占全区发展新党员总数的56％，促进乡镇企业干部队伍结构逐步由“大老粗”型向知识型转化。王珑村石维存，高中文化程度，去年被接受入党后，担任了村经济联合公司经理，管理的九个企业个个增产，全村总收入一年翻了一番，人均收入也比上年增长一倍。
热情培养，进一步提高有知识的“能人”的政治、业务素质。两年来，区党委采取多种形式，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企业管理能力，以适应新技术挑战和商品经济发展需要。区委及有关部门积极选送这些能人上各类大学深造，到上海、深圳、太原等地培训或参观学习。两年来共送出四百七十五人到外地学企业管理、成本会计、微电脑技术、美术陶瓷、玻璃制品、服装设计知识。在党组织的支持下，区委还办起业余进修学校。全区二百三十余名干部进了大专班，进修政治和各种业务基础理论。
不拘一格，把符合“四化”要求的优秀党员和能人提拔到企业领导岗位上来。两年来，区委对有知识的能人看主流，不纠缠细枝末节，不轻信闲言碎语，全区共提拔一百三十八名有知识的能人担任企业领导，挑起发展乡镇企业的重担。旧街乡农机厂荆德库，有文化，懂经营，但长期没有得到重用。近两年党组织和群众给予充分信任，让他当了农机厂厂长，使亏损九万元的企业起死回生，去年全厂实现总产值比1980年提高二十二倍，人均产值一万七千元，人均上缴税利四千五百元。
阳泉市郊区重视人才的培养使用，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1984年全区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二亿一千万元，在山西省一百多个县、区里名列前茅。
本报记者 胡太春
本报通讯员 王红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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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赞
李迎林拒收不义之财 好党员赢得同声称赞
1984年9月，河北省水利厅工程局决定更新一部分车辆。领导把负责处理六十三辆旧汽车的任务交给了物资科干部李迎林。消息传出，想买汽车的纷纷赶来。有的许诺：“我要能买到辆合适的车，少不了你们的‘好处’。”一天晚上，李迎林家来了位“不速之客”，要求买辆汽车。李迎林实言相告，买车的多，货车号已发完了。可这位来客缠着不走，说翻斗车也要。处理旧车小组经过研究，决定让这位来客购一部翻斗车。晚上这人来到李迎林家，偷偷地留下了一个装有人民币五百元的纸包。第二天一上班，李迎林就向党支部汇报了上述情况，并把钱交给本单位会计。
隔了一天，那位来客又来到李迎林的办公室，悄悄地将一个信封塞进了李迎林的手提包里。李迎林抓住他的手：“你放的东西请拿走”！办公室的其他同志打开信封一看，里面又是五百元人民币。李迎林取出了原先存放在单位的那五百元，将两个装满钞票的信封一齐还给他。 （郑选 张锡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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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栏
高政友等受贿几百元 国家财产损失数万元
四川省万源县原黄钟区区长、区委委员高政友、石人乡干部李克昌收受贿赂，失职渎职，造成经济损失五万多元。1985年3月1日，万源县有关部门决定：高政友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用两年；李克昌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追回二人全部赃款赃物。万源县委将这一事件通报全县。
1983年10月，石人乡经县政府批准，由国家拨款五万多元，新建一栋室内面积为八百平方米的钢筋水泥土混合结构住宅及办公楼，还在县政府未审批建房时，当时公社党委书记高政友就收受民工寇仕益西铁城手表一只（价值一百九十六元）。建楼计划被批准后，高政友将建房工程包给渠县万寿乡无建房技术和能力的农民石工寇仕益。施工中，高又接受寇仕益的现金一百五十元，以及木料等。李克昌向民工索取现金二百二十元及木材、石灰。
由于高、李索贿受贿，玩忽职守，致使寇仕益私招乱雇工人，在施工中严重违犯建筑安装工程条例，偷工减料。房子经鉴定，应予拆除，造成经济损失五万多元。
（王发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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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剖析与思考
马茂信何以步步高升
山东省东营市副市长马茂信，最近被撤销职务，检查交待问题。
