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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通人和 经济繁荣 事业兴旺 朋友满天下
——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部分委员发言摘要
政协工作活跃，有发展，有创新
孔飞委员（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蒙古族）说，胡子昂、杨静仁作的报告有事实，有观点，我很赞成。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中，确实做到了“政通人和，经济繁荣，事业兴旺，朋友满天下”。这是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奋斗取得的。我们政协在过去的十个月中作了许多工作，有成绩，有发展，有创造，但也有不足之处。经济体制改革是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我们要为此贡献智慧和力量。
林彬委员（原装甲兵副司令员）说，十个月来，政协在统战、落实政策、广交朋友、调查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很活跃，成绩是显著的。特别是邓颖超主席已八十高龄还进行调查研究、开座谈会、看望各方面人士，广泛联系群众，征求意见，宣传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政策，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使我们很受感动，很受教育。
胡锦涛委员（团中央第一书记）说，听了胡子昂副主席的工作报告，感到过去一年政协的工作有很大发展和变化，主要表现在几方面：一是政协工作围绕四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完成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三大任务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了，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了政协组织的优势；二是落实政策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扩大了影响；三是整个工作的领域更加开阔了，发挥了政协委员的知识专长，搞经济咨询，促进四化。还发挥了同海外联系的优势，为统一祖国大业出了力。
黄志坚委员（中央团校青年工作教研室主任）说，政协去年一年做了不少工作，曾组织我们在京的一百二十位委员到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县进行参观考察，我们看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特区建设发展很快，群众安居乐业。过去深圳、珠海等地最棘手的问题是人员外流，怎么也制止不住，最近几年，不但没有外流的，还有从港澳回来定居的。另一个明显变化是物质文明建设搞得好，精神文明建设也有发展。有一次我去参观深圳国贸大厦时丢失了照相机，一位青年拣到立即跑来归还，同去参观的委员们对此很有感慨。
认真落实政策 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黄鼎臣委员（致公党中央主席）说，去年致公党代表团访问了菲律宾、加拿大、美国等，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情，使我们深受感动。一位华侨通过我们对祖国经济建设和落实各项政策情况的介绍后，便回国观光，耳闻目睹，感到祖国变化确实很大，不象台湾当局所宣传的那样。尤其是看到我们落实房屋政策，倍受感动。各项政策的落实，使广大海外华侨与祖国在感情上更加亲近了，激发了他们爱国、报国的热情，提高了党和祖国的声誉，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
沈醉委员（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说，由于党的政策贯彻执行得好，在台湾很有影响。台湾人对此很有好感。我陪同从台湾来的亲戚参观武汉辛亥革命馆，他认为台湾的辛亥革命馆没有武汉的好，武汉馆收集的东西多，中山故居修得好。我说只要做了对人民有利的事，人民不会忘记，共产党不会忘记。
凌其翰委员（外交部法律顾问）说，落实政策的工作在华侨中反应强烈。过去他们想念祖国，但担心回来没有房子住。现在房子归还给他们，他们就纷纷回来了。自从地方政府把修好的房子还给陈嘉庚生前的秘书后，他深受感动，拿出一笔钱建设家乡。他对我说：“我不是为了要房子，而是要心里开心。”
陈铭德委员（民革中央常委）说，我有一个朋友在台湾。解放前他在北京置买了房子。解放时，房子被作为“敌产”归了公。不久前，落实政策发还了。他的亲属把发还其房产的证件，复制了几份，辗转送到台湾，交给我的这位朋友，反应很好。他们对共产党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表示钦佩。
许志猛委员（致公党中央副主席）说，这次致公党访问团出访，一路上听到许多侨胞的反映，他们都迫切希望祖国能及时落实各项有关政策，尤其是华侨的房屋、祖坟问题。这项政策落实得好坏，直接影响到我们能否争取侨心，也是我们做好联系团结“三胞”，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方面。
落实政策工作还要继续努力
曾涌泉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说，据我所知，华侨的房子有些只是归还了所有权，实际上还被人占着。广东华侨对此反应很大。华侨很关心，这个工作是件大事，应该进一步做好。
黄独峰委员（致公党广西主任委员，广西自治区侨联主席）说，现在落实侨务政策，要注意一种现象，就是只偏重一些国外有钱、有名望的华侨，而对有些普通华侨的问题迟迟不能解决。落实侨务政策要全面考虑。
史说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说，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还有些冤假错案没有解决，有的政治上平反了，但还有工作问题没有落实。政协委员中平反问题可能解决得比较好些，但一般人的冤假错案有些还没有解决。建议中央组织调查组，到各地区协助解决这些问题。
