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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作家要同四化大业息息相通
——祝贺中国作协三项优秀作品评奖活动
本报评论员
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第七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第三届优秀报告文学的评奖已经揭晓，将于明天（四月二日）在南京举行授奖大会。这是文艺界值得庆贺的一件喜事。在一两年的时间内，有那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问世，有那么多文学新人冒尖，它又一次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对文艺方面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新时期的文学正在沿着党指引的道路，以令人欣喜的势头不断前进。
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胡启立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所作的《祝词》，充分肯定了新时期文学战线的成绩，提出了进一步克服“左”的思想影响、保证创作自由，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改善和加强党对文学事业的领导的要求。这对于发展和繁荣新时期的文学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认真细致地贯彻党中央对新时期文艺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针和要求，加强团结，鼓足干劲，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大繁荣。
在文学艺术上提出创作自由，继续清除“左”的流毒，必将进一步解放文艺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倡导创作自由，这是党对全体文艺工作者的信赖。同时，这也进一步加重了作家的责任。作家的责任是什么呢？胡启立同志在《祝词》中讲得很清楚：“我们的作家要努力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反映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建设，反映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劳动和斗争，理想和追求，成功和挫折，欢乐和痛苦，反映四化建设的沸腾生活，塑造勇于创新、积极改革、为四化献身的新人形象，鞭挞消极的、腐朽的思想和社会现象，以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教育人民。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学最光荣的任务。”创作自由与作家的责任是统一的。我们强调作家的责任就是希望作家的创作能和现实生活同步前进，努力反映伟大的时代，塑造时代的新人形象，以激励人们奋发图强的精神，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不断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党向作家严肃地提出这样的要求，当然不是限制作家的创作自由，干涉作家的创作计划；也不是鼓励搞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更不是要回到旧的轨道上搞“左”的一套；而是希望作家以高度的时代责任感来对待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我们的文学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是，我们的文学和伟大的时代还不相称，同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距离，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中国人民伟大的四化事业中，在深刻的社会改革的滚滚春潮中，在举国上下振兴中华的壮举中，我们有些作家的思想感情是不是和四化大业息息相通呢？有些作家的创作，是否有益于社会主义四化事业的发展？这还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在大批优秀作品涌现的同时，出现了一些格调不高、平庸粗糙的东西，这本来是不奇怪的。