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加强消费结构的研究
叶方恬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消费是一个重要环节，而消费结构则是消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加强消费结构的研究，掌握变化规律，预见未来趋势，因势利导，统筹安排，使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不仅在总量上相互适应，而且在结构上紧密衔接，对于促进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良性循环，不断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实现十二大提出的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要研究居民家庭和个人对各类消费品和劳务消费在数量上的比例和质量的变化。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居民的消费需要总是通过货币支付的形式实现，形成消费结构的。目前我国统计部门和各经济工作部门，主要是按居民购买消费品支出和非商品支出（即劳务消费支出）两个部分，以及消费品支出中吃、穿、用、住、烧等分类支出的比重，来考察和研究消费结构的。
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起了较大变化。总的趋势是城市职工家庭购买消费品支出的比重下降，非商品支出
（劳务消费支出）的比重上升；而农民家庭二者变化不大。在全国居民购买消费品支出中，吃的和烧的比重总的下降，穿的和用的比重升降交替，总的上升。住的情况，比较复杂。城市职工家庭的住房开支由于基本上靠国家和企业补贴，几年来比重变化不大。农村修建住房较多，因而购买建筑材料的商品支出比重逐年上升。
随着消费品生产的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居民各类消费支出的内部结构已经而且还将继续发生变化，反映消费质量的提高。在吃的方面，主食比重下降，副食比重上升；主食中细粮比重上升，粗粮比重下降；副食中肉禽蛋、其他食品（包括快餐、配餐食品等）和各种饮料比重上升。今后人们不仅吃饱，而且要吃好，讲求营养。在穿的方面，棉织品比重下降，化纤、呢绒、绸缎比重上升；原布比重下降，针织成衣、服装和配套的衣着服饰比重上升。今后人们不仅穿暖，而且要穿美，讲求舒适多样、款式新颖。在用的方面，日用工业品比重下降，耐用消费品特别是家用电器比重上升。今后趋势是追求中、高档和名牌优质商品，老品种还要求不断更新换代。随着经济高潮的到来，一个文化教育、智力开发的高潮将随之而来，人们对文化、教育、体育、娱乐用品的需要将要增加。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新品种将不断出现，电子产品将源源不断地进入家庭。在住的方面，城市将逐步推广住房商品化，城乡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不断扩大，要求舒适宽敞，环境美化，因而人们对各种家具、灯具、室内装修装饰用品、工艺美术品、树、花、鸟、鱼等商品的需要将逐渐增加。在行的方面，当前我国居民主要是骑自行车和乘坐公共汽车，近年来摩托车开始作为新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家庭。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劳务消费。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对劳务消费的需求日益迫切，而且有扩大的趋势。一方面，人们对浴池、理发、洗染、照相、旅馆、修理等传统服务行业提供的劳务需要日益增多，另一方面要求开拓和扩大家庭服务、健身、美容、旅游、休养、娱乐等服务项目和领域。
本世纪末，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将是什么状况，同过去和现在比较将发生什么变化，这是人们普遍关切的问题。由于影响消费结构的因素较多，错综复杂，各项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是呈直线形而是呈螺旋形升降的。吃的比重，1957年为64.6％，1983年为59.3％，总的趋势是下降的，但是一段时间又是上升的。如1981年为59.1％，1982年又上升到60.1％，1983年虽有所下降，但仍略高于1981年。在今后几年内，由于动物食品、加工食品、家外就餐和食物的市场调节部分增加等因素，吃的比重可能还会略有升降；穿、用的比重也仍会有降有升。但从长期来看，吃的比重总的趋势将要下降，穿、用的比重则会交替上升，然后随着劳务消费比重的上升，穿的比重会下降。据初步预测，到本世纪末，全国居民吃的比重可能下降到50％左右，城镇住房实行商品化和房租调整后，由于住房支出比重上升，城镇居民吃的比重可能下降到45％左右，达到联合国提出的恩格尔系数40—50％的小康水平限界内，大体相当于英国、法国、苏联和匈牙利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一千美元左右时的比重。劳务消费支出的比重日益增大，这是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发展变化趋势。到本世纪末，我国居民劳务消费支出的比重也将有较大的提高。
以上是从全国居民进行分析和预测的。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民族风俗习惯和人口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不同等形成的生活爱好和消费需要不尽相同，因而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是多层次的。这就需要加强分地区、分阶层和按收入分组的消费结构的调查研究，以便比较具体地了解居民消费需要的变化，更有针对性地加强信息反馈，使生产、流通环节的结构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进行适时的必要的调整。
