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欣闻建立教师节
章明
现在是春天，我却在急切地盼望着9月10日的到来。
根据国务院的提议，人大常委会已于1月21日通过了9月10日为教师节的决定。我虽然不是教师，可也高兴得欢呼雀跃。
我国历来就有尊师重教的好传统，不但士大夫阶层，就是寻常百姓家也贴着“天地君亲师”的大红字幅。如果剔除其封建糟粕，单看它把“师”的地位提到仅次于父母的高度，就应该说是值得赞赏的了。
全国解放以后，我国各级教师的工作、生活都得到了较好的安排。教师的劳绩、教师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贡献，越来越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但是，由于我们都不陌生的原因，一种轻视教师、轻视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潮肆虐于一时。一些人以“天才”自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读书越读越蠢，万物皆备于我。对于他们，教师自然是毫无用处的了。一些人极端愚昧，“有权便有真理，知识不值半文”，满口胡说，一味蛮干。对于他们，教师简直成了厌物。正是这些人物，在“文革”中掀起恶浪，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教师劫”。
往者已矣，且看今朝！我们既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就要记住教训！
人类的文化知识必须一代代地积累和传播下去，这主要地依靠教师来完成（因此，几乎所有国家的教师都是受尊敬的）。而中国的教师（或者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处于祖国贫穷落后和内忧外患之中，更具有一种特殊性。他们绝大多数人从危难中激发出了发愤图强的志气：爱国爱党，克勤克俭，尽瘁教育事业，切盼祖国臻于富强。他们虽然教务繁重，待遇菲薄，却有着正派、务实的知识分子那股子清高劲儿，对工作锲而不舍，却轻易不说出一个“钱”字来。——我以为“清高”不应是贬义词：清者，清廉如水也；高者，洁身自好也。但愿那些以权谋私者能够稍稍“清高”点儿！——这样的教师队伍，难道不应该加倍地受到尊敬么？
我的孩子就读于广州六十二中（还不是个重点中学），每当我翻开孩子的作业本，看到老师用红笔批改得那样细致，那样精当，眼前就会出现一幅教师在灯下辛勤挥笔的画面，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有一次我还想：教师当然也会有孩子，他对自己的孩子也未必能做到如此吧？于是，我又无端地联想起了闻一多先生的名句：
用自己的汗洗别人的汗，
你们肯干？你们肯干？……
“教师”应该“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这是多么合乎潮流、顺乎人心的语言啊！现在不大时兴三呼万岁了，可我今天真想高呼一声：“教师节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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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痴迷患者”的自白
王英琦
人要是得了点“痴迷症”，即使不象绝症那样可怕，起码也象绝症一样无药可救。
这次西北途中，我有幸结识了几位“痴迷患者”。其中有两位是在国庆三十五周年大典的前夕——在敦煌研究所的盛名之下，却使人有几分扫兴的招待所食堂里相识的。
由于一个多月的西北之行，我的不争气的胃，已被膻气的牛羊肉和漫长艰苦的沙漠戈壁路彻底败坏了。所以，当我买到一份与节日前夕喜庆的气氛相比实在过于寒酸的饭菜时，毫无艾怨。而且凭直觉，我估计今晚上将只有我一个人在此地独自“消受”这节日的“佳肴”了。
就在我不免几分孤凄地打发着那些味如嚼蜡的饭菜时，一股刺骨的穿堂风带进来了两个男人。
两个男人打了饭菜后，在我的对面坐下。我们开始在一种谁也不理谁的沉闷的气氛中“各食其餐”。僵持了十几分钟后，两位男人中的一位精瘦的胡子拉碴（其实两位都是胡子拉碴，这使我一开始无法判断他们的年龄）年纪稍长者终于先开腔了：“你是哪来的？”我自报了家门及此行意图后，立即不客气地反问：“你们呢，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他耸耸肩膀，指指身旁那位虎虎实实年纪稍轻者大言不惭地说：“他是青年画家，我么，算是一个未来的石窟专家吧！”
第二天晚上，为了庆祝我们伟大祖国诞生三十五周年，我们决定举行一个小小的庆祝宴会。我们买来两瓶酒和一瓶果子露，几听罐头和一些小零食。晚上，我们边喝酒，边吃罐头和从食堂里打来的半生不熟的饺子，边想象着今天晚上天安门前的盛况和家里亲人们喜庆的情景……我们一时间都有某种羁旅之情和离群索居之感。这时候，那位未来的石窟专家突然建议（由于剃掉了胡子，我才看清了他们的“庐山真面目”——都是小青年，并且其中的一位，我当他的老大姐还绰绰有余哩），我们每个人都谈谈自己的“奋斗史”。
