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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教育
小议高等教育宏观体制改革
徐毅鹏 卫道治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领导体制，很不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必须加以改革。这种不适应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同我国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不相适应。我国农村已经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了过去的所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在城市经济方面，已经实行政企分开，一方面扩大企业自主权，一方面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注意计划外的市场调节作用。可是，目前高等教育却仍然保留着原来全部实行指令性计划的体制。
第二，我国现行高教体制的结构，一是部门所有，条块分割。九百余所全日制高等学校中，教育部直属院校三十八所，各部委直属院校二百八十多所，地方院校五百多所。这些院校各有其主，互不统属，各自为政，造成投资浪费、专业设置重复。某些专业方面的人才短缺，另一些专业人才积压。在计划体制下出现了所谓盲目的无计划的招生和专业设置等等许多矛盾现象。二是政学不分，统得过死。主要表现为招生数量、事业发展规模、专业设置等全部都要实行指令性计划，学校内部的潜力发挥不出来。在教学、科研方面统得过宽。例如，教学大纲、教材等等，好多都要统一要求，对于类似“学时制”或“学分制”等问题，也都要求一律。在经费使用、人事任免、职称评定等许多问题上都统得过死、过多、过宽。这就是说，我国现行高等教育领导体制，从宏观方面看是高度分散，条块分割；从微观方面看，政府部门对高校内部活动又限制太严，干预过多，统得太死。
第三，同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总趋势不相适应，同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教育“三个面向”的战略指导方针不相适应。
那么，我国高等教育领导管理体制改革究竟应当如何进行呢？我们的意见是分三步走。第一步，首先要研究解决宏观领导体制问题，即研究解决政府（部门和地方）同高等院校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二步，要研究解决微观领导体制问题，即着重研究解决高校内部的管理体制问题，例如学校内部的党、政关系，校、系关系等等问题。第三步，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解决教学、科研体制以及其他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目前首先应当研究解决的，是宏观体制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建议宏观体制改革从下列几方面入手：
第一，从计划管理角度说，应改变目前的以部门所有、条块分割的状况。对于那些和国防、科技、教育、基干工业有重大意义的重点院校和有关院校，即占目前高校十分之一左右的高校，应与一般产业部脱钩，由教育部统一领导。对这部分重点院校，国家通过教育部下达指令性计划，事业发展规模、专业设置、招生和分配等等，都应按计划进行，经费也应由中央财政部门支付。这部分院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研究生和本科生，确保国家重点产业的发展，确保国家对高级科技人才、管理人才的需要。这些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干，集中国家的财力、物力、人力办好这些学校，对于实现国民经济在本世纪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具有战略意义。
其余的八百多所全日制高等院校，应依据具体情况全部下放给各省、市、区，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经费应由地方财政根据有关规定予以保证，中央财政部门亦应根据有关规定支付一定比例的教育经费补贴。国家对这部分学校实行指导性计划。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部分地下达指令性计划。这部分院校主要是培养专科生和本科生，其中专科生应占有相当的比例。
此外，地方政府应动员社会各个方面的资金、物力和人力，积极发展短期职业大学和广播、电视、函授教育，以及各种形式的职业后高等教育。这种教育以培养能适应各种产业部门需要的专科生为目标。它的经费来源主要靠社会资助和学校办学创收。这是一种民办性质或民办公助性质的高等教育，它的发展受不同历史时期人才需求情况的调节，是计划外的高等教育的补充。地方财政部门可视当地财政情况给予某些经费补贴，也可以不给经费补贴（完全实行自筹），只是对这部分学校实行方针、政策方面的领导。
综合起来就是，我国的高等教育可以划分为三部分：一为实行指令性计划部分；二为实行国家指导性计划与地方部分实行指令性计划相结合的部分；三为计划外调节部分。这三部分高等教育分两级管理。全部实行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一百所左右的重点大学，由教育部统一实行中央一级管理，由国家统一招生和分配。其余两部分高等学校均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管理，这两部分院校学生毕业后由学校根据学习情况择优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不再实行统一分配制度。各部委、各产业部不再直接办全日制学校，所需人才，应与教育部和各地方院校以合同制的方式解决。这三部分高等教育，包括实行指令性计划的高等院校在内，有条件的亦可实行计划外招生，不由国家统一分配。
