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石敢当”的联想
既白
我出生的村庄由北向南的入村处，竖有约三尺高的一块“石敢当”的石碑。我背井离乡时，它仍安然无恙。但它树于何时，是什么意思，我也从未查考过。近读《南村辍耕录》的“石敢当”条，始知风行此碑，由来已久，其意是：“敢当，所向无敌也。据所说，则世之用此，亦欲以为保障之意”。这自然含有迷信思想，但亦颇具英雄气概，是向贪官恶霸之流的示威。
从整党开始以来，我很留意报刊上有关新班子的报道。据我看来，最令我心悦诚服而又触目惊心的，要算是大同市的新班子了。令人心悦诚服的是，新班子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敢于打老虎，不是拍苍蝇；敢于捣毁窠藏狐鼠的城社，大有所向无敌之势；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一个大同市，查处的违法乱纪的案件竟有七百余个，原市委十一名常委中，竟有七名有较严重的问题，其上梁之不正可知。难怪大同市的群众，要拍手称快了。
如果不是整党，如果新班子缺乏那种“石敢当”的英雄气概，大同不是要成为流淌人民血汗的大洞了吗？查处不正之风，不能不说是大快人心事。从此以后，大同市的人民，将前赴后继，去实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了。
我想，要是各地的新班子，都能象大同市那样就好了。因为大同市所存在的不正之风，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归根到底，是“文革”的产物。在十年内乱中，何处是桃花园，我可不知道。但“文革”遗风在某些角落还存在，这是事实。不久前，我到太湖之滨的马迹山，墙壁上还保存着“文革”的“墨宝”，建在山坡丛林中的赵翼墓，也没有逃脱“挖坟贼”的毒手。
但从另一方面看，据我所知，有志于碰硬的新班子，每走一步，都会遇到阻力，行事特别谨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既而思之，也不要紧，上有中央，下有群众的支持。“无险非高山，无勇非壮士”，只要无私，只要不怕丢掉乌纱帽，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如果念念不忘乌纱帽，惟恐被一股什么风吹走，那末，至少难免群众要窃窃私议，指责他没有什么作为。
我希望在新班子中，有无数具有英雄气概的“石敢当”的人物，因为他们才真正是社会的脊梁，全心全意地去保障党和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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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
流云
和谷
在西安街市的小巷里，你会偶尔看见三个两个掮着弯弓的人走过去，浑身沾满了棉绒的斑点，脚步总是匆匆的，匆匆的。他们是弹棉絮网被套的手艺人，来自异乡，在急急地寻找活儿，或是赶往寄居的住所。有时候，会有一阵弄弦的音响从街巷深处或院墙内传来，音质那么铿锵，节奏又那么强烈，便是那些弹棉絮的手艺人在劳作了。
他们每来到一个院落，不用吆喝，只是坐下来等候活计。就凭那张巨型弯弓和家什，以及那身棉绒斑点，不用挂招牌，作广告，过往行人也会知道他们是干甚的。不一会儿，便有人打问价钱，商榷生意。谈妥了，弹花人瞅一片开阔些的僻背地面，即摆开了摊场。
出门人难。先得扮笑脸儿唤声“师傅”，借来几个方凳，支起梳子状的连花架子，便操起弯头的牵线杆儿绕底网。只见眼随弯头走，神与线同行，丝丝缕缕，经经纬纬，一阵工夫就编出各种几何图案的一张鱼网似的底网来。此等情景，如春蚕吐丝，如蜘蛛织网，精细而富有妙趣。
手艺人蹲在那里，将大包小包的破烂棉絮一把把地撕成碎片，拢到连花架子旁去，然后操持那奇特的大弓，在胯部束上皮带，背上就树起一根弯弯的枣木杆子，弓也便斜在了胸前，俨然是持弯弓射大雕的英雄。一手握弓，一手拣起木锤撞动弦子咚咚地响。老鼠似的棉絮疙瘩，及一切板结了的纠缠着的纤维，都迎着犀利遒劲的牛筋弦的颤动而拂动起来，纷纷消散，飞扬不止。随之而产生的音乐，铮铮地传播开来，悠悠地远去。倘若是两张弓子同时弹拨，更有一番交响乐的韵律，其和声的效果完全可以为现代舞蹈伴奏呢！
末了，将弹好的棉絮用席子压平，用锅盖状的沉甸甸的土熨斗熨过，再织编一层网罩，用竹针缝了四周，即是一方绵软的网套了。一堆垃圾似的破棉絮，在弓弦的音响里，在线缕的交织中，竟变成一方平整整软绵绵的被子。这不就是于卑微中蕴涵着可贵的一种劳作吗？
他们到了哪里，那里就出现一团团云朵般的棉絮，而他们的行踪也如同棉絮似的流云飘忽不定。听口音，他们大多来自蜀地及江浙一带，有老有少，也有携妻带子的。平日在城郊农村租了住处，早出晚归，在街巷里觅活儿，从来没有星期天。
冬天来了，北风呼呼，他们的脸和手指经常冻得红扑扑的。不正是他们，年年月月地为人们弹着温暖的奏鸣曲吗？
第8版()