其次，要研究农民家庭商品性消费和自给性消费的比例关系及其变化。全国解放前，我国农民长期处于基本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商品经济很不发达。解放后，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农村商品经济又几经挫折，发展缓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加快，在农副产品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农副产品的商品率（不包括村办工业），也由1978年的40.3％提高到1982年的44％。与此相适应，农民家庭消费中商品性支出的比重提高得更快。1978年为39.7％，1982年提高到56.5％。在农民家庭消费的商品性支出中，除燃料平均每年递减8.2％外，食品、生活用品及其他、衣着和住房分别按12.1％、3％、2.5％和0.26％的年递增率提高。今后随着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发展，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将进一步提高，本世纪末可能提高到75％以上，农民家庭消费商品性支出的比重也将随之提高。生活用品及其他、衣着和住房将先期达到或接近全部从市场购买，食品将较后达到或接近全部从市场购买。随着农村能源多品种和多渠道的开发与发展，燃料的商品性支出比重也将有所提高。在这种形势下，农村市场将更加成为国内市场的主体。这就需要加强对农民家庭消费需要和消费结构特别是商品性支出的变化的研究，同时还要研究这些变化对生产、分配和流通环节的影响。
再次，要研究个人消费和社会集体消费的比例关系。一般说来，一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越高，社会集体消费的比重就越大，个人消费的比重就越小。据1984年世界银行发表的《世界发展报告》中的资料，1982年这两种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东欧国家匈牙利个人消费占61％，社会集体消费占10％；市场经济工业国家前者占62％，后者占18％；上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前者占67％，后者占15％；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前者占68％，后者占14％；下中等收入国家前者占70％，后者占13％；低收入国家前者占73％，后者占11％。从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来看，各个国家个人消费的比重逐步下降，社会集体消费的比重逐步上升。据同上材料，我国1960年个人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6％，1982年下降到70％，说明我国属于中等收入偏下的发展中国家，个人消费的比重不宜下降过快。
另据国家统计局材料，我国社会集体消费占消费总额的比重，“一五”时期为8％，近几年上升到11％左右，个人消费则由92％左右下降到89％左右。在消费总额一定时，个人消费和社会集体消费的比例关系，取决于消费基金的分配。二者要保持什么比例关系较为合适，需要作具体分析。我们知道，社会集体消费基金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行政管理费和国防费，这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减少。在我国当前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扫除机构重叠、人浮于事、职责不明、互相扯皮的官僚主义积弊，必须把行政管理费压缩到最小限度。第二部分是用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文教、科研、卫生、体育等事业费。我国这部分社会消费基金近几年来虽不断增加，但仍嫌太少，今后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第三部分是社会保险费和劳保福利费。其中社会保险费是保证社会安定所必不可少的。至于劳保福利费对于保证人民身体健康，减轻职工生活负担，保证生产建设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只是近几年增长过快，再加不同地区、部门、企业的福利待遇高低悬殊，管理不善，形成浪费。目前国家的各项补贴占职工家庭生活费的很大一部分，形成了半供给型的消费结构。这些补贴不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而且按人头平均分配，助长人们吃“大锅饭”的思想，不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不利于企业的经济核算和生产发展。今后，随着工资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保险事业的发展，需要将这部分补贴逐步减少，使个人消费与社会集体消费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
此外，为了加强消费结构的研究，还需要对影响消费结构变化的各种重要因素，如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居民收入水平、人口的各项构成、消费品价格和劳务收费标准、居民储蓄和手存现金等，不断加强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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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眼睛向内 简政放权
徐景安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试点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下一步如何推进？从当前的情况看，应该“眼睛向内”，可以先把简政放权的工作搞好。有四个环节需要研究和解决。
第一，把生产经营权进一步放给企业。目前，城市经济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能，依然是所谓“组织生产”，管理企业的内部经营事务。这是城市经济管理机构庞大、管理层次多、对企业管得过死的根源。改变这种状况，市的各级经济管理部门，从委、办到局、公司各个职能处室，要对现有的职能排排队，看看哪些可以先放，哪些应当后放，哪些应当保留。在人财物三权中，物资经营权的下放是难点。企业离不开“婆婆”的重要原因，是为了拿到统配物资。城市为了换来所需的物资，指令自己的所属企业上交一部分产品，然后与外省市串换，再分配给所属企业。这种办法似乎为企业解决物资短缺起了一点作用，但由此也带来很多弊端：一是城市为了换取物资，就要控制一部分物资，必然扩大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和在国家计划任务上加码，它既不利于搞活企业，又增加了一部分企业的依赖性。二是城市经济管理部门忙于下指标、分物资等具体经营事务，该管的事又没有管好，而且带来营私舞弊、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三是在供不应求和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城市为了保护所属企业，必然封锁市场，堵塞流通；四是各级政府插手，使得原来由企业联系可以解决的大量经济事务，必须通过政府才能解决，割断了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许多地方的情况说明，城市退出物资分配职能，是实现政企分开、简政放权、搞活企业的重要一环。
