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改革激励人们为理想而拚搏
——访全国人大代表、首钢党委书记周冠五
本报记者 郑盛丰
有人以为，不正之风源于改革；改革会使人陷入铜钱眼，唯利是图。
“不！绝对不会！”正在参加人代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周冠五断然否定了上述观点。他说：“改革绝不会使人变自私！”
这位以成功地领导了企业改革而闻名的首钢党委书记敞开衣襟，来回踱步。看得出，他对那个观点无法保持缄默。“改革，不会使人目光短浅，只会使人胸怀宽广，脚踏实地而又富于理想。”
停了一下，他又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上述观点：“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是有理想的人民。但是，过去经济体制的弊端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不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光靠说教和喊口号，一万年也不可能实现理想。现在搞改革，激发人们为理想而拚搏。拚搏，把理想具体化了。理想是什么？近期是翻两番，远期是共产主义。改革前进一步，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提高一步，理想也就接近一步。现在人们是把理想寄托在改革上。”
联系首钢的实际，他说，首钢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制度，用工人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多收了，企业多留了，个人也多得了。”
“这样改革，谁受益最大？当然是国家。首钢四年上缴的利润就等于一个‘首钢’
（指固定资产）。国家决定对首钢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时，规定每年递增6％。1983年，首钢主动把这个递增率提高到7.2％，这样十年就要向国家多缴四亿元利润。工人们欣然同意。因为他们懂得，国家利益代表了人民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这个大头不保证，集体和个人利益就没有保证。理想和现实就会脱节。”
既然改革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就必然会激发起职工的献身精神。周冠五随便举了一个例子：今年2月的一天，一根水管突然断裂，水柱喷向一个正在运转的马达。入厂刚两年的一位青工见到这种情况，跑上前用身体压住水管裂处。当时的气温是零下十二度，他的棉衣上结了一层冰。周冠五说，象这种感人的事例，首钢今年以来就有一万四千多起。正是这种改革精神和献身精神，使首钢的经济效益直线上升，自1979年以来，实现利润每年都递增20％以上。
当记者请周冠五代表谈谈改革和纪律的关系时，他略作思考后说：体制改革后，责权利到人，管理不严，效益就差，而效益差不仅关系到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也关系到职工的利益。所以，首钢职工不仅自觉遵守企业规章制度，而且非常关心企业是否遵纪守法。去年年底，一家报纸说首钢某些产品涨价，第二天，公司党委就收到不少职工的来信，质问公司为什么要涨价。后经查实没有涨价。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职工对改革声誉是珍惜的，改革会使职工更加懂得遵纪守法的重要。
说到这里，眼前这位已经在首钢工作三十多年的企业家很有感慨。他说：“解放以来，首钢职工的精神面貌数现在好，他们最富于理想，这是改革带来的新气象。把理想和改革对立起来不对，弄成‘两张皮’也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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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昂首飞鬃奋老蹄
——访新增补的政协委员袁晓园教授
本报记者 鲁南
夕阳未必逊晨曦，昂首飞鬃奋老蹄，
春蚕萦绕千千缕，愿为人民吐尽丝。
在政协委员下榻的远望楼，记者见到最近恢复中国国籍、并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袁晓园教授，她激动地朗诵了前几年回国时写的这首诗，深情地说：“粉碎‘四人帮’，经过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国家形势一年比一年好，尤其是关于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利国利民，顺乎潮流，深得民心，仅短短几年时间，似晨曦初上，使世人看到了中华振兴，经济腾飞的光辉前景。我在垂暮之年回国定居，别无它求，就是要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余力。”“祖国和人民对我如此信任，如此厚爱，推举我当全国政协委员，我既感到光荣和幸福，又感到责任重大，我一定为人民多做事，吐尽丝”。
这几天，袁晓园教授为晚年能得到报效祖国的机会，一直沉浸在激动之中。她说：“对新中国的了解，耳闻不如目睹，从七十年代以来，我差不多每年都回国实地观察，每次都有深切感受。共产党豁达大度，不记前嫌，真诚地希望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如果台湾的同仁仍有疑虑，不妨到大陆来看看。我相信，每个爱国者看到神州大地呈现的瑞气祥和的景象，都会为之高兴的”。袁晓园说：现在大陆对海峡两岸同胞的交往已放宽政策，保证来去自由，台湾当局能不能也相应地放宽政策呢？