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奋斗史——而且也不敢相信，今后能奋斗出个什么名堂来。因而，我便狡猾地将自己置之度外。
未来的石窟专家动辄流露出他是一位望族的后裔，但轮到他这辈时，却有点儿不景气了。他的正经职业是医生，天晓得他怎么神差鬼使地迷上了石窟艺术。为了能够浪迹天涯，遍游祖国的所有石窟，他毫不吝惜地辞去了医生的“雅职”，干起采购员的不称职的行当。这样，他外出的机会就多了，腿就长了——可惜，他的腿虽长，却因从小得了小儿麻痹症，有点儿瘸。不过，这并不碍事，他比一个有着一双健全的腿的人更“能征惯战”，更跑得远，走得快。他已经遍历了祖国的四大石窟胜地：敦煌、龙门、云冈与克孜尔。他还要去榆林、伯孜克里克……他要在遍游和考察祖国所有的石窟之后，写一本书，一本“超群盖世”的关于石窟艺术的书。
相比之下，青年画家的胃口更高，野心更大。他的职业倒是名正言顺从事绘画艺术的，可惜单位资金有限，他此行全是自费。可这难不倒他。他一路上靠帮别人画壁画和装饰画换点儿盘缠，加之他还有一手令人垂涎的烹调手艺，更为他的衣食住行扫清了障碍。别人吃了他炒的菜，不仅不要钱让他白吃，高兴起来还要送他些什么。他当然不能象公费出差者那样惬意地乘坐卧铺车厢，但他一路上确也是“卧”着来的，只不过不是在卧铺上，而是在硬座席的旅人们的一双双脚下和一排排凳子底下……按说，十月的西北，已是寒风袭人了，但他却置单衣薄履于不顾，执意要去新疆，去天山，去沙漠。扬言不生出几个“大头儿子”回来，不举办一次别出心裁的西北画展，誓不生还！
就是这两位“宝贝”，一个三十七八“高龄”了，还拒不搞对象，而另一个小的，则发誓一辈子当寡汉条，一辈子跟画过。
看着这两个“小痴迷患者”，我不由联想起了在新疆喀什遇到的那位六十多岁，一级残废，十二级高干的“老痴迷患者”来了。他到达喀什时，已近乎弹尽粮绝了（他也是自费去西北考察和做学问的），但见到我时，他却激动地掏出在古丝绸之路上捡到的一粒小得可怜的如米粒般大的玛瑙和几片残破不全的五铢钱，大谈起他一路上的心得和收获，早把他的一天啃三个馕和滚驴马店睡大通铺的“绝境”忘得一干二净。
哦，痴迷！人要是痴迷上了什么东西，那真是没治，那是完全可以干出些使正常的人难以置信的事来的。
难道不正是因着这种痴迷劲，才使得我今生此时来到了这远离家乡的敦煌脚下吗？难道不正是因着这种痴迷劲，才使得我们相聚在这大西北的既没有礼花，也没有电视，更没有任何娱乐的佳节良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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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别井上靖
严文井有风无风？有月无梦，尺八万里朦胧。
1982年6月24日注：尺八，日本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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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这里（外一首）
陈樱
星星不知被风卷到哪里……
山沉沉地睡去。它梦的边缘，却响着一片喧腾的声音……
工地上，人们的身影如星星闪烁……口哨声象流星一样愉快地飞逝……灯光一闪一闪，是说着话的眼睛。
夜，弥满了星星……
一座高楼，从砖工、泥水工的手里升起，从担抬工的肩上筑起，明朗、清晰——这是一幅描绘苏醒以后的图画。
白昼从这里升起。
……那一片星星，织出一个灿烂的黎明！
岩岸
江水伴着喧闹流走……
岸边，渔夫的炊烟款款送走迟疑的黄昏；人们柔软的脚窝里，还藏着夕阳的余温；悄声絮语象星星似的躲躲闪闪地害羞……静寂夜一般向岩岸涌去……
风不再偎着岩石说梦话了。
夜象在浓缩着、提炼着一个无比清晰的白昼……
时间，正以它有力的手，雕塑岩岸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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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的话
自去年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以来，人们都想了解这些港口城市近期的变革。
为了让人们谛听我国黄金海岸前进的脚步声，更加真切地看看这些地区的风貌，感受那里的建设者们急剧跳动的脉搏，本版从明日起不定期地陆续刊登反映黄金海岸各城市、地区四化进程的综合性文艺副刊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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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石怀池墓前
