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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哲学研究面临的新问题
——广东部分青年哲学工作者座谈哲学研究的改革
广东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与《羊城晚报》、《学术研究》、《开拓者》编辑部联合邀请部分青年哲学工作者，围绕哲学如何适应改革的要求，座谈讨论哲学研究的改革问题。
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改革不仅是当代中国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也是世界性的潮流，它与蓬勃发展的技术革命一起，给当代社会注入了新的巨大的活力。这就给哲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课题。哲学研究不应甘做黄昏才起飞的猫头鹰，而应该做清晨报晓的雄鸡，发时代之先声。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成为我国改革运动的指导，从总体上反映和把握改革运动的进程，对改革的总目标和前途进行哲学的分析，勾勒出它的基本特征和前景。
许多同志认为，当前我国的哲学和哲学研究与这种新情况很不适应。主要表现在：一是哲学内容老化，体系僵化，不能追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在广阔的领域和较深的层次上揭示其运动规律；二是研究方法机械、片面，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背离哲学探索未知的本质和职能，搞教条式、标签式的考据注释，把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保守的哲学；三是学术研究缺乏自由探索的精神环境，混淆政治与学术的界限，压抑不同学派和不同观点，还没有真正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四是与国外进行哲学社会科学交流的渠道还很不畅通，哲学研究仍然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视野狭窄、思想不开放；五是不少哲学工作者在实践上缺乏感性经验，在知识上缺乏对自然科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的了解，知识结构单一，基础薄弱，创造力不强。只有充分认识和根本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我们的哲学才能繁荣和发展，实现自己在改革中的职能和使命。
与会的同志认为，哲学在改革中的职能和作用应是多方面的。第一、哲学研究要面向改革中的新问题，对各种新问题进行哲学分析，抽象出新的原理，作出新的回答，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注入新的血液。第二、要为科学的决策提供新方法，消化和吸收各门新学科提供的思想资料，用现代科学提供新的认识工具，把抽象的哲学原理具体化，使之与决策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第三、要指导社会新观念的建立。社会生活的观念更新，是四化建设发展的客观要求，哲学应提供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导人们从现代科学发展和世界文明一体化的高度，看待中国传统文明的利弊，在批判封建观念和抵制资本主义文化的腐朽方面的同时，促进思想文化层次上的开放与信息交流，建立和发展有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新观念。第四、要对改革过程的经验和规律做出新的概括。四化建设和改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间的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都要从哲学上加以总结和概括，才能指导我们不断认识改革的客观必然性，在改革中获得自由。
有的同志提出，哲学的普及是应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哲学工作者必须迈开双脚，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倾听群众的呼声，反映实践的要求，写出有新的观点、新的表述、新的语言、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哲学论著。为了适应四化的需要，应把哲学渗透到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实用范围，增强哲学普及工作的感染力、吸引力和生命力。大家认为，我们这一代青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生逢改革盛世，与改革的未来息息相关，树立创新的勇气，投身改革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光荣而艰巨的历史责任。
（钟阳胜 杨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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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革命史
东江纵队的抗日斗争
广东东江地区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地区。东江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先后派张文彬、廖承志到广东和香港，加强组织工作和统战工作，准备开展抗日斗争。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军望风而逃。21日广州即告失陷。10月13日，党中央指示要在东江敌后开拓游击区。廖承志根据这个精神，在香港与曾生等研究开展东江敌后游击战争问题，决定由曾生等带领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到惠阳县去组织人民抗日武装。10月底，党的惠（阳）、宝（安）工委成立，曾生任书记。通过地方党组织和统战关系，弄到了部分枪支，于12月2日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曾生任总队长。随即发动群众，打击敌伪，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日军在大亚湾一登陆，中共东莞中心县委立即决定建立一支抗日武装。10月13日，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成立，王作尧任队长，20日即与日军作战。11月下旬，东（莞）、宝（安）边工委成立。1939年元旦，东、宝、惠边人民游击大队成立，王作尧任大队长。为了加强对东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中共东江特委于1939年2月成立，林平（尹林平）任书记。5月成立了东江军委，9月又举办了游击训练班，为部队培训了近百名军事骨干。
