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国家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
李成瑞
国家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十分重要
宏观经济的控制与微观经济的放开放活，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都要认真抓好。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要达到的基本要求有两个：一是社会总生产与总需求在价值量上相适应；二是各部门生产与需求在使用价值量即实物量上相适应。前者是总量的平衡，后者是分部门、分产品的平衡。总价值量的平衡是宏观控制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保持社会总生产与总需求在价值量上的平衡，最根本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商品的生产量和供应量。但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生产发展的水平总是有限度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供需总量的平衡，关键就在于控制社会的总需求量。社会的总需求量，是由通过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所形成的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构成的。如何做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与客观的可能相适应，有没有一个由国家集中掌握的总闸门，通过它来观察和控制社会需求总量呢？有的，这就是国家银行。通过国家银行的管理监督，并采取相应的有力的经济措施，就可以集中地控制流通中的货币量，控制社会总需求量。在一定的货币周转速度条件下，货币量的多少决定社会总购买力，即社会总需求的大小。
我们所说的社会总需求，既包括生活资料的总需求，也包括生产资料的总需求。我们所说的货币流通量，既包括现金部分（票子），也包括银行帐户上可以支配的存款。因为这部分可以支配的存款同现金一样起着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作用。在商品流通中，生活资料的流通一般是现金交易，生产资料的流通一般是通过银行的转帐结算来完成的（即由银行把买方的一部分存款划转为卖方的存款）。这两部分货币都必须控制。如果只控制前者，不控制后者，就会引起生产资料的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进而影响到生活资料的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造成整个供求的不平衡。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供求平衡、货币流通量同商品流通量相适应的环境。多发行货币，并不能增加可用的商品物资，而只会引起经济生活的混乱。货币流通量过多，势必影响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的协调，影响企业经济核算的正常进行以及各种经济杠杆的正确运用，影响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提高，还会因货币贬值而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时，容易给投机倒把造成可乘之机，助长搞邪门歪道的不正之风。当然，货币流通量过少，也会导致生产萎缩，流通不畅，危害国民经济。但从三十多年的历史经验看，这种情况出现较少，出现了也比较容易纠正。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物价改革和工资改革，需要一个较为宽裕的经济环境，即社会总购买力相当于或略小于总供应量。只有这样，才能在微观经济放开放活之后，使经济生活有秩序地进行，防止一放就乱；才能使国家在物价改革中保留相当的余力来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防止物价轮番上涨、全面涨价；才能在工资改革中，防止因物价上涨而引起实际工资下降。这些都说明，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在经济改革期间的宏观控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加强银行货币和信贷的管理
怎样才能切实做到把货币发行权集中于国家手中呢？这个问题需要从银行货币和信贷管理与国家经济管理两个方面来解决。这里先谈加强银行货币和信贷管理的问题。
我认为，货币发行量应当列为国民经济计划中的指令性指标。这个指标的确定和调整权属于国家（可以由国务院行使，也可以列入国民经济计划由人代大会通过），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必须严格按照执行，不得突破。当然，货币发行量指标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年初确定指标，难以定得完全合适，因此，在执行中要允许作必要的调整，但必须由国家掌握。中国人民银行在执行中不要等到指标已经突破才请示报告，应当在看到有突破指标的苗头时，就事先提出报告。好比水利部门防洪那样，当水位有可能超过警戒线时就及时发出警报。在每次发警报的同时，都要提出经济、财政、信贷管理上应当采取措施的建议，供国务院和有关主管部门采择施行。
货币发行量应当分列两个指标：一个是流通中的现金（票子），一个是银行贷款（均指本年年底余额比上年同期的增加额）。根据“贷款－现金＝存款”的公式，控制了贷款总额和现金总额，也就可以把存款总额控制住了。此外，最好再设置两个指导性指标：一个是工资性支出总额指标，一个是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指标。有了这两个指标，就掌握了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主要部分，便于观察和分析这两种基金的变化趋势。任何一个方面出现了失控，就要及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以保障货币发行总指标的实现。
