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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论坛
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途径
——参加整党的一点体会
张再旺
要完成整党的四项任务，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我在参加第一期整党中体会到，党中央在整党决定中确定的基本方法是完全正确的。
整党开始前，我市党员中存在着两种错误的思想苗头或偏向。一种是一些党员和党员干部还没有从过去左倾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往往用“左”的一套理论来看待党的方针、政策。再一种是一些同志头脑中旧观念、旧框框比较多，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不理解，不适应，跟不上。还有的经不起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针对这种情况，如何做好统一思想的工作？有的同志认为，这是原则立场问题，既然整党，就要动真格的，开展斗争，“触及灵魂”，摆出一副整人架式。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在经历了党内较长时间的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特别是“十年动乱”之后，在解决党内不同思想认识问题上，采取正确的原则和方法，尤其重要。整党开始时，我们组织广大党员认真回顾，总结我党历史上几次整党，尤其是“文革”中的经验教训，使大家认识到简单化的搞思想斗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套“左”的做法，是不能把党整好的，必须坚决摒弃。整党要整出党员干四化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来，整出团结来，整出开创新局面的干劲来；如果把党员都整得灰溜溜的，那就是失败。我们把学习中央文件、统一思想作为整党的中心环节，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各整党单位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深入进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进行党纲党章教育，进行党的优良传统的教育以及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启发党员的觉悟，自觉地对照检查，对于少数一时认识不到自己问题的同志，也不搞强制检查，而是允许申辩，允许收回，允许改正，允许保留意见，继续通过学习和实践，等待他们觉悟。这种做法，实际效果是好的。
在整顿作风和纯洁组织的问题上，我们坚决摒弃过去那种搞政治运动的“左”的做法，彻底废止了“文革”中那种无限上纲上线，随意剥夺人身自由、侮辱人格、株连亲属的错误做法。延安整风所实行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在第一期整党中得到了恢复和发扬。比如在解决以权谋私和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的问题上，集中纠正那些情节严重、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的以权谋私行为和造成重大损失的严重官僚主义，以及在整党中边整边犯的。这些虽然是少数，但必须坚决查清，从严处理。对一般性问题，主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教育有问题的党员认真检讨，认清危害，自觉纠正；如重犯，就加重处理。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既坚决纠正了不正之风，又防止出现偏差，保证整个整党工作的顺利进行。再比如，在核查“三种人”的工作中，我们坚持了“既要坚定，又要慎重，既不要漏掉，又不要扩大化”，以及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方针，严格掌握政策界限。
过去，我们在一个不短的时期里，往往习惯于用搞运动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较少注意把解决党内思想问题同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尤其在“十年内乱”中，发展到政治冲击经济、政治冲击一切的荒谬地步。党中央正确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明确提出这次整党必须结合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即四化建设来进行，通过解决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消除党内存在的消极现象，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使党的队伍进一步适应新时期党的总任务的需要。