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4月15日人民日报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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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不会陶醉在已有的成绩里
王蒙
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在这里举行三项文学评奖的发奖大会,检阅文学创作的新收获,检阅我们的新人辈出的文学队伍,展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现的,近期又得到新的发展的思想活跃、创作繁荣、团结奋进的大好局面。
此次获奖的三种类别的六十五篇作品,首先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那种热烈而又清醒、步履坚实而又勇敢开拓前进的时代精神。我们的大量报告文学作品和一些中、短篇小说热情讴歌了四化与改革、开放的进程,揭示了前进中的种种矛盾冲突,开始致力于塑造新时代的开拓者、创业者形象,探索新时期人们的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微妙的新变化。事实证明,读者最欢迎的仍然是这些紧紧拥抱着我们的时代、传达出历史前进的要求与亿万人民的心声的作品。人们对于文学艺术的规律的探讨越来越全面、深刻、细致了,这是大好事。但是,这里,扎根于人民的心坎与历史的洪流深处,反映生活、影响生活、推动历史的前进运动,仍然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生命力的最重要的源泉。
我们还欣喜地看到,许多作品在思想概括、社会概括与艺术概括的丰富性、广阔性与深刻性上有明显的进展。在我们的文学园地里,正在出现站得更高的、气魄更加宏大、更富于历史的纵深感与宏观感的作品。这说明了作家和读者正在四化的洪流中不断地提高自己和开阔自己,正在不断地向新的更高的思想境界与智能结构前进。
题材、艺术手法、风格的多样,也是这次获奖作品的一个特点。事实证明,只要去掉那些不合理的框子套子,我们的作家与读者是有相当的艺术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民族,而今天的四化事业本身,就是最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事业。艺术手法的多样,不仅是一个新鲜感和趣味的问题,也是一个思想的解放与智能潜力的发挥的问题,归根到底,也是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使命息息相关的。
此次获奖的作者当中,初露头角的新人占三分之二以上,这是我们的文学事业将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的标志。同时,获奖作品中,部队作家写的与发表在部队文艺刊物上的,数量与质量上都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这是特别令人高兴的。
当然,我们不会陶醉在已有的成绩里。整个说来,此次评奖中的中篇小说与报告文学的成果比较丰盛,而1984年度的短篇小说相对来说则缺少激动人心、出类拔萃之作。怎么样更加深刻有力地反映我们的时代,使我们的文学创作能够更多更好地为四化、为改革作出贡献,使我们的文学事业也和教育事业一样,做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这还需要我们作出新的努力。也就是说,与我们的伟大时代的波澜壮阔的生活相比,我们的文学还显得缺少足够的力量、深度,还不是那么精美和饱满。包括一些获奖之作,文风有日趋拉长的现象。当然,该长则长,该短则短。但一些作品不注意含蓄和精炼,或因卖弄术语与知识而不必要地搞得冗长,则是当前文坛之一病。
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开展认真的、民主的与严格的文学评论是多么重要。即使获奖的作品,也还大有可以分析、可以讨论、可以争鸣、可以批评之处。这是不足为奇的。文学作品是精神产品,对精神产品的认识难免有见仁见智的情形。另外,颇有一些文学作品,在某一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同时,从另一方面,也有着未必不突出的缺憾和不足。古今中外都有这样一些颇有争议的作品,仍然具有一定的甚至是很高的价值。四平八稳的作品未必俱佳,有争议的作品未必皆不可获奖,获奖的作品未必不需要继续争议和批评。周扬同志早就提出过评奖之后还要有奖评,我认为这个意见是很正确的,我们应该加强评奖后的评论。
我们还要看到,固然我们的评奖活动对于繁荣创作、培养人材起了和正在起着好的作用,但由于作品尚未经过时间的考验,以及工作上的种种局限,评奖中,既难免遗珠之憾,也可能有某些作品转眼就变成明日黄花。因此,更需要深入的与严格的文艺批评。我们不但需要有及时的评奖和及时的评论,也还需要更从容、更加经过深思熟虑的、从长计议的评奖与评论。我认为,条件成熟时,逐步设立更高一级的对于文学作品的国家奖励制度,是适宜的。
