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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扩大企业的投资决策权
姬建思
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一中心环节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全面展开。与此相适应，基本建设管理体制必须进一步改革。近几年来，基本建设管理体制已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基建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实行投资包干和招标投标等，但这些都是基本建设实施过程的改革，没有触及基本建设决策过程，没有触及企业的投资决策权问题。
企业应具有一定的投资决策权
要扩大全民所有制企业自主权，使企业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就必须赋予企业相应的投资决策权，即一定的项目决策权。
首先，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的分工越来越细，企业自身条件千差万别，社会需求复杂多样并经常变动。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居于决策系统的最高层次，反映企业投资活动的信息经过多环节和多层次的传递，无法排除失真的可能和时间滞后的缺陷。尤其是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企业众多，发展极不平衡，试图用一个无所不包的计划将企业的投资活动统统纳入集中管理的体系，显然是不可能的。我国基建体制的一个严重弊病就是投资决策权高度集中，企业不仅没有固定资产扩大再生产的权力，连简单再生产的自主权也不全，严重地挫伤企业的积极性，导致企业机器设备老化，工艺技术落后，产品几十年一贯制。
其次，从企业本身的生产过程看，在资金连续不断循环周转的过程中，企业不仅需要为维持简单再生产拥有供、产、销和人、财、物等经营自主权，而且要能自主地更新设备，进行技术改造，进行必要的改建、扩建。这就是说，企业需要具有相当的扩大再生产自主权。这是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不给企业一定的投资决策权，企业不能自主地决定扩大再生产，那么，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也是不完全的。
第三，企业在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之后，获得利润便成了企业生产的重要目的之一，这也是企业能够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企业不仅关心获得平均利润，而且千方百计地谋求超额利润。企业的产品必须接受市场的检验，在对外开放形势下，也包括接受国际市场的检验。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企业要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最有效的办法是不断进行技术改造，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并用新产品、新品种去开拓市场、扩大市场。如果企业没有相应的投资决策权，便无法适应这种需要。
第四，在过去投资管理体制下，企业对投资是无偿使用的，花多花少，实报实销，不负任何经济责任，这就必然促使地方、部门、企业争项目、争投资，不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不讲投资效果。将一部分投资决策权下放给企业，由于资金的合理使用与企业及全体职工的利益息息相关，企业在投资时就必须关心和搜集市场信息，分析投资环境，认真进行可行性研究，在施工时也会精打细算，以提高投资效益。
哪些资金的投资决策权应该放给企业？
为了保证扩大企业投资决策权真正发挥积极的作用，有必要探讨一下哪几类资金的投资决策权应该放给企业。
目前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自留资金主要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折旧基金，一部分是税后留利。折旧基金作为原有固定资产的价值补偿，其使用权限应放给企业。一些近期不需要更新改造的新建企业或应该关闭的企业，它们的折旧基金也不应再收上来，可以存入建设银行，由有关行业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统一支配。为了贯彻“先补偿、后积累”和“先生产、后基建”的原则，在一定时期内，由国家规定并监督折旧基金的使用方向是必要的。从长远的观点看，折旧基金如何使用，是用于技术改造，还是用于新建扩建，应留给企业决定。企业会根据经济效益的优化原则谨慎行事的。
税后利润这部分自留资金，所有权当然归全社会，支配和使用权则应该归企业，企业有权用于扩大再生产。在服从国家计划的指导、遵守国家有关政策法令的前提下，不仅可以用作企业的积累，也可以跨行业投资，搞多样化经营；或扩大协作范围，加强联合经营，进行跨部门、跨地区的投资。
企业的投资决策权，从广义上讲，还应包括企业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自筹的资金。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上的闲散资金将会增加，日常经济生活中也会出现一部分企业暂时不用的资金，而另一部分企业却急需生产发展资金，因此，允许企业在一定的条件下向银行贷款或采取各种形式向社会集资，是有利于进一步搞活经济、加速生产的发展的。同时，应该看到，金融市场在我国已经出现，企业在服从行业规划、区域规划，按规定交纳建筑税等各类税金的前提下，向社会集资已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正确对待可能出现的问题
有些同志担心，扩大企业投资决策权后，社会资金的使用会趋于分散，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的现象会更加严重，从而导致基本建设规模膨胀，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失调。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扩大企业投资决策权必然导致基本建设规模膨胀。