我们始终坚持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安排和开展各项整党工作。一方面合理分工，各整党单位组成两套班子，各负其责，在组织领导上确保整党、建设两不误。另一方面，在整党每一阶段的具体工作中，都强调要紧紧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进行，特别是要紧密联系改革的实际，根据改革的需要，来进行各项整党工作，通过整党为改革扫清障碍，开辟道路，增强动力，提供保证。去年我市几条主要战线的改革初步方案，就是在整党的整改阶段中制定出来的。参加第一期整党的党政领导机关普遍反映，通过整党，进一步取得了领导改革、开放的主动权，保证了改革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作者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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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整党促进工作 工作检验整党
安阳市物价局纠正新的不正之风
河南省安阳市物价局在整党中认真纠正新的不正之风，以整党促工作，促改革，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
去年12月，安阳市物价局发现市食品公司在实行分部位销售猪肉中抬高物价，群众意见很大，立即派出检查组，深入食品公司批发部，逐项验单据、查帐目，查出该公司在去年五十天内销售猪肉一百三十八万六千六百零四斤，平均每斤多收零点零二三元，平均每头猪多收四点八七元，共获非法收入四万八千零二十一元，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通过检查，食品公司已于去年12月下旬把价格降了下来。不少同志说：“这是物价局在整党中为群众办的一件好事。”
安阳市物价局对新的不正之风一经发现，就抓住不放，一查到底。今年1月，他们发现安阳农业药械厂倒卖原材料，立即进行调查。经查，该厂倒卖电解铜五万六千八百六十五公斤，纯锡二百五十一点八公斤，焊锡二千零九十六公斤，锌八千一百六十四公斤，各种钢材一百七十八点七吨，金额达四十六万元，获非法收入二万一千六百六十三元。他们还查出一些单位乘该厂倒卖原材料之机，拉关系、走后门，买空卖空，搞投机倒把等活动。北关区荣华商店以每吨九百元从该厂购进薄板钢材九点一七吨，加价一百八十元，以一千零八十元一吨转手倒卖给市金属公司第二供应站，该站每吨又加价六十五元，卖给中原油田服务公司，该公司又以每吨一千四百一十元转卖给中原油田供应处。结果，货物原地不动、发货票旅行五家，本为八百元一吨的钢材竟提高到一千四百一十元，提高幅度为76％，五家获利四千六百元。他们还顺藤摸瓜查出了东关锅炉配件厂等共计十三个单位参与倒卖原材料活动。最近，他们又查出市乡镇企业供销公司和铁西区电子服务部等六单位置国家物价政策于不顾，乘市场彩色电视机供应紧张之机，擅自抬高物价，倒卖彩电的问题。为严肃物价纪律，保证物价改革的顺利进行，维护消费者的利益，物价局根据有关条例和规定，对以上十九个单位的非法收入一律没收，限期上交财政，逾期不交加罚滞纳金30％，由银行强行划拨，并责成倒卖原材料的十三个单位写出书面检查，保证今后不犯。 （陈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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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政干部经商谋私 触目惊心
泗阳县委采取措施 严肃处理
中共江苏省泗阳县委、县纪律检查委员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狠刹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歪风，取得了较好成绩。到2月中旬，已查出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四百五十六名，并对其中的一部分人作了严肃处理。
中央关于禁止党政干部经商的指示下达后，泗阳县委就责成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牵头，组织人事局、工商局、检察院等部门和单位成立检查清理小组，对全县党政干部、经济部门的干部经商办企业的情况进行摸底，制表登记，边查边处理。
从清查的情况看，一些干部经商情节恶劣，后果严重。
一是在经济上卡个体户、专业户的脖子。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县分行来安乡营业所主任刘士玉利用工作之便，去年先后贷给他儿子七千九百元做生意。他的妻子、儿子、姨侄承包乡五金厂一个组，刘也贷给这些人五万九千九百四十元。他们从中拿出一万零五百元放高利贷。对其他个体户和专业户，刘士玉则卡得很紧。个体户丁前跃经营服装买卖，需要贷款，刘士玉把一千五百元先贷给自己的姨侄，再让他转贷给丁前跃。这一转，利息除外，每月还要给七十五元“酬劳”费。
二是在货源上堵个体户的路。城厢供销社正副主任三人，个个办了经商执照，还有三个职工也搞了营业执照。这些人利用权力和工作之便，把供销社当作他们的“如意供货站”，有了畅销商品，马上批给自己小本上，其他个体户则望尘莫及。近年来，全县共发营业执照一万四千零五十一个，目前只剩四千多户正常营业。一些个体户说：干部经商，要钱有钱，要货有货，成了“商霸”，那还有我们做的生意？！
