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4月23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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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论坛

部队同志来访后的思索
——谈彻底否定“文革” 增强军民团结
强晓初
在第一期整党过程中,沈阳军区党委派负责同志和吉林省军区、驻吉各部队的主要负责同志走访吉林,主动征求地方同志的意见,作自我批评。他们的可贵举动,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文化大革命”是危害十分严重的内乱,地方深受其害,军队也深受其害,必须予以彻底否定。“三支两军”是“文革”的产物。在当时全面混乱的情况下,部队介入地方,虽然对维护国家安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总的说来,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三支两军”败坏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助长了派性的膨胀,加剧了群众之间的对立,伤害了许多干部和群众,给工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部队在整党中,能够把自己摆进去,认真检查、总结历史的教训,主动承担责任,提出了今后参加两个文明建设的任务。事实说明,人民解放军在军委和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发扬了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他们对待历史问题是非常严肃认真的。
“三支两军”中发生的问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如果没有“造反”、“夺权”带来的不可收拾的局面,也许就不会发生部队大规模介入地方工作的情况。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当时那种极端复杂、混乱的情况下,部队的同志犯错误也是难免的。就我个人来说,因为在“文革”中“倒”的早,一“倒”就是八年,失去了犯错误的条件;如果当时在台上的话,也不敢吹牛自己在“文革”中不犯错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地方的同志也是有责任的。有些派性严重甚至出卖灵魂的地方干部严重助长了“三支两军”的错误。这些人为“支左”部队提供了一些不真实的情况,有的甚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致使一些不了解地方情况的军队同志犯错误。这就是说,对于“文革”中“三支两军”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不应把过失、错误统统记在部队方面,而把自己视为“一贯正确”。部队要从部队的角度总结,地方要从地方的角度总结,地方与部队都应当严于解剖自己,这样才能统一认识,增强团结。现在,部队的同志就“文革”中的问题主动检查,对自己严要求,我们地方的同志也应反躬自省,认真地检查和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
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借鉴于未来。整党开始以后,部队的同志主动走访地方,勇于自我批评,进一步提高了人民解放军在地方干部和群众中的威望,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增强了军政、军民团结。这种团结是巨大的力量,它对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和部队自身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地方的同志应当很好地向解放军学习,不要老是纠缠历史问题,不要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要发扬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进一步支援部队建设。为了实现十二大提出的总目标、总任务,党、政、军、民都要向前看,同心干!
(作者为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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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位值得表扬的县委书记
——记山西省永济县县委书记王学良
编者按:山西省永济县是整党试点单位。该县的县委书记王学良同志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有关整党工作的指示,切实引导党员干部否定“文革”,消除派性的经验,是可取的。搞好第二期整党,在整个整党工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任务十分繁重。永济县的经验说明,只要各整党单位领导重视,从实际情况出发,抓住重点问题,精心加以指导,整党任务是能够顺利完成的。
王学良就任山西省永济县县委书记时,正是1984年初春。当时,永济县以“问题成堆”闻名于运城地区。别的不说,“文革”以来,这里的县委书记就换了九茬。王学良是第十任县委书记。他刚上任,永济县作为整党试点县,开始整党。
在新任县委书记与党员干部的见面会上,王学良入情入理的话语,很快抓住了大家的心:永济县占天时地利,就缺“人和”。“文革”期间,这里大折腾七次,小折腾无数。之后,派性越积越深。不少干部厌恶派性却又无能为力,处于“好事不带头,坏事不参与,工作没劲头,情绪不对头”的精神状态。干部群众气没顺过,上级来的工作组没断过,永济县没安宁过。工作怎么搞得好、经济怎么上得去?
王学良面对党员干部,表明了他和新县委的决心:“不改变永济的面貌,对不住永济的三十三万父老乡亲!永济要变,必先治乱。乱的根源主要就是派性。我们一不搞派性,二不怕派性!过去以派性反派性,越反派性越严重;和稀泥,抹光墙,实际会纵容派性。我们再也不能回避这个矛盾了!”
对王学良的一番话,不少人称道,也有一些人怀疑:“永济地方水土硬,来了书记都生病。来是兴冲冲,去是灰溜溜。”
根据永济县的实际,先抓彻底否定“文革”教育,清除派性。王学良挤出时间,为因派性而闹隔阂多年的同志牵线搭桥,让他们捐弃前嫌;帮犯过错误的同志卸下包袱,鼓励他们锐意进取;拜访在永济县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王学良在几个月之内找了一百多位干部谈话,接待处理了一百多件(次)群众来信来访,解决了一大批“胡子案”。
王学良经过调查分析深深感到,要否定“文革”、消除派性,首先要从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做起。解开了大疙瘩,松开了中疙瘩,小疙瘩就会迎刃而解。一位“文革”中一直受压挨整的老干部,虽然未参加任何派,但群众反映他在某些问题上有派性。王学良就和县委副书记、县长林涛、县委副书记仇炎生等两次找他谈心。这位老同志认真回顾了自己在“文革”中走过的历程,真诚地检查了自己的派性,不断提高了增强党性的自觉性。王学良等同志与县机关另外五位负责干部谈心,启发他们与派性彻底决裂。这几位负责干部在党员干部大会上现身说法,严于解剖自己,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些同志过去是越批派性越不顺气,现在纷纷交心谈心解疙瘩;有的同志主动检查了隐瞒多年的错误,去掉了心病,振作了精神。据统计,第二期整党开始后,全县已有一百九十对同志解开了派性疙瘩,增进了团结。一位老同志看到这种景象后,写了一副对联:“十年内乱同志变仇人;一场教育干戈化玉帛。”横批是:“否定文革好。”
谈起清除派性带来的变化,王学良诙谐地说:“好比吃了藿香正气丸,人们感到爽快多了,气也顺了。”通过整党,消除派性,永济县出现了和衷共济干四化的新局面,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好转,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发案率大大降低。去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加18%,人均收入翻了近一番。
王学良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领导和群众的好评。最近,中央一位负责同志称赞他是“一位值得表扬的县委书记。”王学良没有自满,他在继续奋进。
冯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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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验交流