一切直接或间接有利于四化建设，包括有助于劳动者在紧张的工作之余的娱乐和休息的作品，也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以为，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当前更为迫切的，是要注意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深入四化建设的斗争中，同四化大业息息相通，努力提高自己的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质量，写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作品，用更精美的精神食粮，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
江南三月，春花烂漫。在这个充满春天气息的时刻，全国一大批优秀作品的获奖者、编辑工作者和文学组织工作者相会金陵城下。我们相信，这种春天的气息一定会沁入每位作家的心田，播下新的种子，到秋天结出更丰硕的成果，让作家们捧着累累的硕果重会于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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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各领风骚 色彩纷呈
——中篇小说创作风格多样化漫议
黄毓璜
文学创作倾向和特征的演变，并不如“年轮”那么印记分明，难以划年度地加以把握和界定。然而，一九八三、八四两个年头的中篇佳作，还是给人一种突出的印象：作为文学思潮，被称做“伤痕”、“反思”的阶段业已过去，以新时期为反映对象的作品，也在改变那种浅掘式作业和简单地“同步”于生活的状况。作家的视野开始推向广角度、多方位、深层次的人生，具备独特个性和品格的作品成批涌现——中篇创作风格多样化的势头，已经令人兴奋地奔突而来！
近两年中篇风格多样化的趋势，于思想解放运动不断深入中孕育，在新生活的赐予和召唤下发展。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多样性是生活的妙谛”。建国以来，作家们从来没有什么时候能够如现在这样直面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生活本身也从来不曾有什么时候象现在这样变革迅急而错综纷纭。社会结构、生活方式、观念意识、心理情绪的新旧更迭、繁富多姿，把作家的艺术思考和审美旨趣引向广远的时空，题材的放射线差不多伸展到生活的一切领域。《腊月·正月》直面农村变革，《绿化树》回首历史烟云，《凝眸》注目瞭望镜里的海峡彼岸，《远村》放眼偏僻山庄的民俗民情，《北方的河》导引人们于北国大川的逍遥游中感受一种奋进精神和强者气质，《迷人的海》带领读者到海底世界去结识两个跟大自然拚搏的灵魂，《美食家》、《烟壶》更将笔触伸展到文学尚未涉足过的“特区”，在吃客生涯和烟壶世家的传神描摹中，展现历史的风风雨雨和生活的曲折流程……作家不再在狭窄的胡同里拥挤，不再在某些中心标杆下抱团。他们突破了狭隘的题材功利观和浮泛的题材价值观，在天广地阔的文学大野上“放马由缰”，勘测着可以属于自己的“领地”，树立起足以表明自己的标帜。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硬性题材”和“软性题材”，“广场题材”和“角落题材”，都因觅得其理想的驭手而竞奇斗胜、吐艳喷香。如今，读者不只常常亲切地谈到：我们有了一个写“小巷”的陆文夫，有了一个写“海”的邓刚，有了一个写“商州”的贾平凹，有了一个写古北京市井的邓友梅……一大批有个性追求的中青年作家，经过多方面的、艰辛的探索，更加准确地找到适于释放自己艺术能量的创作突破口，他们正自觉地调动自己长期的生活积累，在自己的“领地”上充分地发挥驾驭生活的自由。
风格多样化表现为“写什么”上的各得其所，更表现为“怎样写”上的各尽其妙。两年来的中篇，从总体的艺术构思到具体的艺术把握，都呈现出一些引人注目的新鲜特色。
面对旋转的世界，作家艺术地把握世界的能力经受了锻炼和考验，艺术构思的活力得到多方面的调动和发挥：有阔大恢弘的史诗品格，有峰回路转的园林色彩，有针脚绵密的紧凑故事，有生活片断的跳跃组接，有逼真地贴近生活的写实，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因素的有机渗透……值得庆幸的是：一度风行的那种平直的
“大事记”式、小格局的“摆设”式、陈腐的“悲欢离合”式的构思模式，已经在艺术价值的天平上失去份量而为作家所不取。读者高兴地看到：从大幅度的艺术容量和高水平的美学旨趣上确立作品的整体构想，已经成为有识见的作家们的普遍追求。这种追求体现为《美食家》中宏观放眼跟微观落笔的有机统一，《祖母绿》中社会大背景和内心深层次的浑然一体，《远村》中生活的质朴感与艺术的精致性的和谐结合，《拂晓前的葬礼》中深邃的历史感和鲜明的当代性的交相辉映。它们足以见出作家把人物和事件放在总的历史趋势和生活流向上加以把握的功力，显示着构思风格是在一个相当高的档次上呈现其多样化的。