正常的货币发行是通过信贷活动实现的，因此，货币发行计划必须落实到信贷计划上。中国人民银行要根据货币发行的指标（包括现金和贷款）对各个专业银行合理地分配信贷资金，并在各专业银行编制信贷计划的基础上制定综合信贷计划，认真监督实施。在这里，必须坚持信贷收支平衡的原则。为此，特别要防止工资性支出和基建性贷款过多，防止其他资金不足就大量贷款，贷款多了又造成派生性存款，形成信用膨胀和通货膨胀。鉴于一个年度中货币流通量起伏很大（大体是上半年净回笼，下半年净投放），还必须制定并严格执行分季、分月计划，防止上半年净回笼过少，留下农产品收购等“硬缺口”，到下半年被迫大量投放，突破原定的年度指标。
要确保信贷计划的执行，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必须真正划清中国人民银行同各个专业银行资金的界限，打破专业银行吃中国人民银行资金“大锅饭”的现象。专业银行要扩大贷款，只能在多吸收存款、多收回贷款上下功夫，不能再依赖中国人民银行的计划外货币发行作为自己的资金来源。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与各专业银行之间已经实行“实存实贷”的经济责任制，专业银行各自建立了内部“联行”制度。这些制度比过去有了改进，今后还要不断总结经验，加以完善。中国人民银行还可以通过调整利率、调整专业银行交存准备金的比例等经济办法，来控制和调节各专业银行发放贷款、投放货币的额度。
货币发行计划的执行，最后要落实到各专业银行的基层银行。这里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改变资金敞开供应的办法，打破企业吃银行资金“大锅饭”的现象。所有基层银行开展业务活动，要在规定的贷款额度内，区别轻重缓急，保证重点，适当照顾各方面的需要。专业银行的各级机构，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努力解决存款难、取款难的问题，力争多吸收储蓄存款，积极支持商业部门、服务部门扩大销售和服务。这样做既可以多收回贷款，回笼货币，又可以支持生产和流通，搞活经济。
为了搞活经济，逐步开放商业信用，开办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业务和集资、信托等业务是必要的，但必须在中国人民银行和专业银行统一领导管理下，有步骤有控制地进行，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
所有基层银行都要加强信贷监督。要根据国家的规定加强对企业税后留利使用方向的监督，不准把生产基金挪作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到生产需要时又多向银行贷款；更不准把奖金摊入成本，偷漏国家税收。要加强对工资性开支的监督，不准用其他名目开支或从销货收入中坐支，更不准搞虚盈实亏，扩大消费基金，挤占银行贷款。要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的监督，对条件不具备或缺乏科学论证的项目坚决不贷。不论流动资金贷款还是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到期都要依法如数收回。此外，还要加强外汇的管理和监督。
以上几个方面，都需要有明确的制度、法规和法律，包括银行条例、信贷条例、现金管理条例、转帐结算条例、外汇管理条例以及有关“金融市场”的一些条例。在新的法规、法律没有确立之前，应当按原有的制度和法规继续执行。有了这一系列的法规、法律，才能使金融活动按照一定的规范来进行，避免出现过去那种货币发行过多时抓一阵子，过一段时间又放松控制的老问题。
搞好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
加强银行的货币和信贷管理是十分重要的，但必须同时加强国家的经济管理，才能保证把货币发行量有效地控制住。货币流通状况归根到底是由经济活动决定的。
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必须搞好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为此，首先要做到积累与消费的总量和比例大体恰当，坚决不搞过头分配，这样才能使货币不致过多地投放；同时要做到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两大部类以及两大部类内部各个部门发展的数量和比例大体恰当，这样才能有足够的力量回笼货币。做到这两点是不容易的。在过去的长时期内，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片面追求高速度，造成积累率过高，重工业偏重，国民经济不协调，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纠正。这几年经过调整，比例趋于协调，经济蓬勃发展，形势很好，但在新的形势面前，又出现了消费基金增长过猛，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的现象。这些问题需要认真解决。
在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中，财政、信贷和物资以及外汇收支的平衡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财政资金和银行资金虽然只是社会全部资金的一部分，但它是国家统一管理和使用的部分，对于社会总购买力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除了前面说的坚持信贷平衡、坚决不搞信用膨胀之外，还要做到财政收支平衡，大力增收节支，坚决不搞财政赤字，不让银行作财政性发行。如果财政收支一时不能达到完全平衡，差额部分应当由财政部门通过国家信用，比如发行国库券的办法来弥补，不宜再向银行透支。当然，国家信用也是有限度的，超过一定限度，会造成将来还本付息负担过重的不良后果。在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各自平衡的基础上，还要搞好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综合平衡。在过去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要求财政拿钱支援信贷，应当支援多少，在长期实践中找到了一些数量界限。在新的情况下，要求银行支援财政，支援多少，也需要找出一个适当的数量界限。如果超过了客观允许的界限，就会助长信用膨胀，形成隐蔽的财政赤字，这比公开的财政赤字更不好。财政、信贷资金和物资是否平衡，最终表现为货币发行量是否恰当。