海军后勤部上海采购站管物千万 一尘不染
讲纪律 讲党性 歪风难吹进 管物资 管思想 正气直上升
海军后勤部上海物资采购供应站严格执行党的政策、纪律,管钱管物不谋私利,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受到海军党委领导同志和海军纪委的表扬。
海军后勤部上海物资供应站每年要采购七十多万件物资,价值数千万元。每次采购,这个站的同志都遵纪守法,秉公办事。有些单位常以“优惠”价格提供电视机、录音机等手段,向这个站推销质量较差的产品,这个站的同志总是婉言谢绝。一次,有人为了推销劣质尼龙绳,悄悄地对这个站的一位助理员说:“如果你订了我们的货,会给你一笔可观的报酬。”这位助理员不但拒绝订货,而且当面批评了对方。去年,全站有三十六人次外出参加各种订货会议,没有一个人接受这种“优惠”。
这个站与军内外二百多个单位建立了业务联系,在频繁的业务交往中,他们始终坚持党性原则,不搞庸俗的关系学。去年秋季,外单位一位同志来到供应站说,他们在外地买了两千多吨钢材,准备在上海议价出售,如果供应站能提供销售发票,每吨钢材给酬金五十元,总数共十万元。站党委指出,这种做法违背国家政策,酬金再多也不能干,拒绝了对方的要求。今年春节期间,这个供应站有些同志对站领导说:“咱们物资采购部门,求人办事多,不办几桌酒席,以后工作不好开展。”站党委明确表示,用公款请客送礼拉关系,咱们不能干。他们按照惯例,邀请有关单位的同志看了两场电影,站领导同志分别登门征求意见表示谢意,保持了和各兄弟单位的友好合作关系。由于大家坚持党性原则,全站在新的不正之风面前,始终挺得住,行得正,没有发生任何违纪事件。
(陈远明 赵岳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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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言论摘编

言论摘编
保护改革的积极性
进行任何一项改革要一蹴而就,或有百利而无一弊,都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不能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般缺点和失误当成不正之风来反,要划清改革措施同不正之风的界限,珍惜和保护改革的积极性。纠正不正之风,正是为了促进改革,而不是要把人们搞得谨小慎微。摘自《文汇报》
牛的精神马的速度
老黄牛犁田,负重,从不藏奸耍滑。“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共产党人的座右铭。老黄牛的缺点就是走得慢。我们要择其善者而从之,既学习老黄牛的踏实肯干,又要象千里马那样讲求速度和效率。 摘自《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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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外之声