冀汸我从遥远的海边回来，我在与你诀别三十九年之后回
来，道路和房舍全是陌生的，只有嘉陵江水喧哗如昔。我没有带回鲜艳的花束，只带着一串不能遗忘的记忆，跋涉到这里，寻觅你消瘦而修长的身影，寻觅你左踏右踢的步态，寻觅你少年的骄傲和你热情的幻想……我没有寻到你的墓碑，因为还没有一块石头刻下你战斗过来的名字。也没有寻到埋葬你和与你一同罹难的两位战友的
土丘，因为一次又一次风雨早将它们剥蚀成平地。但我寻到一块青葱茂密的玉米
地，确信你长眠在这里，因为后山那棵黄桷树还健在——一座多好的纪念碑！你我曾在它的浓荫下躲避空
袭，争论过罗曼·罗兰和他的人道
主义…………过去的片断，不是年轻的欢乐就是年轻的忧郁；时间在你的身上凝固了，你永远只有二十一岁，这是宝贵的年华，也是青春的悲剧。我曾经写诗悼念你。站在你的没有坟丘的墓前，让我把它再念一遍：
“凭着永生的信仰死亡并没有把我们隔离；凭着对于未来的共同意志，在我们进军的呼喊里永远有你的名字。”
*石怀池，抗日战争后期重庆复旦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核心组成员，外文系学生，年轻的文艺工作者。1945年7月20日，他同另外两位进步同学一起，正准备到中原解放区，因渡船失事而罹难。遗作有文学评论、小说、译文等大约七十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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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徐懋庸选集》
余时
在现代文学史上，多年来学习鲁迅，坚持杂文创作的就有徐懋庸同志。最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三卷集的《徐懋庸选集》，主要是杂文作品。其他则是一部分文艺研究论文。
选集中收录了作者的《打杂集》、《不惊人集》、《街头文谈》、《打杂新集》等专集。第二卷收入了新编的《三十年代集外拾零》，包括作者在解放区的作品《烽烟集》。这两部分都是从未结集过的作品。第三卷收入的是《历史故事》和《回忆录》，是作者晚年的创作成绩，有的还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这样的选集堪称一部内容丰富，引人注目的选集。作为文艺欣赏，读者可以从中得益，并全面认识这位杰出的作家。同时研究工作者不难清晰地看到作家的发展道路。可惜的是徐懋庸同志已于1977年病逝，不及亲见本书。
当年作者还是二十几岁的时候，便因热爱鲁迅的杂文，在上海各报刊发表杂文了。除了大方向一致，反帝反蒋以外，他在写作上也追求鲁迅笔法，以致产生过误会，有人怀疑他的作品是鲁迅化名写的。这一方面说明当时的青年作者们，多么崇拜鲁迅。同时也说明当年在鲁迅先生周围，已经形成一支强有力的杂文写作队伍。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极为光辉的一页。
抗战以后，徐懋庸同志到了解放区。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仍然没有忘记学习鲁迅。选集中收入了他注释《阿Q正传》和《理水》两部作品的成绩，证明他是较早地注意到普及鲁迅著作的工作。这是十分有意义的。
徐懋庸同志晚年从事哲学理论研究工作，他的后期杂文写得愈加老练成熟了。他这时期的杂文，时时关注着现实的政治生活，敢于直抒己见，文字上又带有一些学术气味，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也正是人们交口称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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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家庭出身”小议
近来填写几张表格，为“家庭出身”一栏的填写，着实动了一番脑筋，但似乎仍然把握不准，找过他人的一看，五花八门，似乎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出身标准。因而对于此栏的设置，不免产生了几点想法。
其一，过去讲“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因而看看家庭出身，尚且说得过去。但现在地富分子已不复存在了，填一个
“原地主、富农”，似又不妥。其二，不论是
“贫下中农”也好，是“原地主富农”也好，作为小半辈子在旧社会、大半辈子在新社会的父辈们，尚还有个“家庭成份”可填，而作为新社会生、新社会长的年轻一代，填上“家庭的家庭的出身”（即爷爷的成份或爷爷的父亲的成份），总觉得不那么确切。其三，“家庭出身”一栏在表格上可谓几十年一贯制了。到了今天，是应该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的。
张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