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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掌声与呼声
本报记者 段存章 舒小骅
赵紫阳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激起了热烈掌声。在小组审议会上，人大代表们用切身体会，充分肯定当前的大好形势，代表广大人民支持改革。同时，代表们也对工作中的不足之处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发出了呼声。
广州、武汉等地的代表回顾本地鲜活商品价格放开以来所取得的明显成绩，深切地感受到改革的必要。这几个城市过去经营鲜活商品是采用统购包销的办法，量少质次。近一二年，这些地方开放了鲜活商品市场，开始时价格一度上升，引起不少人的议论、责难。但随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高涨，大量的鲜活商品涌入城市，出现了活鱼、猪肉、蔬菜多中求鲜，价格稳中有降的好局面。代表们说，城市居民对市场“一放就活，一活就多，一多就廉”的情景拍手称快，认识到“还是放开好！”
“我赞成城市经济改革。”广东代表李怡森的发言道出了广大农民的心声。他所在的南海县南沙乡仅六百多户人家。几年来，这个乡大力发展工副业，去年工农业总收入达到一千四百多万元，人均产值六千六百元。他们生产的服装钮扣畅销全国。李怡森预见到城市进行经济改革，居民的生活水平会不断提高，对于服装的需求必然增加，这有利于扩大他们产品的销路。
“应该看到，十亿人口的大国，能够在农业上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胜利。”赵总理这段激动人心的讲话，曾使二十三岁的人大代表、青海省玛多县的放牧员周加一个劲地鼓掌。他在小组会上说：“现在的政策好，草原上的牛羊多了，死的少了。”他家居住在海拔五千米的青藏高原，1983年6月，这里牲畜作价到户，他家分到六百只羊、一百五十头牛、六匹马，不到两年时间，羊繁殖到一千八百只，牛发展到三百七十头，马增加到三十多匹。全家十口人，人均收入一千一百元。去年他家盖起三间新房。他还想买载重汽车和高级录音机。象他这样飞快发展起来的牧业大户在青海不断增多。青海的代表们说，去年全省畜牧业发展是最快的一年。全省仔畜繁殖成活率比前年提高7.2％，成畜死亡率下降了2.3％。广大牧民的生活大有改善。
“我们青海的教育工作，总的感觉，做了大量工作，但问题不少，亟待解决！”这是人大代表、西宁市朝阳小学副校长王毓桂在讨论会上发出的呼声。她在来京之前，曾到郊区教育局、市教育局、省教育厅调查过，感到师资水平低、教师外流、教育经费少、民族教育缓慢、教师生活福利差等问题仍比较突出。据全省七所大专院校统计，教师缺房住的有一千二百多户。西宁市郊区中小学危险房有五千二百多平方米。他们希望有关部门尽快解决。
赵紫阳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全国有少数地方农民的生活还比较困难，我们已经和正在采取许多措施来努力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来自老革命根据地沂蒙山区的几位人大代表对这段话感到格外亲切。临沂地委副书记刘兴武说：“近四年，胡耀邦同志先后两次到沂蒙山区视察，群众很受鼓舞，地委感到很有压力，决心带领群众尽快改变山区贫困面貌。”人大会前，地委几位负责同志带领地直机关一百七十多名干部，重点调查了一百个乡队和一百个工业企业。调查的同志归来说，中央连续四年四个一号文件，使沂蒙山区的农民一年比一年有干头，有盼头。耀邦同志第一次视察沂蒙山区时，全区人均收入三百元以上的大队只有两个，第二年就增加到二百个，去年全区农村人均收入达到了三百元。
“总之一句话，如今的政策好。”人大代表、山东日照县朱曹村党支部书记窦福林说：“我是三年三进京，年年大不同。首都变化大，我们农村变化也不小。如今通往沂蒙山区的铁路已修通，火车快进山啦！”他来京临行前，乡亲们嘱咐说：“见了中央领导，也说说咱农民的愁事：如今收入多了，负担也见重，想办工业，缺煤少电……”
掌声说明代表们对改革充满信心，坚定不移；呼声则使人感到代表们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慎重初战，务求必胜，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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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愿为国家统一尽微薄之力
——访新增补的政协委员吴元龙
本报记者 曾祥平
在新增补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吴元龙是1981年从台湾回大陆定居的工商业者。他说：“我来大陆定居以后，受到党和政府的热情照顾，让我担任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工商联的常委和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最近又增补我为全国政协委员，给我这么高的荣誉，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吴元龙今年五十三岁，出生在台湾省南投县。他大学毕业以后，一直经商。如果以钱财而论，他不可谓不富足。但是，他毅然回大陆定居，那是为什么呢？他说：我的祖先原来居住在大陆，是后来跟着郑成功收复台湾迁移去的。我是定居台湾的第二十代。在小学时，从历史、地理书本上，我了解到祖国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有地大物博的美好河山。我热爱自己的祖国，希望她能成为世界的强国。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后，我感到祖国大有希望，一定会有一个大发展的形势。作为一个民族工商业者，我理所当然要为祖国各地与台湾省之间的“三通”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富强，尽我微薄的力量。