三是坑害国家。县五金公司有个油漆柜组长，是个拨拉如意算盘的能手。他搞了经营执照，站的是公家柜台，拿着国家的钱，做的却是自家生意。他先把货批到自家本子上，然后再以零售价卖给顾客。又如有的供销社干部将畅销香烟留给自己私营，将滞销香烟批给个体户。个体户不要，只好让这些滞销香烟霉烂。仅这一项，去年就使国家损失一万多元。
泗阳县委、县纪委通过清查，进一步认识了纠正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紧迫感和必要性。他们决心抓住不放，继续清查。
（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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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言论摘编
言论摘编
此种“表示”之风应休矣
近年来，一种“表示”之风愈刮愈烈：开经验交流会用奖金、奖品“表示”一下意思；工作研究会、思想座谈会用水果、糕点“表示”；政治学习会用电影票“表示”……这些人通过这种“表示”的行为，显示了他们的糊涂观念和置党纪政纪于不顾的错误态度。在整党中，对这些乱搞“表示”和到处伸手索取“表示”的人，也应给予“表示”：批评、赔款，甚至党纪处分。
摘自湖南《党支部生活》
如此“行家里手”
搞不正之风的“行家里手”，先是怕改革于自己不利，便持抵触乃至反对态度；继而发现改革对于他们不仅有机可乘，而且有利可图，于是又“热心”起来，也来个“改革”。实际上这是借改革之名，行新的不正之风之实。
摘自《湖北党风》
新“官”之“新”
新“官”之“新”，重要的是要具有新思想，新概念，新风貌，新作风。如果文化水平、专业知识均在“标准”之上，年龄又在“杠子”之下，受任于改革、奋进的新时代，而自己却用“左”的“旧”的冷水去熄灭他人创新、进取之火，这样的领导者，不能说是符合干部“四化”标准。
摘自陕西《支部生活》
莫做当今“地下党员”
“地下党员”原指解放前白色恐怖下在敌后工作的共产党员，如今它在群众口中却成了对某些不合格党员的辛辣嘲讽。的确，目前有些党员只求过得去，人们看不出他们有哪些先进之处。我们不需要每个党员在胸前挂上“党员”的标记，但希望每个党员在实际工作中都应起到先锋模范作用。那些被群众称为“地下党员”的同志，应该振作精神，改掉自己身上愧对党员称号的缺点、错误，做到名副其实。
摘自《新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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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倾听群众呼声 帮助排忧解难
为了便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帮助群众排忧解难，湖南省绥宁县委把每月25日定为“信访接待日”，由县委、县人民政府、人大常委、政协和纪检会的领导干部轮流值班，接待来访群众。
万家坪村专业户肖盛东准备引进一万尾鱼苗，因运输鱼苗的氧气袋一次充气只能保持十二小时，而买鱼苗的地方较远，乘班车当天赶不回来，他只好到县委机关反映。县委副书记屈家海听到这个情况，很快找到了一辆去新华村方向的车子，并且同肖盛东一道顺便搭车赶到那里，帮助他买到鱼苗，又搭车运了回来。去年6月，报纸登了本县瓦屋乡养猪模范袁永清开办家庭养猪讲习所，对六个省三百多人进行免费培训的消息后，前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多。袁永清家一时难以解决这么多人的食宿问题，连自己养的猪也顾不过来，结果猪退了膘。他给县长陈庆善写信谈了自己的苦恼，陈庆善专程到他家看望，表扬他免费进行技术培训的好风格，并给他家补助四百元钱，帮助他解决了办讲习所遇到的困难。
（李百祥 杨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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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剖析与思考
称兄道妹的肮脏交易
“咔嚓”一声，公安干警给王占清戴上手铐。这时，他才从两年多的一场黄粱美梦中惊醒过来！
一个衣着华丽的女港商，经人介绍，认识了湖北省计委物资处处长王占清。女港商时常以风骚的眼神注视着他，两人眉来眼去。在去武昌饭店的途中，女港商以轻佻的口吻说：“你很精神，仪表堂堂。”这火辣辣的话挑逗得他飘飘然。在东湖客舍，两人便演出了一幕难以言传的丑剧。
这位女港商在商界混迹多年，很有交际手腕。1981年5月，她来武汉经营淀粉生意。在酒宴上，她多次主动向王占清碰杯敬酒，弄得他神魂颠倒。王占清听说女港商的淀粉生意谈得不顺利，准备去合肥，就挽留她多住几天。女港商知道王占清是实权派，手中掌握着物资分配大权，有油水可捞，便放弃了原计划，欣然答应在汉继续接谈淀粉生意。
从此王占清同这位女港商称兄道妹，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掉进了深渊，“做了她的俘虏，拜倒在她的罗裙之下”。女港商曾同外贸部门签订了五百吨淀粉合同，落实到武昌县淀粉厂。该厂生产用的原料是议价苕干，仅生产一百多吨时，就亏损二万五千多元。外贸局提出请王解决议价苕干问题。这时，王已成了女港商在内地的代理人，便欣然同意给襄阳地区物资局写信，请他们以支援武汉名义，将苕干作平价调出。当时，襄阳地区煤炭供应比较紧张，同意给武汉市调进一百万斤平价红苕干，但要多给点煤炭，这批苕干的差价由地区燃料公司补贴。这时，王占清的身上已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了，他宁可让我们的企业亏损，也要千方百计地让女港商赚钱。结果，这笔交易使襄阳地区燃料公司亏损二万三千五百多元。