第二，转变管理职能。对企业放权后，物资供销机构可转为企业性经营单位。各个专业局从管理企业产供销事务中解脱出来，加强行业的预测、行业的规划、行业的管理，搞好产品结构、企业结构的调整。计委经委等综合部门则应着重研究城市的战略发展方向，制订长远规划，拟订经济政策等。
第三，精简机构。在职能转变的基础上，搞好机构的精简工作。这种“先撤香火，后拆庙”的做法，路子顺当，办法稳妥。如果不搞好放权，匆忙撤并机构，必然带来经济秩序的混乱和人心浮动，影响城市改革的进程。当然，这并不排除对看准了的某些机构先行撤并。精简机构一要从纵向入手，减少管理层次，将市政府、委办、局、公司、企业五级减少到三级或四级；二要从横向入手，减少专业管理机构，加强综合机构和监督机构，裁并党政并行重复的两套管理机构，做到党政分工，各司其职。
第四，做好干部的安置工作。简政放权归根到底是干部结构、知识结构更新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干部所熟悉的分指标、分投资、分物资的管理职能，将为对企业指导、服务、监督的新职能所代替，大批干部需要重新安排，重新学习。这个问题不解决，城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就难以推进。干部的出路，一可充实到税务、统计、审计、法律等部门；二可转移到企业或社会事业单位；三可“弃官经商”，经营第三产业，但所办企业，必须与原机关脱钩，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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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系统知识和元系统知识
王兴成
现代科学知识的分类，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标准，它不是根据知识的学科性质，而是按照知识是否系统化及其系统化的程度，把科学知识区分为三种类型：前系统知识、系统知识、元系统知识。
前系统知识。各种各样尚未系统化的知识，都称为前系统知识。打开一天的报纸，我们浏览各种新闻报道，涉猎各种消息和知识，这些大多属于前系统知识。这是把某一事物和现象作为独立存在的对象进行考察和报道的。这是人们认识活动的开始阶段，知识发育的第一步。这是对各种事物进行直接观察得来的知识，大多系经验性知识。这种知识的结构比较简单。生产、传递、接收和使用这些知识都较为容易。前系统知识尚未按照事物内部的联系加以系统化，尚未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然而，前系统知识经过一番认真的加工制作，就可以成为系统的科学知识。
系统知识。各门学科和专业的知识，均属系统知识。打开一部教科书或专题论著，这里讲授和论述的大多是系统知识，这里考察的是各种事物群和现象群，这里研究的是各类系统。这是人们认识的深化阶段，知识发育大大向前推进了。这里，人们已从对于事物现象的考察，深入到对于事物本质的研究。这样产生的知识，反映了有关事物的系统规律，揭示了各种事物的系统规律，这是科学发展的成果。达尔文的进化论、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各种社会理论、经济理论、政治理论等等，都揭示了有关事物和现象的系统规律，都是系统知识。这是一种理论化的包含更多真理的知识，它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从前系统知识发展到系统知识，进化的路程并未走完，知识发展的崭新阶段——元系统知识出现了。
元系统知识。这是研究多种系统的知识。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控制论和信息论等均属此列。
打开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所著《论系统工程》一书，这里论述的大多是元系统知识。这里研究的知识系统众多而广泛，它们包括：（1）系统思想和系统工程；（2）社会（系统）工程；（3）军事系统工程；（4）信息系统工程；（5）科研系统工程；（6）农业系统工程；（7）计量系统工程；（8）标准系统工程；（9）人才系统工程；（10）环境系统工程；（11）行政系统工程；（12）法治系统工程；（13）科学学；（14）思维科学；（15）人体科学；（16）社会科学和社会技术；（17）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等等。
显然，钱学森等在这里考察了各种各样的自然系统、社会系统和思维系统，对于这些系统的研究，按传统的科学分类，属于完全不同的学科和专业，其具体的知识带有根本不同的学科属性和特点。然而，所有这些知识，都在“系统”这一横剖面上统一起来了。人们的认识活动从“单一中心”走向“多中心”，从系统知识过渡到了元系统知识。
元系统知识考察的对象是多种事物群和现象群，是多级系统集，是各种各样的系统统一体和综合体。这里研究的注意力集中于各种事物和现象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对于关系的研究成为这类知识的基础。这里，重视事物和现象的动态研究，对它们的发生、发展和消亡，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全过程的考察。这里，综合占了优势，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达到了高度的综合。元系统知识的横向性十分明显，在系统属性这个横剖面上，伸向各种各样的系统。这种知识的多质性也很突出，它既研究自然系统，也研究社会系统；既考察物质系统，也考察精神系统；既分析客体系统，也分析主体系统，等等。元系统知识理论上的多质性，就形成应用上的普适性，使它几乎适用于一切系统，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功效。
