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肩负起时代交给我们的重托
曹禺
同志们从全国各地来到首都，举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讨论许多有关今天与明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戏剧事业的问题。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大会。尤其是今天，全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空前提高，各种改革正象万马奔腾，迅猛地开展，文学艺术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今天，全国人民伸出手来，要我们奉献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戏剧新成果。今天，党和国家要我们在各个剧种，在各种戏剧艺术上，表现出伟大的时代精神。
时代交付给我们以重大责任。我们为能承担起这个重大责任而感到光荣。
前些天，我参加了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受到很大的鼓舞与教育。这个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精神，充分发扬了团结的精神。代表们迸放出一股不可抑制的智慧和力量，提出许多积极建议，更好地推动四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代表们深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祖国在不久的将来会富强起来，人民在不久的将来会富裕起来。我受到一种充满信心的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团结精神的感召。我相信，我们这个大会也一定能开成一个充满信心，发扬民主精神的团结的大会。
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关心戏剧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的各种戏曲以及话剧等，都有很好的剧本，很好的演出，涌现出一批好剧作家，好导演，好演员，好舞美工作者和好基层组织工作者。老年、中年、青年戏剧工作者，响应党的三中全会号召，写出和演出了反映时代精神的剧目，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是具有十分重大指导意义的文件。到今天我们回顾，仍然感到十分亲切。他为我们戏剧工作者指出了一条宽阔而又十分正确的道路。因此，沿着他指出的道路前进，我们就获得成绩；离开了它，我们就遭到挫折或失误。
有些同志认为，目前戏剧事业有点不景气；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这是正常的。
我个人认为，除了有些剧种、有些演出团体外，戏剧事业是有不大景气的现象。造成这种不大景气状况的原因很多。应该承认戏剧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电影、电视、歌舞以及各种吸引观众的活动，层出不穷的娱乐形式，是会使舞台剧受到些影响的。
是不是因为这些艺术形式多了，我们的戏剧舞台就一定会受冷落呢？我想不是的，因为戏剧有它特殊的魅力，它和观众息息相通，台上台下感情交融，打成一片。这种形式，不是其它任何艺术形式所能代替的。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戏剧有些不景气，有种种原因，有自身的，也有客观的。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排除各种干扰，一定能使目前戏剧事业振兴起来、大大繁荣起来。
我们正面临着世界的和国内的各种艺术的竞赛，这种竞赛不是坏事。我们必须拿出党所期望的好戏，拿出真正高质量的作品。这是时代的要求，是人民对我们戏剧工作者的要求。
如果我们看不到戏剧界这点不景气，那是盲目；看到了，而不敢正视，就是懦弱；看见了，而又不去探讨、研究、解决它，那是不负责任；看见了，但又拿不出办法改变这种局面，那么，就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这个时代。
应该肯定，我们的队伍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有理想、有干劲的中青年剧作家、表演艺术家和舞美工作者。他们写出了不少好作品，演出了许多观众喜闻乐见的好戏。他们是挑大梁的，是我们队伍中的骨干力量。我们感谢这些大有作为的中青年戏剧工作者。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好作品、好演出，无论从质量到数量，还没有达到时代的要求，还没有达到人民对我们的要求。我们的中青年，还有许多老同志，应该共同奋起直追，找出阻碍我们前进的各种问题，排除各种各样的干扰，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用自己对真实生活的深刻认识和理解，用自己的感情、激情、技巧、才能，来创造出有时代气息的好剧本、好演出。这样才能搞好我们的戏剧事业。