吴元龙回大陆定居以后，立即全力以赴地投入了祖国的四化建设。四年来，他自费走访了二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大小城市一百多个。每到一处，他都认真调查研究，了解那里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经济发展情况，为开展对台贸易作些准备工作。由于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对市场的情况比较了解，许多旅居海外的台胞都来找他牵线搭桥，到祖国大陆做生意。眼下，他正在筹建一家公司，为海外同胞投资、贸易服务。
吴元龙对海峡两岸的“三通”充满了信心。他说：“在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影响下，这几年的‘三通’工作有很大进展。从台湾回来观光的人多了；市场上，台湾的产品也越来越多。我作为定居在大陆的台胞，感到很高兴。”接着，他从工商业的角度，分析了海峡两岸实现“三通”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海峡两岸开展贸易往来，可以促进大陆各省市的经济繁荣，也可以促进台湾省的经济进一步发展。海峡两岸实现通商、通航、通邮，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实现祖国统一。
在邓小平同志的“一国两制”构想的指导下，中英香港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吴元龙谈到这个问题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说：“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协议的正式签署，是解决国际纠纷的范例。台湾回归祖国，是我国内部的事情，更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任何顾虑都是不必要的。中英联合公报发表以后，香港不仅很稳定，而且更加繁荣。现在，世界各国通过香港来大陆经商的人越来越多。各方面的经济随之复苏，房地产也上升了。在香港买房允许二十年分期付款，如果人心不安定，这是不可能的。”
当记者问他对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有什么看法时，他说：“党中央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应该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我回大陆时，政府正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几年来，我亲眼看到经济形势一年比一年好，市场一年比一年兴旺，个体经营的集市贸易发展很快。对改革应该有信心。”接着，他对当前某些机关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了批评意见。他说：“我有很多机会拜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很平易近人，办事利索；但是有些基层干部反而有官气，遇事哼哼哈哈，老是回答‘考虑考虑’，‘研究研究’，这种作风是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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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实事求是 提高经济效益
——访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副省长刘树林
本报记者 莫新元
“搞经济建设，切忌盲目追求产值和增长速度，对于这一点，我们的感受太深了。”一见面，人大代表、吉林省副省长刘树林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刘树林今年四十六岁，但看上去比这个年龄仿佛还要年轻一些。两年前他是省建委副主任。
近年来，吉林省的经济发展形势很好，各项经济指标都有较大幅度增长。去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2.5％，实现利润增长26％，财政收入增长17％，创造了实现利润的增长幅度连续三年超过产值增长幅度的好成绩。刘树林同志说：“我们省基础比较差。这几年经济效益所以比较好，主要是克服了盲目追求速度的思想，从本省实际出发，把注意力从抓产值转到抓经济效益、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上来，以内涵为主发展生产。”