如果将国家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与完全实行企业自治的体制作一简单比较的话，不难看出，前者比较有利于宏观控制，但容易压抑企业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性；后者容易助长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但有利于充分发挥企业的活力。从当前这场改革的宗旨和我国的实际情况考虑问题，我们认为应该选择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基本建设管理体制。国家的宏观控制应是有利于企业活力的增强，而不是相反。不难理解，任何经济模式的选择都是利弊并存，不可能十全十美。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对待扩大企业投资决策权中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既不能漠然视之，无动于衷，也不能因噎废食，止步不前。我们应该努力探索，找到一条既使企业充满活力，同时又保证宏观上有效控制的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这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第一，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自身利益与全社会的利益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协调的一面，从根本上讲二者是一致的。这样，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就能够接受国家的指导。
第二，扩大企业投资决策权并不等于国家撒手不管。在放权的情况下，国家更应加强检查、监督、指导和调节企业投资活动的职能，在投资规模、投资方向、地区布局、重点项目等大的方面，国家还要进行控制，所不同的是这种控制并不仅仅依赖于行政手段。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可以有计划地运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对企业进行管理，并可以决定企业的关、停、并、转、迁。
第三，企业纳税后自身的财力是有限的，往往需要通过向社会集资或向银行贷款来从事建设活动。国家控制着银行这一庞大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利率对企业的投资活动进行强有力的调节和干预。此外，国家还掌握着价格、税率、补贴等经济杠杆。随着体制的不断完善和经济杠杆运用的日臻熟练，国家是能够把企业的投资方向引导到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来的。
当前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旧基本建设管理体制交替的时期，国家的宏观控制能力有被削弱的可能。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基本建设管理体制时，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分阶段、分步骤，与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协调进行。急于求成，只会给国民经济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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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改变当前哲学研究的落后状况
钟阳胜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指导时代变革的伟大实践，必须以积极的姿态和改革融为一体，反映改革潮流的精神。
前几年，哲学界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起了先导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哲学研究落后了。这种落后，我认为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是内容“老化”。哲学研究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综合和概括自然和社会的最新科学知识，提出新的观点，抽象出新的原理，不断更新自己的内容，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新的认识工具。但长期以来，由于对实践关心不够，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和不少哲学小册子，却总是那么几条干巴巴的原理，“几十年一贯制”。在当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现代科学竞相问世和发展的形势下，哲学研究如果不面对现实，不追踪其变化和发展，不在更广阔的领域和更深的层次上揭示其运动的规律，就必然要使自身“老化”，甚至变成“冷漠的哲学”。
其次，是研究方法的片面性。长期以来，我们的哲学研究，一讲学术价值，往往就是面对死人，进行经典式的考据；一讲为现实服务，往往离开对真理的探求而为某一种实践注解和辩护；一讲联系实际，往往就是例子加原理，变成标签式；一讲哲学普及，往往片面地搞成简单化、庸俗化；一讲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往往自己封闭自己，不求哲学的创造性发展。这种研究方法，完全背离了哲学探索未知的本质和职能，继续下去，必然要使革命的、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保守的哲学。
第三，是队伍的创造力不强。长期的封闭状态，使哲学研究的队伍不仅老一辈的专家、学者，而且青年一代的哲学工作者，在实践上缺乏感性经验，在知识上缺乏对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了解，造成了人们知识结构的单一和基础的薄弱。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整个队伍提高理性思维的能力，不利于哲学的高度创造性地解决改革实践提出的各方面重大的问题。
