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大地
忆张园，怀艾芜
林辰
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居留过的文艺工作者，大概都不会忘记张家花园这一条坡坎重叠的小街，因为它是当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的所在地。这条街上的八十五号，是一栋旧式三层楼房，文协就设在底层一楼。这是坐北朝南的三开间屋子，许多文艺界朋友初到重庆时都在这里暂时歇过脚。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湘桂后，艾芜同志由桂林逃难到重庆，他的一家最初也住在文协会所。我就是在此时此地和他认识的。
艾芜，这个名字很早就知道了。还是在三十年代初，他的成名作《人生哲学的一课》在《文学月报》上发表时，我就读过，一直没有忘记；现在见到他本人，也给了我很好的印象。他淳朴、热情、诚恳，没有当时常见的一些作家艺术家的派头。他经常穿一件洗旧了的深蓝色阴丹士林布长衫，中式裤子，一双破旧的青布鞋或黄皮鞋，终年不戴帽子。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坐茶馆。那时候，茶馆是我们常去之地，很多时光都消磨在茶馆里。艾芜却爱惜光阴，我没有留下和他一道坐茶馆的记忆。许多写文章的人习惯于深夜写作，昼夜颠倒，而艾芜不是这样，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坚持写作，下午才读书或出门办事。他靠写作为生，而那时文章如土，很不值钱。他的子女又多，经济十分困难。他每天除了写作以外，还要和夫人雷?同志一同抚育孩子，操持家务，其生活的困顿真是不堪言状的。艾芜曾在文章中记述过这时期的生活的点滴：“我还记得在重庆张家花园八十五号那间小小的锐角三角形的厨房里，每天要把蓝炭烧燃，实在是一件并不容易的工作。因为是固定的灶，没有烟囱，一开始发火就满厨房都是烟子，一时散不开去，而人还得站在里面，不断地用扇子扇，这就呛得人呼吸困难咳嗽起来，甚至双目流泪，不能睁开。大的一个女孩和较大的男孩，便接着我手里的扇子，轮流冒着烟子钻到炉边去扇。”（《艾芜中篇小说集·序言》）
抗战胜利后，文协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迁往上海，张家花园原址改设重庆分会。这时许多文艺界人士都“复员”到上海、北平等地去了，重庆分会便有空余的屋子，艾芜大约在1947年春天又由分会附近孤儿院后面的草房搬回会内。1948年3月，我因失业，无处可住，得到艾芜的帮助，为我留下了会所的东屋，我一家便也搬到会内来住。这样，他住西屋，我住东屋，两家结邻而居。从此朝夕相处，就更加稔熟了。这些时候的文协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因为房主巴蜀学校只收租金，不管维修，整个楼房都已破烂不堪，我们文协楼下一层，四壁竹篱笆墙已出现几处破洞，邻家的猫可以自由出入，地面坑坑洼洼，安放桌子要用瓦片支脚。艾芜在一篇文章中引用1948年11月万县《立言晚报》上署名樵荆的一篇访问记，其中对文协有这样的描写：“朋友，在你们想象中的文协，该是非常庄严、幽雅的，是吗？而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是可怜而凄惨，在一条很窄的小巷里的一间古旧的中式瓦屋，门前挂着一块红漆剥落的三尺来长的木牌，上面写着‘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是于右任先生的手笔。看起来真够寒伧，但有一点好处，听不到车马的喧哗和人声的嘈杂。”对于那间客厅，这篇访问记也曾经写到：“朋友，文协的客厅，也怪可怜的哟！靠四壁排着四把破烂的沙发，上面穿孔处，用藤条遮着，坐下去，沙发好象负不起重任而要肢解似的。相对的两面壁上，一面是鲁迅的炭精画像，一面是高尔基的石膏塑像，中间悬着电灯，屋角架着一个小灶，一个女人在煮饭，此外，就别无什么了。”艾芜同志指明：“访问记中所记的‘一个女人在煮饭’，就是作家林辰同志的夫人。”（《浪花集·解放前后》）那时为了我们一家五口的生活，亡妻黄惠秋同志也历尽了人世的辛酸。
