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在必然王国基础上的自由王国
童大林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十八章中，有一段关于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论述，摘录如下：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将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马克思这段光辉的论述，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一、马克思在这里说，物质生产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以发展人类能力为目的的领域，就是真正的自由王国。
二、物质生产领域，即必然王国，是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人的需要会扩大；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我们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那么，怎样才能发展生产力呢？马克思在这里告诉我们：由于要满足随着人的发展而日益扩大的需要，生产力也就不断扩大。反过来说，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促进人的发展和满足人的需要。这也就是说，发展生产力和满足人的需要是密切不可分的，是相辅相成的。在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目标，就是逐步满足十亿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消灭贫困。在本世纪末，实现“小康水平”——每人平均国民收入八百美元。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扩大为实现这个目标所必需的生产力。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就是要建立在这一基点上。
三、物质生产领域，即必然王国，有没有自由呢？马克思在这里所回答的，实际上是指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自由。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才有条件以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消耗最小的力量）来进行生产；同时，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才能对经济活动进行合理的调节和控制，不让经济的运行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劳动者，从而避免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因此，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所谓自由经济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它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社会主义经济领域内的自由的含义，是马克思上面所论述的内容——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来调节、控制经济活动；同时，以人类本性，即消耗最小的力量来进行生产。
四、以发展人类能力为目的的自由王国，只有在必然王国即物质生产领域的强大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观点。
五、要发展人类能力，主要依靠人们从事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进行文化艺术活动，并接受多种教育和训练，等等。要能这样做，如果不缩短进行物质生产的劳动时间就很难了。所以马克思说：“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反过来说，当人类能力——智慧和创造力提高了，物质生产就能以消耗最小的力量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工作日就可以缩短了；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作日缩短了，自由王国的领域当然也就会扩大了。
六、所谓自由王国，就是人类的能力极大发展了，人们就能自觉地依据和掌握客观规律来组织、调节和控制整个经济活动，丰富和美化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使经济、社会和科学的发展协调起来。人类要发展本身的能力，则必须在实践（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中不断地学习，提高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恩格斯说过，“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七、知识就是力量。人类的能力就是学习和运用知识的力量。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如果缺少现代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那就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八、为此，我们首先必须建立和造就一支强大的知识劳动者大军。