从前系统知识到系统知识，再到元系统知识，这是知识发育链条上密切相连的三个环节，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人们决不可以轻视前系统知识的积累，获得知识正是从这里开始的。然而，人们又决不可以，也决不会就此止步，必须把前系统知识推进到系统知识阶段，使认识深入到事物和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用系统知识武装起来的人们，由于掌握了事物和现象的共同性和普遍性，就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正确地认识和改造自然和社会。所以我们要强调学科知识的学习，重视人才的专业化。元系统知识的兴起，开辟了知识发展的新阶段，提出了人才专业化的新要求。人们面对纷繁复杂的主客观世界，掌握和应用元系统知识，就能提纲挈领，纲举目张，合理地认识和改造自然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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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效益概论》评介
杨坚白
近年来，关于经济效果、经济效益的文章、书籍问世的很多。但其中讨论微观经济效益者多，讨论宏观经济效益者少；讨论效益、效果的概念及其所用指标、指标体系的计算方法者多，讨论通过什么途径，如何提高经济效益者少。宋则行、刘波、章宗炎、高生文四同志著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效益概论》一书，则是着眼全局，大处落墨，综合地论述了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的途径和措施。
读过这本书，我感到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在结构上，从战略眼光出发，统观全局，把社会再生产的几个重要方面，以及教育、科学、对外经济关系等一一列出，专章讨论，指出通过什么途径，解决哪些问题，才能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特别是把宏观经济的总决策和国家计划放在首要地位，指出其关键性的作用。这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二、对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的辩证统一关系作了恰当的说明。作者的基本观点是：宏观经济“来源于微观，又高于微观”。书中一方面强调宏观经济要以微观经济为基础，宏观经济效益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取决于企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肯定微观经济不能脱离宏观经济，逸世而独立。微观经济要以宏观经济为指导，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作者在进行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进而说明“这正是社会主义经济效益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效益的本质特征”。
三、把速度、效益和满足人民需要看作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强调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必须以满足人民需要为目的，必须速度实在，效益好，人民才能得到实惠。生产出的产品无用，没有使用价值，是无效劳动，这种产品的产值是虚假的。只有当企业的生产符合社会需要，“生产这种产品时所形成的‘最小’（劳动消耗）和‘最大’（劳动成果）的比率才是经济效益提高的表现”。基于上述观点，作者提出以（V＋M）／（C＋V）作为衡量社会经济效益大小的综合指标，并辅之以物耗率、社会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用率等构成指标体系。我认为这是得体的。当然，经济效益指标和指标体系也并非局限于此。
四、理论与历史经验的结合。这本书在写作方法上既作了理论上的论述，又总结了我国的历史经验。在探讨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理论的同时，各个章节一般都注意到结合我国三十余年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不是空泛的议论，而是就应该注意或已存在的问题，提出提高经济效益的途径和措施。这种理论与经验的结合，有些地方写得很精采。例如在总结我国农业的经验教训时，先叙述了我们走过的曲折道路，又引证了马克思关于合理农业的理论，然后提出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的数字，即过去的二十六年（1953—1978）间只提高了2.7％，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1979—1981）每年平均提高2.7％，得出在改革后的一年等于过去的二十六年的结论。
本书经过诸方面的分析、论证，最后归结为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的关键。唯有社会总生产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才能保证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不容否认，这本书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例如，由于它是一本概论性的书，因而只注意到综合论述，全面铺开（这是必要的），而未能有所侧重，对重点问题进行突出的论证、分析。同时对某些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也没有进行议论、分析。在行文上大都是平铺直叙。当然，这不过是美中不足，无碍于本书的成就。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在结束时指出：“计划所造成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计划所造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施工的浪费可以百万元为单位来计算，设计上的浪费则要以千万元为单位来计算，而计划上的浪费就要以亿元为单位来计算。”作者提醒人们要以正确的宏观经济决策和周密的综合平衡来取得最大的宏观经济效益。我认为这是射中了“十环”，就以此作为评介的结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