“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刘树林同志笑着说。1980年，省里不少地方盲目铺摊子，一下子上了二十多家洗衣机厂、七十多家钢窗厂。办这些企业，不是吉林省的优势，原料、技术上都有困难。盲目上项目，追求大而全、小而全，效益不但没上去，反而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国有国情，省有省情”，刘树林说，“发展经济首先要正确估计本省在全国所占的地位，要明确自己的优势和劣势。”1982年以来，吉林省根据市场需要和自己的优势，改变了另立炉灶的做法，积极地与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等全国重点企业发展协作配套，既促进了全国重点产品的生产，也带活了一大批企业。过去农村是单一抓粮食，粮食中又是抓产量高的玉米，现在不但搞了多种经营，还发展了粮食、饲料加工业。“长白山真是一块宝地啊！”刘树林兴奋地说，“不光盛产木材，土特产品也很多。人参、鹿茸等名贵中药材就不下千余种。此外，还有猴头、松蘑、花粉、野果、葡萄等等，这些都是发展中药材加工、食品工业、酿造工业的宝贵资源。如果这些资源优势都变成了产品优势、商品优势，何愁经济效益不高！”
吉林省的老企业多。在机械电子工业两万台设备中，役龄在二十至二十五年的占40％，结构落后、效率低的设备占52％。刘树林说：“不改变设备旧、工艺落后、技术水平低的状况，一味去追求产值、产量，只图眼前，不看长远，势必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危害。”1982年以来，吉林省固定资产总投资中用于技术改造措施的投资，由过去不到20％提高到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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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细算改革帐 越算心越亮
——访全国人大代表蒋志坚
本报记者 郑盛丰
28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东面休息大厅里一角，一位中年男代表全神贯注地按动着袖珍电子计算器。
“您在算什么？”我走上去问。
“我在算改革帐。”他抬头看我一眼，又低头算起来。
他是山东省沂蒙山区的代表，名叫蒋志坚。今天下午要在小组会上发言，所以抓紧时间算算帐。
他告诉我，1968年他毕业于天津大学，曾当过六年厂长，现在担任临沂地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他这次来京前，重点调查过两个企业。一个大胆改革，面貌大变；另一个因循守旧，景况不佳。
“那个落后的厂是日照县化肥厂，是该县第一号国营企业，建厂十一年，亏损五百二十七万元。原因何在？我出了几道题，请厂里四十二名中层干部和科室干部当场作书面回答。第一道题：你的直接领导者是谁？第二道题：你直接领导的是谁？连这两道题，多数人都糊里糊涂。”
他把话题转到改革较好的另一家企业。“那是临沂市农药厂。这家拥有约五百名职工的企业，改革前的1982年盈利不过九百元。1983年实行层层经济承包，责、权、利到人，当年盈利八十五万元，增九百多倍。在改革后的这家工厂，我亲眼看到两个女工为一分钟之差发生争吵。这个说她9时14分给对方供料，对方说是9时15分才供料。为什么争一分钟？因为经济承包每一分钟都有经济指标。改革，使懒人变勤，时间升值了。我算改革帐，就为了在讨论时用事实说明改革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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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彭冲关心新闻记者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三月二十八日下午来到江苏代表团驻地看望代表，随后参加了部分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审议。他听说新闻单位的记者也来旁听时，高兴地和记者们握手，亲切询问记者是哪个单位的。
彭冲仔细倾听代表的发言。当连云港市负责同志谈到开放后港口的吞吐能力变化时，彭冲插话说：“你要给记者们说个基数，不然他们听不懂。”有的代表发言时江苏口音很重，彭冲和江苏省领导同志怕记者听不清楚，不时地进行“翻译”。 （黄文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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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京西宾馆服务周到
“衣服扣子掉了，她们给缝上了。”
“熨洗衣服，叠好送来了。”
“来客了，立即送来了茶杯。”
住在京西宾馆的四百多名代表，一致称赞服务员热情、细心、服务周到。京西宾馆为迎接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召开，全面清扫了卫生，增添了必要的设备，精心作了安排。无论是服务、膳食、医疗，都使代表们感到满意。 （欧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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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从小事看学风
这几天，在人大江西代表团驻地，代表们正传颂着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教师热情助人的事迹。