我们的发奖大会是在空前未有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是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召开的,是在社会主义文学的黄金时代召开的。让我们共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珍惜与正确运用来之不易的创作自由,解放思想、深入生活,通过刻苦扎实的艺术劳动,创造出无愧于我们的伟大国家、伟大时代与伟大生活的新作来。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作协三项评奖发奖会上的讲话,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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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戏剧危言
陈白麈
在党中央直接关怀下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为文艺大繁荣打开了新局面,文艺工作者兴高采烈,一派欢腾!作为一个戏剧工作者,在欢欣之余,却不免有向隅之叹。因为戏剧事业能否乘此东风而同趋繁荣,则未可必!——我这不谐和音也许是令人扫兴的,但心所谓危,不得不言。

粉碎“四人帮”以后,戏剧曾一度大为繁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更是新人辈出,佳作纷呈,无论戏曲、话剧都复兴在望了。但曾几何时,繁荣的势头锐减。电影、电视等的发展,夺去部分观众,这是客观的一面。而剧团机构庞大,人浮于事;演员老化,后继无人;剧本难产,新戏难以为继;演出费用浩大,不演新戏不赔本,演出徒增烦恼。铁饭碗既在,大锅饭可吃,又何必多此一举?更何况一段时间里风波时起,有的地方无形棍子与隐形帽子齐飞,剧团编剧每多搁笔!于是少数剧种虽可维持小康局面,而更多剧团的上座率江河日下!例如话剧,以素称繁荣之区的东北三省为例,据统计,近三年来观众逐年下降,如以1980年为一百,1984年下降到三十,即失去观众70%。其它地区更可想见了。有的新戏排演数月,而上演仅及三场!至于首善之区的北京话剧舞台,尚可维持小康局面,但好的创作渐少,多靠外国戏剧名著以撑持局面。向国外借鉴自不可少,但喧宾夺主,总非中国话剧的光彩!……如此种种,硬说戏剧事业也在繁荣而不承认已在衰落之中,岂可得乎?
戏剧领导部门对此也并非无动于衷,也颇思振作,有的还很重视。若干省(区)市每年都有会演、调演一类盛举,以图振兴。但为参加会演,“临时抱佛脚”而赶写赶排的戏,很少是经过观众考验的佳作。此类会演,往往是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结果戏剧佳作并未出现。近年有些省市也有鉴于此了,于是改弦更张,专为戏剧剧本设置巨额奖金,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自然是好的。剧本剧本,是一剧之本,剧本创作不繁荣,何来演出的大繁荣?作为剧作者,我也为之欢欣鼓舞。但效果究竟如何?尚未敢必!因为剧作者虽吃人间烟火食,但戏剧佳作之出,对于剧作者来说,他第一需要的并非黄金,而是创作自由!

胡启立同志代表中央书记处在作协四次大会上所作《祝词》中提出创作自由。但创作自由绝不是唾手可得、随意可取的事物,戏剧作者要获得这种自由,不知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小说创作与戏剧创作情况不同。小说只求通过编辑之手,便可问世,目前大中小型文学刊物不下数百种,中青年作家已有应接不暇之苦了。剧本生产的难度则大得多了。论发表,绝大多数文学刊物都摒戏剧作品于文学之外。论出版,则文学出版社除外国古典戏剧名著外,国产者难于跻身其间。唯一的戏剧出版社,每年出版的戏剧剧本也屈指可数。剩下的可以发表剧作的刊物只有一个《剧本》月刊,但要兼顾各个剧种,颇有粥少僧多之叹。各省市戏剧刊物,大都要“带电作业”即兼谈电影电视,才能生存,戏剧已成陪客,且以新“秀”照片、名人轶事、私生活趣闻才能招徕读者,舞台剧本只是姑备一格而已。自然,剧本的生命在于舞台,但剧作者在剧院、剧团的处境又如何呢?绝少发言权。荒谬的“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者出技巧”的所谓“三结合”创作方式并未进历史博物馆。配合当前政治和政策的要求,还是经常出现。稿子七改八改,四平八稳,勉强成戏了,于是公演。没有观众么?指令包场;没有评论么?自有奉命捧场者在。于是“演出成功”之声愈高,而观众胃口愈倒!这是戏剧界自毁声誉。稍有自尊心的剧作者自然不甘随俗,恳求自由创作,这自然未尝不可。但防范之心顿起,于是处处把关,层层“试演”。在如此情况下,不少剧作者改行了:或写小说,或写电影、电视剧本,于是“水土流失”严重,剧作者锐减!好剧本愈益难产,欲求戏剧事业不日趋衰落,岂可得乎?
