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赤胆忠心 英勇善战
——忆陈奇同志
兰侨
陈奇同志是湘赣边区游击队，红五军五纵队，红八军四、五纵队，红十五军，红四军的优秀指挥员和党的政治工作者，是鄂东南苏区的创建者之一。当时，我跟随他创建苏维埃根据地；跟随他北渡长江，开辟鄂东苏维埃政权；后来又跟随他转战在鄂豫皖苏区。从他被害以后直至今天，我无时无刻不对他寄以深深的怀念之情。
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毅然投身革命
陈奇同志原名陈祖汉，1904年出生在湖南桂东县一个穷书生家庭。1921年，他考入衡阳市省立第三师范。当时，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革命的新思潮在第三师范迅速传播，毛泽东同志曾经亲自到这里宣传马列主义。陈奇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决心投身革命，准备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并把原名陈祖汉改为陈奇。1924年，湖南省委夏曦来第三师范检查工作，了解到陈奇革命意志坚决，社会活动能力又强，就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陈奇把全部精力都投身到学运工运中去。他担任兵工厂工人顾问兼夜校教员，被推选为桂东旅衡同学会负责人和湖南学联领导成员。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陈奇与湖南学联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衡阳市学生罢课，游行示威，并向全省各地学生会发出宣言，号召共同声援上海人民的正义斗争。这年暑假，他回到桂东，联合县中学生李璧等人组成露天讲演团，在县内各圩镇进行反帝宣传。秋末，夏曦带陈奇到广州中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由于北伐战争就要开始，讲习所政治讲习班提前于1926年6月初结业，学员大部分被分配到北伐军中做政治工作，部分湖南籍学员则回湘做政治工作。暑假，陈奇承担了回桂东秘密建立党组织的任务。他吸收积极反帝反封建的县中学生入党，成立了桂东县第一个党支部，并担任了党支部书记。7月，北伐军路过桂东，陈奇组织当地群众大力支援。同年寒假，他又深入衡阳市码头工人之中，领导工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后来，由于全省学校改制，陈奇以高年级学生的身份，并入了长沙市省立第一师范。
1927年3月，陈奇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回桂东领导农民运动。他按上级指示成立了“国民党桂东县党部筹备处”，主持召开共产党的支部会议，与李璧、扶良博、郭佑林、邓兆雄、郭亚臣等同志研究桂东农民运动，并培养发展了黄静衡、刘雄、刘松生、黄奇至、黄奇林等十余人入党，壮大了党的组织。接着陈奇主持召开了有三百多人参加的桂东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打倒土豪劣绅，扫除封建势力等一系列提案和决议，选举了协会负责人，并宣布“桂东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为了发展农民武装，陈奇还从县团防局接收了一排武装力量，成立了农民自卫军。
5月，陈奇正要到长沙向省委汇报桂东县农民运动的情况，“马日事变”发生了，他只好转移到平江。震惊中外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的背叛和我们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投降退让，失败了。陈奇历尽艰险，几经辗转找到了毛泽东同志，担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三营八连党代表。
勇为革命打先锋 辗转战斗在井冈
1928年3月，陈奇跟随毛泽东同志率领的部队到桂东沙田一带，策应朱德同志领导的湘南暴动，并在这里发动农民，发展党的组织，进行土地革命。4月3日，部队在沙田圩旁的老虎冲大田集会，陈奇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向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颁布的著名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4月5日，毛泽东同志在沙田召开桂东赤卫队负责人会议，并拨给十五支枪和一批弹药，把这支赤卫队命名为湘赣边区游击队，留下陈奇担任桂东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兼游击队大队长。陈奇欣然接受了任务。6月初，红军独立游击团在团长黄义藻、党代表袁三汉率领下，从井冈山来到龙溪，与陈奇领导的游击队、地方赤卫队会合，建立了以龙溪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并组成苏维埃军事委员会，袁三汉为书记，陈奇、李奇中为委员，陈奇同志还兼任游击大队党代表。