马茂信在“文革”前夕任山东广饶县城关派出所户籍员。“文革”中，他积极参与批斗领导干部，在社会上带枪抓捕另一派的干部群众，成为县“公安干警指挥部”造反组织的头头之一。因造反有功，1971年他当上了城关公社党委副书记；两年后又升任书记。1976年11月，广饶县原县委书记董春禄，推荐马茂信担任广饶县县委书记。马茂信掌权后，却借“揭批查”之机，诬陷董春禄同志和“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有牵连，组织大会、小会批斗，把这位1942年参加革命、为党和人民立过战功的老同志迫害致死。马茂信任县委书记七年间，以派划线，打击、迫害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全县有一百一十四人被立案审查，有一百二十四名县直机关干部被下放到基层降职使用。同时，马茂信对那些“文革”中“旗帜鲜明”、“能打胜仗”人，论功行赏，加官晋级，先后提拔县级干部八名、县委常委一名，其中六人是“文革”中的派头头。在他提拔的一百四十四名县直部、委、办、局和公社干部中，有三十九人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其中十五人有打砸抢行为。调到东营市以后，马茂信仍不忘当年的造反兄弟，继续干涉广饶县的人事安排，并把两名派头头、打人凶手安插到东营市政府的一些部门做领导工作。
就是这么一个马茂信，竟然受到地区某些领导的赏识和重用。1980年2月，惠民地委研究，准备让马茂信进地委常委班子（上报后未批）。同年11月，又把他作为“优秀中青年干部”上报为地委常委、副专员。当年年底，山东筹建东营市，地委一再向省委推荐马茂信为筹备小组成员。1984年4月，马茂信当上了东营市副市长。
马茂信步步高升，在当地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当地干部、群众从1980年开始就向上级党组织反映马茂信的问题。群众来信不断，但并未引起惠民地委的重视。1982年7月，地区推选马茂信为党的十二大代表。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根据群众的揭发材料，责成惠民地委派人到广饶县调查马茂信的问题。地委组织部派了一名副科长和一名组织干事前去调查。被调查的八人，都是县委组织部圈定的，他们都为马茂信评功摆好，连他参加造反组织也不证实。调查的结论是马茂信“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表现是好的。”省委组织部看了报告，认为有些问题尚不清楚，又电告地委组织部作进一步调查。这次调查了解的七人，仍是县委指定的，虽有二人在“文革”中与马茂信观点不同，但他们觉得马茂信在“位”上，不敢说个“不”字，致使第二次调查“与上次的调查报告一致”。结果，马茂信当上了党的十二大代表。之后，组织部门又以惠民地委上报的考察材料为依据，提拔马茂信为东营市副市长。直到去年整党期间，中共山东省委根据群众来信，两次派调查组调查，才基本查清了马茂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
带头造反、掌权后大搞派性活动的马茂信，竟跨过一个又一个台阶，步步高升，问题在哪里？教训何在？
（一）考察干部必须严肃认真，不能掉以轻心。有些组织部门的同志，不是从党的千秋大业、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对待干部考察工作，而是马马虎虎，敷衍塞责。还有一些同志在考察干部之前，先摸清领导人对这个干部的使用意图，然后下去按图索骥，搜集有关材料，以迎合领导的意图，印证领导的“高见”。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二）要坚持党性原则，公道正派。目前有的地区和部门存在着派性或派性残余，情况比较复杂。领导干部或组织部门的同志，在选拔、考察干部过程中，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决不能用派性代替党性；不能凭个人印象、个人好恶判断干部；不能用道听途说代替事实根据。要深入调查研究，全面了解，反复核实，实事求是。
（三）必须建立严格的干部考察责任制。选拔第三梯队、调整领导班子，要做到知人善任、提拔得当，对干部的德、能、勤、绩等方面作全面深入的考察。组织部门的同志应该广泛接触群众，考察了解干部的现实表现和周围群众的意见。如发现用人不当，应该果断纠正。因考察工作马虎从事，敷衍塞责而造成失误、用人不当的，应追究负责干部的责任。
（程德源 袁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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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等着吧，到了“七·一”再说。
（吉林《党员之友》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