胡启立同志代表中央书记处在作协代表大会上讲了话，党中央为我们提供了创作自由的保障与条件。我们感到十分兴奋，十分鼓舞。
我们的戏剧，是有长期革命传统的。同志们都在思考着，探讨着。从老一辈戏剧工作者开始，直到今天、将来，我们都为我们的戏剧事业不断开拓、发展，也为我们戏剧事业的成就感到欢乐，其中有困难，也有挫折。我们必须继承发扬这种革命传统。
我们希望这次剧代会开得好，正如胡耀邦同志号召的，真正开成一个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大会。坐下来，探讨一些实际问题，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我相信，我们社会主义戏剧舞台上，必然会出现一批精品。那就是，思想深刻的，艺术性强的，健康的，格调高的，能够反映时代精神，推动时代前进的好作品。
（这是作者在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本报发表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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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了永不忘记
——致《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的信
郝治平
《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的同志们：
你们请作者大鹰同志带给我的中篇报告文学特辑收到了。在整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今天，你们发表《再讲一遍的故事——罗瑞卿将军蒙难记》，我认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整党学习会上，一些老同志谈起这篇作品，认为它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份生动形象的教材。一位领导同志看了以后，心情沉重，气愤得难以入眠。他说，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清理“三种人”的工作确实需要认真抓紧。一位青年同志对我说，看了这篇作品，从感性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场浩劫，使后代人都能从中了解一些“文化大革命”的真象，受到教育……总之，这篇作品的材料是翔实的，有感人的艺术力量。
这篇报告文学每读一遍我都泪水满襟，不能自已。虽然它记述的仅仅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瑞卿的一部分事实，但是，仍然会不断唤醒我对十年动乱的恶梦般的回忆。那些苦难和当时人们的心情，没有身临其境，是很难体会的。前几年，有人问我：“罗总长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不是跳过楼？”他们说一定是别人推下去的。他们不愿意相信瑞卿同志曾经作过的举动，他们也许认为那样会有损于他的形象。我说，瑞卿同志确实以死抗争过。正象这篇作品中写的，在瑞卿同志看来，生命是宝贵的，但是还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这就是理想和信仰。我深深理解瑞卿。在“文革”初期，我自己也吃过安眠药。当时瑞卿被人抓走，孩子们在学校遭人毒打，我的父母被造反派画上花脸，游街示众，死于非命。作为共产党员不能为党工作，作为母亲不能保护孩子，作为妻子不能保护丈夫，作为儿女不能保护父母，这一切痛苦又都是建立在党的原则遭到践踏，党员的信仰遭受亵渎的基础上。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共产党员，是会以各种方式来向恶势力抗争的，这里面也包括象瑞卿同志所作的选择，虽然这种选择在过去有些人认为是不可取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与林彪、“四人帮”作过英勇的斗争。在那段日子里，怎样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甚至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每一个人都必须用行动做出一份严肃的答卷。