当朱德同志率领的红军大队攻打郴州失利后，陈奇同志率部队赶到汝城南洞迎接。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等同志与陈奇同志商议，认为汝城不好打，而桂东敌军力量空虚，打下来可以让部队修整；再则桂东靠近井冈山，容易与毛泽东同志取得联系。于是，由陈奇引二十八团一营为前卫，红军大队于8月18日占领桂东县城。在沙田文昌阁，朱德同志命令二十八团三营党代表唐天际留下来，组建湘南红军游击大队。
8月23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杜修经等同志，在桂东县城唐家大屋召开前委会议，总结湘南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红军大队返回井冈山，杜修经留下来担任湘南特委书记。在开会过程中，陈奇率领部队负责向酃城方向警戒。下午，敌人阎仲儒师两个团和桂东的挨户团分几路来袭击桂东县城，陈奇利用有利地形伏击敌人。这次伏击战，红军以少胜多，全歼敌人一个先头连，为前委领导人和主力部队的转移赢得了时间。等到敌人进入县城时，红军已在牛塘界、三台山一带布置了阻击。在夜幕的掩护下，我军悄然撤退。妄图包抄的两支敌军却自相开火，乱成一团。对陈奇同志的英勇机智，桂东人民无不交口称赞。从此，“朱德、毛泽东，陈奇打先锋”的民谚一直在桂东流传。
掩护红军主力撤到井冈山后，陈奇同志率湘赣边区游击大队进入东边山赤水仙一带，坚持游击战争。他们在敌强我弱、装备低劣、物资困难的条件下，转战在湘赣边区的崇山峻岭之中，配合了井冈山的斗争。
1929年元旦，陈奇同志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的前委、特委、红四军、红五军及地方党的负责人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大文件，通过了毛泽东同志给中央的报告——著名的《井冈山的斗争》，决定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挺进；由彭德怀、何长工率领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为了充实留守红军的力量，陈奇等三个县委书记被调入红五军，陈奇被编入何长工同志率领的五纵队，担任二大队的党代表。
红五纵能征善战 鄂东南旗开得胜
1929年8月，红五纵队沿着罗霄山脉北段，秘密进入鄂东南。不久，红五纵队与当地的地下党和番号为红十二军的游击队取得了联系，迅速地打开了鄂东南根据地的新局面。从9月到11月，在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配合下，五纵连克崇阳、大冶、阳新，屡战屡胜。当地工农群众纷纷要求加入红军，仅三个月内，五纵扩大了三倍，发展到四千多人，声威大震。大冶兵暴后，红五纵发展到六千多人。原红五纵队，兵暴起义的部队与鄂东“十二军”合编为五、八军第五纵队。经过一段整训，这支红军部队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
12月下旬，陈奇同志随同何长工、郭一清等同志代表五纵参加了大冶中心县委在刘仁八召开的扩大会议。根据会议决定，程子华、陈奇带领二支队与一支队一起配合鄂东南群众开展“年关斗争”，狠狠打击了金牛、保安、柏墩、汀泗桥、马桥、贺胜桥等地的反动地方武装。1930年3月下旬到4月，红五纵在三溪口、小箕铺一带休整。这时何长工同志到上海开重要会议，李灿、程子华等同志负伤就医。陈奇同志就以充沛的精力担负起五纵的领导工作，为进一步加强这支红军部队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1930年5月，彭德怀同志率领红五军四纵队由井冈山来鄂东南，五纵队南下迎接，在修水歼敌一个团后胜利会师。接着红五军在刘仁八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将五纵队扩编为红八军，与红五军编为红三军团，共一万八千多人。这时，程子华调任二纵队司令员，陈奇同志则和柯庆施、郭子明一起奉命率领原五纵队留下的两个营，坚持鄂东南地区的武装斗争。
北渡长江天险 开辟鄂东苏区
1930年6月，在第二次“左”倾路线影响下，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为组织“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指示红八军“立即成立与猛烈扩大”，先组成三个纵队，奉命随红三军团南下攻打长沙。蕲（春）黄（梅）广（济）地区在江南整训的鄂东游击大队和原红五军五纵队的部分留守人员，编为红八军第四纵队，共五六百人，陈奇任司令员。赣西北九江中心县委则从岷山和赤湖两根据地抽调四百八十多人到阳新，编为红八军第五纵队，黄刚任司令员。为了便于指挥，在红八军还没有正式成立的情况下，四、五两个纵队成立了行动委员会，陈奇同志担任书记。7月初，陈奇同志率领部队在张焕附近歼敌三十余人后，在大金铺与蕲黄广地区党组织和游击队会合，同时蔡升熙同志带来的黄梅县的两个中队编入了四、五纵队。