要把经过综合平衡的经济计划变为现实，保持各种比例的大体协调，需要全国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需要加强宣传教育，加强纪律性。有些干部不大懂得经济活动和货币发行的关系。往往认为，我是搞生产、搞流通的，是用票子的；至于发票子，那是中央的事，银行的事，我管不着。要使人们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如果在政策、制度和计划之外，多发了职工工资和奖金，多增加了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投资，多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多增加了社会集团购买力，实际上起着增加货币流通量的作用，从而在客观上干扰了国家货币发行计划和社会总供求的平衡。要让广大干部都了解，一定时期的国民收入及其代表的物资总是有限的，我们决不能用多发票子（或增加银行帐面数码）的办法来搞建设，也不能用多发票子的办法来改善人民生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吃过不少苦头，过去的教训不能再重复了。
解决几个思想认识和实际问题
实现上述货币管理和经济管理的措施，以确保国家对货币发行的集中控制，需要解决若干思想认识和实际问题。
“按这样办，是不是会影响微观经济放开放活？是不是又会统得过多过死？”应当看到，宏观控制和微观放活是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只有加强宏观控制，保持供求总量平衡，货币发行适量，市场物价稳定，才有可能在微观上大胆放开放活。微观越放活，越要求加强宏观控制和调节，以便在各个企业放活之后能够有秩序地进行经济活动，不致发生紊乱，造成损失。应当明确，上边所说的种种措施，与过去统得过多过死的做法根本不同。过去统得过多过死，主要是领导机关直接控制微观经济活动，没有把企业当作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实际上是没有分清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现在的办法则是在承认上述原则的基础上，主要通过经济杠杆，包括信贷、利率、税收等等，加上必要的行政和法律手段来进行调节和控制。在信贷活动上，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可以根据自身需要灵活选择，与银行平等协商，按签订的合同办事。
“按这样办，会不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一般说，适当加快发展速度是好事，银行在规定的指标和制度范围内要积极支持，但必须区别对待，量力而行，循序前进。对于短线产品，加快发展速度是好事，对于长线产品，加快速度就不是好事。只有把速度与平衡、效益结合起来，才能使我们的经济扎实地、稳定地持续增长。现在，有一种不正确的想法：财政部门可以说没有钱，银行不能说没有钱。好象银行的钱是无限度的，货币是可以随便多发的。对这些同志应当多做解释工作。今后地方党政机关对各地方银行工作指导的重点，应当放在如何把有限的资金用好用活、提高经济效益上，放在如何多吸收存款、多收回贷款上，不要干预应由银行自行决定的业务活动。最近国务院颁布的《借款合同条例》第三条和第二十条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银行、信用合作社签订借款合同和发放贷款。”如有违反者，“应追究其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和经济责任。情节严重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我们应当严格遵守这一规定。
“有些企业贷了款，到期不归还，还要求新的贷款，银行应该怎么办？”应当指出，银行是搞信贷的，信贷的根本原则就是有借有还，按期如数归还。否则，就不成其为信贷。至于因收回到期贷款引起的后果，应由企业自己负责，不能让银行负责。《借款合同条例》第七条明确规定：“借款方申请借款应具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一定比例的自有资金，并有适销适用的物资和财产作贷款的保证。借款方无力偿还贷款时，贷款方有权要求依照法律程序处理借款方作为贷款保证的物资和财产。”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一条非常重要的新规定，是打破企业吃国家资金“大锅饭”的有力武器，是使企业具有压力和活力的必要条件。在执行这一规定中，银行要挺起腰板，党政领导要为银行撑腰，企业的领导人更要自觉地变压力为动力，从内部找原因，挖潜力，学会从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真本领，掌握在“优胜劣汰”的风浪中到达彼岸的游泳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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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领风骚没几年
陈小川
祖师爷这一称谓，在我们这个国度里的诞生是悠悠乎远矣的事了。许多行当都尊奉着自己的祖师爷，如建筑业尊鲁班为祖师爷，纺织业该叫祖师奶奶的，是黄道婆。各行各业的人们对自己本系统的主管祖师爷，一般也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用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名词，就是崇拜权威。
到了清朝出了个诗人名赵翼，他的诗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此公是够狂的，居然敢说李杜文章“不新鲜”了。但是依我看，赵翼在当时是算得上一个思想解放的人物的，他的“各领风骚数百年”论，真是一个大突破。
这些年来，随着许多新学科的出现及传入中国，不少科学家成为本领域的佼佼者，于是权威越来越多，拜在门下的人也与日俱增。我之担忧，并不是权威的多起来，这当然是大好事。但一位权威，在欧风东渐的二三十年代创造了某项成就，当时蔚为壮观，光彩照人，万人仰慕。到五十年代他还是权威，七十年代还执牛耳，到了八十年代，同仁、后生发明了什么，还得拿到他面前去认可，这就不是什么值得乐观的事了。某权威二十年代创造了成就，是国人幸事。到八十年代，他的权威地位岿然不动，却是国人之不幸了。
权威的兴衰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赵翼的“各领风骚数百年”论，是囿于那个拖辫子的时代，小农经济缚住头脑，敢说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已经很具胆识了。而今天，“各领风骚数十年”都仍嫌太久，客观上是“各领风骚没几年”，甚而至于越短越好。不断地有人脱颖而出，去动摇权威的地位，才是一大幸事。
当今的时代，知识的陈旧周期加速。十年前的饱学夫子，学富五车的权威，若不进行知识更新，今天就可能肚里空空如也。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文学等领域也并不是绍兴花雕，越陈越好。“年长者为乡里之智者”的观念，大大地动摇了。