中篇小说从它的崛起到形成一股旋风和热流，在很大程度上靠它提供的人物形象的新鲜感及其典型化程度取胜。
近两年来，中篇佳作又对小说家族的形象系列作出了醒目的丰富和增添。一批作为时代骄子的开拓者的形象，从中篇走进读者的心田，各种各样的普通人的形象，带着特定时代的意识、欲望、理想、需求进入人物画廊。形象系列的丰富性和作家塑造形象手段的多样性相得益彰：武耕新（《燕赵悲歌》）这样的“怪杰”，海碰子（《迷人的海》）这样的硬汉，朱自冶（《美食家》）这样的吃的精灵，马缨花（《绿化树》）、曾令儿（《祖母绿》）、叶叶（《远村》）这样的不同身分、不同类型的女性，或则在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中显示出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或则在社会变迁和命运纠葛的有机融渗中折射出重大历史生活的内涵，或则在浩茫的大自然的陶醉和搏击中喷薄出生命的活力和哲理的光彩，或则在细密的思想潜流、心理层次和炽烈的感情波澜中升华出炫目的思想火花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他们比较彻底地摆脱了那种按政治理论和政策要求筛过的单一色彩，在各自的生活道路上迈着艰难而沉实的步履，各各显示着复杂的命运遭际和特定的心灵世界。近两年的中篇里，“悲剧人物”塑造上的思想力度与美学价值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诸如集农民的全部伟大和全部渺小于一身的田家祥（《拂晓前的葬礼》），从自我陶醉的空中楼阁跌落在地面、发出九斤老太式的恨恨之语的韩玄子（《腊月·正月》）；诸如在文明正受到百般冷落、只能在“野蛮”人那里得到温暖的康巴阿公（《康巴阿公》），带着清醒的意识而走向失败和死亡的李力（《钢锉将军》）以及那十九座坟茔里被葬送青春和生命的灵魂（《山中，那十九座坟茔》），都从不同的侧面闪现出如尼采形容过的
“彗星的光尾”，给人以多方面的历史教益和生活的警
示。
近两年来中篇佳作的情节处理，也显示着作家们在努力追求独具一格的个性。前几年那种所谓“非情节”化的“创新”，已经不那么时兴；传统的故事式的封闭状况也得到极大的突破和发展。在有助于扩展生活容量和思想张力的总的目标之下，情节结构的手段异彩纷呈。《迷人的海》情节淡化而不失强烈的动作性；
《康巴阿公》取传统章法而颇具“推理”色彩；《走通大渡河》如缝缀百衲衣而不失完美的整体性；《钢锉将军》在矛盾设置上“虚化”了“对立面”，揭示出于冥冥中主宰主人公命运的“左”的“空气”；《凝眸》留给读者大片的艺术“空白”，让人们在一系列哑剧式的场景中感受期待的痛苦和渴望的热忱。不少作品以大量篇幅人格化、精神化地表现动物和自然，强化了情节结构的弹性和拉力，使温馨人性和奋进精神表现得摇人心旌。总之，中篇佳制艺术手段的多样化，使人感受到：由于创作思想摆脱了“左”的羁绊，由于对民族文化传统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由于多元化的文化潮流的影响和推动，作家的生活感受力跟与之相应的艺术表现力正在经历着一种爆发型的裂变。
风格多样化是建立在独特性的基础之上的，而独特性赖以确立的根本，就在于作家自己对生活的独到发现、感受和见解。中篇创作的大作家、大手笔的出现虽然还有待时日，但近几年的成就已令人信服地说明：作家已经敢于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生活，用自己的头脑去研究社会，乐于表现自己思索、领悟到的人生。作家们已经以他们的作品画出了自己的形象：如饱经风霜的、筋肉强劲的刚强男子汉，不再是在“左”的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支配下跟着东跑西颠的傻孩子。他们贡献出的是冷峻的思考社会和热情地拥抱生活的、属于自己的生命和个性的结晶。这，正是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成熟的标志和繁荣昌盛的象征，也正是广大人民对作家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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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祝新加坡华文文学阔步前进
姚雪垠
我从新加坡参加国际华文文艺营和华文文学金狮奖发奖仪式归来，已经一个多月了。可是这座花园般的城市，以及许多新认识的朋友的声音笑貌，依然活现在我的眼前。在我离开新加坡的那日凌晨，我题了两句话，留赠《南洋·星岛联合报》的一位记者朋友，写道：“每因南风起，应思南国人。”其实，近一个多月来，不管南风北风，我都怀念着新加坡的朋友们。