任继周委员（甘肃农业大学副校长、教授）说，有一些人错误地认为，“现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过头了，知识分子待遇够高的了”。要重视知识和人才的作用，就要在政治待遇上、物质生活上把党对知识分子政策落到实处，同时在工作上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条件。
多巴委员（青海省海南州州委书记、藏族）说，有些地方落实政策进展得不快，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有的负责落实政策工作的人，对“文革”中的问题不了解，并不完全是有意顶着不办；（2）焦点是钱的问题，数字太大，拿不出，特别是边远落后地区；（3）受“左”的影响，对落实政策思想搞不通，这是极少数的人。
民族工作有声有色
王连芳委员（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说，从云南政协工作看，做得的确有声有色、生动活泼，对民族地区的智力支援和经济咨询工作越做越多，贡献越来越大，闯出了新路子。近两年来，通过政协、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渠道，在云南进行支边的，已有十二个省、市，共五百三十四人，一百二十多个项目，效果很好。比如思茅地区过去制作麂皮产品的工厂年年亏损，经上海技术人员的指导，现在转产旅游鞋，扭亏为盈，产品供不应求。民族地区的发展现在迫切需要新的技术、新的信息和经验交流，如何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地为民族经济、文化科技发展服务，是政协工作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
哈斯木·依米提委员（共青团新疆自治区委书记）说，一年来，新疆政协狠抓了民族政策的落实。主要是抓了民族团结。1981年以前，新疆地区经常发生民族纠纷事件。现在由于区党委和政协等组织广泛宣传民族政策，宣传去年人大通过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做到及时处理民族纠纷，不管哪个民族的人违了法都依法处理，民族关系融洽了。落实政策带来了团结，团结带来了幸福，带来了繁荣，带来了齐心协力大搞四化的大好形势。但落实政策工作应继续抓紧。
提案工作很有成效
熊季光委员（四川省蚕桑研究所顾问、研究员）说，政协对提案工作做得很有成效。去年政协共解决了一千多件提案，我提了四件提案，解决了三件，还有一件正在解决之中。
于蓝委员（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说，政协委员的提案发挥了作用。去年妇女组提出了关心儿童事业的提案，儿童工作协调委员会就根据提案召集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开会，促使财政部门重视对儿童教育事业的拨款。上个月我们又得到通知，1987年儿影厂全面建成投产以前，产品免税。去年底我们刚拍完《十四、五岁》，电视台马上购买，使我们有资金拍新片。在影协帮助下，儿童电影学会也于去年底成立了，教育部、文化部都拨了款奖励优秀儿童影片。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也是妇女组的呼吁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和关心的结果。
宋儒耀委员（整形外科医院院长）说，我们国家现在确实是政通人和，形势大好。去年，我在大会发言，谈到要消灭医源性感染，一定要实行消毒现代化。我还提出消毒现代化的提案。提案交到卫生部，现在已得到处理和落实。今年就要在北京召开国际消毒会议。我提的这件提案，很快得到答复和处理，十分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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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考察工作
陈明绍委员（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说，听了邓大姐的讲话和政协工作报告很感亲切。政协的工作，确实闯出了新路子。去年，我随政协科技组成员去海南岛和湛江市考察、咨询，就当地的经济建设蓝图，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很受当地党政部门的重视，不少建议被采纳了。如湛江市在大东岛的开发规划中，提出既要发展石油工业，又要发展旅游事业。我们认为这两者是有矛盾的，因为发展石油工业就会污染环境，对旅游事业不利，建议集中搞旅游事业为宜。市委很重视我们的意见。
马长贵委员（山东省副省长）说，到各地参观考察是好方法，但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走马观花上。要调查，更要研究解决问题。要围绕专题组织调查组，充分调动政协二千余委员的才智，研究解决问题。政协开展这一工作大有可为，关键是要组织好。
杨学纯委员（北京市民进常委）说，胡子昂副主席总结十个月工作时谈到“组织委员参观考察”，这个“考”字改得好。过去说“视察”，容易给人家居高临下的感觉，也不容易充分了解到真实情况。今后是否可以更灵活机动一些，十个八个人组织起来，不要前呼后拥。前几天报纸上登的武汉市市长到码头上被服务员骂了一通后，受到震动，下决心解决问题。如果市长前呼后拥的去视察，恐怕是不会发现问题的。
徐铸成委员（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文汇报顾问）说，考察的问题很重要，目前也存在一些问题。北京的委员可以到外地去。以上海而论，却只能就地考察，而且时间很短，接触的东西也有拿嚼碎了的食物喂孩子的味道。
葛志成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说，前不久，全国政协教育组和民进中央搞了一些调查，了解了教育战线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高中生不愿考师范，师范生不愿当教师，有的教师希望离开教育战线等，这些情况应该引起重视。
孔飞委员（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蒙古族）说，全国政协组织参观、考察、专题调查等活动，应该通知少数民族委员参加。少数民族多数地处边疆，对外面情况了解很少。有组织地组织少数民族委员参观、访问、座谈，有利于交流经验，培养干部，开阔眼界，增强团结。
叶学勇委员（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主管技师）说，全国政协光组织在京的委员参观访问是不够的，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全国政协委员也应该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工作出力。政协在处理人民来信时要慎重，不要将群众来信转回原单位，应报到上级的有关部门，上级有关部门应该不泄露揭发人的名字，以防止本单位个别领导打击报复。
