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体制改革的经济环境和宏观调节问题
王积业
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它给整个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各方面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在大好形势下，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注意研究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当前宏观经济某些方面出现的失衡现象，如消费基金增长过快，部分商品价格上涨幅度较大等，提醒我们必须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加强宏观调节，努力保持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相对平衡，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什么样的经济环境
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什么样的经济环境，人们可以列举许多方面，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下列几条：
要有适当的留有余地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样的速度，既是改革的体现（不是唯一的）又是进一步改革的条件。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经济增长速度过高，会把经济关系绷得很紧，既不利于进一步理顺经济关系，把主要注意力转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又不能为处理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留有回旋余地。因此，改革要有宽松的经济环境，首先经济增长速度要留有余地，切忌片面追求高速度。
重大比例关系要大体协调，产业结构要趋向合理。协调的比例关系只有建立在合理的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才能巩固和持久。合理的产业结构又要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而调整变化。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又需要有个过程，总是跟不上需求结构的变化。这些情况决定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只能在动态中求平衡，在需求结构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中求协调。只要大体上实现这种平衡和协调，就会给改革提供有利的条件。
经济效益要有所好转，特别是宏观经济效益要得到改善。诚然，从整体上说改革带来的效益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显露出来，但改革对改善经营管理所起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资金利用效果的提高和产品物资消耗的降低，应该成为改革的近期目标。这样才能在改革中缓解资金和物资的紧张状况，靠提高经济效益来支持改革。
市场和金融要比较稳定。体制改革需要的经济环境，集中地反映在市场和金融上面。市场是供求关系的总和，供求关系大体平衡，又必须以资金的供给和需求、货币的供给和需求的基本平衡为前提。在体制改革进程中，国家必须领导市场、把握市场、左右市场，而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整个市场的核心是包括外汇在内的金融市场。所以，搞好信贷平衡和外汇平衡，对于保障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是极端重要的。
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特别是积累加消费的总需求与国民收入总供给要保持平衡。这里既有总量的平衡，又有结构性平衡，两者互相影响。在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的场合，即使存在结构性不平衡，由于调整的余地比较大，一般会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宽松的经济环境。在社会总供给显著小于社会总需求的场合，往往同时伴随有结构性不平衡，这些都会给体制改革带来一些困难。这时，为了保证体制改革的健康发展，宏观决策的重点要适时转向调节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和衔接，体制改革也要适当放慢步伐，以适应整个经济的承担能力。
以上是就改革的一般经济环境来讲的。在改革的初期，要求完全具备上述条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有的条件要在改革进程中方能逐步完善起来。
当前体制改革所处的经济环境
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农村改革取得重大成功，工业企业开展扩权试点并取得初步成效，经过调整过大规模的基本建设被压了下来，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趋于合理，工农业生产持续增长，人民生活逐步改善，某些商品出现“买方市场”的条件下起步的。总的说来，体制改革面临着比较良好的经济环境。同时也必须看到，体制改革的展开，又会影响经济环境的变化，这些变化既可以为下一步改革创造更有利的经济环境，也会由于改革中未能解决不可避免出现的新矛盾，而给改革带来一些新困难。这主要是指：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进行的。这里既有旧体制的瓦解和新体制逐步建立的衔接问题，又有新旧体制两种机制的交互作用问题。所有这些，要求宏观调节有较高的水平，做好政策衔接，以驾驭改革过程中整个经济的运行。如果宏观调节跟不上，就会顾此失彼，甚至分辨不清不正常的经济现象中，哪些是旧体制还在起作用的结果，哪些是由于新体制还不健全造成的。
第二，在双重体制下，全民所有制企业正处在由产品生产者向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过渡的过程中。处于双重体制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如果盈亏责任制不落实，经济核算不健全，既可继续吃旧体制的“大锅饭”，又可以得到商品生产者的利益。企业生产既有靠国家平价供应的部分，又有议购议销和市场调节的部分。由于存在双重流通渠道和双重价格，有的企业就可以不靠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经济效益，而靠涨价和价差去获得更多的利益，但社会财富并不因此有所增加。如果宏观调节只考虑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一面，而不考虑或者削弱宏观平衡，国家就难以拥有足够的财力和物力搞改革。