这支大军包括：（一）科学界、经济界、文学艺术界、教育界……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二）知识化、专业化了的各级党、政、军干部；（三）知识化、专业化了的工人、农民和战士；……我们可以把这些脑力劳动者，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者，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的劳动者，等等，作为一个整体，称之为知识劳动者。正如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有了一支非常强大的人民军队，才取得极其辉煌的胜利，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斗争中，不但仍需要一支十分强大的人民军队，还需要一支具有高度的现代科学文化水平的知识劳动者大军以及从其中锻炼出来的各种各类的优秀人才。要在必然王国，即物质生产领域争取更多的自由，必须依靠这支知识劳动者大军。知识劳动者充分地发挥了他们的智慧和才能，自由王国也就繁荣兴盛了。
九、“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个战略口号，不仅对当前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同时，从我们上面引述的马克思关于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观点上来看，它还具有十分深远的理论意义。我们一切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就是要为一个有更多自由的必然王国和建立在这个必然王国基础上的繁荣的自由王国而战斗。
十、过去，我们对必然和自由的问题，都是从认识论来进行研究的。而我们这里所引述的马克思关于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光辉观点，是他在《资本论》第三卷阐述剩余价值学说中提出的一个经济理论。因此，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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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主出智力
邓伟志
现在到处都可以听到开发智力、智力开发的声音。这是中华在振兴的标志。在以体力创造财富的作用降为次要地位以后，开发智力就成了第一位的大事。可是，开发智力谈何容易，引进人才，开发智力，总要付出一些代价，但也要讲究效益，以较小的代价开发出较大的智力，是在智力开发中不可忽视的一点。
有没有不用一分钱就可以开发出智力的事呢？我认为这是能够办得到的，是有现实可能性的。是不是只有个别单位能做到这一步而多数单位做不到呢？不是。不是个别，甚至也不是多数，而是所有的单位都可以分文不用而源源不断地开发出高水平的智力。这里究竟有什么法道呢？老实说，不是别的，就是那众所周知的两个字：民主。或者说四个字：学术民主。
所谓学术民主，就是学术上的是与非，理论上的长与短，不是靠行政命令来解决，也不是靠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大批判”来解决，而是靠学术讨论和实践检验来解决。
所谓学术民主，就是要承认各种不同学术观点同时存在的价值。量中有质。只有拥有相当数量的观点，才会产生具有相当质量的观点。只有“鹤立”，而无“鸡群”，试问：鹤高在哪里？
所谓学术民主，包含着要正确评价错误观点的地位和作用，要对错误观点采取必要的保护。错误是正确的伴生物。错误会成为正确的先导。一个正确往往是十个错误换来的。不容许错误存在，无异于扼杀正确。再说，你认为错了的，未必就错；多数人认为错了的，也未必就错。有的无非是不合时宜罢了。远的不说，前几年不就有人发表了类似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观点吗？今天看，他们是先驱，可是在当时，他们中有些人却被认为是错的。
学术理论是智力水平的尺度。实行学术民主，就能把潜智力变为显智力。为什么有些人在“文革”前有创新，“文革”后有创新，唯独在那十年间无创新呢？还不是因为被专政工具压制了他的潜智力吗？这两年有些学者舍近求远，热衷于搞“史”，此风不可长。但怎么会刮起此风的？风源之一是怕犯错误。为什么怕犯错误？原因之一是有人主张，对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错误言论，要整理材料，送原单位进行批评以至斗争。
要斗人家，人家自然要选择安全系数大的路走，人家自然是有话不说，更不写。明明是个“大智”，有研究，也要装得“若愚”，声称“没研究”。
实行学术民主，有利于集思广益，变小智为大智。智者离开集体就要变为无智。知识需要互补，思维需要共振，大智要在学术讨论中涌现。如果在学术讨论上，彼此防一手，生怕人家整理材料送原单位，即使是千人大会也等于没“会”，空话讲上三年也讲不出新意。相反，没有顾虑，能推心置腹，几个钟头就能把智力开发出来。大家知道马寅初先生对节育有研究，可是在1957年2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初期，他并未提出节育问题。会上毛泽东同志批评了生育的无政府状态，提出政府要设计划生育部。接着马寅初就节育问题发表了宏论。这就是思维共振，这就是开发智力。可惜后来丢掉了这种共振的产物，更丢掉了民主，以至把一个意义重大的智力成果扼杀了。大错一铸，就是二十多年，因此而在我国人口问题上造成的失误和损失，是有目共睹的。
可见，民主出观点，民主出理论，民主出智力。以民主开发智力是最经济、最便当、最有效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总不肯用它来开发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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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函摘登
