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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习仲勋在首都文明单位代表大会上讲话时强调
在两个文明建设中要加强理想和纪律教育
中央党政军机关要带头搞好首都文明建设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记者黄智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今天在首都文明单位代表大会上讲话时强调，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特别要加强理想和纪律的教育，中央党政军机关要带头搞好首都文明建设。
习仲勋说，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单位、建文明城市是首都人民的光荣任务，关键就在于我们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是不是认真抓。实践证明，哪个地方抓了，就搞得好，哪个地方不抓，就搞得不好。我们大家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任务。解放前，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把三座大山都推倒了，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还有什么难的？我们应该有这个志气，有这个信心，有这个理想。我们干什么事都要有理想。建立新中国，没有理想不行，现在搞文明建设，没有理想也不行。讲理想，就是要鼓劲。过去许多革命者为人民流血牺牲，现在讲为人民，不过只是流点汗。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理想和纪律最重要。现在有些人的理想观念淡薄了，甚至没有理想、没有抱负，不想给国家做贡献，只向钱看。这不是共产党人的理想。
习仲勋说，中国是个古老的、文明的、有光辉灿烂文化和历史的伟大国家。现在，世界各国人民来北京的络绎不绝。因此，我们一定要把首都的两个文明建设搞好，搞好了就是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所谓文明，范围广得很。要搞好首都的文明建设，就要从北京的实际情况出发，一不要搞形式主义，二不要搞浮夸，要务实，要讲究实际效果。从当前北京市的一些情况看来，要做的事情很多。当前存在的一些新的不正之风，就是最大的不文明的表现。各级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言教身教。
习仲勋在讲话中希望中央党政军机关要在首都的两个文明建设中起模范带头作用。他说，北京市开展节约用水活动，实际上也是文明建设的一项工作。我做为一名中央工作人员提个建议：中央机关、驻军部队，今天受到表彰的文明单位，都要带头搞好节约用水工作。这些单位的同志还要带头不乱扔烟头，不随地吐痰。要搞好这些工作，当然要依照法令、规定办事，但法令、规定只是一种手段，不是全部手段。根本的问题是要动员群众，依靠群众互相监督、群众教育群众。另外，也不能完全靠行政干预，行政干预也只是一种手段，完全靠行政干预也解决不了全部问题，关键是教育群众，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把问题解决好。评选文明先进单位，最好的办法也是发动各个单位的群众自己去评。
他说，中央党政军机关要带头协助搞好首都的两个文明建设，就要自觉地执行北京市作出的各项规定。不管你是军人，你是政府官员，也不管你是党内的负责同志，一律都是北京市的公民。北京市的任何号召，都应当带头执行。中央党政军机关和驻军部队在京的人数不少，其中大部分同志有文化、有技术，是搞好首都文明建设的一支生力军，建议这些单位赶快开个会，检查一下，是否自觉地带头执行北京市的所有规定。中央办公厅更要首先带好这个头，建设文明首都不能光靠北京市的同志干。我们都是北京市的公民，这方面要受北京市管。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不管你是多大的机关，只要在北京，就都是北京市的成员，要把自己的身份搞清楚。为什么“京官”难当？就是我们这些人，他们管不了。各个机关都要好好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订出几条措施。我们的军队是好的，在这方面是带了好头的。
习仲勋最后强调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有理想、有纪律这两句话特别重要，大家要牢牢记住。还有胡耀邦同志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说明了党的一贯方针和原则，这些都是搞好两个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两个文明建设一定要并举，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带头。今天受奖的单位和同志，也要再接再厉，保持光荣，争取在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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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再接再厉 努力建设文明首都
首都举行文明单位代表大会
习仲勋余秋里等出席
本报讯 通讯员高留安报道：4月26日上午，来自从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驻京部队、北京市各区县局评选出来的四千零十个文明单位的代表，带着创建文明单位的宝贵经验和建设文明首都的成果，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都文明单位代表大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代表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由衷的感谢，对进一步加强首都两个文明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
近年来，北京市创建文明单位的活动有很大发展。市委、市政府发出的“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单位、建文明城市”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的号召，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对首都的文明建设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也给北京市的各项工作带来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1984年，北京的绿化、美化，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好水平。社会治安、社会秩序也有了好转。
北京市委副书记、市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主任金鉴同志做了题为《全民动员，综合治理，为建设文明的首都而奋斗》的讲话。他希望文明先进单位，要保持荣誉，再接再厉，为建设文明的首都做出新贡献。市长陈希同在讲话中对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驻京部队为首都的两个文明建设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负责同志在会上表示要通力合作，统一行动，为首都的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黄玉昆、廖井丹、刘华峰、宋一平、朱云谦、徐惠滋等参加了当天的大会。
大会由市委书记李锡铭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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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联合国第十次巴勒斯坦问题讨论会闭幕
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恢复巴勒斯坦人民长期被剥夺的合法权利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今天闭幕的联合国第十次巴勒斯坦问题讨论会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尽早召开由联合国主持的中东国际和平会议，实现中东和平，恢复巴勒斯坦人民长期被剥夺的合法权利。
联合国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萨雷主持了闭幕式。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在讲话中说，“中国政府和人民认为，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问题最好是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加以解决，但是，只要以色列坚持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拒不撤出阿拉伯领土，我们就将继续支持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直到胜利。”