我自己也正是通过这段经历，更进一步地认识了瑞卿同志。他受了那么多的苦，受到那么严重的摧残，可他不改初衷，仍然忠诚于党，仍然忘我地为党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他首先想到的不是给自己平反，而是抓紧时间，急不可待地要把“文革”造成的损失弥补回来。他拖着一条腿深入基层，看坑道，看地形；为了能够自始至终参加会议，他坚持会前会中不喝水；为了争取时间，在家办公时，他把小便壶放在身边，中午休息时坚持不脱掉假肢，甚至住进医院仍然坚持工作。瑞卿同志生前始终没有向组织上提出为自己平反的问题，后来，是在小平同志、耀邦同志的直接关怀下，党中央正式为他发了平反通知。“磨难是一个人心灵的镜子”。在艰难岁月中瑞卿同志所表现出来的坚强党性和高尚品质，是我永远难忘的。
前些年，我一直在考虑，瑞卿同志为党奋斗了几十年，为什么这几十年形成的印象被个别坏人几个小时的诬陷就改变了呢？学习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以后，我进一步认识到，瑞卿同志的遭遇是同我们党、国家受到的灾难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左”倾思想长期发展、党的基本原则受到破坏的结果，这个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严肃的实践问题，是有很具体的内容的。比如这篇报告文学中提到的林彪、“四人帮”提出的“医疗为政治服务”，很多老同志听到这个口号都感到毛骨悚然。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口号下，我们失去了多少忠诚的好同志啊！
这篇作品的发表再一次告诉人们，要永远记住十年浩劫的痛苦经历和惨痛教训，促使人们更深入地理解党中央的现行政策，更加坚定地进行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彻底铲除产生“文化大革命”的土壤，使这一历史悲剧永远不再重演。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觉得这个故事确实有“再讲一遍”的必要。谢谢作者和同志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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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新·深沉·时代感
洁泯
如今的小说创作，似乎渐渐地步入了又一境界。表现生活面的宽广且不必说，艺术力的追求，给人一种清新而又深沉的审美感受。
1984年的短篇小说中，《干草》（宋学武作）很受人注目，那个磕巴舅舅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带着古老的斑驳遗痕。我们过去曾经在《种包谷的老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短篇中看到过类似的人物，然而磕巴舅舅似乎更为深沉些，而且作品的清新的快意，是揭示这一深厚的民族精神心理和气质，在新一代的青年夫妇的欢乐的旅途中叙述出来。这里就显示出时代的变化，同时在新一代的心灵上承受着淳厚的民族素质的熏陶。
《麦客》（邵振国作）的深沉笔力中带来了一点忧郁，那是生活艰难所构成的麦客的精神心理上的忧郁。然而在艰难的生活里出现的顺昌和水香的爱情却是如此的诚挚，那种憨厚、诚挚的精神世界的开掘，确也涂抹着浓重的民族心理的色彩。此外，不论是《父亲》（梁晓声作）、《奶奶的星星》（史铁生作）和《姐姐》（张平作）等短篇中，表现着人物的善良、勤劳、公正、诚笃等社会伦理观念，都渗透着我们民族传统中固有的素质。民族生活中陈旧的状态需要变革，当前正在腾飞中的民族需要开辟新的生活方式。但是作家所开掘的民族精神中的美好的素质，却深深地蕴藏在我们时代人民的普泛的心灵之中。这一开掘是十分有意义的，作家的生活积累和刻意探求，艺术思维的深沉和耐人寻味，使得这一艺术的跨进，令人感受到了坚实的脚步声。
不过，这脚步声中的时代的声息终究感到不足。自然，并非是说在作品中贴上带有时代气息的现实图画就可以了，那是一种应该排斥的赝品；不消说，民族素质同时代精神的溶合，是作品应该具有沁人心脾的时代感。作家在开掘这种民族心理和民族气质的土壤中，能在时代的声息和气浪中去感受，那么它的特色将具有更高层次的价值。
我认为去年短篇小说中的清新感是颇值得称道的。《危楼记事》（李国文作）笔力变幻多姿，说明作者在作着不懈的艺术探索。值得提到的是《白色鸟》（何立伟作），用抒情的纱幕以为架构，两个少年在野外的嬉戏，于描绘自然风光的散文体和淡淡的诗意中掩映出来，而最后远处锣声开斗争会的消息，才透露出了主题的本意。这是一种极有含蓄力的表现方法。倘说这一清新感还有别的方面，那末写动物题材的《野狼出没的山谷》（王凤麟作）却是另有意趣的，写狼与狗的野性和本能，有着难得的传神之笔。