我们同住张园的时候，正是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光明与黑暗激烈搏斗的重要历史关头。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作垂死挣扎，更加紧了对人民的榨取和压迫。国统区百业凋敝，书刊出版受到影响，艾芜文章的出路愈来愈窄，这位专业作家只好到重大去兼课，每周奔波沙坪坝道上，谋取一点微薄薪金，补贴家用。我不能靠写作为生，但在1947年暑假被乡建学院解聘以后，有一年多找不到工作，在失业中也只得写点文章和靠朋友接济，艰难度日。我们除了经济上的困难以外，还要遭受政治上的压迫。艾芜到重庆以后，我们1946年同在社会大学文学系教书，一同参加过1947年1月重庆大中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我还常向他主编的文协重庆分会会刊《半月文艺》（附《大公报》出版）投稿。从1948年春到1950年夏，我们在张家花园同院相处了两年多，更日渐加深了彼此的了解，成为可以相互信赖的朋友。他对人生的执著、写作的勤奋以及刻苦严肃的生活作风，处处都使我敬佩。他早年经历过一段常人所没有的艰苦而丰富的生活，他当过杂役，当过马店里打扫马粪的么厮，当过报馆校对，在缅甸、马来亚和新加坡长期流浪，遭受着劳苦人民在旧社会底层所能受到的一切苦难。然而在他成为一位享有盛名的作家以后，认识他的人还是可以感到，在他的身上，作家的身份和杂役、么厮、流浪汉等称谓并非了无关涉，而是和谐统一，有迹可寻的。无怪乎到了1948年，樵荆在那篇访问记里还称他是“一个衣着象杂役样的人”。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热爱他们，表现他们，这是作家艾芜创作的根柢和主题，也是他的作品能赢得读者广泛赞美的主要原因。
解放以后，艾芜曾在北京住过几年，我们还是常相往来，自他迁往四川以后，见面的机会就不多了。由于我的疏懒，连通信也很少。但我还是常常想念他，想念我们在张园朝夕相见的那两年艰难而充满希望的日子。解放后他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自然不会再是敝衣旧履了，他有时也穿西服。但不知怎的，每当想起他时，我眼前出现的，还是他那件洗旧了的蓝布长衫，还是那双破旧的青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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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愿化泥土》前记
巴金
这本小小的散文集是吴泰昌同志替我编选的，用《愿化泥土》作书名倒是我的想法。我喜欢这篇短文，它写出了我的心愿。我活了八十年，也许还要活下去，但估计也不会太久了。我空着两手来到人间，不能白白地撒手而去。我的心燃烧了几十年，即使有一天它同骨头一道化为灰烬，灰堆中的火星也不会给倾盆大雨浇灭。这热灰将同泥土搀和在一起，让前进者的脚带到我不曾到过的地方。我说“温暖的脚印”，因为烧成灰的心还在喷火，化成泥土它也可能为前进者“暖脚”。
奋勇前进吧，我把心献给你们。
（《愿化泥土》为《百花青年小文库》当代文学部分第一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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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竹雕家
李一氓
每个时代都有人才，但要的是对那个时代有意义的人才；同时，也要重视这类人才。
我有一点对于工艺美术的爱好，譬如漆器、陶瓷、竹雕等。现在单说竹雕，这在明代和清初是很盛行的，南京和嘉兴的竹刻家最有名，成为两派。朱三松、濮仲谦、周芷岩诸人都是很有艺术成就的竹雕家。由于原材料的限制，作品大概都为笔筒、搁臂，也有一些小器物，如竹根杯之类。但是清初以后，这类艺术家逐渐少起来了，即或还有人搞一下，也技艺低下，不成品。
近年常州出个农民竹雕家，他包种八亩田，农事之暇，从事竹雕。近见其实物若干件，皆属搁臂，一为鸳鸯（红楼人物），一为秋虫，一为荷花，一为双竹，一为林鸟，无不刻画极精，神彩焕然。精到之处，不比明清两代的竹刻名家差，甚至，不管怎么说，可能还比他们好。这个时代真出人才，而且是自学成才的人才！常州出了这么一个造就很高的竹雕家，在工艺美术领域之内，放一异彩，真意想不到！明代的濮澄，有万历年刻的竹笔筒，现藏南京博物馆；朱三松，有天启年刻的竹笔筒，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当然是因为这些竹笔筒的雕刻艺术，水平高，意匠美，充分具有博物馆藏品的价值。我要说，这位常州竹雕家的成品，就其水平和意匠而论，也同样可以进入各大博物馆，陈列在玻璃橱内，供人欣赏。
