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8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一些国家妇女积极参加建设事业
朝鲜妇女: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主人
据新华社平壤3月7日电(记者高浩荣)平壤市妇女今天在人民文化宫举行报告大会,纪念三·八妇女节。
朝鲜国家副主席朴成哲、政务院副总理郑浚基、劳动党中央书记许贞淑、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圣爱等出席了报告大会。
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康占淑在报告中指出,朝鲜妇女已经成为革命和建设的主人。她强调,当前妇女运动的任务是进一步扩大女技术人员和女专家的队伍,提高儿童保育教养的水平。
民主德国妇女:国家建设的骨干力量
据新华社柏林3月5日电(记者邢桂敏)民主德国妇女在国家的各项建设中已成为不可缺少的骨干力量。
据了解,在民主德国现有的一千六百七十万人口中,妇女占53%,职业妇女有四百七十万,占职工总数的52%。
妇女地位不断提高。民主德国妇女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数也由1950年的8%至10%增加到了1982年的30%。
蒙古妇女:建设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据新华社乌兰巴托3月7日电(记者王义民)蒙古妇女在本国建设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近90%的有劳动能力的妇女在从事社会劳动和在校学习。
据报道,在工业和农牧业部门的从业人员中,妇女分别占51.6%和50.6%。在文化教育、卫生保健以及商业和服务行业中妇女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有不少妇女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了优异成绩。
目前,在全国大人民呼拉尔代表和地方呼拉尔代表中,妇女分别占24.3%和近30%。
叙利亚妇联:积极组织妇女参加扫盲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3月6日电 叙利亚妇联积极组织妇女参加扫盲和学习社会服务知识,成绩显著。
叙利亚妇女总联合会建立后,把在妇女中开展扫盲运动作为经常的重要任务,认为这是提高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措施。妇女联合会1980—1983年在全国各省中举办了妇女扫盲班二千三百零二个,参加人数为四万一千六百二十七人,其中三万零四百八十一人已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为了表彰叙利亚妇联的工作成绩,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授予奖章。
肯尼亚妇女:“绿带运动”中显身手
据新华社内罗毕3月6日电(记者曹道明)自去年以来,肯尼亚妇女在全国开展“绿带运动”,几十万城乡妇女坚持参加这一运动,积极植树造林。
“绿带运动”是肯尼亚妇女全国联合会在去年发起的,现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尼亚妇女、儿童和青年的支持。在首都内罗毕,“绿带运动”的马撒雷苗圃目前拥有各种树苗一万株,免费向全市个人和机构供应。肯尼亚近年干旱缺水,基安布的妇女们利用业余时间到离住地六英里远的苗圃浇水,使苗圃的两万株树苗生长良好。鲁伊鲁一个妇女团体的苗圃满足了鲁伊鲁和基里马姆波戈地区的树苗需要。这一边缘地区若不植树造林,就可能变成荒漠。(附图片)
波兰著名女作家、波作家协会主席哈丽娜·阿乌德尔斯卡娅生于1904年。她二十岁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44年参加华沙起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即投入波兰的重建工作。她一生写了几十部作品,许多作品获得好评和奖励。七十年代她荣获华沙市长奖、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奖、文学艺术部长一级奖,去年波兰国庆四十周年时又获得一级国家奖。图为波兰部长会议主席雅鲁泽尔斯基向哈丽娜·阿乌德尔斯卡娅表示祝贺。
民柬妇女自己动手编草排,准备兴建房屋。
新华社记者摄
叶莲娜·巴涅娃是保加利亚第一个女外科医生、教授、医学博士。她还是保加利亚医学科学院附属上肢外科医院矫形学和外伤学教研室主任。她在从事医学工作的三十二年中做了将近八千次手术。她的关于指屈肌腱恢复手术的论文被国内外认为是在矫形手术方面的一个重大成就。图为叶莲娜·巴涅娃和病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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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巴基斯坦通讯

