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从日译本《鲁迅全集》想起的
林默涵
不久前，我收到日本学习研究社赠送的新版日文《鲁迅全集》第八卷，它的精美的印刷和素雅的装帧，使人爱不释手。这是日本朋友根据我国1981年版《鲁迅全集》译出的，全书十六卷，将陆续出版。
学习研究社是日本一家规模较大的出版社，为了出版这套书，花费了很大力量。他们邀请了数十位专家学者参加编译工作，除了翻译正文及中文版的全部注释外，还针对日本读者的需要，增加了不少译者注释。据说《全集》印数只有几千套，赚不到什么钱，还有可能蚀本。一个外国出版社为了把我国伟大作家的作品介绍给他们国家的人民，不计盈亏，认真地翻译出版这套全集，这种精神不能不令人起敬。
这引起我一些联想。在资本主义那个金钱社会中，许多出版商是围着钱转的，只要有利可图，可以大量印制有害于群众的出版物；然而其中也不乏具有远见卓识之士，不屑于这样做，所以不可一概而论。我们国家的出版社，是社会主义的企业，当然也要考虑盈亏问题，要改善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但出版社又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责任，是传播和积累科学文化技术知识的重要阵地，它的任务是给人民提供有益的精神食粮，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国家的学术研究水平。它既要出版广大群众喜爱的通俗读物，同时也要出版水平较高的专门性学术著作。尽管各个出版社分工不同，但总起来说，二者不可偏废。
大约两年前，我曾发表过这样的意见：我们的图书出版规划，总的说应着重考虑出版这样三类书籍：一、为八亿农民所需要的读物；二、给三亿少年儿童阅读的图书；三、水平较高却可能蚀本的科学和文学著作。至今我仍然这样认为，上述三类书籍是满足人民的文化需要和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所不可缺少的。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出版社都一样的赚钱。有的出版社可能盈利多些，有的出版社可能盈利少些，有的出版社（如儿童读物出版社）就不能过于强调盈利。出版社要出各种书籍，也不能要求所有书籍都一样的赚钱。有的图书可以多印多销；有的则需要控制印数，限定发行范围；有的书籍虽然发行量大（如中小学教科书），但只能薄利或者保本。某些水平较高的学术著作，明知可能蚀本，也要出版。这一切要从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要受党和国家制订的出版工作方针政策所制约。据我所知，有许多出版社是这样做的，受到文化界知识界一致好评。但也有些出版社根本不考虑这个，只注意赚钱，大量印行对读者无益甚至有害的图书，这就走上邪门歪道了。请看一个异国出版社对待出版《鲁迅全集》的严肃态度，能不使人感慨系之！
第8版()
专栏：
忆孙师毅
唐瑜
日本帝国主义南侵，我和一些朋友撤回昆明、重庆。“二流堂”名称的玩笑传到师毅耳里时，他特地来劝我：“在此时此地，在国民党统治下，以至将来形势变迁，这种玩笑都是不宜渲染的。”
抗战胜利，那位山东时代的学生蓝苹（后来叫江青），来到重庆，孙师毅遇到她，她悄悄送了他一张照片，——是她一家人的照片。三十年代在上海，我很少听孙师毅谈到蓝苹的事。有一次他约我写一段《电通画报》创刊的祝词，我送稿子给他时，他正在挑选蓝苹的大照片准备做封面。
抗战结束，我去昆明、仰光、新加坡。后来，我到香港时，他已经在港了。1949年下半年，他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相邀我参加编电影副刊，那时我在忙着其他的事，未能应命。但是我还是经常在他客居的旅馆中，两人望着窗外“陡峭”的雪厂街上的汽车，畅谈着一串串的梦想，就象窗外一串从山上滚下来的汽车一样。
广州解放后，我终于离开了香港，因为欧阳山和章泯鼓动我筹建珠江电影厂。我常到香港去了解一些情况，有两三次他和我一同回到广州。
后来因言论问题，他受港英当局抄家。他离开了《文汇报》，办了一个企业公司，也失败了。从此满怀抑郁，为了求得短暂的精神解脱，不良嗜好紧紧的缠住他。
朋友都陆续走了，他原想建立一点贡献然后回来，现在一切都落空了，他流落香港。直到周恩来同志发现这情况之后，才指示迅速把他召到北京。