人民日报编辑部：
贵报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第五版《上海人民迎接解放的斗争》一文中提到“上海市委还专门设立了策反工作委员会”，这与事实有出入。策委会是中共中央上海局下面的一个机构，并非属于上海市委。当时书记是张执一，委员有王锡珍、田云樵和我。文中所说伞兵第三团起义就是我联系的。
我看，该文可以笼统地提上海地下党组织，不一定专提上海市委，这样就把上海局包括在内了。当时，单就我所联系的工作说，“上海各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以陈叔通、盛丕华为主的“工商界座谈会”，由王艮仲发行的《中国建设》（大型理论刊物）和党刊《新文化半月刊》等，都是上海局直接领导的，并非上海市委领导的。
李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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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革命史
莱芜战役
1947年1月，侵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被歼灭四十多个旅以后，全面攻势已趋衰竭。蒋介石为了挽回其军事上的失败，决定集中兵力于主要战场。1月17日，参谋总长陈诚亲临徐州，策划了“鲁南会战”计划，采取南北对进，实行夹击的方针：南线由整编第十九军军长欧震率领八个整编师共二十个旅，为主要突击集团，占领徐州以东陇海路一线，分三路向北进犯；北线由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率三个军为辅助集团，由胶济路南犯莱芜、新泰地区，威胁临沂侧背，妄图将华东人民解放军主力消灭于临沂地区。
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对华东战局极为关注，一面令晋冀鲁豫野战军南渡黄河，进击陇海路，策应鲁南作战；一面指示华东野战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必要时可放弃临沂，以歼灭敌有生力量。战前，华东野战军以少数部队阻击敌人，主力集结临沂地区休整待机。
1月31日，南线敌人开始北犯。2月2日，北线敌人也开始向莱芜地区进犯。我军为了制造战机，以一个纵队对南线中路之敌进行了顽强的阻击，以迫使其两翼突出，造成我歼敌机会。但敌人接受了以往教训，采取了集中兵力，稳打稳扎，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法，使战斗于郯城马头一线成胶着状态。
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根据中央指示，冷静地分析了敌情，于2月5日向中央军委上报了三个作战方案：第一，立即派部队围歼起义后又叛变的郝鹏举部，威胁海州，吸引敌东援或北进，主力相机歼其一路；第二，如第一案未能调动敌人，则主力集结临沂以北地区休整，待敌北进再选歼敌机会；第三，如敌仍不北进，或北进不便歼敌，则留一个纵队与敌纠缠，主力兼程北上，彻底解决北线敌人。
2月6日晚，第二纵队隐蔽东进，突然包围了郝鹏举部，战斗到7日，消灭其总部及两个师，郝本人也被俘。国民党军对郝部被歼，不但没有增援，反而更加靠拢，我未达到调动敌人之目的。此时，军委复电同意执行第三方案，并指示，待敌进占莱芜、新泰之后，主力再秘密北上。
华东野战军立即调整部署，加紧北上歼敌的准备。一面继续在南线顽强地阻击敌人，主力在临沂地区大张旗鼓地进行整训，摆出在南线进行决战的架势；一面加强对北线敌人的侦察，并派地方武装在运河架桥，摆出一旦南线失利即西渡运河的样子，以迷惑敌人。
北线李仙洲集团在蒋介石、陈诚催逼下进展较快，第十二军于2月4日侵占莱芜城；整编第四十六师于8日侵占新泰，并继续向蒙阴进犯；第七十三军两个师在后跟进，到达颜庄地区。根据这一情况，华东野战军除留两个纵队继续阻击南线敌人外，主力五个纵队于10日夜分三路秘密北移。原驻胶东、渤海地区之第九、十纵队也奉命迅速向博山、明水以南开进。同时派地方武装伪装主力向兖州方向运动。15日，各部先后到达预定集结地区。
南线国民党军在我主力北移后加强了攻势，我阻击部队在当地人民完成空室清野之后，于2月15日撤出临沂。国民党军寻求与我主力决战的计划化为泡影，却大肆吹嘘“收复临沂、共军溃败”，“共军损失约有七十五个团”。
这时，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发现我军主力北移，有歼灭其南进兵团的意图，立即令部队向北收缩。但蒋介石、陈诚却断定人民解放军放弃临沂是由于伤亡重大，不堪再战，可能放弃山东退向黄河以北。于是，严厉训斥王耀武“为何不得命令而擅自撤退”，令其坚守莱芜、新泰，并派出有力一部插向大汶口以南，断我退路。同时，急调南线之两个整编师西开临城，迅速沿津浦路北上，妄图将我军主力围歼于沂蒙山地区。根据蒋介石、陈诚的命令，王耀武不得不将其部队再向南推进，于2月17日重新侵占新泰。
就在李仙洲集团在莱芜、新泰地区往返调动时，我军完成了战役展开，实现了对李仙洲集团的战役合围。
2月19日，王耀武确实判明了我军意图，急令整编第四十六师及第七十三军自新泰、颜庄星夜北撤莱芜，并令第七十三军之七十七师自张店经博山南下归建，增援莱芜。
华东野战军总部针对这一新的情况，立即令第十纵队攻占锦阳关，切断明水通莱芜公路；第八、九纵队迅速开赴博山以南占领阵地，伏击敌第七十七师；第六纵队攻歼口镇地区之新编第三十六师；第七纵队切断颜庄与莱芜之敌的联系；第一、四纵队围歼莱芜之敌；令第二纵队亦兼程北上参加莱芜战役。定于20日晚发起总攻。
2月19日夜，我军攻占了锦阳关、大寨，逼近了明水以南之文祖镇。20日中午，敌第七十七师自博山南下，于和庄、不动地区进入我军伏击圈，经激战于21日晨被我全歼。自博山南下增援七十七师之敌特务旅亦被歼一个团。至此，李仙洲集团通向胶济路的两条通道完全被切断。