党中央和广东省委十分关怀东江人民抗日武装，除派去军事干部加强部队领导外，为了适应统战工作的需要，还指示这部分武装不公开使用党领导的名义。这样，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于1939年4月改为第四战区第四游击挺进纵队直辖第二大队；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于5月改为第四战区第三游击挺进纵队新编大队，先后取得了国民党部队的番号，但仍保持完全的独立性。这种合法地位，更有利于发动群众和取得华侨及港澳同胞的支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海外华侨及港澳同胞的支持下，部队逐步发展壮大，不断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初步打开了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到1939年底，部队发展到七百人左右。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当局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在东江地区，他们先是想借日本人之手削弱曾、王两部，不料曾、王两部越战越强；后来又施展拉拢、诱惑的手段，也没有得逞。于是在1939年底开始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对我东江部队悍然发动军事进攻。1940年3、4月间，广东国民党当局纠集三千余人的武装部队，以优势兵力向曾、王两部发起围攻，东江人民抗日武装被迫转移至海陆丰地区。
6月初，廖承志由香港转来中央书记处5月8日电示，要曾、王两部返回东、宝、惠地区坚持斗争。根据这一正确指示，曾、王两部于9月返回宝安。为加强部队的领导，省委决定林平兼任曾、王二部政委。9月中，东江特委和军委在宝安县上下坪召开了部队干部会议，确定坚持开展敌后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将曾、王两部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第五大队。会后，分别挺进东莞县大岭山区和宝安县阳台山区，建立根据地。
1941年6月10日，驻东莞的日军长濑大队四百余人及伪军二百余人，分两路奔袭大岭山抗日根据地中心区百花洞，妄图一举消灭第三大队主力。当日伪军进入百花洞附近时，部队和各乡抗日自卫队抢占四周高地，乘敌立足未稳，以密集火力给敌军突然打击。第一中队发起冲锋，和敌人展开白刃战。大队部和第二、三中队利用这个时机，将敌人严密地包围起来。敌军两次施放烟雾掩护，发动数次冲锋，也未能突围。直到12日，广州、石龙之敌出动一千余人，才将他们接应回去。这次战斗，敌死伤约六十人，大队长长濑在突围时被击毙，枪支弹药和战马损失严重。日军哀鸣道：“这是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下旬占领香港。这时，周恩来打电报给廖承志，让他组织力量，想尽一切办法将被困在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经过省委、香港党组织和部队的周密部署和三个月的紧张工作，克服了许多艰难险阻，抢救出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七八百人，并护送他们到达大后方。同时抢救出来的还有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夫人、国民党官员陈汝棠等，以及国际友人近百人，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这一次行动，在国内外获得良好的赞誉，得到党中央的表扬。
1942年是东江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一年。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两面夹攻抗日军民。这一年又发生严重旱灾，更增加了困难。但是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南方工委于1942年1月在宝安县白石龙村召开会议，总结了部队三年来的成绩和经验，决定了当前的方针政策，将部队名称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于广大军民同心协力，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扫荡”和围攻。进入1943年，国际形势发生有利的变化，东江人民抗日武装也主动出击敌人，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部队和根据地都得到发展。部队人数从1942年2月的一千五百余人增加到1943年底的四千余人。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党中央指示将部队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1943年12月2日，东江纵队正式宣告成立。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林平，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杨康华。公开发表了《东江纵队成立宣言》，宣布东江纵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1944年元旦，在惠阳县坪山召开大会，庆祝东江纵队成立。纵队领导人发布了《就职通电》。
东江纵队成立后，更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壮大力量；同时抓紧部队的建设工作，成立了东江军政干校，广泛开展练兵活动和杀敌竞赛。东江抗日根据地也抓紧建设，普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成立民众抗日团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到1944年8月，根据地和游击区人口达一百二十万以上。