作为一名学者，袁晓园教授更希望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的四化大业多做贡献。在担任国民党驻外官员时，在旅居美国之后，袁晓园教授把一片报国之心倾注在祖国文字的研究上。六十年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向美国介绍《汉语拼音方案》，自编、自印汉语拼音教材，在小学、中学和大学进行汉语拼音教学，为《汉语拼音方案》在美国推行作出了贡献。她还花了十几年的心血，对汉字的未来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创造出一种双拼带调，意标定形的“汉字现代化方案”。袁教授对社会上文字拼音的乱写乱用十分关切，曾呼吁“讲求文字美，提倡规范化”，并准备成立“文字应用服务中心”，向社会提供咨询，帮助人民群众和工商企业正确书写和拼音。
作为一名活动家，袁晓园教授还希望为祖国结交更多的朋友。多年来，袁教授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去年，她和张之丙先生创建了中美文化交流基金会。
“春蚕萦绕千千缕”，袁晓园教授想为祖国做的事太多了，尽管已届耄耋之年，她深信“夕阳未必逊晨曦”。可以相信，在四化大道上，这位识途老马将留下她新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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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雨中情深
四月二日中午，天空突然下起小雨。大都饭店接待部和客房部的三十多名青年男女服务员，一人撑开一把雨伞，来回接送吃午饭的人大代表。一时，黑布伞、蓝布伞、塑料伞往来穿梭，交织成一片。特别是对于那些年岁较大的代表，服务员更是一手持伞，一手搀扶，从客房送到餐厅，再从餐厅送回客房。（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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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师生三次同室
大都饭店主楼三百四十五号房间，住着来自福建的两位人大女代表，她们是抗战前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师生。老师余宝笙，鹤发童颜，现在是福建师范大学化学系教授；学生夏美琼，满头青丝，现在是福建省妇幼保健院院长。她们一个是生物化学专家，一个是妇产科专家，在前几年同时当选为全国六届人大代表，三次进京开人大会，三次同住一室。师生二人年龄相差不到十岁，现在都是长者，但是精神矍铄，满面春风。老师说：“我的学生老照顾我。”学生说：“我的老师走路比我还快。”（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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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溥杰赠字
四月一日中午，总参炮兵部招待所餐厅别有一种热闹情景。七十八岁的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爱新觉罗·溥杰，把他手书的“四海同胞亲，军民鱼水情”条幅赠给炮兵部招待所负责同志。在场的人大台湾代表团团长林丽韫对招待所赵所长说：“感谢你们的热诚服务。”
溥杰是受住在总参炮兵部招待所的台湾、辽宁人大代表委托，手书条幅以感谢招待所的周到服务的。这个招待所从一九八○年起，每年都接待人大代表，每次都以热诚的服务受到代表们的赞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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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省长要“政策”
本报记者 刘虔
“今年的改革一定要继续把经济搞活，促进各方面的经济效益有一个较大的提高……”这是赵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句话。
此刻，云南人大代表、昆明铁路局电务处处长林后模的目光正盯着这句话，久久不能移去。
他在想他的工作，想他在工作中遇到的因体制僵化带来的困难。本来木材和磷矿石是云南的优势，也是云南省同外省交流的重要物资，但由于流通的中间环节太多，产销不能直接见面，产品价格层层加码，使得国内市场上很有诱惑力的这两类产品失去了应有的竞争力，而且也直接影响省内铁路运输的货源。这完全是一种自我禁锢。
想到这里，林后模坐不住了。他找到同来参加会议的人大代表、省长普朝柱同志，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砍掉一些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加快两大产品的周转。”
省长听了，表示完全同意，并且当即表示：“这次回去后，要以省政府的名义发一个通知，下决心搬走流通环节上的‘绊脚石’，为商品生产大开绿灯。”
林后模高兴地说：“好的，好的，我盼望的就是这个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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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大代表、安徽省委书记黄璜谈“慎重初战”
不刮风 不起哄 不搞一刀切
本报讯 记者赵希龙、黄文福报道：“不刮风，不起哄，不搞一刀切。”人大代表、安徽省委书记黄璜对赵总理提出的“坚定不移，慎重初战，务求必胜”这一指导改革的行动方针谈了自己的感想。
他说，我们搞城市改革还刚刚起步，一开始就要注意，不能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改革是要革除几十年来的积弊，只追求形式上热热闹闹，刮一阵风，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各级领导必须改变工作作风，到改革的第一线去调查研究。“情况不明，胸中无数，怎么慎重？怎么能必胜？”