这位竹雕家，范姓，遥青其名，常州一普通农民。（附图片）
双竹 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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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近作三首
臧克家
行知歌——为上海陶行知纪念馆作行知先生重行知，手脑并用树大旗，山城一见如故旧，酷爱民歌入新诗。创办“育才”育英才，官家白眼仇视之，东奔西走呼且号，穷年经费苦不支。大布一身两袖风，人越穷苦志越奇，毅力终于摧阻力，敢开风气又为师。于今太阳正中天，爝火熠熠夜深时，耗尽心血为人民，赢得人民去后思。
贺巴金八十大寿四十年前忆旧游奋将大笔写春秋躬经坎坷心尤壮浩荡文坛立阵头
赠黄药眠老友不计余年有几何文苑驰骋岁时多西天残照红如火犹对长空发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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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鞭·马·人
朱春山
郁达夫有一联名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请达夫先生在天之灵原谅，我曾经撇开篇中的原意，借来跟一位文学评论家说，这两句诗中说了评论的两忌：多情溢美，虽曰爱之，其实害之，不是“情多累美人”吗？至于“酒醉鞭名马”，就不必多说了。我的评论家朋友不以玩笑见怪，倒补充说：“醉酒扬鞭犹可恕，怕就怕是清清醒醒地干的！”
接着一想，名马、宝马、千里马，鞭之挞之，无论醉时醒时，是大家都认为不应该的。那么，凡马以至驽骀，就活该难逃鞭子吗？
既然如此，当名马未名、宝马未宝、千里马未遇伯乐的时候，也是跻身凡马群中，甚至入于驽骀之列，抽他几鞭子，该也算不得什么大过错吧？执鞭的人还会说：只要打不死，“鞭策”就是“鼓舞”，促之奋蹄向前，奔驰千里，什么千里驹千里马之出，都离不开“鞭策”之功！
这倒确实说出一个真理。既是马，就离不开鞭子。“前有衔辔之制，后有鞭策之威”，原来是从凡马到千里马共同的命运。马的命运操在驭者手里。
“许先帝以驱驰”，诸葛亮这匹老千里马，离不开刘皇叔的驾驭；刘备死了，缰绳和鞭棰照样捏在阿斗手里。在封建时代，臣之于君，是供驱使的犬马；民之于官，更只是一群难驯的牲畜，所以当官叫作“牧民”。鸣鞭示警是客气，倘不规规矩矩，让你皮开肉绽，落到“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
不过，今天作家和评论家应该是平等的同志和朋友，绝不应该是马和牧马人的关系。从两千年封建意识的酣梦中醒来的人们，也不会再认为各级领导者是抬头看路赶车的，被领导者只是低头驾辕拉套的，而行路之间，还是可以并应该时不时地“鞭策”一下。如果那样，酒醉鞭马或酒醒鞭马，也就都用不着大惊小怪了。
责令知识分子“夹着尾巴做人”的年代，视人的尊严如粪土，没有把人当人看；今天要求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发现任重致远的千里马，可算期许甚高了吧？但千里马毕竟是马，善识马的伯乐才是人，属于“执策而临”之流。伯乐和千里马，两者在人格上是不平等的，用来比喻封建社会中某种人际关系还算恰如其分，用来比喻当代爱才识才的领导和老同志跟他们所发现与扶持的人才，就不恰当了。
或说：这只是一个比喻，取其生动而已。我说：不然，“夹着尾巴”、“砸烂狗头”，也都生动得很，过目难忘，难道今天还有谁觉得好听么？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落实政策，人才就会不只一个个、而且一批批生长起来。文艺界各方面同志包括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真正作到平等相待，推诚相见，互相尊重，才会有真正的大团结，大鼓劲。
惟其如此，才能出现创作和评论的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