8月14日，在赤卫队四千多人的配合下，红军攻克了广济县城。下旬，部队经蕲春县桐梓河、张家塝北上。到英山南部时，正遇皖西中央独立第一师五团遭敌人围攻。两支红军内外夹攻，歼敌一个营，乘胜收复英山县城。接着，为了避开敌人援兵伙同英山残敌大举反扑的锋芒，陈奇同志率部队撤出英山，返回黄梅。在攻打黄梅县城一个星期未克时，陈奇同志提出改变攻击目标，移兵先打宿松县城。
宿松县城在龙湖、大官湖、泊湖北岸，城墙高，敌军有一个连，加上地方民团武装共三百余人麇集城内，易守难攻。由于我军缺少枪支弹药，攻城战斗从9月26日拂晓一直打到九点多钟，几次进攻都未能奏效，重新组织突击队。就在三位战士即将爬到城头时，红军仅有的两支花机关枪起了关键性的掩护作用，趁着手榴弹的硝烟未散，红军大队人马源源不断地从长梯涌上城墙。敌人纷纷溃退，红军俘虏了许多敌人，并缴获了大批物资。打下宿松后，部队在城里驻了两天，召开了军民大会，开仓分粮，然后返回了黄梅革命根据地。就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陈奇同志左胸负伤，由于医疗条件差，致使伤口恶化积水，但他仍然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伤痛，坚持工作。
早在广济蚂蚁河时，部队就得到了党中央的指示，命令把红八军四、五纵队改编为红十五军，这样既可以更好地配合中央红军在鄂豫皖作战，又可以避免和湘鄂赣的红八军番号重复。于是，红八军四、五纵队和来到蕲黄广地区的中央独立一师五团，加上后方医院痊愈的伤病员，鄂东南各县的游击队及赣北部分游击队共五路人马，于10月中旬在黄梅考田吴祥镇会师，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宣布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军长蔡升熙，军政委陈奇，军政治部主任周吉可，师长黄刚，下辖一团，三团，全军共有二千多人，一千三百条枪。
为革命忠心耿耿 破强敌南征北战
1930年10月底，蒋介石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红十五军奉命北上与鄂豫皖红一军会师，沿途攻克潜山、太湖，歼灭川军郭汝栋的一部，然后继续向英山、罗田地区前进，进入鄂豫皖苏区。为了配合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红十五军于12月16日出奇不意地长途奔袭了黄陂重镇河口镇之敌，然后转到外线作战，插入皖西地区，伺机歼敌。1931年1月中旬，红十五军与豫南的红一军在河南商城南部的西余集、湖北麻城地区的福田河会合，并正式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师，陈奇同志任红四军十师政委，蔡升熙任十师师长。原红十五军的两个团，分别编入红四军十师二十九团和十一师三十二团，陈奇兼十师二十九团团长。3月9日，陈奇率二十九团配合兄弟部队在双桥镇全歼国民党正规军第三十四师，活捉了敌师长岳维峻。
7月，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暂时放弃了对鄂豫皖苏区的进攻。陈奇同志和红四军许多干部都认为，这正是我军主动出击，向外发展的好机会。在鄂豫皖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同志们主张用主力南下蕲春、黄梅、广济，恢复鄂东苏区，威逼武汉，打通和鄂东南苏区的联系，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但是，张国焘却借口“巩固鄂豫皖苏区”，污蔑这种南下主张是“立三路线的残余”。经过激烈争论，由于多数同志一再坚持，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向外发展。但是后来，当军委在商城西南余家集召开会议，讨论南下进攻方向问题时，张国焘又一变成为“左”倾冒险主义，竟然限令红军在一个月内攻下英山，出太湖，逼安庆，威震南京。虽然红四军多数领导同志据理力争，但是张国焘仍然坚持错误主张，并对与他作斗争的同志怀恨在心，开始下毒手。他让陈奇、蔡升熙同志随师部南下，却令原红十五军的两个团留在光山苏区和白区交界的地方，围攻土顽据点大山寨和高山寨。
红十师、十一师、十二师一个多团，在徐向前、曾中生、陈奇、蔡升熙、许继慎、周维炯等同志率领下，南下发展，于8月1日攻克英山，全歼陈调元部张汉全团，缴枪三千多支。在战斗中，陈奇同志又一次负伤，但仍然坚持指挥战斗。8月中旬，连克罗田、浠水、广济，在蕲春漕河镇全歼敌新编第八旅。9月1日洗马畈一战，又歼敌徐源泉部一千多人。仅仅一个月时间里，就消灭敌人七个团，俘敌五千多人，我军前锋威逼黄梅、武穴，震撼九江、武汉，形势对我十分有利。正当红四军沿着正确方向大力开辟这个地区的工作，寻机再行歼敌的时候，张国焘匆忙强令红军部队立即北返，以致节节胜利的红四军被迫北撤鄂豫皖根据地。