新加坡由于地理关系，一度作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华人很多，所以马来西亚、新加坡、北婆罗洲的华文文学，过去统称为“马华文学”，也有人称之为“华侨文学”。这是历史名词，已经不适用于今天。新加坡是多民族国家，在二百五十万国民中，华族人口占76％，所以华文文学在新兴的、充满朝气的新加坡国家中居于主流和中坚地位。
我国的五四新文学革命，在南洋华侨界的知识分子中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新加坡和南洋一带的华文白话文学发端于1919年，可以说是它的萌芽期。到了1925年—1931年，出现了“南洋新兴文学运动”。当时中国的文学思想的主流是反帝反封建，反映被压迫阶级的生活、斗争和愿望。南洋华侨文学面临着同样任务，所以出现了第一次新文学的高潮，产生了许多好的作品。
从1931年开始，南洋华人的“革命文学”受到殖民统治者的镇压，称为“文字案”，延绵五年之久，是马华新文学运动的低潮时期。到了1937年，马华文学受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重新活跃起来，直到 1942年星马被日军占领为止，在南洋也称为抗战文学运动时期。这是马华文学的第二个高潮，展开了马华新文学史上最热闹、最壮阔的局面。抗日、援华、援英、援苏、卫马，成为这一时期文学艺术活动的主潮。特别值得纪念的是，中国著名作家郁达夫和其他爱国进步文化人到了新加坡，对马华文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直至今天，在新马知识分子中仍然对郁达夫念念不忘。
在被日军占领的三年零八个月时间，马华新文学被迫转入地下，进入低潮时期。日本投降以后，马华新文学又呈现欣欣向荣的盛况，可以算作第三个高潮。但是到1948年英国殖民当局颁布了“紧急法令”，禁止了一切不利于强化殖民统治的人民的自由，包括文艺活动，马华新文学又一次进入低潮。
在英国殖民政府高压之下，健康的和进步的文学陷入冬眠，而黄色文化到处泛滥。从1953年底开始，由新加坡青年学生界首先发动，掀起了反对黄色文化的运动，得到新马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这一次反黄色运动，实际上带有反帝反殖性质，故能得到各界的同心推动。随着这一广泛的群众运动，进步的马华新文学重新活跃起来，被称为“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运动”。这是马华新文学运动的第四个高潮。这一高潮虽然只有三年，影响却十分深广。今天有许多作家都是在这次高潮中孕育出来的。
新加坡于1965年获得独立，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都得到迅速发展，也将新加坡的新文学史划分成新的阶段。从此以后，不能再称为“马华文学”或“侨民文学”，而只能称为新加坡文学，在新加坡国内则称为“建国文学”。
今天新加坡的作家们正在努力表现新加坡本国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写出了丰富的生活色彩。我看了两届金狮奖的获奖作品，读到了许多很好的作品，看见许多年轻作者的闪光的才华。我从新加坡带回来一部获奖作品，已经介绍给两家大型文学刊物，将陆续被我国读者读到，可以证明我的称赞并非虚誉。
近几年来，新加坡政府大力推行华语普通话，这对发展华文文学是非常有利的条件。但是在学校教育上偏重英文，而不很重视华文。华人中的有识之士很担心二十年后，新一代华人只能说漂亮的华语普通话，但不能写通顺的华文文章，不能自由读懂华书，更不能继承五千年的光辉文化。由于这种忧虑，所以举办国际华文文艺营和华文文学金狮奖，邀请中国和各地区著名华人作家参加。这次参加的除我们大陆作家之外，有台湾、香港、美籍华人作家。尽管我们的哲学思想不同，政治观点有异，但在支持发展新加坡华文文学这一大题目上同样热情。尤其感动人的是，我们同台湾作家心思相同，感情一致，都认为这工作是义不容辞。“血浓于水”，全世界的华人都是炎黄子孙，全世界的华文文化的总根是一家！新加坡能够产生优秀作品和优秀作家，不仅是新加坡国民的光荣，也是分居全世界炎黄子孙的共同光荣。我衷心祝愿新加坡的作家朋友们更加鼓劲，阔步前进，获得更大的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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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船的陆地》〔中篇小说〕