中国妇女的心
——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阿富汗难民营
本报记者 史宗星
早春二月的一天,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中国妇女代表团来到白沙瓦城郊的阿富汗难民营。一进入营地,代表团的同志们心都碎了。放眼望去,一片愁惨的景色:黄土小屋密密麻麻,土黄色的帐篷在风里抖动,车辆不时卷起滚滚黄尘,难民蒙着尘土的脸上挂着痛苦的表情……这是巴基斯坦国土上二百三十四个阿富汗难民营地中的一个。在这里,闻不到硝烟气味,可侵略者在边界对面酿成的灾难活生生地展现在面前。
代表团先来到一顶大帐篷前,这是难民营的女童小学。女教师见中国客人远道来访,匆匆出来迎接,上课的孩子也热烈鼓掌欢迎。可爱的女孩们,一个个长着俊俏的小脸蛋,长长的睫毛下都有一双活泼的大眼睛。可战争把她们变成了世上最不幸的儿童——侵略者杀死了她们的爸爸,也夺走了她们应该享受的母爱。八十岁高龄的雷洁琼团长听说这儿的八十五名女孩全都是孤儿,心头禁不住发酸。她操着颤抖的声音向孩子们、孩子的老师和聚拢在帐篷外面的难民当面转达了中国妇女的亲切问候、深切同情。她提高嗓门说道:“我们中国妇女坚决支持你们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正义斗争!”她呼吁苏联立即从阿富汗撤走侵略军队,让受苦受难的孤儿们、难民们早日回归家园。她向孩子们赠送了从北京带来的礼物——有雪白的毛巾、五彩的蜡笔,还有阿富汗人喜欢的中国清凉油。两名女孩为中国客人演唱了阿富汗抗战爱国歌曲,嘹亮的歌曲表达了阿富汗男女老少不可征服的意志。一位女教师紧握着雷洁琼团长的手说:“你们的礼物使这些可怜的孤儿感到温暖,孩子们将永远记住中国人民是最好的朋友。”
告别孩子们,代表团来到四周筑有高墙的“寡妇大院”。这里的情景更使人感到凄惨:上百名身披黑纱的寡妇席地而坐,一个个眼窝深陷,表情凝滞,一望就知道她们内心隐藏着巨大的悲痛。怎能不痛心呢?苏联发动的为时五年的侵略战争,使她们失去了祖国,失去了自由,还失去了丈夫和亲爱的儿女,即使最刚强的女人也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不幸。然而,她们没有失去对和平生活的期望。在她们流露着悲痛和愤怒的眼神里,闪现着刚毅不屈的亮光。当雷洁琼团长鼓励她们团结战斗、早日赶走侵略者的时候,她们都使劲鼓掌。后来,一位难民营官员介绍说,仅附近的五个难民营,就有寡妇上万名。
对难民营的访问结束了,代表团同志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苏联侵略者用飞机、坦克制造了这么多孤儿寡妇,使她们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阿富汗人民的悲惨遭遇和处境,使她们有揪心之感。雷洁琼同志对记者说:“这是一场人间的悲剧。只有苏联停止侵略,撤走军队,恢复和平,阿富汗才能看到苦难的尽头。”(附图片)
在难民营里的妇女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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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津巴布韦通讯

一位坚强的女性
——记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的夫人威妮·曼德拉
本报记者 鲍世绍
一个家庭成员离开人间,亲戚、朋友前去向遗体告别并参加葬礼,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对被监禁近二十二年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军事总司令纳尔逊·曼德拉的夫人——威妮·曼德拉来说,就连这点自由也没有。今年2月初,她的大姐逝世,她必须经过烦琐的申请手续,才获准离开自己的家,在规定的时间里,参加仅一分钟的仪式,否则就要以违法而被论处。这种政治上的凌辱对威妮来说已习以为常。但她一直坚强地生活在同种族主义统治进行斗争的战斗行列里。
威妮1935年出生于特兰斯凯。她在大学学习社会科学,接受了民族解放的思想。二十岁出头就参加了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行列。1957年她与曼德拉结婚。就在他们举行婚礼的招待会上,一伙警察破门闯入大厅,搜遍在场的每个客人,并详细加以盘问。婚后,她的丈夫经常遭到警察的追捕,她只好秘密地在偏僻地方与他相会。在婚后二十八年中,他们共同相处的时间加在一起只不过六个月。婚后头五年里,她与丈夫相聚最长的一次是在一所孤零零的农家茅屋里,总共只有三个小时。
从曼德拉1962年被捕后,比勒陀利亚当局对威妮的行动进行种种限制。但这未能中断威妮同民族解放斗争的联系。她经常摆脱保安警察的严密监视,为战友们传递消息,散发宣传品,向报刊揭露南非当局的罪行。由于她同南非种族主义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自然招来了种种打击。然而,这一切对一位无畏的战士来说算得了什么呢?