第四，哲学研究缺乏自由讨论的空气。哲学要反映改革潮流的精神，应允许不同的学派，在学术上进行自由的讨论和辩论。那种给学术讨论划框框，定调子，给不同意见扣帽子的做法，必然使哲学远离政治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不利于哲学研究与改革实践相结合，促进哲学的繁荣和发展。
实践是哲学之树常青的沃土。只有在一种自由讨论的百家争鸣的空气里，哲学才能充分地反映改革主体的要求和改革潮流的精神，才能获得巨大的时代活力。 （原载1985年3月6日《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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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真研究关于政府职能的理论
谭健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提出了宏伟的蓝图，也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发展方向。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迫切要求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相应发展。改革政府管理体制，首先需要从理论上解决政府的职能问题。政府职能，决定着政府的职权范围、领导方法与机构设置。
政府的职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在我国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和消灭剥削阶级以后，政府的主要职能应当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但是，由于理论上对国家与政府的属性、政府职能、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管理范围和管理方式等问题，存在着不符合实际的传统观念，受“一切政府都是阶级专政的工具”等论断的影响，过分强调专政的职能，没有把政府领导经济建设的职能放在首要地位，使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都受到严重的损失。
过去，对政府职能的传统理论有“两种职能说”、“三种职能说”。概括这几种说法的内容，无非是：“镇压国内被推翻的阶级”，“保卫国家以防外来的侵略”，“无产阶级实行对农民的领导”，“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等。然而，不论是“两种职能说”还是“三种职能说”，都已经不完全符合现实生活的实际。
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的政府，其根本职能是为经济基础服务。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服务，为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服务。过去，对“服务”这个根本职能强调不够，总是把政府看作是统治管理机构，而不是服务机构，不重视为基层的生产和工作单位服务，这种片面的旧观念，应当彻底改变。
政府的基本属性，也需要在理论上加以解决。传统的理论认为，政府的属性只有一种，只有阶级性。但是，实践告诉我们，政府的属性不应当只有一种，而应当是两种，第一种是阶级性，第二种是社会性。阶级性规定了政府的职能是保证解决重大的阶级任务。社会性规定了政府的职能是保证完成社会公共事务。而且，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表明，公共事务的管理，远远早于国家和政府的产生，是先有公共事务的管理，后有国家和政府。
政府的两种属性和两种基本职能，是任何国家的政府共同具有的。但是，这两种职能不是永远并列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两种职能的比重随着阶级斗争任务完成的程度而发生变化，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将逐渐扩大，并且将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随着民主的充分发扬，使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这是国家和政府职能发展的方向。
认为政府只有阶级性，没有社会性的观点，认为政府只有阶级职能而没有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的观点，既不符合历史的发展，也不符合当代的实际，更不符合国家和政府将来发展的方向。那种认为政府只有阶级性而没有社会性的片面观点，在实践上就会只重视抓“阶级斗争”，强调“专政”，忽视完成公共事务的职能，使国家的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等事业受到损失，使广大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从而阻碍社会主义的前进。
除了上述两种基本职能以外，贯穿在政府管辖的各种专业行政中的主要职能有六种：（一）指导职能；（二）管理职能；（三）服务职能；（四）协调职能；（五）监督职能；（六）保卫职能。
政府的“指导职能”，主要体现为方针政策的指导、发展规划的指导、科学规划的指导。“管理职能”，主要是通过经济杠杆、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管理，其中以经济杠杆为主。“服务职能”，主要是政府应当为发展生产服务，为基层和企业服务，为人民的富裕和国家的富强服务。“协调职能”，主要是协调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国民经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达到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监督职能”，是监督政府各部门执行国家法律和政策。对企业的监督主要是四条：执行政策、遵守法规、完成计划、照章纳税。“保卫职能”，是保卫公民的合法权利与安全，保卫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职能将随着任务和形势的发展而发展。各种体制的改革、现代化建设的进展、世界性新技术革命的影响，都将促使政府管理体制和领导方法发生新的变化。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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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读《北洋军阀史稿》