他认为，中东国际和平会议的任务应是解决以巴勒斯坦问题为核心的中东问题。阿拉伯国家通过的非斯计划提出的原则是合理的、求实的，应该成为解决中东问题的基础。
他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有权以平等的地位，同其它各方一起参加会议。
他说，联合国安理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的责任。它应对推动会议的召开和保证会议取得成果发挥积极的作用。
钱其琛重申，中国愿与有关国家一起为争取召开中东国际和平会议作出自己的努力。
他说，只要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以民族大业为重，加强团结，坚持各种形式的斗争，并和有关各方不断探索符合中东现实和照顾各方利益的方案和办法，巴勒斯坦问题最终必将获得公正和合理的解决。
阿拉法特的代表胡特在闭幕式上讲话中对与会者表示深切的感谢。他说，讨论会必将鼓舞巴勒斯坦人民为争取民族自决和建立自己的国家而斗争。
萨雷在讲话中认为这次讨论会极为成功。他说，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是实现中东和平和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一个重要步骤。
讨论会通过将提交联合国的会议总结报告。报告强调了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的地位。
报告认为，亚洲国家，特别是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从一开始就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亚洲舆论能够对促成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争取中东和平作出重要的贡献。
报告指出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并提议及时召开由联合国主持的中东国际和平会议。
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阿拉法特主席表达讨论会对巴勒斯坦人民正义事业的持续支持和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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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抗日民族女英雄李林牺牲四十五周年
纪念大会在山西省平鲁县隆重举行
据新华社太原四月二十六日电 （记者池茂花）著名抗日民族女英雄李林牺牲四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今天在山西省平鲁县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为纪念活动题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共产党员的光辉模范”。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为《巾帼英雄——李林》一书的题词是：“中国人民的好女儿李林同志的光辉业绩，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全国侨联主席张国基的题词是：“女中英杰，侨界典型。海外归来，卫国保民。奋勇抗战，献身成仁。功标史册，万古长存”。
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王建功在纪念大会上介绍了李林的生平业绩（李林生平业绩详见本报四月二十四日第四版）。
王建功在讲话中热情赞扬了李林同志为国家和民族献身的高尚品质，号召全省人民以实际行动学习李林同志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思想。全国侨联主席张国基等也在会上讲了话。
全国侨联、全国妇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福建、上海、北京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及平鲁县各界群众一千五百多人参加了纪念大会。
李林塑像今天也在平鲁县烈士陵园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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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资料
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讨论会
根据1979年第三十四届联大的决定，由联合国秘书处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在世界范围内不定期地主持召开巴勒斯坦问题讨论会。自1980年以来，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讨论会共举行了十次。
第一次于1980年7月14日至18日在坦桑尼亚举行；第二次于1980年8月25日至29日在奥地利举行；第三次于1981年8月10日至14日在斯里兰卡举行；第四次于1981年8月31日至9月4日在古巴举行；第五次于1982年3月15日至19日在纽约举行；第六次于1982年4月12日至16日在马耳他举行；第七次于1982年8月9日至13日在塞内加尔举行；第八次于1983年5月9日至13日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第九次于1984年8月14日至18日在突尼斯举行；第十次于1985年4月22日至26日在中国举行。
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讨论会的主要议题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利；巴勒斯坦问题的法律问题；巴解组织的性质和作用；巴勒斯坦问题与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的舆论；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殖民政策；圣城耶路撒冷的地位；为使巴勒斯坦人民获得并行使其权利寻求有效措施中联合国的作用；中东国际和平会议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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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学谦回到北京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在印度尼西亚参加纪念万隆会议庆祝活动后，今天晚上乘飞机回到北京。
外交部副部长姚广以及菲律宾和泰国驻华使节前往机场迎接。
吴学谦在去印尼以前曾对菲律宾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并在泰国曼谷作了短暂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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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大财经委宴请英国议会下院贸工委员会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英国议会下院贸工委员会主席肯尼思·沃伦率领的贸工委员会代表团。
代表团是应邀前来进行友好访问，于昨天到达北京的。
宴会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王任重主持。王任重在祝酒时说，不久前中国的全国人大和英国议会分别批准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国关系将会更加顺利地向前发展。
沃伦在致答词时说，有了英中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两国人民就可以在相互友好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
宴会前，王任重同英国议员们就发展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问题交换了意见。
今天上午，客人们游览了长城、定陵和颐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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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彭冲会见泰国议员经济交流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彭冲今天下午会见并宴请了以国会经济委员会主席达隆·信托通为团长的泰国议员经济交流代表团一行三十二人。