生活题材的多方面，总要溢露出时代精神的奔驰。去年的短篇中，《小厂来了个大学生》（陈冲作）传出了使人思索的新意。《同船过渡》（映泉作）和《惊涛》等所写的舍己精神，也都描绘了现实浪潮的本色。
其他的得奖短篇，也都各具自己的特色。就总体的感觉，艺术素质是在上升的，作品蕴蓄的内涵都各有着不同的深度。但是，到底还是要说一句，时代气浪的不足，是小说创作中亟待弥补的一种“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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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短篇创作气象新
韦君宜
我有一个印象，觉得一九八四年的短篇小说似乎不很景气，不如中篇小说有那么些为众所传诵的作品。
事实证明，印象是不可靠的。读了一九八四年的部分短篇小说后，感到短篇小说总的来说质量是上去了。独出心裁、自具风格、精心结构的作品是那么多。不论是获奖的作品，以及不少尚未能入选的作品，都有那么鲜明的特色。如《麦客》，写那给人家卖工干活的父子两个，两人的遭遇，两人对干活的态度，两人对妇女的想法……两人性格上有那么深的血缘关系，而又全不相同。如《干草》，通过干草的香味写人们的变化，写对于故土（我们的中国大地）的深情，一点不落以前写这个主题的窠臼。再如《野狼出没的山谷》，写的是狼，不是人，一条狗变成了吃人的狼，狼又重新变成狗。并非寓言，看来够离奇的，但是它能使读者的心跟着这件奇事忐忑，而且为那条很有人情味、为主人舍身的狗惊叹不已。《奶奶的星星》、《父亲》，都很朴素亲切，又很动人。
《小厂来了个大学生》，写当前改革的一个角落，鞭辟入里……几乎每篇都能提出令人难忘的特色来。没有一篇只是讲一个故事，说一点印象就交代了的。象从前出现过的“化装讲演”式的小说，在这里面已经找不出来了。没有公式化、概念化，没有“听风就是雨”的简单化宣传，没有赶浪头的作品。经过好几年的奋斗和探索，我们终归把这个缠绕多年的顽症在短篇小说方面克服了，而作品仍保有我国新文学的共同特点——诚挚热烈地爱人民的传统。
现在的入选作品，不用说跟更早的作品比，就和第一届举行评奖时的得奖作品来比比，艺术上有所提高，已明显可见。当然，不是说写小说也和买彩电、穿时装一样，时髦的都比常用的好，今年的技术一定比去年高。那是蠢话。只是说现在入选的作品，的确有新意，值得欣赏的作品成批出现，这是一件很值得庆贺的事。我就觉得现在如果想写小说，不狠狠用点心，简直就不敢提笔了。——落在水平线下面了嘛。
这是胜利，不只是这些获奖同志的胜利，而且是我们大家的胜利，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政策的真正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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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适应是为了征服”
阎纲
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揭晓，大家关心，询问情况。我认为情况很好，水平没有下降，犹如长江大河，汹涌澎湃，而后舒缓地流淌，亲吻、渗透、滋润着大地。
这次获奖的作品，各以自己独特的风貌争妍斗丽。无论是开拓广阔的生活领域，描绘时代风物，还是在人物的塑造、风格的追求上都有新的收获。这是百花齐放、创作自由结出的硕果。十八篇获奖作品，十八颗珍珠，十八块彩色玻璃，一个不大不小的生活万花筒。这里有对茫然往事的追忆，有对现世故事的惊醒；有对经济改革的礼赞，有对民族腾飞的向往；有对生死考验的新理解，有对灵魂搏斗的深层探索。宋学武的《干草》是历史的太息，历史的抒情。陈冲的《小厂来了个大学生》是喻世明言。邵振国的《麦客》是悲喜交加的西部文学的油画。白雪林（蒙古族）的《蓝幽幽的峡谷》是草原上的侠骨柔肠，蒙古民族之鹰。金河的《打鱼的和钓鱼的》是“宦海”的小风波，新任干部的大洗礼。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梁晓声的《父亲》和张平的《姐姐》，是祖孙、父子、姐弟人性至情的醇醪。铁凝的《六月的话题》小处着墨，巧妙地结构了体制改革中一桩滑稽的大事。邹志安的《哦，小公马》大胆披露改革中以权谋私的丑闻。王中才的《最后的堑壕》是战争新观念和人的价值新观念的慷慨悲歌。映泉的《同船过渡》和陈世旭的《惊涛》在生死线上展示灵魂。王凤麟的《野狼出没的山谷》别开生面。还有李国文的《危楼记事》、苏叔阳的《生死之间》、张炜的《一潭清水》、何立伟的《白色鸟》，或严峻厚重，或奇诡峭拔，或明丽、或深沉；一幅幅社会世俗图，一个个精致的艺术品。
这就是1984年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十八篇的大致面貌。一年时间太短了，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难得，可庆可贺。