9月13日，张国焘迫不及待地派陈昌浩赶到红四军，不顾广大指战员的强烈反对，立即宣布撤销曾中生同志的军政委职务，由陈昌浩接任。部队边战边走，陈昌浩边抓人。月底，部队退到河南光山县的白雀园，张国焘亲自出马，主持“大肃反”。张国焘对陈奇同志早生杀机，但是因为陈奇在群众和战士中的威信很高，不易下手，加上目前打仗还要用人，就把陈奇不断降职。先调任十三师政委，后来借到十三师师部去皖西组建红二十五军军部，又调陈奇任三十七团团长，继改为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
陈奇同志曾率领三十四团奉命由仁和集南下，配合兄弟部队一举攻下黄安县城，歼敌一万多人。
陈奇同志是一位赤胆忠心，英勇善战的好同志，却被张国焘以“改组派”莫须有的罪名，于1931年10月偷偷地杀害在河南白雀园，这多么令人痛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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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于革命 诚以待人
——回忆李寿轩同志
王平 贺晋年 李志民
我们的老战友李寿轩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他那忠于革命、诚以待人的优秀品德，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李寿轩同志早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7月，在彭德怀、滕代远同志的领导下，参加平江起义，加入共产党，上了井冈山。从土地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他驰骋疆场，为革命的胜利浴血奋战，多次负伤。建国以后，又致力于铁道兵部队的建设，为发展我国的铁路交通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英勇战斗 沉着指挥
在1929年1月，国民党湘、粤、赣三省敌军对我红军初创的井冈山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当时彭德怀同志率红五军第四、五纵队刚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不久，担负守卫井冈山的任务。李寿轩同志是红五军第五纵队十二大队的中队长。面对着二十多倍于我的敌人，预料到将有一场恶战，他便不顾已患痢疾十多天，带领战士加紧构筑工事。正巧彭德怀同志来检查工事，发现他病情严重，亲自把他送进医院。可是，他住院不几天，得知黄洋界哨口危急，马上带领七八个还走得动的伤病员急奔黄洋界，支援特务大队坚守哨口，与敌军激战两天，直至完成了掩护任务，才撤出战斗。1934年8月，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李寿轩同志担任红六师第十六团团长，带领部队在兴国县老营盘担负阻击吉安敌人东进的任务。有一天，敌人集中兵力攻击我十六团一个连队的阵地，这个连队顶不住，撤进附近的一个山洞里，眼看即将被敌人消灭。在这危急的时刻，李寿轩亲自带领一个营反冲击，打退了敌军，夺回了阵地，使这个连队化险为夷。
1936年4月，担任红八十一师参谋长的李寿轩同志又一次担负红军“抗日先锋军”撤回陕北的后卫任务。他带领一支小分队从临汾一带，节节阻击蒋介石、阎锡山部队的追击，以运动防御的战术手段迟滞敌人。有一天，敌人来势汹汹向我阵地猛扑。面临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李寿轩冷静沉着，在火力掩护下，向敌人展开政治攻势。他亮开嗓子大声喊话：“国民党军弟兄们，蒋介石不打日本人打红军。不愿当亡国奴的弟兄们，团结抗日，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喊话的声音宏亮，义正词严，把进攻的敌人镇住了。李寿轩见敌人停止了进攻，马上带领部队撤离阵地迅速转移，事后同志们议论这件事时都称赞说：“当年张飞喝断当阳桥，今日李寿轩喊退蒋阎兵。”他的胆略确是过人。
艰苦奋斗 勇挑重担
1948年7月，为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需要，东北军区组建了铁道纵队。李寿轩同志调任铁道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率部抢修几条铁路干线，为支援辽沈、平津、渡江战役和解放全国大陆作出了很大贡献，使铁道兵在战争中显示出重要作用。