王占清从事物资调配工作多年。开始，他占小便宜，进而以权谋私，接受贿赂。他同女港商第一次发生两性关系后，接受了女港商给的二百元港币。1981年5月至1983年4月，王占清先后六次接受她贿赂六千多元港币，以及日产照像机、电冰箱、金项链等实物。
1981年12月，女港商从上海打电话给王占清，约他去广州会面。他欺骗领导，达到了去广州的目的。在广州期间，王占清和女港商同住在一个高级宾馆里，两人一面尽情地玩乐，谈着虚假的爱情，一面各自怀着鬼胎。王占清知道女港商的淀粉生意做得并不十分如意，赚的钱还不够多，建议女港商同另一名港商一起经营水泥生意，以便赚更多的钱。
1983年3月，女港商从香港来信说，4月上旬到上海探亲，王占清又骗取了领导同意来到上海。在上海，王占清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女港商的房间度过。他对女港商说，他和自己的结发妻子已“没有调和的余地”了。王占清正做着人财两得的美梦时，被司法机关依法逮捕了。
（湖北《党员生活》供稿）
王占清身为共产党员、国家干部，为金钱、美女所惑，以权谋私，坑害国家，终于走上犯罪道路。这是可悲的。它又一次向我们敲响警钟，在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中，一定要保持共产党员本色，遵守纪律，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否则就会走入歧途。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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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得集
坚持党的原则 做好纪检工作
解放军某师纪检干事 陈升平
我是1983年任师纪检干事的。一年多的实践使我体会到：只有坚持党性原则，敢于碰硬，才能做好纪检工作。
1984年1月，上级纪委转来一封检举信，揭发某团团长动用本团汽车为在某市开设饭店的老乡运送物资，动用团修理所的人力物力为老乡焊制铁框玻璃橱等以权谋私问题，师纪委派我参加这一问题的查处。这位团长是我的老上级，我入伍时他是副连长，我当排长时他是副营长，彼此互相了解，关系比较密切。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结束后，我们又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互相之间更加深了友谊；在我经济困难时，他曾慷慨解囊，给予援助。现在组织上要我出面查处他的问题，感到有点作难，思想顾虑很大。但我又想，自己是党的纪检干部，对违犯党规党法的不正之风不能含糊，必须铁面无私，按原则办事。于是，我打消了思想顾虑，积极投入调查取证工作。经过三天的调查核实，情况和他本人讲的基本相符。我们如实向师党委作了汇报，责成当事人补交了电费和焊条费。
1983年3月，河南省唐河县群众写信揭发我师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利用职权为亲属搞“农转非”。上级纪委委托师纪委先作调查。当时，这位副主任正主持政治部的工作，而且查处这件事要涉及政治部的有关人和事。这位副主任是我的“顶头上司”，有不少战友都劝我“学乖”点。但我想，查处不正之风是纪检干部的职责，便没有退缩。在师领导的支持下，我大胆进行了查证工作，终于查清了问题，及时上报上级纪委作了处理。实践使我体会到：不正之风不管发生在哪一级、哪个人，只要出以公心，坚持原则，就一定能查清处理。
1983年3月，师农场一职工来信控告该场一领导人受贿一千多元以及乱搞男女关系的问题。师纪委派我协助后勤部党委查处。我和其他同志对来信中所揭发的问题作了深入的调查，没有查到证据。这时，农场又一名职工控告这位负责人“贪污万元，私购木材十多吨”。我们经过反复调查，再次否定了“贪污”的问题。同时，核实了他私购木材的数量，但没发现他有倒卖牟利的问题。问题基本查清后，后勤部党委对这位农场负责人进行了严肃批评，并责成他在职工大会上作检讨。不久，农场又有一名职工接二连三地向上级纪委控告这位负责人的同样问题。为彻底弄清事实，我积极协助后勤部对这封控告信反复核实，并查清写信人原是农场的代理司务长，因其帐目不清被农场党委撤换，他就怀疑是那位负责人“捣的鬼”，企图进行报复。后勤部有关领导同志根据这些情况，对写信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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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省常熟市阳桥村共产党员、瓜子专业户沈奎生（左），于去年8月拿出自己生产瓜子赚的钱，由村里办了食品厂，带领乡亲一起致富，仅四个月时间，食品厂盈利四十多万元。图为沈奎生在同常熟市副市长范龄森研究改进瓜子包装。 本报记者 罗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