自然也有不甘改行、死抱住戏剧不放的剧作者在。他们敢走荆棘之路,这就是北京话剧舞台上新剧作者还能半分天下之故。
然而中国的传统戏曲和有八十年战斗历史的话剧,从此就衰落了么?有着五千年历史,十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而且是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正面临着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新时代,这一非电影电视所能替代的戏剧艺术,说他从此衰落甚至消亡,我不之信!但挽救之道,振兴之路,端在于改革。

戏剧团体、戏剧艺术都需要改革,这呼声已久,改革之风也吹遍全国。如今城市经济改革已密锣紧鼓,而戏剧改革成果如何?要说真话,还是“西望长安”——不见“佳”的。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吃大锅饭,依然是许多剧团、剧院的痼疾,不改革是不行的。成效如何?有个顺口溜为证:“落实政策回来一批老的,退休顶替进来一批小的,后门挤进来一批惹不了的,上头压下一批推不了的!”院长、团长即使勇于改革,他能大刀阔斧地砍伐么?更何况年近或年过六十者,乌纱难保,谁又愿冒此风险?
分队承包,是改革之一法。下文如何呢?没有交代。但内行人是心中有数的。而由此产生的人事纠纷日多,不团结的现象加甚,尚属余事。
巡回演出,倒是争取观众、开阔财源之道。而且名演员交换“防地”,更为观众所欢迎。但也只能收效于一时,难作长久之计,而且交通运输费用高昂,器材损失严重,得不偿失者有之。近闻京剧名演员关肃霜同志率队去四川演出数月,轰动一时,盈利达七万元。但回到云南只存纯利七千元;而长期演出,疲劳不堪,休整一番,几个月的辛苦白搭了!名角如此,其它可知。
谁都承认,戏剧改革的目的,在于出好戏、出人才。但以上举例,只能以名角号召,新人从何而出?演出也只能以“拿手好戏”应场,新的好戏又从何产生?
近闻有种高论说:“戏剧演出是卖票的,因此它是商品!商品就该以营利为目的。”戏剧演出有赖于剧场,但全国剧团、剧院几乎都没有自己的剧场,剧场宁愿演出三场电影,不愿接受戏剧演出一场;演剧票价由物价管制机构控制,青菜罗卜可以自由提价,戏剧票价却不得浮动!演出费用日增,演剧收入锐减。戏剧已处于这种境地,还要它“以营利为目的”,这合理吗!