第二，从高等学校的地位及其与政府部门的关系说，我们赞成把高等学校办成某种“实体”。何谓实体？我们理解，至少应有这样几方面的特征：一是无论实行指令性计划还是实行指导性计划的学校，一律实行合同制。国家（包括教育部、各部委及地方政府）以及企事业用人单位，一律同有关学校签订合同。合同应规定，学校一旦签订合同，就要按期向用人单位提供足够数量和规格的人才，用人单位则要向学校做出财经和物质等方面的支持与保证。二是学校在经费使用、人事任免、职称评定、教学科研、学术活动等方面，要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三是实行有偿教育，一切用人单位，包括企事业单位，都要以某种形式偿付一定比例的教育费用，这样就可以以新的方式把各产业部门大量的（原来用于部委办学）教育投资吸引过来。学习者个人，一般也应缴纳一定比例的学费。也应允许包括实行指令性计划在内的一切有条件的院校开展各种合法的创收活动。
为了保证把高等学校办成某种实体，政府同高等学校的关系要用教育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样可以避免政府对学校事务干预过多的倾向。高教立法应有这样几个层次：其一，国家应根据宪法有关条款拟定教育基本法；其二，根据教育基本法精神，拟定高教基本法规；其三，根据高教基本法规的基本精神拟定系统、完备的单项高教法规。从历史上看，建国以来，我们虽然尚未搞过系统完备的高教法，但事实上已公布了一些具有教育法规性质的文件。例如，建国初《共同纲领》中有关教育的条文，1950年拟定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1961年试行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等，都具有高教立法的性质。认真总结我国在高教立法建设方面的经验，参照外国高教立法中可用的部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与需要出发，是可以拟定出一套系统完备的教育法规的。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在高等教育方面的第一项职能，就是拟定并监督高教法规的贯彻与执行。第二项职能是研究拟定全国的或各地区的高教事业发展规划，考虑研究高教结构、布局、层次、科类比例及新专业设置等方面的问题。工作重点应放在协调、规划和组织方面。第三项职能是拟订三种系列的高等教育评价指标，并根据这些评价指标对高等学校各方面的工作作出相应的评价和奖惩，总结经验，指导工作。所谓三种系列指标，其一是关于各级各类高校办学情况好坏的全面评价指标。其二是学校内部不同岗位工作系列的评价指标或评价参数。其三是对学生质量（德、智、体诸方面）进行相应评价的系列评价指标或参数。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恰当地运用这三种系列的评价指标或参数，对不同高等学校的工作情况进行恰当的评价、考察，指出其薄弱环节，总结好的经验，根据实践经验不断完善、充实并修改系列指标。政府部门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主要职能应放在拟订、贯彻高教立法和监督高教立法的执行、协调规划和进行相应的评价方面，其余的方面不应干预过多，这样就有利于挖掘高校内部的潜力，有利于发挥高校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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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勤工助学冲击封闭式教育
南开大学团委会 王寒松
我国的大学生成才一般要在毕业之后三至五年，周期太长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封闭式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学生每日来往于食堂、宿舍、教学楼、图书馆之间，不能与实践相结合，怎么能早出人才呢？近一年来，共青团组织大学生开展的勤工助学活动，就是对封闭式教育结构的一个冲击。
首先，勤工助学活动有利于培养学生劳动观念。这方面，已有文章介绍，不赘述。
第二，积极参加勤工助学活动的同学，明显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生活节奏加快。由于教学内容及方式的陈旧，加上管理分配制度中的“大锅饭”现象，使相当一部分同学整天悠悠然，缺乏学习的自觉性。参加勤工助学、接触社会后，他们意识到自己走上社会后将面临多大的工作压力，开始考虑怎样加快生活节奏，提高效率，合理安排学习时间了。这样，他们毕业后，就能够比较快地适应工作的需要。
第三，培养自立观念。我国有一种传统的家庭观念，孩子成家之前，总要在父母的“卵翼”之下生活。这种传统观念，培养的是依赖心理，致使许多青少年缺乏自立能力。在大学里也是这样，学生一年级该学什么，二年级该学什么，规定得死死的，好象把学生领进一个窄窄的小道里，这面是入口，那面是出口，不许你走岔道。四年间，无论什么样的学生，走的是同一条道，学的是同样的课。当然我们不是完全否定这种教学体制，但也必须看到，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同学们学习上的自主权，使得有些人的才智不能充分发挥，有些人乐得自在，形成懒惰心理。
开放式的教育结构，从培养人才上看，根本点就是以社会需要为转移，注重培养学生的自立能力。开展勤工助学活动，同学们走上社会，发现自己缺哪些知识，缺哪种能力，回来后马上调整，注意看哪些书，锻炼哪种能力，不再靠别人牵着走、推着走了。勤工助学沟通了学和用，同学们在学和用的交相进行当中提高了自立能力。