彭冲和信托通先后在宴会上讲话。
双方表示希望通过友好交往和访问，能推动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
代表团是应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邀请于4月22日抵达北京的。代表团成员中有议会、政府、经贸、新闻等各界人士。代表团还将去上海、广州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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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震会见日本客人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日友协名誉会长王震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能村光太郎为团长的日本大阪青年会议所中国文化友好参观团。
能村光太郎是大阪青年会议所的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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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荣毅仁会见拉扎投资银行总裁
据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荣毅仁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拉扎投资银行总裁大卫·威尔和夫人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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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田纪云会见扎伊尔记协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今天下午在会见由巴萨拉主席率领的扎伊尔记协代表团时说，中国和扎伊尔的经济合作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在会见中，田纪云还回答了客人们提出的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
代表团是应中国记协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于4月12日抵达北京的。中国记协主席吴冷西曾设宴欢迎代表团。巴萨拉等在北京还会见了新华社社长穆青、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并同他们就进一步发展两国新闻界之间的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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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兹登科·赫本大使举行记者招待会
庆祝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四十周年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兹登科·赫本今天下午在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庆祝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四十周年。
赫本大使介绍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
赫本说，捷克斯洛伐克十分关心与中国的关系。两国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都在努力创造和维护为发展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和平环境。他说，这一共同之处，使我们充满了对扩大全面合作的信心。他希望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的进步而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
记者招待会上还放映了一部介绍捷克斯洛伐克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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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和民主德国科技合作议定书在京签字
据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中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技合作常任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议定书今天上午在北京签署。
国家科委副主任、常任委员会中国组主席曾宪林和民主德国科技部副部长、常任委员会民主德国组主席克·赫尔曼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
参加签字仪式的有中国民主德国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中国化工部部长秦仲达和民主德国化工部部长维朔夫斯基等。
近几年来，中国同民主德国之间的科技合作有了一定规模的发展。常任委员会双方对上届会议商定的科技合作项目的执行情况表示满意。在本届会议上，双方还制定了中国国家科委和民主德国科技部1985年至1986年的合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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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鹏会见法国核安全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今天下午会见了由法国核安全部际协调委员会秘书长伯尔纳尔·奥古斯坦率领的法国核安全代表团，同他们就加强两国核安全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
代表团是应中国国家核安全局邀请于4月19日到达北京的。在京期间，法国朋友同中国有关部门商谈了核安全合作事宜。
会见时国家核安全局局长姜圣阶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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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位赤胆忠心的共产主义战士
——深切怀念张仲良同志
习仲勋 张秀山 张邦英
仲良同志和我们分别两年了。在革命红旗漫卷西北大地的艰难岁月中，我们同他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每当我们回忆起过去的战斗历程，他的音容笑貌立刻浮现在我们的眼前，特别是他的优良品德和作风，时时激起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之情。
仲良同志一生为追求共产主义真理而奋斗。从小勤奋好学，追求进步，早在青年时代，就接受《向导》、《中国青年》等革命书刊所传播的马列主义思想，积极参加耀县当地农民的革命斗争。他在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以小学教师的职业作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曾任中共耀县特支书记、区委书记、县委书记。1933年，他和张邦英、陈学鼎、陈国栋等同志趁王泰吉在耀县率兵起义之机，按照党的六次大会方针，组织了游击队，打土豪，分财物，镇压反动分子，受到当地农民群众的拥护；不久，又率领游击队进入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与其他革命武装会合。1934年春，红二十六军派他和王安明同志领导第三路游击队，为恢复和发展以照金为中心的关中根据地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后来，这支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和其他兄弟部队合编为红一团，仲良同志任政委。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仲良同志在中央领导下一直坚持关中地区的武装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仲良同志任关中军分区司令员，按照中央针锋相对的方针领导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有力地打击了顽固派的进攻。