第三，随着体制改革的展开，整个经济处在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化的过程中，经济发展的横向联系日益扩大。从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化，必然会同原有体制发生种种矛盾，而适应开放型经济的体制又不可能一下子建立起来，所以，资金和物资分散是难以避免的。在这种复杂的经济环境中，一方面改革的步子要稳妥；一方面从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要有步骤地过渡，不能全面铺开，齐头并进。宏观调节要把这两个方面切实而妥善地结合起来，使改革有利于开放，开放带来的好处用于支持改革。
第四，在体制改革过程中，无论是企业还是部门和地方，都面临着从权、责、利脱节向权、责、利相结合的转变。扩权的同时，如果不明确责任，就会带来更大范围的“大锅饭”。搞好权、责、利相结合，使之既有利于搞活微观，又能加强宏观控制，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需要有个摸索和实践的过程。这个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之前，资金和物资的利用效果不大可能有显著的提高，国家财政经济状况也不可能有根本的好转。
第五，在体制改革过程中，计划体制正在从以指令性计划为主向以指导性计划为主转变。在这个过程中，缩小指令性计划的同时本应代之以指导性计划或市场调节，但由于经济杠杆不合理和不配套，指导性计划还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样一来，国家直接控制的经济活动的范围日趋缩小，间接控制的部分又由于调节手段不完善而力不从心，宏观经济出现某些盲目性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六，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产业结构也在进行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的需求结构。如果对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不进行有计划的管理和控制，产业结构是很难适应需求及其结构的变化的。在既定的生产规模和生产结构下，消费需求过大，部分消费需求不能转化为现实的消费，形成结余购买力。如果物价基本稳定或者银行吸收结余购买力的能力很强并有效地加以使用，那也算不了什么问题。而在商品紧缺的情况下，过大的消费需求就会构成对市场的较大压力，影响物价稳定，更影响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处的是一种动态经济环境。当前，改革的重点是工资制度和价格体系。这两项改革难度很大，又非改不可。这就要求我们在动态变化中努力为工资制度和价格体系的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避免宏观经济失控，避免价格大波动，避免宏观决策发生大的失误。
加强宏观调节，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增加社会供给的总量，一方面改革原有的分配关系，扩大社会需求的总量。搞好这种日益增加的社会供给和社会需求的总量及其结构的平衡，主要靠强有力的宏观调节来实现。同时也要看到，社会供给和社会需求在总量上和结构上的平衡状况，又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不妨做这样的设想：当社会总需求不超过社会总供给，而总需求和总供给在结构上又大体适应的时候，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迈出较大的步伐，即使出现问题，宏观调节的余地也比较大。当社会总需求同社会总供给在总量上基本平衡，结构亦大体适应的时候，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迈出中等的步伐，即使出现问题，用体制改革带来的活力及其所提供的财力物力，也可以调剂由难以预料的需求扩张所产生的矛盾。当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在总量上基本平衡但存在严重结构性不平衡的时候，调整产业结构的任务就更为紧迫和繁重，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不宜过大，要在产业结构得到合理调整后再迈出较大的步伐。当社会总需求显著超过社会总供给，又存在着结构性不平衡的时候，宏观调节的重点要适时转向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增长，使它同社会总供给保持平衡衔接，以便为调整产业结构和体制改革创造出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这时，经济体制改革只能走小步。
总起来说，经济体制改革每迈出一步，都要瞻前顾后，看看左邻右舍，看看迈出的步伐对调整产业结构是否有利，对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相对平衡是否有利。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放宽宏观调节的视野，把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当前宏观调节的关键所在。具体地说：
第一，要把宏观经济的计划安排同体制改革的实施步骤切实协调起来，在平衡的基础上统一决策，在决策的指导下搞好平衡。宏观计划安排，不能只着眼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还必须考虑改革，预测改革可能带来的活力和影响。过去讲宏观平衡主要着眼于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现在不够了，要把改革加进去；过去讲宏观平衡主要着眼于国内资源和需要，现在不够了，要把对外开放加进去；过去讲宏观平衡主要着眼于实物平衡，现在不够了，要把货币、资金的供给和需求的平衡突出起来。在总体平衡的基础上，根据国家财力物力的承受能力，具体确定改革的步伐。
第二，要把宏观经济管住管好同微观经济放开放活统一起来。在体制改革进程中，要努力寻找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相统一的结合点。从确保积累加消费的总需求同国民收入总供给的平衡角度来看，扩大企业自主权要同建立严格的经济责任制同步进行，在生产领域投入与产出挂钩，在分配领域劳动报酬与经济效益挂钩，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上控制消费需求的过快增长，使之同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相适应；控制投资需求的过快增长，使之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相适应。这里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速度要适当，这样，才能把偏大的投资规模压下来。