第四，培养创造意识。旧的教学体制，忽视了对大学生创造能力的发掘。开展勤工助学活动，同学们增强了对创造意识的锻炼。有的同学到企业中去参加劳动，发现某个生产环节可以改一下，就提出建议。工厂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并收到了经济效益。我们的同学非常兴奋，这大概就是创造的快感。这种创造意识可以形成一种欲望，使人的知识与能力常常处于一种待命的兴奋状态。它同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精神状态是相对立的。今后，要保持竞争中的优势，必须不断创新，创造意识的培养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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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怎样教育好孩子
给孩子较多的自由
——广州东方红幼儿园改革见闻
本报记者 王娜梅
广州市东山区东方红幼儿园，环境清洁整齐幽雅，是广州市唯一的全托幼儿园，五个班，每个班三十人左右，工作人员四十六人。孩子们在这里生活得和在家里一样愉快。老园长陈月清认为，要培养创造型、开拓型人才，必须从小抓起，幼儿园的教育要进行相应的改革。
早在1983年，陈月清和老师们就听到家长反映，幼儿园对孩子管得太死，孩子不喜欢上幼儿园。这使她们意识到，旧的幼儿教育观念和方式方法需要改变。陈月清想：管，是为了使孩子生动活泼地成长。过去单纯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制定了许多管束孩子的规章。要改革，就要废除一切妨碍儿童健康成长的规章，让幼儿愉快自由地参加丰富多彩的游戏活动，改变幼儿被动受教育的局面。幼教工作者应该在幼儿一日生活中做到“管得合理，活中有序；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她经常征求内、外宾对幼儿园的意见，和教师们共同探索改革幼儿教育的路子。
幼儿时期是“游戏时期”，知识多在游戏中获得。因此，东方红幼儿园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游戏活动：体育游戏、角色游戏、音乐游戏、教学游戏、手指游戏（小小木偶）和综合游戏。寓教育于游戏之中，使孩子们在玩耍中自然地学到知识和技能。
过去上作业课，老师说、幼儿听，枯燥无味。幼儿好奇心强，活泼好动。针对幼儿这一特点，现在上作业课，老师尽量做到使每个幼儿手中都有一个教具，满足幼儿好奇好动的心理，促使他动手动脑，孩子有事可做，就坐得住，学得生动活泼，知识也记得牢。
以前，幼儿园组织一切活动，都是老师怎么说，幼儿怎么做，机械地记忆和模仿，助长了孩子的依赖心理，也限制了幼儿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其实，孩子并不喜欢成人包办代替一切。要培养开拓型、创造型人才，老师必须“放手”，让他们通过自身的活动克服困难，获得知识和能力。东方红幼儿园的教师改变过去对孩子“说得多、管得多”的作法：喝水、上厕所，向老师打个招呼即可；晚饭后孩子可以自由串班，去找自己心爱的小伙伴。玩什么游戏，孩子可任意选择、相互协商。吃饭时能不能轻声讲点话呢？过去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在家中吃饭往往气氛最活跃。相比之下，孩子会感到幼儿园拘束。陈月清说，为了让孩子感觉和在家一样自然亲切，他们也想试着放松一些，以利于孩子身心健康发展。
效果怎样呢？教师们反映，过去自己嘴不停、手不停，神经高度紧张，十分劳累，总以为这才是发挥老师的主导作用。结果，老师和孩子、孩子和孩子间冲突多。现在一放手，说得少，管得少，矛盾也少了。孩子情绪愉快，自治能力和思维活动能力得到锻炼，同时也培养了孩子关心集体、礼貌待人、互谅互让的好品德。
东方红幼儿园所见所闻，使我感到，“给孩子较多的自由”，解放孩子的头脑、手脚和嘴，应是幼儿园改革的方向。愿全国的幼儿园、托儿所都象这所幼儿园一样努力探索、实践，把幼儿园办成孩子们真正喜欢的儿童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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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外教育动态
日本中等职业教育改革的几个特点
田杰
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在各个产业的广泛使用，随着商业、服务业为中心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日本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使中等职业教育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近几年来，日本在中等职业教育方面实行了一系列很有特色的改革，其特点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基础化
所谓基础化，就是强调加强基本理论的学习和基本技能、技巧的训练。当前，日本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变化快。教育的发展涉及到师资培训。教材设备等问题，加之培养人才需要一定的周期，要完全跟上时代的步伐是很困难的。鉴于这种情况，日本强调采用“以不变应万变”的办法，加强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技巧的学习与训练。要求从有关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中，尽可能把最基础、最基本的知识和技能精选出来教给学生，并把培养学生对迅速变化的现实适应能力作为教学的重点。
二、弹性化
所谓弹性化，是指增设跨学科的弹性课程。以电子计算为主体的自动化技术的运用，提高了劳动效率，减少了劳动力，原来由许多人分别完成的工作，现在往往由一个人去完成。例如，农业个体户从播种到销售大都要靠自己搞。这就要求他不仅需学会栽培技术，而且要学习机械使用、机器维修、产品的加工技术以至物的流通和产品的销售等。另外，农科的毕业生，除了从事农业外，兼搞地方工业的也不乏其人，工科学生毕业后也可能从事产品销售。为了适应这种情况，日本职业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强调打破过去传统的专业、学科界线，开设跨专业、跨学科的弹性课程。例如，工业科增设簿记和销售学；家庭科增设信息处理、室内设计等；农业科增设销售学、物的流通、加工技术及自动控制机器的操作和维修等课程。