1977年5月,南非当局进一步对她进行迫害,把她流放到奥兰治自由州勃兰德福的荒凉小镇上。但威妮并没有屈服,她就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带领他们制订了以实现水果、蔬菜自给自足为目标的“园林规划”,还办了一个流动诊疗所,为当地人看病。她的行动再次激怒了南非当局,他们又对她加紧迫害,派人严密监视她的行动。1980年,印度政府授予她的丈夫曼德拉以尼赫鲁奖金,当局拒绝让她代去领奖。1981年,美国一所大学授予她荣誉法律博士学位,但南非当局再次阻挠她去美国。
1981年南非当局改变了手法,准许她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自由”会见朋友和外国的外交官。但就在作出这一决定后不久,南非的警察再次袭击了她的住宅,没收了由黑、绿、金黄三色织成的一块毯子,声称因为这象征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宗旨和目标。
1982年4月,南非当局被迫准许她去开普敦监狱探望她的丈夫。威妮向丈夫保证,不管处境如何恶劣,她一定坚持斗争。
今年2月,南非当局提出只要曼德拉保证放弃暴力行动,就立即释放他。曼德拉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并表示只要种族隔离制度存在一天,他决不会放弃暴力斗争。威妮坚决支持丈夫的革命斗志,并表示她一定同他并肩战斗到最后胜利。威妮以自己的行动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她不愧为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斗争中的一员英勇战士,南非的一位坚强女性。(附图片)
威妮·曼德拉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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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法国通讯

法国妇女生活散记
本报记者 翟象乾
记得刚到巴黎不久,有一次在和几位法国记者聊天时,一位年轻小伙子曾向我建议,一定要注意欣赏巴黎妇女的衣着打扮,特别是春夏季,更见丰富多彩。以后,因为常上街和坐地铁,的确发现巴黎的妇女无论老少,多是善于打扮的。时装式样也确实有新意,做工也考究,不过也有不少穿着十分普通,甚至个别的还相当随便。
我还发现,街上的报亭里,有关妇女的杂志简直多得惊人,什么《今日妇女》、《现代妇女》、《妇女七日》、《家庭》……真是五花八门。听说这些杂志的销路特别好,有的销量高达五十多万份,比巴黎几家大报还畅销。一位朋友开玩笑说,这可能同法国妇女多不无关系。
法国人是女多于男。据公布的材料说,妇女占全部选民的53%。二十多年来,妇女参加工作的人数也增加得很快。1962年时妇女参加工作的只有六百五十万人,二十年后就达到八百五十万人,二十五到五十五岁的妇女中近70%的人都有职业,差不多每四个就业人口中就有一名妇女。这一进展在西方国家中是相当可观了。一些报纸评论说,这是法国女权运动不断发展的结果。
我曾到一位研究美术史的法国夫人家中作客,谈到过妇女参加工作的问题。主人认为,现在,妇女留在家里管家务的,比过去大大减少了,不少妇女都愿意找个职业,这反映了经济生活提高后,妇女也想得到更多的自主权。现在大多数家庭都有冰箱、洗衣机、煤气等,超级市场或商店里都供应成品或半成品的食物,在家务劳动上不致有太重的负担,这也为妇女参加工作提供了基础。据统计,法国的双职工家庭的妇女在就业妇女中占五分之二。
公务员中有一半是妇女,医生中26%也是女的。但是参加工作的妇女中,几乎多数是做秘书和护士等工作的。据法国妇权部的材料说:“能给妇女选择的职业只三十种,而适合于男性的却有三百种。”妇女作服务性、一般性的工作多,在技术部门特别是尖端技术部门的少。担任高级职员、高级行政人员的更少。妇女只占议员中的5%,市长中的4%,参议员中的3%,大使中的2%,市议会议员的14%。
在汤姆逊电气公司雷达研究部工作的一位女工程师告诉记者,她是该研究部二十五名工程师中唯一的妇女。去年研究部想招聘一批科技人员,竟没有一名妇女应聘。这种妇女很少从事技术性强职业的不正常现象,同学校的专业培养有直接关系。80%的女学生愿意学文科和管理科学,而不去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特别是尖端技术。为了调整中学的培训方向,去年底法国教育部和妇权部还专门签订了协议,规定了一些措施。