这样的书记真好
读了《人民日报》3月5日载的《地委书记赠春联》一文,我的心被深深打动了。张文韵平易近人,六下淮阳同农民广交朋友;他支持改革,为农村专业户撑腰壮胆。这样的好书记大批涌现出来,是四化大业的需要,也是广大群众的期望。 上海 王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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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外之声

要重视基层领导班子的建设
我们是处在基层的非党干部。我们这里有少数基层领导干部趁“改革”之机大捞“实惠”,甚至不怕丢“帽”(乌纱帽)也要捞“票”(房票、钞票等)。希望上级领导机关要加强对基层班子的监督,经常下来了解民情和民意(要相信广大群众的眼睛是明亮的,诬陷干部的毕竟是极少数),不要偏听某些基层领导干部的“汇报”。希望通过整党进一步搞好基层领导班子的建设。 四川省 高力 张锋 郑红
(编者按:高力等同志的意见中肯,应引起各地党组织的重视。基层是国家的“细胞”。抓好了一个个基层单位,国家就会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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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外之声

发展党员不能自立标准
河北省承德市宋刚来信说:现在有些基层党支部在发展党员时,把申请入党的时间长短作为衡量能否入党的“尺子”,并据此“排队”。(编者按:发展党员要坚持按党章办事。)
湖南省资兴市曹同志来信说:我于1982年任乡团委书记时,就被党组织列为重点发展对象。这几年,由于工作单位经常变动,每到一处,党支部都要我从零开始,“重新接受考验”,因而至今不能入党,感到苦闷。(编者按:党组织要向申请入党者的原单位了解情况,全面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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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剔除档案中的“帽子、棍子、辫子”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目前已将由部保管的干部档案材料基本清理完毕。
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启正前不久对记者说,市委组织部专门有几间清理档案材料的屋子,从去年5月份到现在,近十个同志天天在那里做的一件事,就是剔除那些过去整人的“帽子、棍子、辫子”的材料。他说,我曾经随手翻到一张已被剔除出来的年代长远的发黄的纸,上面写着:某某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可能有一份自己写的材料没有交出来。下面盖有六七个人的图章作证明。赵启正感慨地说:“这多么荒唐!难道一个人没有权利保存一份自己写的材料?”
赵启正说:“这些扣帽子、打棍子的整人档案材料,是过去‘左’的路线的产物和记录,应该把它清理掉。今后,选拔干部将不着重依靠过去的档案。”
(据《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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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剖析与思考

问题成堆的东坑小站
浙江省云和县东坑车站是远离县城的偏僻小站,一共只有四个职工。可是,全地区最大的贪污案就出现在这里。罪犯吴祖东贪污五万八千九百多元。案发后,他销毁罪证,携带姘妇,于1981年5月畏罪潜逃。逃走一个吴祖东,1982年2月调来了陈芳河。不到两年,这个二十一岁的青年职工又贪污运费五千七百多元,该站负责人、共产党员雷明章挪用公款五百八十元,另有两名职工分别挪用公款几百元。1984年8月13日,云和县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判处陈芳河有期徒刑三年。
为什么一个小站,会连续出现这么多贪污案?丽水运输分公司党委和纪委对此作了多次调查了解,经分析,除了罪犯本人的原因之外,还有以下原因。
一、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究而不力,使犯罪分子有空子可钻。丽水运输分公司是个老企业,在财务方面本来有一套规章制度,但财务工作人员有章不循,使规章制度如同虚设。大贪污犯吴祖东的手法并不高明,多数是收款不开票,涂改发票。但复核人员马马虎虎,未作认真分析。东坑车站既没有零担,又不办联运,只办理整车木料和毛竹的运输。可是,查出吴祖东经手的一百五十三张运货发票,总共收入只有四百五十七元三角,每张票面收入只有二元九角九分。本来,这里面漏洞很大。但是,复核人员竟然不予以过问。陈芳河在贪污后,用已经收过现金的运货发票抵数或暂借现金抵账,以此欺骗核查人员。陈芳河曾被上级财务人员查过四次账,均蒙混过关。据陈芳河交待,开始他也感到害怕,但复核人员没有查出问题来,他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
二、“上梁不正下梁歪”。共产党员、东坑站负责人雷明章不仅严重失职,而且自己也挪用公款五百八十元。1973年他经手的基建款一千九百多元,到1984年11月还没有上交结算。由于雷明章自己经济不清,所以他对陈芳河挥霍无度、吃喝玩乐、赌博输钱等等都不过问,这实际上助长了陈的贪污行为。
三、云和站领导班子软弱涣散、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云和站党支部一度处于瘫痪状况,因为放松了政治学习,致使一些党员不能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如云和站三十六名党员,有十四人不同程度地有过违纪行为。
四、丽水运输分公司领导官僚主义严重。分公司领导对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下属单位暴露出来的问题麻木不仁,放松了对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教育。分公司机关财务部门高高在上,很少深入基层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现在,丽水运输分公司党委检查了自己的官僚主义错误,通报批评了分公司财务科和云和车站领导班子,对东坑站负责人雷明章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同时,正采取切实的整改措施。
唐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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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通讯