解放战争中，他担任过军政治委员、省委书记等许多重要职务。他的一生，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对解放大西北，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仲良同志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胜利进军的号角声中，还是遇到困难、遭受挫折的时候，他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共产主义的前途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1932年春，他因领导农民的抗捐斗争而被捕。在狱中，他同敌人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和崇高气节。在1935年陕北“肃反”中，他受到怀疑和审查，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经受了考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着无端的诬陷和残酷的迫害，仍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对各种突然来临的事端采取严肃的原则态度。他常说：“知人论世，要黑白分明”，“党心不可欺，民心不可负，道路尽管曲折，前途却是光明的。”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和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仲良同志满怀喜悦的心情，积极投身于拨乱反正的斗争，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一致。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他对重大原则问题态度鲜明，毫不含糊。他说：“对错误的东西，绝不能随便苟同，更不能看风使舵，随波逐流；对正确的东西，要敢于坚持，而且要坚持到底。”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一个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政治觉悟。
仲良同志为人耿直，襟怀坦白，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从不文过饰非。五十年代末，他在甘肃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由于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和主观主义作怪，犯了浮夸冒进的错误。但他勇敢地承担责任，多次进行检讨，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他说：“个人得失事小，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事大。”他以此为鉴，在工作中谦虚谨慎，虚心接受同志们的帮助和监督。在与人交谈中，他经常讲的是自己工作的失误和不足，而很少讲自己工作的成绩。在检查、讨论工作问题时，他常常联系自己的切身体会，要大家正确对待自己，正确接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既要经得住胜利的考验，也要经得住失败和挫折的考验。他总是恳求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批评他的缺点和毛病。他引用古人的话来鞭策自己：“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焉，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他经常说，人不要怕别人知道自己的错误，错了能承认，能改正，群众就谅解，就欢迎。仲良同志正是这样做的。对于别人的错误，他则是宽宏大量，与人为善。尽管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但是在拨乱反正过程中，他总是反复宣传中央关于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同志的指示精神，强调要看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只要有了认识，就不要揪住不放。他的这种宽厚胸怀，团结了同志，赢得了群众的尊敬和信任。
仲良同志顾全大局，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粉碎“四人帮”以后，江苏省委分配他担任省科委主任，他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欣然到职视事，没有因为担任的职务低而影响革命斗志和工作积极性。1979年，他重新担任省委书记，自知余年不多，愈加勤奋，夜以继日地为工作操劳。1981年，党中央提出机构改革，调整领导班子，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对于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措施，仲良同志第一个申请退出省委领导班子。他在致中央书记处的信中写道：“现在党中央励精图治，为我们祖国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这就需要更多的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担负起我们的事业，使我们的党更加生气勃勃。”他说，老同志离开工作岗位，并不是不要关心党的事业，“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主要应好好总结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经验教训，留给后人借鉴。他退出第一线以后，积极撰写回忆录，先后写出了纪念刘林圃烈士、回忆兰州战役等文章。直到逝世前两天，他还忍着癌症的巨痛，亲自指点秘书对记述陕甘边第三路游击战争发展的一篇文稿进行修改。在担任省委顾问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期间，他虽然重病在身，仍然不忘自己所肩负的职责，通过调查研究和听取意见，积极向中央和省委的有关部门提出关于改进卫生工作和植树造林、保护环境等重要建议。这些建议颇有见地，读后很受启发。
仲良同志善于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严于律己，始终保持着革命老战士的光荣传统。1965年夏，他由甘肃调江苏工作。他说：“从西北到东南，一切都感到生疏。甘肃同江苏的差异又是很大的。”他便从认人、认门入手，熟悉干部，了解情况，深入到省委办公厅各处室和机关院里的一些单位，同大家谈心，并连续召开了几次座谈会。随后，他就到外地进行调查研究，在二十多天内，兴致勃勃地沿江跑了十二个县市。每到一地，下工厂，去农村，他都不厌其烦地向基层干部和群众虚心求教，同他们交朋友。他对群众的生活十分关心，问寒问暖，尽情照顾。而对自己和家属却要求十分严格，从不特殊。他常说，我们是党的干部，只有为人民多作贡献的义务，不应谋求制度规定以外的任何特权。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他的生活都很简朴，能够同广大干部甘苦与共，打成一片。建国以后，物质条件逐步好起来，他也不忘党的艰苦奋斗的好传统，没有向组织上提出个人生活上的过高要求。他经常对子女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鼓励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自己，把自己锻炼成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直到去世前不久，他还将自己撰写的一篇回忆兰州战役的文章送给子女每人一份，并加了四条附言，让他们时常想一想当年革命环境那样艰苦，人们却能够万众一心，英勇斗争，战胜强大的敌人，这是为什么？他要求每个子女对这个问题认真思考，作出回答，以激励自己的革命斗志。他曾引用古人的话说：“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他告诫自己的子女：我们都是在“十目所视”之下生活和工作，广大群众都看着我们，时刻监督着我们，我们应为有这种监督而感到幸运；同时，要警惕不要落到“十手所指”的地步，如果我们不严格要求自己，群众将会戳我们的脊梁骨，那是很不好受的啊！仲良同志这些感人至深的衷言，对我们每个为建设社会主义四化而献身的干部和青年都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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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屏南县大碑村女青年徐玉桂（右二）带领五名女青年营造用材林，荣获“全国青少年造林突击手”称号。 曾政光摄（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