关于生产发展的速度，黄璜认为，“慎重初战，不是裹足不前。国有国情，省有省情，什么事情都不能一刀切，今后我们不仅要使生产发展保持一定的速度，更要注重提高经济效益，要有后劲。不能一说反对盲目追求高速度，就不敢提速度了。”
黄璜谈了对改革中出现一些问题的看法。他说：“气可鼓而不可泄。在正视和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时，要实事求是，区别不同情况。保护干部、群众搞改革的积极性，也是为了慎重初战。”
黄璜对那种一见改革中出点问题就大惊小怪、随便指责的做法很不同意。他认为，对不正之风，应该引导干部、群众具体分析，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加以纠正。这样，既能解决问题，又不会伤元气。在改革中，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是哪里的问题就在哪里解决。总之，凡事都要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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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大中型骨干企业搞活
——全国人大北京市代表团讨论侧记
本报记者 肖体焕
“要把搞活大中型骨干企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出席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北京市许多代表共同的愿望。
代表们说，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经过几年的努力，乡镇企业活了，集体企业活了，小企业也活了。现在该是把大中型骨干企业搞活的时候了。就北京市而言，市经委系统拥有大中型骨干企业五十七家，虽然它们只占北京市地方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数的5.8％，却占地方工业企业总产值的44.9％，占实现税利的53.6％，占上交税利的57.1％。可见，大中型骨干企业，是北京市地方工业企业的主体，是市工业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如何搞活大中型企业，提高大中型企业的效益十分重要。
北京市这些大中型骨干企业，搞得比较活的有首都钢铁公司、北京印染厂、北京光学仪器厂、电视机总厂等十二家企业，而多数企业设备老化、工艺落后、技术储备差、缺乏后劲，迫切需要进行技术改造。但是企业留利较少，缺乏资金。再加上管理体制没有根本改革，有关行政部门对大中型企业管得过多，某些紧俏产品指令性计划过高，企业超产的余地很少。
究竟怎样搞活大中型企业？北京市的人大代表们说：“内部搞活是关键，外部因素是条件。”根据北京市的实际情况，他们认为从企业内部看，要抓好以下四个环节：
一是建立一个开拓型的、敢于起用人才的好班子。这不仅是通常所说的高文化结构的领导班子，而且是一个高智能结构的领导班子。主要领导人既有本行专业知识，又有丰富的经营经验。
二是发挥大厂优势，按市场需求开发新产品。大中型企业技术力量强，固定资产、流动资金比较雄厚，只要眼睛紧紧盯住市场，不断适应市场变化需要，创出新产品，做到“产品之树常绿”，大中型企业就可以跟小企业比翼齐飞。北京印刷机总厂，认真分析了印刷机械的发展趋势和本企业的优势，在铅印机遍及全国、胶印机还是空白的时候，就大胆确定胶印机为企业发展方向。经过十多年努力。产品在国内市场的覆盖率已稳定在70％以上，并且出口到十一个国家和地区。
三是利用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加速技术改造。大中型企业不能满足于利用自有资金去发展，“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而要花大钱度过技术改造的难关。要紧的是要有金融观念，充分发挥与银行、信贷部门合作的潜力。北京内燃机总厂等企业，近年来坚持用现代化的经营方式办企业，敢于使用银行贷款，终于改造了设备，扩大了生产能力。
四是改革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对车间、班组放权，适当划小核算单位，实行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首钢各级管理单位，通过建立以承包为中心的经济责任制，公司承包到厂，厂到车间、班组、个人，充分发挥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连续六年平均每年利润递增20％。
许多代表提出，搞活大中型骨干企业，从企业外部来看，要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改革机构，简政放权。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要严格按照政策规定的职能来确定管理权限，在搞活企业、为企业服务上下功夫。扩大给企业的各项权利，必须切实交给企业。另一方面，应解决一些政策性问题，为搞活大中型企业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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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区政协副主席黄启汉（前左一）在小组会上发言，表示要积极为四化培养人才作贡献。
本报记者 沈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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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江泽涵（右一），今年八十三岁，仍坚持参加小组讨论。这是他在认真听取其他委员的发言。
本报记者 沈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