作者刘兆林载《解放军文艺》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这是一个饶有风趣而又含意颇深的故事。老战士周金麦在谈恋爱时以为自己的“六年军龄，三年党龄，二年班长龄，还有一次三等功龄”是赢得姑娘青睐的可靠条件，不料姑娘却并不着重这些外在的、属于资历和过去了的荣誉的东西，嘲讽并拒绝了他。周金麦陷入苦恼、气忿的同时，也引发了深深的思索和反省，终于，在和姑娘交往的曲折过程下，他战胜了自己的虚荣、浅薄和怯懦，树立了不断追求上进的勇气和信念。作品通过一对青年男女的情感纠葛，从一个新的角度，生动地反映了当代军人价值观念的某些变化，传递了军营生活的新信息。作者保持了描绘“当代北国军营道德风情画”的特色，又追求变化，人物心理刻画细腻，语言富于色彩和表现力。（晓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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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你别无选择》〔中篇小说〕
作者刘索拉载《人民文学》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作品描绘了一幅幅当代音乐学院学生们的学习生活图景，诸如上课，练琴，考试，狂欢，玩笑，斗嘴，友谊，爱情，从而谱就了一支委婉深沉的人生追求之歌。这歌虽然音色驳杂，但在整体上却昂扬振奋，给人以启迪与鼓舞。作品描写了一个个性格鲜明的青年形象，有的貌似颓唐，实际在思考、求索；有的看来洒脱不羁，内里却是认真求实的；有的有如书呆子，和他一接触，你会感到他献身时代的“剧烈心跳”；有的故作高深，剥掉外衣，藏着的却是猥琐肮脏的灵魂……他们都在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音响”，更寻找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但找到的却各不相同，显现出八十年代青年面临的矛盾与分野，在“你别无选择”的题旨中，揭示并讴歌了一种可贵而又带必然性的选择，那便是告别一己的私利，融小我于人民的事业之中。
作者系第一次发表作品，文笔机警灵动，某些具体处理上借鉴了现代小说的一些手法，简洁传神，富有象征色彩。
（肖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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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被批评家忽视的角落
朱晶
如何摆脱创作的中间状态，是不少中青年作者苦恼的问题。他们对自己的作品并不满意，却苦于求助无门：老作家都很忙，不忍心打扰；编辑们往往盯着名家；即使作品能够发表，评论界那里又难以得到回声。
我觉得，这种现象值得注意。
创作人才的成长，很大程度上要经受实践的考验与选择，即靠自己闯，要在文艺潮流的起伏、竞争中确定自己的存在价值。同时，也需要客观的助力，除了时代的、社会的条件，对于初涉文坛的作者来说，一定的作家群的影响、各编辑部、艺术生产部门及评论界的切实帮助也非常重要。
近年来，文艺评论在扶植新生力量方面，表现了高度的热情与胆识。蒋子龙、张洁、张贤亮等一批中青年作家从脱颖而出到大显身手，与评论界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这一点他们自己也经常谈到。面对新时期文学艺术的崛起，我们有必要投入相当的精力去总结、宣传其中成功的经验，促使创作攀上新的高峰。但是，第一，不少新秀已转为名家，名气和水平有时并非“同步”增长，应当警惕在推崇新老名家时出现的思想上的迁就、艺术标准的下跌；第二，对上品的褒扬并不能代替对中、下品的扶助。新涌现的大量有生气的未臻成熟的作者，那些徘徊于创作十字路口或正在爬坡的作者，恳切要求及时的、具体的批评。这可能是更细致、更艰巨的工作。遗憾的是，在重要报刊上，在有影响的作家、批评家那里，这样的工作人们见到的不多。如果想一想高尔基、鲁迅、茅盾这些文学大师为初学后辈们所耗费的心血，那我们实在应当惭愧！文学青年的进步会使高尔基欣喜欲狂。同样，对他们的毛病，高尔基也毫不留情，他在一九○四年的一封书信中批评一位同行的小说“冗长，枯燥，没有内容”，“幼稚得可笑”，建议“不必浪费时间，不必改写它，干脆扔掉它吧”。晚年，他看过一位工人作家的作品后，肯定了他的选材和优点，同时尖锐地批评他写得“浮光掠影”。如此真诚直率、毫无庸俗气的同志式的批评与忠告，不正是我们所缺少的吗？！
评论的价值在于其真知灼见。名篇固然可以造就佳论，对成长中作者、中间状态作品（包括带普遍性的平庸化艺术倾向），若能切中肯綮，也会写出好文章。索洛古勃伯爵是个平庸的作家，而杜勃罗留波夫评他的文章却绝非平庸之作；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针对戏剧表演中的匠艺习气所写的《论匠艺》，堪称独步一时的表演美学论文。所以，我很赞同一次文艺座谈会上有的同志提出的主张——“要敢于并善于在二、三流的作品身上作出第一流的文章”；“不要只评论名家名作，未成熟的作家作品，更需要评论家予以注意，帮助他们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