祝贺的同时，也寄予希望。大家都知道全党正在忙什么，全国人民正在干什么，并且干出了什么成绩，遇到什么困难。当前最需要的是把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坚持到底，最需要全民族的自信心和腾飞精神。获得创作自由的文学艺术肩负着光荣的历史使命。在这方面，中篇小说令人振奋，1984年出现了《山中，那十九座坟茔》、《燕赵悲歌》、《拂晓前的葬礼》等时代感较强、艺术性较好的作品。长篇小说近年来密切注视现实社会的深刻变化，出人意外地、近距离地反映改革的时代。我们读到《沉重的翅膀》修订本，读到《彩虹坪》、《花园街五号》、《故土》、《新星》……好作品时有所见，长篇小说大有风云之气。中篇小说能够作到的，短篇小说为什么不能作到？长篇小说能够作到的，短篇小说一定能够作到！在四化建设和改革潮流中，短篇小说轻捷精锐而易见成效，应当充分发挥它的长处。现在，不少有造诣的作家重点经营中、长篇小说，多少影响了短篇小说的写作和质量。但是，作家们不要忘记短篇小说，不要忘记短篇小说拥有那么多的读者，不要忘记短篇小说能够那么快地“适应”读者的审美要求，并“征服”读者顺应时代的潮流。“适应是为了征服”，这是王朝闻同志早就说过的，也是我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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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年年岁岁花不同
崔道怡
甲：跟前几届获奖的工业题材小说相比，《小厂来了个大学生》似乎略为逊色，这次怎么名列第二？
乙：要知道，包括本届获奖作品，七年来当选的一百五十八篇小说，正面反映工厂生活的，不过十余篇！1984年较有影响的短篇里，真实展示生活画图又直接表现改革主题的，只此最突出。短篇小说的创作现状，与日新月异的现实情景，多么的不相称！而这一艺术样式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及时、敏锐、新鲜、深入地提出或回答群众最为关心和关系历史进程的社会课题。已有不少事例表明，凡能触及时代主旋律的作品，即便艺术工力尚欠精美，也会引得读者注目。从《人民文学》通过“我最喜爱的作品”推选活动所得信息来看，《小厂来了个大学生》受到的欢迎，近似那些力作引起的“轰动”。好象当年呼唤乔厂长到他们厂去上任一样，也有读者来信慨叹：路厂长就在我们厂里！可见人们对作品的需求，仍然不仅仅是为了文学。
甲：《奶奶的星星》、《父亲》和《姐姐》，发表当时并未取得较大反响，而今一齐走到领奖台上，难道这“一家子”的聚会只是偶然的巧遇？
乙：我看其间不无必然。评论界的目光还更多倾注于作品的现实意义，读者的口味却已在日高益广。尽管有人有时为了消遣，乐于翻看生编硬造的所谓“传奇”，广大读者通常的审美兴趣，倒是在越来越看重作品的真情实感、亲切自然了。这“一家子”，正是在纪实抒情这一点上凑拢到一处来的。它们以生活本身般质朴的文采，以感同身受样深挚的情怀，剖白各自亲人在相通的磨难中表现的不同性格与命运，如泣如诉，可信可感，打动了普通读者——似乎谁都见过这样的奶奶、父亲和姐姐啊！
甲：如果说《干草》、《麦客》当选，还在意料之中，那么《野狼出没的山谷》、《白色鸟》也被评为优秀，未免有点儿意外。
乙：这正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一个特色。是《干草》而非《小厂来了个大学生》挂头牌，就已使本届评奖别开生面；有《白色鸟》等赫然上榜，更为此次选优拔萃增添了新意。我们呼吁作家对于重大课题给予更多关注，决不是说要把现实性当作第一的甚而唯一的评判标尺。映现生活之真、新、深、广、奇、巧，毕竟才是审美的基准。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多样性，正在成为人们的进一步需求。象《干草》、《麦客》那样乡情浓郁、涵意深沉的篇章，仍嫌太少。象《野狼出没的山谷》、《白色鸟》这样非一语能说清底蕴、非一眼能看准妙处的创新之作，更是蓓蕾初绽。幸喜它们连同其作者——年轻的文学新人，终于被推举了出来，这该算是1984年度短篇评奖的独特收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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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小说选刊》成立新的编委会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为了进一步办好《小说选刊》，决定扩大该刊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编葛洛，副主编肖德生。成员是：韦君宜、王愿坚、王传洪、刘心武、李国文、李希凡、苏叔阳、束沛德、肖德生、杨子敏、宗璞、张承志、阎纲、葛洛。新的编委会于本月二十五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