专栏：
花
莫文征
我爱土地
虬枝里显现着土的旅历
请把我栽在广袤的原野
我将献给你十倍的美丽
我爱阳光
她是一切色彩的母体
请把我栽在当阳之处
美的收成将丰硕无比
我爱水分
她给予我生命的羽翼
秋日里将以涌泉相报
假如春天赐我以涓滴
我爱修剪
愿塑一个强健的躯体
但千万莫把壮枝修剪
那只会带来衰颓凋敝
我永不叹息
苦难中更应奔赴花期
即使酷暑奇寒一同压来
美的生命绝不会窒息
我虽不歌唱
沐浴喜悦我永不忘记
对于付出心血的栽培
我的贡献将无限壮丽
我永远快乐
烦恼和忧伤深埋心底
面向我所热爱的人们
永远绽放着春的笑意
第8版()
专栏：
《不惑集》序言
《人民日报》副刊编者
这是本生活杂感和思想杂谈式的杂文集，从1980年以来的《人民日报》副刊杂文中，围绕着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破除“渺茫”论和“怀疑”论，发扬共产主义风格、阐明愚公移山精神、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端正党风、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等内容编选而成。现在编选和出版这个集子以飨读者，是为了能使它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所助益；这也是我们委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予以及时出版的原因。
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所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中提出，为了防止和纠正人们的注意力仅仅限于物质文明的建设，甚至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必须正确地宣传共产主义。否则，“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就不能抵御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甚至会走上畸形的发展和变质的邪路。”报告还郑重提醒我们“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从当前国内外活生生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以上正是这些杂文产生的由来和社会背景，也是我们把它们编选成集、命名“不惑”而呈献给广大读者的出发点和目的。六十年代，作家出版社出版过谢觉哉同志与此书同名的杂文集，选入作者1940—1961年写的作品。文一百篇，字数约与本书规模相等。谢觉哉同志是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继承和发扬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以自己的丰富作品，开创我们时代的“新格”的杂文的一位享有盛名的杂文作家。他的《不惑集》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本书取了同名，也是为了表达我们有志于踵谢老之后，继续为创立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新基调的杂文而努力的愿望，这想必也会是广大的杂文爱好者的共同愿望吧。两书相较，也可以看出，“不惑”于我们永远是需要的，但“不惑”的内容，却也随着时代的前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着新的发展和变化。
这种生活杂感和思想杂谈式的杂文，从阐述共产主义原理的角度看，会显得有些零碎和肤浅，从杂文特色和艺术性方面看，也有“略输文采”之嫌。然而它们却也有着结合实际、触事生情、有的放矢、具体生动、小有深度和味道、读来令人感到亲切自然的优点。这些，读者不难作出自己的判断，无须我们多说。我们想着重说一说的，是对有关这一类杂文的一些粗浅看法。
我们时代的杂文，作为社会“感应的神经”，急人民之所需，是理应勇于承当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扶助共产主义新生事物这一光荣历史使命的。从创作实践的结果看，杂文也确已成了宣扬共产主义思想和精神风格的一种有力手段。这个小小的文集，便是这种实践结果的一斑。应该承认，在我们时代的杂文里，毕竟出现了以宣扬新的思想和新的道德风尚为主要内容的生活杂感和思想杂谈式这样一个品种，这可以说是我们时代新基调的杂文对于鲁迅式杂文的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不谓不重要的新发展，是时代赋予杂文的无可回避的生发和演化。它虽尚属稚嫩，但有远大的未来，应予重视和扶掖。在这个问题上，目前人们的看法虽然尚未一致，但我们相信，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它的成长，会逐渐统一起来的。