第三，要有正确的消费政策。目前我国出现的消费需求增长过猛，是在农业连年丰收、工业持续高速度增长的情况下出现的。从生产结构来说，一方面粮食、棉花和一些工业日用消费品大量增产，一方面有些商品又货不对路，大量积压，而许多高中档耐用消费品和一些副食品又供不应求，甚至有些商品经常脱销。从需求结构来说，主要是消费领域比较狭窄，商品性消费比重不高，自给性、供给或半供给性消费比重偏大；物质性消费多，服务性消费少；物质性消费又往往集中于少数商品，服务性消费价格又偏低。因此，在加紧调整产业结构（包括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既要扩大消费、提高消费，又要在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基础上，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引导消费，指导消费，使消费既能促进生产，又能扩大市场。
第四，要发挥市场机制调节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功能。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不是自发地起作用，不是听命于市场供求关系的任意摆布。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既要考虑供求关系，还必须考虑产业结构和消费政策，以便有计划地调节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在市场机制中，要注意研究和运用金融市场机制，特别要调节好外汇收支。保持外汇收支平衡乃至略有结余，是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相对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采取得力措施，多出口、多创汇，这样才能多引进、多进口，以加速国内经济的发展，在开放型经济环境里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当前加强宏观调节，说到底，就是要使积累加消费的总需求不过多地超过国民收入总供给，这是货币适度发行、信贷收支基本平衡、防止投资规模偏大和物价较大波动的先决条件。实现宏观调节的这个目标，就能把改革放在更加稳妥的基础上，为它创造出更好的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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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思想也不能搞封锁
叶秋
对外开放，不仅仅是经济上要开放，思想文化也该开放。不少人对于前者津津乐道，而对于后者却讳莫如深。这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近年来，随着对外经济大门的打开，西方的思想文化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渗透进来。有人觉得这太可怕，以为思想大门一开，我们的思想领域将为资产阶级思想所占领，万万要不得，还是闭关锁国的好。在我看来，不必那么紧张。思想文化的开放也是大势所趋，搞思想上的闭关锁国是违反客观规律的。笔者是有志于从事理论工作的。理论研究怎么搞？继承前人文化遗产固然重要，及时吸收他人新的思想成果也不可轻视。长期以来，我们有个怪毛病，科技成果可以吸收，思想成果却不能吸收。难道当代世界，除了中国以外，就没有进步的思想、合理的思想了吗？我看不见得。可是，目前的情况是，你要研究西方理论吗？有些问题、学说、观点，偏就找不到有关的原著。据说有人读过了，说那是有害的，你就不用读了，更不用研究了。要研究也行，也只能进行“批判”，即找一找其中有多少条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相悖的。
托人从国外带了两本原著，浏览了一下，顿开茅塞，也就开始觉得，西方的理论并不象某些人说得那么一团糟。存在主义也好，弗洛依德学说也好，行为科学也好，总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吧？一个新的理论、学说、观点产生了，不妨先看一看，先不要给它冠以“资产阶级的”、“地地道道反动的”之类的帽子，打入冷宫。了解一点别人的思想理论没有坏处。
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同外界接触，放在“保险柜”里，是要退化的。生物界是杂交产生优势，用在这里不一定确切。但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斗争才有进步，只有斗争着的理论才是有生命力的。恩格斯赞誉思维着的精神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它对任何理论学说都不应当害怕。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封锁的打破，各种思潮会蜂拥进来，即使可能会有些混乱，但也不用怕。人们通过比较鉴别，马克思主义在人们的头脑里将会更加牢固，马克思主义将在中国大地上成为“最美丽的花朵”。
（原载《工人日报》，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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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企业为什么要有扩大再生产的权力？
马镔
社会主义社会全民所有制企业大规模的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应该由国家来进行，企业的大规模的扩建、改造也应该纳入国家计划。但与此同时，全民所有制企业也应该拥有一定的扩大再生产的权力，拥有一定的自行积累、自行投资的权力。这是由社会主义再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
首先，社会主义生产是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对各种产品（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需求是不断增长的。一般说来，满足这种需求，主要靠现有企业的增产。这样，现有企业的生产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原有的规模上，而有不断增长的趋势。
其次，新的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要求企业及时进行更新改造，不断革新产品设计，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当然，企业大规模的技术改造需要依靠国家投资，但是企业原有设备的维修、更新，也不应搞“复制古董”，而必须进行必要与可能的革新、改造。这样，在维修和更新设备时，除了大修理基金和折旧基金外，往往需要适当追加投资。由于技术的发展，促使社会对产品的需要不断变化，这就要求企业的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围绕新产品的设计、试制、投产，也必须改进、革新设备，采用新工艺、新技术，因而企业不能没有适当的追加的投资。况且产品的更新，还会带来社会对新产品的需求数量的增加，从而推动企业扩大生产的规模。