我们党在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区,对文艺有过成功的领导。国民党十年文化“围剿”,却在国统区里“剿”出一支左翼文艺大军来!四十年代国民党以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企图扼杀进步文化与进步戏剧。但在我党南方局领导下,特别是在周恩来同志指导下,夺取了国统区全部戏剧阵地,为中国话剧造成其黄金时代!建国以后,恩来同志对话剧、电影以至每一剧种都关怀备至,在五十年代又为中国戏剧、电影造成全面繁荣局面!但五十年代后期,文艺界“左”的倾向日益抬头,1962年春的广州会议虽然激发起戏剧工作者新的希望,而“大写十三年”的阴风吹来,接着十年动乱,戏剧界遂成为文艺界重灾区中的重灾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切剧种得以复苏,戏剧的繁荣指日可期了。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好的形势没有能持续地发展下去。这是很值得回顾一番的。
处今日而言戏剧改革,必先以周恩来同志为楷模,改善和加强戏剧的领导。
戏剧领导部门要根本肃清三十多年来“左”的条条框框,视戏剧事业为自己耕耘的园地,视戏剧艺术家为国家的财富,改防范为关心,改管理为扶植,甘心作戏剧事业的后勤部门,则戏剧工作者能不倾心向党、视领导为父兄、为手足么?上下一条心,始可以言改革。
其次,领导部门要为戏剧团体改革排除各种障碍,与人事部门、财政部门、物价管理部门、运输部门以及演出公司等等进行协商,综合治理,才能为戏剧改革开阔道路。一个剧团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再其次,是剧团的体制改革。这要按不同剧种,不同剧团,分别对待。不搞一刀切。该贴的贴,该养的养,该赚的赚,该并的并,该停的停,使剧团各得其所,人人心情舒畅,始可以求戏剧事业的繁荣,戏剧艺术的提高。同时,要大力发展业余戏剧组织,扩大戏剧后备军,培养新的观众;改革戏剧教育,培养新的人才,为戏剧队伍输送新的血液。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要为剧作者创作自由创造物质与精神条件,改善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然,某些剧作者也要解放思想,自我“松绑”,刻苦学习,深入生活,深入人民心灵,善于借鉴,勇于创新,则新的佳作也自然不断涌现!
能如此,则戏剧事业的大繁荣庶几有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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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选和编
尚圻
目前,各地的文学刊物印数普遍下降,这有自身的原因,但也由于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冲击。其中之一,是大量的文学选刊的涌现。
最先出现的选刊是小说。之后,举凡诗歌、散文、剧作、儿童文学、报告文学、民间文学、传奇、传记、外国文学等各种体裁,都有了选刊(有的还不止一家)。有的已不满足于只选短作,还要改为大型厚本的,长、中、短篇尽形囊括;有的更办起了“大选”、“大观”之类(就是一切体裁文学作品的选刊),大有天下佳作尽入吾彀中之概。而与此同时,作为“选”的基础的广大文学刊物,却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局面,前景可忧。
我认为,扎扎实实的编辑工作,兢兢业业来筛选稿件,认认真真发现和扶植新人,乃是办好刊物的正途,也是繁荣创作的有力基础。“选家”的遴选工作,虽说也是一种劳动,需要相当的眼力和付出一定的精力,但毕竟不同于文学刊物编辑的劳动,至少要省力、省心一点吧。其次,选刊不尊重编辑的劳动,并不给原载刊物以适当的酬劳和补偿,或是单方面的“随意赏”,这也是不合理的。
本文并无将“选刊”打入冷宫之意。因为从当前实际出发,它还是有益于读者和作者的。对读者来说,可以相对地减少某些遴选和介绍之劳;对作者来说,也是一种鼓励。另外,有的选刊或文摘尚有辑存文献和推荐评奖的作用,适当保留,还是应该的。
鉴于上述的不正常现象,建议有关部门至少应该规定一些条例。比如,适当地拉开编和选的时间距离。参照电影界和电视台缓冲矛盾的办法,要求至少二三月内不得选载。抑“选”促“编”,以扶植作为基础的文学刊物及其编辑工作。最主要的是规定和保护刊物在一定期间“版权所有”,转载必须事先征得同意,并合理付酬。这样,“编”与“选”的矛盾就可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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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在厦门召开
更新文学观念 开拓思维空间
3月17日至3月23日,由《上海文学》、《文学评论》、天津文联理论研究室、《当代文艺探索》、厦门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共同发起的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在厦门召开,来自全国的中青年文学评论工作者七十余人参加了会议,其中有半数是三十五六岁以下的年轻人。
会议就文学评论方法的开拓和变革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会同志认为,方法论问题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它具有适应时代发展和文学发展要求的重要意义。时代新潮流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原有的思维模式,移动固定的审视世界的观察点;文学批评要求得生存和发展,也必须摆脱束缚它的生命力的单一局面,从封闭走向开放。为此,大家肯定了国内一些同志借鉴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思维成果来阐释文学规律的尝试和探索,认为它有利于我们开阔视野,拓展思路。