1957年，正当“反右运动”白热化时期，他来到了北京，孙师毅平安度过这个可怕的灾难。他被招待住进新侨饭店，一住年余。他多次要求工作，周恩来同志劝他多休息一些日子，先熟悉环境，多了解些情况，然后再工作。在孙住新侨期间，周恩来同志一有空，或者在等待接见外宾的空隙，有时在深夜，不止十余次去看他，有时一谈数小时，甚至要他去大同酒家宵夜，只是因为警卫员从保卫工作的角度加以阻止。
啊，人民的好总理！孙师毅何功何能？！他只不过在井冈山时期，在武汉时期，在重庆时期替党做了一星半点好事，然而，在总理的脑里却永远也不磨灭。
孙师毅是一个有名的“计划家”。1958年他到电影资料馆当顾问的同时，我也下放到三条驴腿的遵化。我虽然和一位书记说我不愿意过没有电灯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我通过孙师毅的“顾问”还是帮他们做了一些事，又为他们搞起一个几百盏灯的“小发电厂”。
有一天，清晨有人来敲门。我一看，又是那张铁青的脸。问清了原委，原来年过半百，他还有那份恋爱的激情。
如果不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孙师毅分配到中国电影资料馆工作是适得其所的。这个人作为一个电影史学家是无可非议的。他有十几箱“文件档案”，朋友们开玩笑说你给孙师毅写一张条子，他也存入档案了；他的脑子就是一只大档案柜。某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李进的仙人洞照片，附着毛泽东主席的诗。人们都在猜测此李进是何许人，孙师毅马上就举出此人乃江青。
然而，师毅有这种积累资料档案的习惯，他的学生当然是熟知的。江青费很大气力在上海查抄销毁她过去的历史资料。孙师毅家里这类资料当然不会很少。因此他的家也抄得特别彻底。学生对他的恩宠是严格审查；他的严重的心脏病对她说来，正是一件好事。
1966年10月初，在他弥留的时刻，他问妻子：“阿唐会来吗？”这时候，我正在上斗争的第一课，我也不知什么人在耳边嗡嗡叫，我只顾点头哈腰，我只祈祷有谁吼一声：“滚下去！”
握着一只冰凉的手，我想着青年时代的恶作剧：在我和他抄写东西时，学了一点他的笔法，特别是他的签名。我在他的女朋友的门上留了一个字条，“孙师毅到此一游”，引起他们吵了一架。——这是我欠他的一笔账。
他也欠了我的：他曾夸言我的墓志铭非他写不可。但是他却先走了。就此互相抵消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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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春潮曲
把我们厂长记在心里
——一个姑娘的请求
黄湘雄
我乘坐的汽车离开了喧闹繁华的市区，飞快地驶往远郊的巴县青木关。我要去采访一位叫陈敬全的青年农民。据说，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早在几年前就采取由社员集股的办法，办起了一座小型电镀工厂。几年工夫，不仅他的企业收到了年产值达二百万元，纯利润破五十万元的经济效益，而且全村家家户户都富裕了。
车稳稳地停在一个月牙形的池塘旁的公路边上，有人告诉我前面不能行车了。我不知好歹地又问一句：“明明有公路，为什么不能行车呢？”那人反问道：“你是去电镀厂的吧？”我点了点头。“这就对了，这是去电镀厂的必经之路，而这段公路是属于一个叫桂花大队的，如今厂子富了，人家
‘桂花’大队正找厂子算计着收多少‘买路钱’呢。”那人诡谲地笑着说，“算了吧，别给电镀厂找麻烦了，还是委屈你以步代车吧！”我谢过那人，开始了我的步行，我真有点为这位辛辛苦苦办企业的年轻人鸣不平了：“桂花”这名字倒蛮高雅，可做的事情却不怎么样……
在电镀厂办公室里，一位精明热情的姑娘接待了我。当她知道我专程来采访她的陈厂长时，竟吃惊地睁大了那双好看的杏眼，忙不迭地说：“算了，别给我们厂长找麻烦了，再说他现在正在市团委经济管理培训班学习。让你白跑了一趟，真对不起。”
“看来陈厂长好事只做了一件，麻烦事倒惹来不少罗？”我单刀直入地问道。