张迺更委员（原总参某部顾问）说，我们到深圳参观考察十天，开扩了眼界。但总的情况是参观的多，考察的少。参观中又偏重旅游事业。同时，宴会太多，应提倡一杯清茶。我们全国政协委员到各地考察，不要叫人家当成座上宾，应当成自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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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度的责任感
——民主建国会、工商联政协委员讨论会侧记
本报记者 晓渡
与共产党肝胆相照，就要为党分忧，为国尽力。民建和工商联的多数政协委员在讨论胡子昂同志所作的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赵紫阳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时，这样表示他们的决心。
委员们回顾说，在粉碎“四人帮”不久，百业待兴之时，两会的同志看到当时许多待业青年急待安排，就推荐了一些有办企业经验的同志，帮助街道、机关、企业筹建劳动服务公司，配合劳动人事部门对待业青年进行就业前的培训。一批待业青年得到了安置。
那么，面对今天的大好形势，对改革中出现了某些新的不正之风，应该怎样来看待呢？冯梯云、莫艺昌等委员说，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世界上又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援引，一方面对改革应该坚定不移，另一方面要慎重初战，务求必胜。我们应当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政协委员、民建中常委、北京市民建副主委倪家玺，是食品行业的老行家。1983年，胡厥文和胡子昂两位同志向中央提出“恢复和发展我国传统食品”的建议时，他就积极支持，并付诸行动。这次会上，他说，“食品行业是最容易积累资金，最容易回笼货币的行业，与改善人民生活息息相关，这件事一定要办好。最近，我们正在协助北京市政府筹建北京食品一条街，还要兴办有中国特色的快餐。”
民建与工商联两会委员，过去曾不断了解市场情况和人民生活需要向党和政府献计献策，如恢复传统食品问题，发展中药材生产问题，他们的建议都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支持。
在讨论会上，政协委员、民建上海市副主委姜庆湘强调说，为了帮助党了解情况，解决当前问题，今后要更深入地进行专题调查研究。他们去年曾花八个月时间到上海联合毛纺厂等三个合资企业作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市政府提出了如何搞好中外合资企业的报告，反映了当前这类企业中存在的带普遍性的问题，受到了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他说，我们认为，只有深入调查研究，才能当好“智囊团”。
在两会的政协委员中有不少是学企业管理的，有企业管理和经营的经验，他们关心改革，也对当前大家关心的某些产品调价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价格调整是体制改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政协委员冯克煦、程秉文和倪家玺等同志说，乱涨价当然不是改革，价格调整也不能一刀切，应该有涨有落，做到有利生产，有利国家，有利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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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图片新闻
畅所欲言谈国事 同心协力为中华
本报记者 沈进摄影报道
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的委员们，连日来进行了小组讨论。他们情绪振奋，畅所欲言。委员们称赞赵紫阳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作得好，对国内的好形势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们还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对政府工作提了许多诚恳的意见和好的建议。委员们在发言中纷纷表示，要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祖国统一大业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几幅照片反映的就是各界委员在讨论会上的情形。
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和乌兹别克族委员安尼瓦尔·汗巴巴在小组会上谈论民族团结建设四化的好形势。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政协委员段力佩在小组会上谈对教育改革的意见。
政协委员夏梦在小组会前阅读会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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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放心·信心·决心
——安徽省代表团讨论会侧记
本报记者 郑盛丰 本报通讯员 涂军
“听了赵紫阳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我放心了！”近年为推进改革奔走呼号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教授温元凯，在3月29日上午安徽代表团讨论会上，这样表示他的快慰心情。
他说，赵总理的报告既指出了改革的困难和风险，又充分肯定了改革的成绩和主流，强调改革必须坚定不移。这使我想起小平同志前不久说过的一句话：我们的党中央是成熟的党中央！