作为杂文来说，这种生活杂感和思想杂谈式的杂文，自然也应保持其不同于一般思想评论的特点。鲁迅讲到过杂文与一般的短评的区别。他说“讲小道理，或没道理，而又不是长篇的，才可谓之小品。”思想杂谈式的杂文，出于揭示和阐明一种新的思想启示的需要，难免要稍稍多讲一点道理。但这种讲理，仍应是因人、因事引发，有感始言，而不能凭空立论；应该力求寓理于人、于事、于情，作议论风生的阐述，通过个人感受，提示新鲜看法，而不是进行抽象的论理和说教。这大概就是鲁迅所说的“小道理”，甚或没道理的讲理方法吧，也是更加耐人寻味也更易于动人的道理。关于这种类型的杂文，当前已有了不同的风格，但还不够丰富多采，还在发展成长之中，需要不断加以探索和探讨。我们所以不避浅陋，托出这些疏见来，正也是为了有利于开展这种探讨。诚然，属于这一类型的杂文，目前还是存在说理偏多、较空、形象化和艺术性不足的缺陷，一如这本集子所显露的缺陷那样，但它们却并未失去杂文的基本特点。作为尚处于普及阶段的杂文创作，带有这种缺陷也是不足为怪的，但应该逐步地着重于提高，这是有待于杂文作者和研究者们今后努力的。我们《人民日报》副刊，也愿在这个方面努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编者附记〕 杂文集《不惑集》已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本文发表时略作删节。请作者方群、李林、陈奋、潘春涛、金鹰告知现在通讯地址，以便寄赠样书及稿酬。
第8版()
专栏：
历史的回声
——读《延安晨歌》
高洪波
中国革命所走过的曲折艰苦的道路，注定要有一批与它同步前行的诗人、作家予以反映。因为这些诗人、作家是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参加着革命的实践活动，因此他们的作品无处不折射出那一大时代的光辉，显现着历史真切的风貌。
最近读到由诗人朱子奇和张沛同志编纂的《延安晨歌》（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种感觉尤其强烈。这本诗集收入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即1940—1942三年间在延安和绥德两地出版的诗刊《新诗歌》上一百多首诗，还包括译诗和几篇论诗的文章，如萧三写于1940年的短论《诗到难成便成才》，艾青的《诗论》八则等诗评。这些诗文，使我们窥见了四十年代初在祖国大西北的一隅，在那历史名城延安，在清澈的延河边生活着一群民族精英、热血青年的精神世界，听到了他们虽稚嫩却充满希望的信仰之歌，感受到了他们投身革命的欢欣雀跃之情，杀敌驱虏的报国之志，至今读来，仍令人怦然心动。这些新诗，确如当年的编者四十三年前所期望的：“它应当象东方才升起的太阳，是新鲜的，亮着耀眼的色素。它是粗野而茁壮的，象大风回旋在陆地上，它是广阔而深沉的，渲染着我们斗争的信念。”
收入《延安晨歌》中的许多诗作，无论其历史价值还是审美价值，都是值得重视的。如郭小川的《晨歌》，在我是首次读到，这首精彩的诗既没收入他的诗选，也没有列在他诗选的续集中，这里发表出来，免了遗珠之憾，为广大小川诗歌的爱好者提供了一份新的史料。
此外，我饶有兴致地发现冯牧写的情致盎然、真挚深沉的《当我走进了人群》的诗章，他还介绍过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我们也很高兴地读到了当年在山沟里，诗人公木就翻译的美国大诗人惠特曼的诗。这都是很有意义的，证明我们老一代诗人心胸开阔，眼光远大。
《延安晨歌》给人的另一个印象，是当时的诗人们不拘泥于形式，在题材、风格的多样化上异彩纷呈。他们用民歌体、旧体诗和自由体尽情宣泄着自己的体味，读来挥洒自如，耳目一新。引人注意的，有朱总司令那首著名的《过太行口占》，还有董必武、叶剑英、田汉、郭沫若的应和绝句。当时的编者萧三同志还多年保存着他们的一些珍贵原稿、手迹。书中更多的是长于抒情写意的自由体诗。我也很喜欢李雷那首雄浑开阔、颇具惠特曼风格的力作《高原之歌》，罗夫的近乎于小叙事诗的《我是带着月亮来的》等诗篇：不仅仅是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献，同时列入诗的艺术画廊，也是当之无愧的。我希望能引起有关研究者的重视，在我国新诗发展史上，补上它们应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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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秋雨（钢笔水彩） 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