东江纵队积极开展了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曾营救出从香港日军集中营逃跑出来的国际友人和遇险的盟军飞行员多名。还应美军要求，经党中央批准，与盟军合作共同设立了情报站和电台，向盟军提供有关日军的情报。
1944年秋，东江纵队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粤北，一度解放清远县城。1945年初，又派出两个支队开辟了罗浮山区抗日根据地；并组建第六、七支队，挺进惠东、海丰、陆丰地区。同年8月，集中主力一千余人，挺进粤赣湘边区，迎接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开辟五岭根据地。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由于美蒋的阻挠，各地日伪军拒绝向我军缴械。东江纵队向拒绝投降的敌人展开进攻，到9月底，解放了东江两岸、沿海地区和粤北的城镇六十余处，缴获一批武器和物资，收复大片国土。
八年抗战中，东江纵队在党的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成为一支一万一千多人的队伍。在远离党中央，远离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孤悬敌后，处于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夹击的情况下，紧密依靠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转战东江两岸，深入港九敌后，挺进粤北山区，英勇打击敌人，积极配合全国抗日战场和盟军对日作战。在东江和北江广大地区，建立了根据地和游击区，总面积约六万平方里，人口四百五十万人以上，对日伪军作战一千四百余次，共消灭敌伪军一万余人。他们神出鬼没，采用灵活隐蔽的方式，经常使敌人猝不及防，被广大人民看作传奇式的英雄。因此，东江纵队终于成为中外共知的华南抗日战场上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一面旗帜，对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为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对东江纵队进行长期的军事围攻。1946年6月，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东江纵队北撤山东。以后扩大为两广纵队，编入第三野战军。北撤时留下的小股部队后来发展成粤赣湘边纵队，最后与随第四野战军南下的两广纵队会合，参加了解放广州和广东全境的战斗。
（李小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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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读《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
李泽厚
由汝信、王树人、余丽嫦主编的八卷本《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一卷出版了。主编要我写几句话。由于时间关系，我还没来得及仔细读，只能谈点感想。
我是一直有点“偏袒”西方哲学史的。记得还是当大学生的时候，自己在开始研究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些问题，却有意识地集中相当力量学西方哲学史。当时主要是读著名西方哲学家的原著，觉得受益匪浅。所以我以后就总对愿意学哲学的研究生、大学生们说，只读几本辩证唯物论的教科书是很不够的，还必需学些西方哲学史。并且我还以为，如果不认真学习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也是搞不好的。我把西方哲学史看作是哲学的基本功之一，而中国哲学史则不是（原因何在，此处不谈）。这几乎成了自己一种相当顽固的主张，尽管风吹雨打，也迄无改变。今年我招考美学原理和中国美学史的研究生，便不考中国哲学史、中国美学史，却考西方哲学史。
学习西方哲学史，恐怕并不在于去死记硬背谁是唯物论、谁是唯心论，以及机械唯物论有几个特征、辩证法有几条规律之类，这样学大概没有多少益处，而且还可能越学越愚蠢。据说哲学一词在希腊的原意是“爱智”。我想，哲学或哲学家的特征之一，常常是在一般人觉得没问题或不成问题的地方，偏偏提出了问题。加上哲学有个刨根问底的习惯，于是所提出所讨论的问题便经常带有根本性、全局性，从而给人以很大启发。在充满了神话传说和宗教迷信的时代，米利都的哲学家们企图在某种事物中为这个变幻纷纭的感性世界找一个永恒常住的单一本体，“水”？“无限”？“气”？具体的答案当然不对，现在看来而且离奇，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他们提出了无限多样性的统一亦即世界的统一性这个巨大问题。西方哲学也正是从这里开了头，由此，才有毕达哥拉斯用数来解说世界，一直到巴门尼德的那个著名的“不动的一”，一直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一直到今天。
在希腊哲学中，我是有点偏爱毕达哥拉斯和巴门尼德的。我总觉得他们提出的问题如数的结构与各种事物以及整个世界存在的关系；如“存在”究竟是什么，“存在”范畴的存在意义等等，都似乎是至今仍可以继续思索的有趣课题。它的有趣并不在于对眼前现实问题有何直接助益，而似乎更在于它对思想的启悟和训练，使人们在科学、艺术以至日常生活、工作方法上变得更聪明、更灵敏、更喜欢深思和更愿意探索一些……
有如“编者的话”中所说，这部评传注意到了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和教学的空白和薄弱环节，尽力作了填补和扩充。上述两位大抵也属于这个范畴，他们过去经常被带上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帽子而大遭贬斥或摒弃，结果却忽视了他们所提出问题的重要意义和永恒价值。这本《评传》的填补和扩充确是一件好事，而且补得也非常之好。例如，讲巴门尼德时，还提出为什么“存在”在希腊哲学中是一个基本内容，而在中国先秦哲学中，“存在范畴几乎未涉及到”，作者认为，原因在于两国语言的差别（第195—196页）。尽管恐怕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但作者指出“语言的区别对思维是起了作用的”，却仍是很有道理的，并由此使我想起自己关于思维应注意突破现成语言的约束限定的看法而感到有所启发。这个例子表明《评传》吸取了当代国外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成果，而这，在目前是做得还不够的。