对于方法论的革新如何借鉴自然科学的思维成果,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文学批评科学化是顺应这一必然发展趋势的。科学化除引进自然科学的概念、知识和具体研究方法以引起表述方式的变化外,更重要的是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论引起人们思维方式的根本变化。另一种意见认为,文学是有其特殊性的,它面对的是人类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很难对它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文学批评借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模式不是为了消灭自己,而是为了更好地生存,更好地说明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毕竟只能对人们认识世界发生精神影响,而难以直接呈现于文学批评中。意见虽有不同,但大家都着重提出,文学评论方法要随文学观念的更新,思维空间的开拓而变革。大家认为目前存在着对新方法生吞活剥、机械搬用的现象,认为如果新方法运用仅是以新名词去论述旧观念,那就不仅失去了应有的意义,而且会导致新的理论混乱,产生新的形式主义。
与会同志还就传统方法与新方法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大家认为,提倡变革,并不排斥传统方法,而是应该吸取传统方法的精华。不能将传统的方法与落后的方法等同,要看到过去的失误并不是传统方法本身的过错,而是将其庸俗化、简单化的结果。传统方法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我国民族文艺理论,这是一个尚未很好挖掘的宝库;另一是我们惯用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在今天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批评方法,需要进一步更新和深化。(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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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我国首届布莱希特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我国第一届布莱希特讨论会于1985年4月5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剧协中国中心联合发起,邀请了国内外几十位学者、戏剧家参加。
布莱希特(1898—1956)是德国戏剧家、诗人,多年坚持反法西斯斗争,毕生写作了大量剧本及戏剧理论著作。他提出“史诗戏剧”理论和“间离效果”演剧方法,并通过舞台实践,逐步形成一个重要戏剧体系,对各国的戏剧发展都产生着影响。
通过这次会议,希望能加强对布莱希特戏剧体系及其意义的了解,探讨如何在我国介绍布莱希特戏剧理论体系,并希望能促进我国戏剧界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介绍布莱希特戏剧体系及剧作的活动。
会议的活动除专题讨论和学术报告外,还展出布莱希特生平及其剧作演出的图片,演出布莱希特的剧目——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高加索灰阑记》、中央戏剧学院演出《四川的好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好兵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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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横戈马上》出版
杨得志同志的长篇回忆录《横戈马上》,已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部回忆录以朴素的语言,记述了作者亲身的战争经历:从参加井冈山的斗争到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从长征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到陕北各路红军会师;从东渡黄河,平型关战斗,开辟、巩固和发展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到日本侵略军投降;从投入解放战争中的清风店、石家庄、新保安等战役,到和平解放北平(京)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等重大事件。全书附有珍贵的历史照片。聂荣臻同志题写了书名并作了序。
(叶运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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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征文评奖揭晓
由国际青年年(1985)中国组委会举办的《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征文活动,受到全国广大青年的积极响应,从去年7月到年底,先后收到应征作品五千多件。经过评委认真筛选和反复评比,计有十六篇短篇小说和十篇报告文学获奖。短篇小说获一等奖的有:《那里的落日一定很美》(汪骢)、《荒原》(浩岭)、《南风地》(陈阵)、《塌方》(叶辛)、《南国巴人曲》(宋京生)。获一等奖的报告文学有:《林莽,浩瀚的林莽》(李江树)、《给不幸者以幸福的人》(于国颖)、《鲁桓世界》(路东之)。
作为献给国际青年年的一份礼物,这些获奖作品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结集出版。(卢向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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