三、综合化
以往，日本的职业学校从学科上看，大都是单科型的。例如，工业科、农业科、商业科、家庭科等。从教学内容上看，大都强调专业对口。这种情况与日益发展的多样化经济显然不相适应。近几年来，日本职业教育开始出现综合化的发展趋势，出现了许多综合学科。例如，琦玉县把农业科和商业科合并，创办农业经济科；兵库县把商业情报处理和工业情报技术合并为情报科学科；文部省指定的实验学校把工业科和农业科合并为产业技术学科等。在教学内容上，除了保留专业对口的“专业型”课程外，还增设了以工农业科共同需要的基础知识为主的“基础型”综合课程。
四、集合化
为了加强学校和学科间的交流，促进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日本除了强调担任职业课的教员之间的交流以及有关教育设施、设备的相互利用之外，近年来，还创办了集农业、工业、家庭、商业诸学科于一校的大型“集合型”职业学校。这样做，既便于学生选修不同学科的课程，也便于教学设施和设备的有效利用。
原载《外国教育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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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建议
论文选题应考虑社会需要
连健生
最近，我约请一位刚从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归来的同志写有关研究当前小学教育的文章，他婉言拒绝了。理由呢，他说：“我正在申请副教授的职称，这类文章属于‘打杂’，对评定职称无帮助。我不能把时间花在这方面。”他谈得很直率。是不是他本人不愿为当前工作服务呢？不是的。主要是我们许多学校在评定职称时对论文的要求有片面性，认为研究古的、外国的论文，才是有理论水平的文章，研究现实的文章往往被认为没有多少学术价值。
古代的、外国的东西要研究，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一概排斥外国人的闭关锁国主义者。但是，当前的问题，现实的问题，总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万万忽略不得的。不久前，中央领导同志在同科技人员的交谈中，也曾提出，希望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家特别注意那些与应用和技术开发有密切联系的课题。美籍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也认为，到本世纪末，中国的第二代、第三代人都应把重点放在发展经济上。只有把经济搞上去了，基础科学的进步才会有良好的条件。我国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学者、教授也大都有此相同的见解。例如，清华大学教授潘际銮说：“我觉得，我们搞应用科研、工程科研的，如果写出的论文是高水平，造出的样机是第一流的，但不能变成经得起市场与用户考验的商品，迟迟不能对国民经济产生影响，那我就会感到问心有愧，感到没有对社会尽责，那就不是个称职的科学家、教授。”因此，我认为，论文选题应当考虑社会需要。现在社会需要我们尽快普及初等教育，提高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以便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高质量的人才。学校评定教师的职称时，对教师的论文，应当引导和提倡他们多搞现实问题的研究，不能把研究当前问题的文章看成“时文”，看做“打杂”之作。
当然，“时文”从理论角度看，有深浅程度不同，也有社会价值高低的问题；正如古的、洋的论文也有质量和价值高低程度不同一样。作为写学术论文的选题，特别是作为社会科学范畴的教育论文，不但不能排斥对当前实际问题的研究，相反，应当大力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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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建议
“就地裂变”发展高等教育
姜玉宪
目前，重点大学中年教师大量积压，造成人才浪费。就拿北京航空学院来说，仅教授、副教授就达五百之众。而在校的学生，只有五六千人。开课的门数有限，为了凑教学工作量，大家只好排号上讲台。中年教师的过剩，又影响了新生力量的成长，编制有限，年轻人进不来，进来的多数人长期“靠边站”。
既然老校师资有余，调出一部分成立新的学校不是很便当吗？此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有些学校采取了很多鼓励人才流动的措施，但没能解决多少问题。不可否认，安于现状是问题难于解决的一个原因，但工作环境的变动确实给个人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即使新建一所高校，教学设备也不是短期内能够完善得起来的。因此，我主张采取“就地裂变”的办法，挖掘老校潜力。
所谓“就地裂变”，是指老高校可以在原领导班子中分出并形成一个新高校的领导班子。他们了解情况，熟悉业务，很快就会做到：对上可以负责教育指令的执行；对下可以组织力量，在各种条件完备的教学环境中完成教学任务，并逐渐丰满自己的“羽翼”。待水到渠成时，一所新的高校便自然诞生。
当然，实行高校“就地裂变”也会有很多困难，但它们不是不能克服的。可以预料，最大的难题是学生的吃住。行得通的一个办法是，在大学周围建一批学生公寓，能供学生吃、住以及自习。这些学生公寓可由个体经营，学生租用。这样可减少学校领导的后勤工作负担，集中精力管教学，又可解决一些人的就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