大学生的政治理想在实现中
——南开大学吸收优秀大学生入党纪实
本报记者 肖荻
从南开大学毕业不久的同学回到母校,惊奇地发现:一张又一张鲜红夺目的入党批准书张贴在幢幢教学楼。政治生活前进的节奏在显著加快。学生入党,再也不是那么步履维艰了。
在过去,了解——考验——等待,这无休止的三部曲使不少青年人徘徊在党的大门之外。极少数申请入党的同学只是到毕业前夕才解决组织问题,更多的是到社会上再从头考验……
造成这一状况有着多年“左”的痕迹。许多老党员本身就是经几年、十几年、数十年考验才入党的。一些同志认为入党前长期考验就是规律。
南开大学党委发现,1984年初,全校本科生中只有三十六名党员,并集中在高年级,在低年级学生中的党员比例几乎还不如解放前我党从事地下斗争时期。这不仅与祖国建设需要很不适应,而且与同学们的政治要求和觉悟水平相脱离。仅以八四级新生而论,早在中学时期申请入党的就有三十五人,其中很多是多年表现优秀的“三好”生,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到毕业前夕才发展入党,把过去不正常的历史条件下造成的“长期考验”又套用在新一代大学生的头上呢?
校党委书记李原同志深入了解情况后,在组织发展会议上提出了要求:一年级有党小组,二年级建党支部,三年级把符合条件的优秀党员基本上都发展了,并加强培训,四年级毕业时,学校向祖国各地输送一大批优秀党员大学生。为此,校党委扎扎实实地举办业余党校、组织党章学习小组、上党课……新时期的大学生们绝大多数是有着正确的政治追求的。请看:在遍及南开大学各系的六十多个党章学习小组中,有两千多名学生自动来听党课、参加学党章的讨论。
党章的学习讨论是认真而坦率的。激烈的争论常常使人面红耳赤。在学习中,在讨论中,模糊认识得到澄清,思想污垢得到洗涤。
过去,有的同学认为,“有些党员搞不正之风,党并不象自己想象的那么高大”。通过学习、调查、讨论,他们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祖国的变化,想到了青年人应该肩负的责任,找到了自己思想上的差距。金融系崔锡万同学在学习和辩论中明白了,张海迪、朱伯儒、张华……还有周围那些勤勤恳恳、为人表率的党员,他们代表着党的队伍的主流。多数党员是好的,党是可信赖的。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是无上光荣的。崔锡万的认识提高了,去年9月他提出入党申请,12月被批准入党。
在南开大学,象崔锡万同学那样思考和奋斗的大学生真不少。1984年,全校有三百二十一名学生入党,这相当于五年前发展学生党员的总数一点二倍。仅在八四级新入学同学中就发展了十名优秀学生入党。现在有一千三百多名同学申请入党。学生党员现在已经占学校党员总数的6.5%。
当代大学生的政治理想在实现中。大学生中的年青党员在四化征程上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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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马灯 英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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