所谓“各领风骚”，应该是在一个时代里，对本学科领域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才人”不是祖师爷，更不是头上有光环的神。“才人”“各领风骚”三五年，就是值得入史册的了。最有希望的是年轻人，他们并不只有匍匐着去拜祖师爷的份儿，谁都可以立志去“领”几年“风骚”。因此赵翼的诗可以改改了，“各领风骚没几年”是大趋势。（原载《解放日报》，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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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坚持学术自由 繁荣社会科学
——广东省社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
广东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不久前在广州召开。广东省社联成立于1960年，现在发展到四十七个学会、研究会、协会，拥有会员一万多人。
代表们在讨论中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科学事业的一项基本方针。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政治运动不断，这一方针一直未能认真实行，给理论学术界带来很大危害，许多理论工作者遭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套“左”的错误做法，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就为“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前不久，胡启立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全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祝词中谈到的“创作自由”的精神，也完全适合于社会科学界。文艺创作的繁荣需要创作自由，同样，社会科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学术自由。要活跃学术研究空气，鼓励探索，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自由讨论和争论。只有这样，才能繁荣我们的社会科学事业。
有的代表说，所谓学术自由，包括研究课题的自由，研究人员组合的自由，讨论的自由，以及科研成果出版的自由等，应该从法律和组织上切实保证这些自由的实现，对打击迫害研究人员、破坏学术自由的违法行为，应给以必要的法律制裁。
代表们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着重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社会科学工作的一项根本任务。几年来，广东省的广大理论工作者紧紧围绕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对全国和广东省四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开展了多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总的来说，理论研究工作还是远远落后于实际。摆在广大理论工作者面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对四化建设，特别是开放与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进行理论概括，给以科学的回答，为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从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
代表们普遍反映，大力加强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建设，特别是对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培养，是一个十分重要而紧迫的问题。广东省社联的一万多会员中，讲师、助理研究员以上的只有两千多人，而且大多年龄偏老，青年科研骨干很少，许多学科存在着青黄不接的状况。近几年来这一情况虽有好转，但还没有根本改变。去年成立的广东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在把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生力军作用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当前，应当把对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培养，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努力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学术研究队伍的建设。除了抓紧各专业的学习研究，还要注意更多地了解世界科学发展的状况，努力吸收新的科学成果，研究分析各种学术思潮和观点，不断更新知识。（杨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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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农村伟大希望之所在》一书出版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吴象撰写的《我国农村伟大希望之所在》一书，已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农村改革的伟大胜利，广大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本书作者在全国各地农村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农村中发生的这场巨大的变革。本书收集了作者从一九七九年冬到一九八四年春所写的文章、通讯和调查报告二十余篇，生动地反映了这场改革的各个侧面，值得一读。
（李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