第三，在进行内含的扩大再生产的同时，往往需要伴随着一定范围的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原有企业扩大生产时，应该以内含的扩大再生产为主，也就是说，应该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物资消耗、改进技术，而不应在企业内部搞不必要的外延扩大再生产。不过，内含的扩大再生产与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又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在实行内含扩大再生产的同时，往往需要增加技术力量，添置新的设备，在老厂内建立一个新车间，在车间内增添一套新设备，在原有的设备上增加一副新装置，等等。这样做能够事半功倍，提高经济效益。为了满足这类要求，仅靠原有的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资金是不够的，企业需要有一定的追加的投资。
应该指出，由企业自身积累一定的资金去自主地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够节约资金，提高投资的效益。这是因为，企业最了解自己单位的供产销情况，比较了解本行业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和社会对有关产品的需求变化，因而能够经济合理地选择更新、改造和新增项目的投资方向，避免盲目投资、乱上项目。企业使用自留资金进行投资，直接关系到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利益，这就促使企业努力选准目标，精打细算，加速资金周转，而不会发生向国家乱伸手、宽打窄用的浪费资金的现象。
企业扩大再生产的权力当然要有适当的界限。企业创造的纯收入大部分必须通过税利上缴国家，企业的自留资金只能占很小的比重。自留资金扣除奖励基金和福利基金之后，就是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生产基金。同时，企业使用自留资金扩大再生产，也应该服从国家计划，避免盲目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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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普及宣传讲话
破坏现役军人婚姻罪
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对现役军人婚姻作了特别的规定。这是因为现役军人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和维护祖国的安全，远离家乡和亲人，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战斗在保卫国防的岗位上，使全国人民过着幸福、安定的生活。对现役军人的婚姻在法律上给予切实的保护，使革命军人无后顾之忧，更好地肩负起革命军人的神圣职责，无疑对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巩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我国的军民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建立起鱼水相连的血肉关系，拥军优属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但是也有极少数的人无视党纪国法，乘现役军人远离家乡之机，采取种种卑鄙手段，破坏现役军人的婚姻，勾引现役军人的配偶与之同居或结婚。破坏现役军人婚姻的犯罪活动，虽然为数很少，但影响极坏，严重地侵害了现役军人的切身利益，影响了军人的战斗意志和后方的战备动员。
根据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破坏现役军人婚姻罪是指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结婚的行为。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必须具有与现役军人的配偶同居或结婚，破坏现役军人婚姻家庭关系的行为，这是构成破坏现役军人婚姻罪最主要的特征。“现役军人”是指有军籍并正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或者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服役的军人。
现役军人的“配偶”，是指依照法律已同现役军人结婚的丈夫或妻子。凡是以欺骗手段与现役军人的配偶登记结婚，或者虽未结婚，但与其同居共同生活的，就构成破坏现役军人婚姻的行为。
第二，行为人必须是明知对方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故意与之同居或结婚的，才构成破坏现役军人婚姻罪。如果由于军人配偶隐瞒事实真相，行为人不知道对方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结婚的，就不构成本罪；而隐瞒结婚事实的军人配偶则构成重婚罪。
根据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对破坏现役军人婚姻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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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由高平叔编的《蔡元培全集》一至四卷，最近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四卷共收入蔡元培一八八三—一九二四年间的著述八百八十多篇。
（晋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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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天冀同志所著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一书，最近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科学哲学的专著。（哲）
第5版()
专栏：
△由吴振坤、王树云同志编著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一书，最近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裘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