“可不是嘛”，这位热情外露的姑娘禁不住这一问，打开了话匣子：“说来真还有些令人怄气。”她忽闪着眼睛，象是在追寻着什么，“当年一办厂，就碰到棘手的事情。陈厂长和另外七个同志牵头，八方奔走，搞资料，买设备，干部们斜着眼睛看笑话的多。可是厂里刚有了一点效益，嗐，干部们七姑八舅就塞进来啦，陈厂长来了个‘快刀斩乱麻’，统统辞掉，这冤就结下啦……”
姑娘递了一杯水给我，接着又说：“以后，厂长搞了招聘制，选了精明能干的人来办企业，把自己一个干活不得劲的堂妹也辞了。这下连家族的人也得罪了。”我听了，不禁掏出笔飞快地记录起来。
“哎，别记，别记，再记我可不讲了。厂长交待过，这些情况可不能外传……”
我收起了笔和记事簿，姑娘才又笑着说：“要记嘛，把我们厂长记在心里头。”
“把我们厂长记在心里头。”听了这话，我不由心里一震：这话讲得多么富于情感，又讲得多么得体呵！我脱口道，“难道就没有人支持厂长吗？”
“谁说没有呢？！”姑娘激动地说，“我，还有全厂职工，当然还有县委和区委的领导同志都支持我们厂长。不然，他的事迹怎么能在全县引起反响呢？他又怎么能被省、市委批准出国考察呢？”姑娘不无自豪地对我说。
时间飞逝而去，我站起身来向这位姑娘握手道别，她竟变得谨慎而腼腆起来：“记者同志，我请求你见到我们厂长千万别提我讲的这些话，也希望你对我告诉你的情况暂时保密，我怕给厂长添麻烦……”
我记住了姑娘的请求，也恪守了诺言。在“暂时”保密的限制词失去意义的时候，在决不会给陈敬全同志这样的改革人物带来麻烦的今天，我写下了这篇粗疏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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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圳拾珠（三首）
西中扬
诗神的兴奋在这里，我突然发现身上带电，走到哪，都是火花飞溅，眼前，一团耀眼的金光，脑子里，一片迷人的梦幻。笔下的弧光，吓得我发呆，诗神，却含笑地拍我双肩：“走吧，我要伴你同游特区，且别想那杏花、春雨、江南。”
现代的神话许多古城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谁也分不清它的天疆地界，这里却在飞腾的尘土中升起，一切都显得那么明亮、热烈。当我收拢诗的想象翅膀，突然发现晚霞中一个奇特的世界：起重机象机器人正在对弈，几十座大楼在棋盘上排列。
天空的召唤这里有宝石般的星光，这里有夜明珠一样的月亮，更有一个个饱含光和热的太阳，为运动不息的宇宙提供能量。何须限制自己的发展，连树木都在竞发向上。既然硝烟散后是一个崭新天地，何妨让清爽的白云穿过恬静的卧房！
第8版()
专栏：
《中国现代名家名作赏析丛书》将出版
《中国现代名家名作赏析丛书》，分散文卷，短篇小说、杂文卷，报告文学卷，新诗歌卷等，收集了近五十余年来中国优秀的艺术珍品。这套丛书即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罗公元）
第8版()
专栏：大地漫笔
背为什么变驼
一位富有开拓精神的青年干部被选进班子，他的背突然驼起来。我想一定是因工作的重压所致，不料他摇头苦笑说：“这样显得谦虚些。”
原来，新干部上任伊始，很想有一番作为，他们有主见，有胆识，颇富开拓精神。但是，随着新局面的不断出现，“翘尾巴”、“出风头”、
“骄傲自大”之类的冷风也随之刮来。本来，改革要担点风险也是意料中的事。正当他们需要支持的时候，个别领导者泼来的却是“要稳重，不要独断专行、自以为是”之类的冷水。冷风加冷水，使你不由得不缩脖子。再加上一通莫名其妙的“训示”，弄得你无所措手足，谨小慎微，怎么再理直气壮地去改革呢？这样，某些人倒高兴了：“你真谦虚……”
李学杰
第8版()
专栏：大地漫笔
合资办刊物的背后
最近，笔者常在报刊上看到《××月刊》与文学爱好者合资办刊物的广告，大意是凡愿入股合资者，须交人民币五元、十元、二十元不等。其待遇大多是寄赠刊物××期，及时认真处理来稿，保证提出阅稿意见，优先择优录用，稿酬从优云云。
此类广告非此一家，合资名目不断翻新，收款也大有上涨之势。说来也巧，刚好日前收到一位熟识的刊物编辑来信，得知该刊发出合资办刊物广告后，已获利数十万元，不但杂志社盖新房有望，各位编辑也得利不少。前思后想，对此举不免产生疑心。记得“文革”前，不少刊物“徒相教，不求资”，把培养和发现文学新人作为己任，遗憾的是现在有些报刊却在这些应做的工作上烙上了金钱的印记。
陈汉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