乔还田
来新夏是一位勤于耕耘的学者。近年，继《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林则徐年谱》、《方志学概论》和《中国近代史述丛》等书之后，又有由他主编的《北洋军阀史稿》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虽是他1957年撰写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略》递嬗而来，但经过大幅度修改补充，实际上已是一部新的专著。
不消说，这部专著出版的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嘉许的事。因为，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以往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对于革命对立面一方的分析探究是相当薄弱的，以致使不少问题晦而不明，近于空白。就拿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来说，多少年来一直被人们视为一块荒漠的土地；尽管一度有人曾开拓出几片绿洲，但也难以改变它那相当冷清的局面。因而，《北洋军阀史稿》一书的问世，可以说是为这块待开拓的土地减少一些荒漠。
当然，该书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的“筚路蓝缕”之劳。更重要的是，作者在系统论述北洋军阀何以兴起、发展、形成、掌权直至覆灭，以及由他们创造和影响的各种内外纷争与错综复杂关系所形成的种种社会现象时，刻意钻研，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如北洋军阀集团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过去有人认为1905年北洋六镇的建立便标志着它的形成，而本书作者却认为，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袁世凯虽于1905年已攫夺了一定的政治权力，但生杀予夺的专制权力仍在清廷手中，清廷既可随意调动他的职任，也可以足疾为名“罢黜”他回籍休致；只有到了辛亥革命之际，他才真正成为一个具有政治军事特性的集团首脑。关于北洋军阀的兴亡过程，作者也有着自己的划分法。本书认为，北洋军阀从袁世凯“小站练兵”至张作霖“皇姑屯被炸”，大致经历了发展、鼎盛、衰落、覆灭四个阶段。在发展期（1895至1912年），袁世凯通过一系列攫取权力的活动，不仅使自己成为北洋军阀集团的首脑，而且还“培植”了一大批军阀，豢养了一群政客，成为日后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在鼎盛期（1912至1916年），袁世凯掌握了一个比较松散的全国性统一政权，但他复辟帝制，很快在一片唾骂声中自毙。在衰落期（1916至1926年），北洋军阀内部分裂为直、皖、奉三系，它们之间既为争夺最高统治权相互纷争混战，又为反对革命、镇压人民而彼此联合勾结，但同室操戈的结果使其统治日益解体。在覆灭期（1926至1928年），北伐战争击溃了北洋军阀，张作霖退往东北，但胜利成果却被国民党新军阀所劫取。作者的这种划分法给人以明晰之感。
本书还以分析深入细致而见长。如在系统叙述北洋军阀兴亡全过程的同时，作者专门剖析了这个集团内部相互混战、勾心斗角的具体情形，并且着力揭示出它所具有的纵横捭阖、各树派系、制造政潮等五个特点。正是通过这种认真的分析，本书得出了北洋军阀无疑是一个反动的政治军事集团，它在历史进程中只不过扮演了一个被人唾骂的丑角的正确结论。
如何分析看待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也是本书分析见细的问题之一。如人所知，在整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帝国主义大国为争夺在华利益，曾经明争暗斗，竞相以求支配中国政治，而各派军阀在争权夺利中也乞求获得外国的支持。象奉、皖二系背后有日本撑腰，英美则支持直系，但日本伸手又不止于奉、皖，英、美也曾借款给奉系张作霖。对于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作者并没有采用一成不变的公式去解释，而是透过现象，尽量理清他们之间随时随地发生的变化，以明其变幻多端的症结始终在于各自的利害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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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教育年鉴》评介
陈贤德
《中国教育年鉴》一书，是一部有三百二十万字、五十余幅照片、四百余张图表的巨型教育年鉴，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出版的教育工作资料工具书。
这部《年鉴》把建国以来教育战线上的全面情况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构成了我国解放以来教育事业的面面观。
这部《年鉴》具有很强的资料性。比如，你想知道建国三十二年中，我国共培养了多少大学生？我国有多少成人接受过高等教育？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有多少小学、中学、大学，在学人数又有多少？……这一切，都可以从《年鉴》中找到满意的答复。在数据的反映上，还运用了比较的手法。
这部《年鉴》力求能反映中国教育的特点。对于中国教育的方针、政策、制度、管理等，年鉴都作了比较具体的介绍。对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事业的计划管理等，也作了比较集中的反映。
这部《年鉴》还专章列出了十分详尽的“教育大事年表”，给读者对教育发展过程的纵向检查带来很大的方便。《年鉴》还把各级各类教育进行了比较，比如，在普通中学和职业学校这个横向比较中，《年鉴》列出的大量材料表明，我国职业学校太少，而目前的高中毕业生只能有少数进入大学。如果不加改革，每年都有成百万的高中毕业生在走上工作岗位时得不到一定的超前职业教育。因此，必须逐步地把一部分普通中学改为职业学校。
这部《年鉴》由于时间、人力、经验等方面的原因，还存在着某些不足。如缺少教育理论方面的文章，在教育科学研究方面显得薄弱；教育文献部分的内容有点庞杂；对建国三十二年教育事业发展的教训方面还讲得不够。这些都有待于今后编纂时进一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