江西代表团工作人员杨田福同志来京前，一位同志委托他向清华大学了解报考无线电系电子线路助教进修班的有关事宜。三月二十六日上午他给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打电话，发现该系安装的是自动录音电话。他对着话筒说了所要询问的问题和姓名、电话号码、地址。当天下午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邱惜清老师便给杨来电话答复。因杨外出开会，未联系上。次日该系陈杰同志便来驻地面复，并送来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电子线路助教进修班招生简章。三月二十八日上午杨田福又收到了邱惜清老师一封热情洋溢的短信，信中说，如有不清楚的地方，请再联系。杨田福感动地说：“从小事可以看出学风。”（李志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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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图片新闻
人大代表活动剪影
本报记者 张雅心摄
3月29日，出席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的西藏、甘肃、宁夏、内蒙古的藏族、蒙古族、东乡族、回族、保安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等代表在住地畅谈家乡的大好形势。
3月29日，六届人大三次会议进行分组审议。下图为藏族代表达瓦更巴（左一）、桑珠（左二）、仁增旺杰（右二）、普芝（右一）在一起认真审议赵紫阳总理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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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发明者的心愿
——访人大常委、国家发明奖获得者陈惠波
本报记者 魏亚南
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陈惠波，是国家两项发明奖获得者。应用他的一等发明奖成果——二辊斜轧穿孔机斜轧曲线和复合曲线轧辊轧制无缝钢管，可成倍地提高生产效率。六届三次人代会期间，记者采访问及他发明成果的应用情况时，陈惠波感慨地说：“时间过去快两年了，发明还没有很好地应用。看来要想顺利推广使用，还得靠科技体制改革的东风！”
陈惠波的发明是跨行业的，成果应用属于冶金行业，而生产试验一直是在他所在的太原重型机器厂进行的。尽管厂里给他拨人、拨款、拨设备做生产试验，但总避免不了“不务正业”之嫌。正是这种现存的不合理的体制，使得这项发明一时不能用于生产。陈惠波说：“中央作出的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是1978年科学大会以来科学技术的第二次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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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善始善终地落实党的政策
——记全国政协委员陈方伯的一次谈话
本报记者 于国厚
七十五岁高龄的陈方伯委员，三十年代毕业于南开大学，已在新疆生活了半个世纪，现任民革新疆区委会副主任委员、乌鲁木齐联合职业大学名誉校长。解放前，他曾任县长、新疆教育厅副厅长。在新疆九·二五起义的历史关头，陈老多方奔走，促进起义，是起义通电签字人之一。解放后，因追究历史问题，受到错误的处理。1979年，他政治上得到彻底平反。这几年，有关部门又逐步给他落实了住房、工资待遇等方面的政策。在这次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陈老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了落实党的政策的重要性。他说：
这次政协会议提出要继续落实政协委员和有关人士的政策，做到善始善终，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也有人认为，政策落实多年了，差不多啦。这种厌烦情绪是要不得的。我认为，落实政策的工作应继续做好，一些遗留问题应抓紧进行解决。人家自己把事情摆出来，把意见提出来，这说明党的威信高了，形势好了，做落实党的政策工作的同志应该欢迎。比较起来，基层“左”的影响更多些，有关部门应该耐心地认真地落实有关人员的政策。
落实人的政策，对促进安定团结的局面，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很大作用。就拿我来说吧，自从给我平反以后，我觉得年轻了许多，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很快，我和几位民主党派的同志联合集资创办了“乌鲁木齐联合职业大学”，我担任副校长，和大家苦干了四年盖起教学楼。现在学校设有十八个专业，分大专、中专、短期培训班，在校学生达九百多人。我们实行自费走读，不包分配，对口推荐，择优录用的办法，也受到欢迎。有句古话叫做“士为知己者死”，共产党胸襟宽广，对我们诚心相待，为四化，我要心甘情愿地献出毕生精力。
我在新疆一大家子人，儿子、孙子辈加起来三十二口人。以前因为我的问题，儿孙们入党提干受到影响，我心里很不安。这几年他们有的入了党，入了团，提了干，干工作的劲头大着呢！解放前，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有的到了台湾，有的到了外国。我愿为统一祖国，作出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