代表们担心改革会受干扰，是因为他们热爱改革，尝到了改革的甜头。对此，身负重任的领导同志有独特的感受。安徽省副省长孟富林用数字来说明正在奔涌向前的改革势头是很好的：最早实行责任制的安徽农村，去年又传捷报，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1％；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加五十二亿元，增长17.9％；国民收入增长16.2％；乡镇企业产值翻一番。这都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纪录。今年头两个月，全省工业产值又比去年同期增长34.7％，财政收入增长23.8％，再创新纪录。孟富林说，这些数字，表明改革方兴未艾，使我们充满信心！今年，要进一步发展这个大好形势，在抓紧粮、棉、油的同时，将畜牧、水产、乡镇企业相并举，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农村经济。
曾长期主管经济工作的省人大副主任苏桦代表接口说，这次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增强了我们改革的胆略，我们要拿出更大的改革气魄和决心，挖掘潜力，让山河土地多多献宝。他阐述了把安徽省建成“三区一中心”的设想：逐步建成以发展能源、电力为核心的两淮经济区、工牧并举城乡结合的长江经济区、以黄山为主体的皖南旅游区；省会合肥则建成为改革培养人才增强后勤的科教中心。
这时，深沉稳重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也坐不住了。他说，曾以贫困闻名的凤阳，去年人均产粮一千七百多斤。他认为城里人不要为局部的暂时的某些副食品涨价而担忧。农村日渐富足，城里人的日子定会越来越好。他举例说了凤阳正在抓八大商品基地中心的建设：猪、牛、禽蛋、水乡、瓜果等。
主持讨论会的代表团团长、省委书记黄璜也笑了。这位目前国内最年轻的省委书记，显得自信、坦然，他会后对记者说：“我对改革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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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劳模迈新步
——记六届人大代表、石家庄市轻工机械厂厂长关哲
本报记者 莫新元
其实关哲并不老，今年才三十二岁，可是若论起当劳模来，他却颇具资历了——从1979年以来，他连年被评为河北省和石家庄市的劳动模范，1983年光荣地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小关是个技术革新能手，他在石家庄市油脂化工厂当工人时，先后搞成了肥皂生产自动化单机和生产线的七八项技术革新，他设计的万能开桶盖扳手、全自动双面封箱机曾获得全国小发明竞赛二等奖。可是这次来北京开会，他谈论得更多的，却是改革。
去年7月，小关调到石家庄市轻工机械厂工作。当时，这个厂由于经营管理不善，长期亏损，新产品上不了，老产品由于质量不好丢了信誉，弄得职工开工资都很困难。全厂七百多名职工一年内就走了一百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市一轻局领导鼓励小关从改革入手，搞承包。
搞承包风险可不小。有人劝小关，这个厂从1958年建厂以来，厂长换了十四茬，没有一个把生产搞上去的。小关当时想，眼下这个厂虽然处于困境，但拥有比较先进、完整的机械加工设备，职工技术素质比较好，只要产品方向选准了，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不愁没有出路。别看小关平时腼腆，上任后却颇有些“大将风度”：他倡导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把懂技术懂业务的人安排到各级领导岗位，并加强了销售队伍；改革分配制度，职工不吃大锅饭；成立了轻工机械研究所，开发新产品。改革给企业带来了活力。今年1月份，这个厂实现利润三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六点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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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速度与效益
——访人大代表、浙江省省长薛驹
本报记者 王学孝
1984年，浙江经济发展较快，全省社会总产值增长24％，其中工农业总产值增长26％，国民收入增长21％。这样的发展速度在浙江历史上是少见的。速度是怎样得来的？今年如何把着眼点放在经济效益上？为此，记者走访了人大代表、浙江省长薛驹。
薛驹说，浙江经济发展快的主要原因是贯彻执行中央调整、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结果。接着，他把浙江的经济归纳为小（小型企业为主）、轻（轻工业为主）、靠（能源和原材料短缺，靠协作和市场调节）型，去年开始由封闭式转向开放，由物资供应、产品销路靠国家转向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小企业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没有原料，自己找米下锅；缺少资金就积极集资；技术人员不足，就到处求援，跑大学、跑科研所；各方面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
薛驹说，“但是，对这种速度要一分为二。速度发展快，既是好事，也带来风险。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速度并不完全是正常的经济效益的增长，而是一种粗放型的、自发的增长。有些不是靠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消耗，而是靠拚设备，拚劳力，盲目追求数量和速度。这样的发展基础是不牢靠的，更谈不上后勤了。同时这种发展速度，也带来了能源、交通、原材料更加紧张。浙江本来就缺煤少电，这一来就更缺了。
“所以，我们在这样大好形势下，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薛驹打着手势，强调说。今年一季度速度继续增长的趋势，已经引起省委和省政府的重视。他们采取措施，要求各市、县不能片面追求速度。从指导思想上要树立经济效益第一的思想，速度服从效益。要把资金投放在技术革新、老企业改造和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设施和薄弱环节上，尽量少铺新摊子，控制新建企业，包括集体企业在内。对企业要考核净收入、上交利税和劳动生产率。把注意力集中在踏踏实实追求经济效益上来。在这样基础上的速度，才是实实在在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