在法国,“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严重存在。法国总工会便指出,干同一工种,妇女的工资要比男工低30%。特别是,妇女的失业率比男的高。职业中学毕业后,女子的失业率要比男子高一倍。
尽管欧洲议会1984年1月通过了“妇女权利九十九条宪章”,法国政府于1983年春也通过了“男女职业平等法”,但妇权部长卢迪夫人认为:“男女平权实际上只停留在理论上。”
法国近年来家庭结构的变化也给妇女的生活带来了深远影响。据统计,十八岁以上的妇女中约五分之一,即八百万人未婚,其中一半是单身一人生活,单身者中七十万人要抚养孩子。在法国,每年离婚的达十万人,即四对夫妇中便有一对夫妇离婚。
谈到单身妇女的境遇时,绝不能忘记老年妇女。去年巴黎第十八区接连发生多起单身老年妇女被害的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我到那个地区进行过采访。这个区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孤寡老妇,她们或者没有子女,或者子女居住在外,她们靠领取有限的补助金,孤寂地生活着。在街上常常可以看到她们提着包,到面包店、食品店采购后,颤巍巍地再赶回居住的公寓,叫人看了心酸。
(本报巴黎3月6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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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拳脚眼泪伴奴家
张祝基
有一位女性结婚十五年,一直在家里挨揍。一天夜里,丈夫打她比以往更厉害,表现格外粗野。被激怒的妻子望着睡过去的烂醉如泥的丈夫,一气之下将汽油浇在床上,一手划燃火柴,一手抱出了两个孩子……
这是去年11月7日在美国放映的一部电视片里的故事,片名叫《燃烧的床榻》。这故事并非虚构,而是密执安州一位名叫弗朗西妮·休斯的真人其事。
电视片放映后,成千上万妇女观众打电话或写信给电视台,纷纷诉说她们在家庭中受到的虐待,希望社会舆论同情和支持她们改善自己在家庭里的地位。
在美国,据联邦调查局统计,每十八秒钟就有一名妇女挨她先生的拳脚,有三分之一的妇女一生中因被丈夫打伤而至少去一次医院,有六分之一的妻子经常被配偶毒打。这听来也许令人咋舌,却是事实。
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组织领导人格洛里亚·斯坦娜说:“我们现在开始懂得,对一个妇女来说,最危险的场所不是在马路上,而是在她自己的家里;最有可能虐待、伤害以至杀死她的不是外人,而常常正是她自己的丈夫。”旧金山市一名叫帕特的妇女,因为回家晚了五分钟,被生性多疑的丈夫摔到墙上去,并被丈夫用烟头在耳根后脖子上烧起了一个紫色大泡。另一名叫露西的孕妇,因为同丈夫一边看电视一边谈论孩子的事,被丈夫对她腹部一顿脚踢而流产。还有一位名叫莉兹·埃夫的女性,被丈夫打得眼球爆裂而寻了短见。十年前,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组织初兴之时,在全国作了大量的民意测验,发现动武几乎在各界都被当作解决夫妻纠纷的常用方法。挨打的女性有律师、出纳员、护士、记者和售货员等等,而施暴的男人则有医生、推销员、警察、出租汽车司机、实业家和大学生等。很难描画出施暴者是一种什么固定的样子。
美国对付犯罪委员会主席发表广播讲话说,美国妇女被强奸或遭毒打,每年报警的只有四千人,没有报警的至少有此数的十倍以上。这是因为很多妇女虽然遭到暴行,但是并不愿意抛头露面地去告状申诉。另外,施暴者也不总是无休无止地打人,有个“内疚和玫瑰花”周期,对妻子时好时坏。大多数妇女因为有这种周期,也就忍受了难堪的生活。
在美国,被毒打的妇女若不愿意在一定的时间里见到其施暴的丈夫,可以要求得到一张对丈夫限制的通知单。但是这个通知单必须由律师签署,办手续得花一年时间,另付两千美元。这也使得那些遭毒打的妇女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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