在匆忙读过的一些篇章中，我感到书的水平在国内同类著作中已大大向前进了一步。它不复再是那种单调的千篇一律或漫画式的“两军对战”，而是力求客观地叙述哲学家的生平和思想，并企图从中找出其固有的规律来。例如对苏格拉底的分析，作者揭示出苏格拉底的“理念”比巴门尼德的“存在”发展了一步，是由感觉主义经验主义向理性主义过渡的“中心环节”，是一种由“自然”到“自我”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预演”（第472页），等等。尽管可以有不同看法，但这种提纲挈领概括全局的论述，会使人因接触到哲学史发展的内在必然逻辑而感到欣喜的。
由此联想到汝信同志在“序”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哲学有否个性特征：“我们的看法和黑格尔正好相反……每一种哲学学说，……也不能不带有哲学家个人的特殊性……怎么能够设想人类思维的花朵——哲学不具有丰富多彩的个性呢”（第5—6页）。这里涉及必然偶然的重要问题。黑格尔是强调必然性的，特别在哲学史的领域：“哲学史上的事实和活动有这样的特点，即人格和个人的性格并不十分渗入它的内容和实质。与此相反，在政治和历史中，个人凭借他的性情、才能、情感的特点，性格的坚强或软弱，概括点说，凭借他个人之所以为个人的条件，就成为行为和事件的主体”。我在自己的著作中则强调要重视偶然性。不过，在哲学史、思想史领域与政治史等领域，偶然与必然的关系会是同样的吗？我曾以推崇康德和不满意黑格尔被目为“污染”，挨人骂过，而在这一点上我倒也许更接近于黑格尔。可是，另一方面，我又想，科学定理无个性可言，文学艺术则恰恰相反，那么，哲学又如何呢？我们既然并不把哲学完全等同于科学，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有个性呢？但哲学的个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又如何与哲学家的个性相联系呢？……这不都是些问题吗？既然哲学的任务本在提出问题，引人超越有限而并不一定解答，那么在本书开头所提出的这个问题，不就早已超出为论证哲学史评传体裁的必要性这个有限目的了吗？
说到《评传》体裁，我想起了都兰（WillDurant）的《哲学的故事》一书。这书出版于二十年代，写得通俗有趣，生动易懂，文笔很好，所以印行数十版，至今风行未歇。我祝愿我们的这套《评传》在不断改进的基础上，也可以历久不衰。
（注：《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现已出版至第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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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学会和善于运用经济调节手段
去年年底，中国计划学会、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中心和计划经济研究所在福州召开了全国指导性计划讨论会。会上，代表们对于如何更好地运用经济调节手段，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意见。
（一）要全面理解经济调节手段的范围。许多同志指出，经济调节手段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价格、税收、信贷、财政补贴、工资、奖金、利润等，它们从价值形态上联系着各方面的经济收益，是经济手段的主要方面；二是国家直接掌握的一部分资金、外汇和重要物资。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虽然也运用价格、税收、信贷、补贴、利润等价值范畴，但更多的是作为平衡财政收支、核算企业盈亏的工具，没有把它们作为调节经济运转的手段，因此这些价值范畴在经济生活中的应有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有的同志还提出，经济手段也包括经济政策和其它经济措施等。
（二）要正确认识经济杠杆的功能和作用。许多同志认为，经济杠杆具有调节社会经济生活整体运转和个别部分运转两方面的功能，也就是说，经济杠杆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宏观经济方面，同时也体现在微观经济方面。从调节国民收入在积累与消费之间，国家、集体与城乡劳动者之间的分配，以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控制物价总指数等方面看，是从宏观经济上发生作用；从调节某种产品的产需和劳务活动方面看，是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个别环节或个别部分上发生作用。在经济计划工作中，应该同时重视这两个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不能偏废。
（三）要真正把运用经济杠杆同国家计划密切结合起来。不少同志提出，这方面应当注意掌握好以下三点：一是要把握好各种经济杠杆的独立性和联系性。各种经济杠杆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同时又相互影响，因此必须注意各种经济杠杆作用的联系性、协调性和组合性，避免互相掣肘，抵消力量，甚至造成经济生活的混乱。二是要把握好经济杠杆的经济性和行政性。有些同志认为，经济杠杆具有经济性和行政性两重属性。从调节经济利害关系以引导企业活动方面来看，它们体现着经济性。但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杠杆的作用都是由国家规定，通常以行政办法颁发施行，从这方面看，它们又具有行政属性。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杠杆的这两重属性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三是要把握好经济杠杆运用和国家计划运行的同步性和统一性。大家认为，要使经济杠杆成为实现国家计划的有效手段，必须将经济杠杆的运用以及有关方面的价值指标，纳入统一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把运用经济杠杆贯穿于指导性计划的编制、执行、调整的各个环节，真正使之成为国家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要正确实行经济杠杆分级管理的原则。大家认为，不改变目前各种经济杠杆管理过分集中的体制，指导性计划的扩大和实施难以有效进行。如何实行经济杠杆的分级管理？有些同志从不同侧面提出了一些原则界限。例如对价格管理，有些同志提出，可以按照商品在国计民生中的地位，分为人民生活必需品、一般消费品和属于享受资料的高中档消费品三个层次，结合计划管理的三种形式，分别由中央、地方和企业进行管理，并相应实行国家统一价、浮动价和自由价等。 （洪琦 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