1950年冬，抗美援朝战争刚刚开始，李寿轩同志得知由于敌机的狂轰滥炸，朝鲜北部的铁路运输处于瘫痪状态，前线战士“一把炒面一口雪”，生活十分困难。他急前线所急，申请参加志愿军，于1951年1月奔赴抗美援朝前线，担任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副司令员、志愿军铁道兵团副司令员，竭尽全力为恢复朝鲜北部的铁路运输而日夜操劳。当时，敌人依仗它的“空中优势”，对铁路沿线的主要路段和重要桥梁进行不间断的、轮番的轰炸。在这样严重的敌情下，李寿轩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亲临现场指挥，把一段段铁路、一座座桥梁修复。
停战以后，1953年10月，李寿轩同志回国担任铁道兵副司令员；1957年升任司令员，直至1963年因积劳成疾退居第二线。在这十年间，他经历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发展和遇到暂时困难的不同时期。但是，作为“先行官”的铁路运输工作始终十分繁忙，铁道兵新建铁路的任务也越来越重。李寿轩满怀建设祖国、巩固国防的豪情壮志，经常翻山越岭，或徒涉于沙漠荒滩，或露宿在森林草原，深入铁道兵部队和施工现场，调查研究，指导工作。
1963年春，国务院和周恩来同志指示铁道兵派部队开赴东北林区，修建森林铁路，好把蕴藏在深山密林中的大批木材运出来。大小兴安岭林海茫茫，又属高寒地区，人烟稀少，过去虽曾派人进行勘察，但三进三出，都没有站住脚。7、8月间，李寿轩同志亲自带领包括副总工程师在内的工作组从哈尔滨出发，到牡丹江、海林、临江、辽阳等许多地区视察部队，进入林海。他们开始还乘火车，后来没有火车就坐马车，最后连马车也通不过，便象当年长征一样，迈开双腿。从小兴安岭到长白山，在原始森林和沼泽地里艰苦跋涉，深入到准备施工的地段实地察看，访问当地的林业工人和群众，打通了铁道兵与林业系统的关系，解决部队的防寒、防冻准备和物资供应等问题，使工程顺利地展开，很快取得成果。
尊重知识分子 发挥技术干部作用
建国以后，李寿轩同志更重视铁道兵技术队伍的建设。1962年，他特地建议在北京召开了铁道兵技术干部大会。会上肯定了技术干部在铁道兵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他还建议恢复总工程师的编制，使各项工程有技术干部参加决策，更好地发挥技术干部的作用。平时，李寿轩对知识分子干部政治上的进步和生活安排也很关心。1959年，科研处个别领导干部准备把一位工程师调走，理由是他出身不好，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李寿轩知道这位工程师技术水平高，工作也积极，只是出生在旧社会，家庭的社会关系复杂一些，并不影响他在技术方面发挥作用。于是，就耐心地说服有关同志，把这位工程师留下来。后来这位工程师发挥了技术专长，取得很好的成绩。1952年的一天，李寿轩同志在朝鲜战地接到北京来的电话，得知副总工程师潘田同志的未婚妻到了北京。当时潘田已三十多岁，因抗美援朝的需要，几次推迟婚期。所以，李寿轩便通过电话向潘田的未婚妻做思想工作，并让她与潘田通了电话，动员她到朝鲜，在战地上举行婚礼。这件事在知识分子干部中影响很好。在“文化大革命”中，潘田受到诬陷，被关进了“牛棚”。1972年中央刚开始提出“落实政策”的时候，李寿轩在病榻上就一再提出意见，要尽快给潘田平反，恢复工作。
不为名利为革命 关心他人胜自己
李寿轩同志一贯艰苦朴素，廉洁奉公。1930年5月，在红五军攻克平江县城的战斗中，他任第四纵队第八大队大队长，亲自到前沿观察敌情，左肩负伤，被送进纵队卫生所。大队司务长姚哲同志代表全大队指战员去看望他，见他伤势不轻，想用大队积存的钱给他买点营养品，他不肯，说：“钱是公款，不能私人动用。”后来他当了铁道兵司令员，到连队蹲点，与战士们同吃一样的饭，同住工棚、帐篷，深受指战员的爱戴。
李寿轩同志善于团结同志，真诚待人，对战友关怀备至。1934年8月的老营盘阻击战中，他左腿负伤被抬送到江背洞医院，恰好陈毅同志（当时任江西军区司令员）也因负伤送到医院包扎。李寿轩见陈毅同志伤势比较重，口渴得很难受。他当时已是第三次负伤，有了经验，深知负伤后不让喝水口干舌燥的滋味，马上叫警卫员到老乡家买来一篮子沙果送给陈毅同志在转送后方医院的途中解渴，表达自己敬爱首长的心意。1935年1月，李寿轩同志在掩护兄弟部队撤出遵义城时，左肩又负了伤，被转送到军委卫生部休养连养伤。不久，姚哲同志也被送到休养连治疗。当时，由于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忽南忽北，忽西忽东，四渡赤水，二取遵义，大踏步进退，部队行军频繁，一时找不到那么多担架。在长征途中，李寿轩同志要把自己的担架让给姚哲同志。姚哲看李寿轩左肩被“开花”子弹打伤，伤口大，而且炸伤的骨头碎块还未取出来，炎症很厉害，所以执意不肯上担架。李寿轩硬把姚哲按在自己的担架上，诚恳地说：“你伤在膝盖骨上，走不动；我伤在肩上，腿还能走。”不待姚哲答话，便强忍钻心的疼痛步行走了。这种阶级友爱的感情，使在场的同志都深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