李仙洲于20日傍晚知道第七十七师在和庄地区被围歼时，决定于次日晨派部队接应，并令驻颜庄的整编第四十六师连夜向莱芜靠拢。但当晚华东野战军即向莱芜地区发动了进攻，占领了城西北制高点及附近村庄，并突入莱芜通向胶济路的交通要道口镇。此时，地方武装对胶济路西段发起破袭战，铁路运输中断。李仙洲集团已完全处于被围歼之境地。
在我军向莱芜地区发动全面进攻以后，蒋介石还认为是“窜扰”该地区，继续做着围歼共军于沂蒙山区的美梦。这时王耀武心中明白，他的任务已不是堵截共军，而是如何挽救李仙洲集团的命运。21日，王耀武派大批空军掩护整编第四十六师向莱芜急进，并配合莱芜之敌向我反攻，战况空前激烈。经过一天的反复争夺，我军坚持既得阵地，入夜又开始了新的进攻。王耀武见反攻不成，又不见增援部队，遂决定李仙洲集团突围，蒋介石至此也不得不同意。
华东野战军得到李仙洲部准备突围的确实情报后，即令第六纵队在口镇以南占领阵地，以阻击李部；令第一、二、七三个纵队组成左路军，由叶飞司令员指挥，负责解决莱口公路以西之敌；第四、八两纵队为右路军、归王建安司令员指挥，解决莱口公路以东之敌，待李仙洲部脱离莱芜城以后发起总攻。
23日晨，李仙洲集团分两路向北突围，中午十二时脱离莱芜，华东野战军立即抢占该城。左右两路大军当即全线出击，以雷霆万钧之势压向公路，将李部分割为数段，围歼战斗，于下午五时胜利结束。残敌千余人冲入口镇，会合口镇之敌向东北逃窜，于和庄地区大部被我歼灭。
莱芜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七万人，俘李仙洲等十九名将官，收复县城十一座及重要车站市镇十多处。这是自卫战争开始以来我军取得的空前胜利。
莱芜战役的胜利，不仅震动了济南、徐州，而且震动了南京。王耀武在李部被歼后立即令第十二军及特务旅放弃淄博及胶济西段，连夜回防济南。蒋介石也于24日匆匆飞往济南，以稳定人心，部署济南防务。王耀武埋怨陈诚瞎指挥，不听下属正确意见；陈诚埋怨蒋介石干涉其军事职权。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成为莱芜战役失败的替罪羊而丢了官。莱芜战役加深了蒋介石集团的内部矛盾，打乱了国民党军进攻山东解放区的计划，迫使敌人一个多月未敢出战。
莱芜战役的胜利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标志着我军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日益成熟。莱芜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变的一次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战役，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变化。
（杜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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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普及宣传讲话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我国宪法规定“禁止破坏婚姻自由”。婚姻自由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实行婚姻自由，目的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以利于社会安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目前在我国，由于封建思想残余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干涉婚姻自由的违法犯罪现象仍时有发生。它给受害人带来精神上的痛苦，有的还造成受害人伤、残甚至自杀等严重后果。因此，必须同这种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根据刑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是指以暴力干涉他人结婚或离婚自由的行为。这种犯罪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侵犯的是他人的婚姻自由权利，包括结婚自由权利和离婚自由权利。具体说，可以是用暴力干涉他人，不准其与某人结婚或强迫其与某人（包括干涉者本人）结婚；也可以是用暴力干涉不准他人离婚或强迫他人离婚。
第二，这种犯罪在客观上必须有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行为，这是构成这种犯罪最本质的特征。所谓暴力干涉婚姻自由，主要是指用捆绑、殴打、禁闭、扣押、强抢等暴力手段使被干涉者身体遭受损害、痛苦，企图使受害人屈从干涉者的意志。这种行为不仅严重阻挠、破坏婚姻当事人行使婚姻自由的权利，而且往往粗暴地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
应当注意的是，如果为干涉婚姻自由把被干涉者打成重伤或重伤致死，甚至因干涉不成，竟然将其杀死，应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论处。
第三，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在主观上只能是故意的，因为，干涉人总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实施暴力干涉的。至于犯罪动机则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为了贪图财礼，有的是为了寻求“门当户对”，有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礼教，有的是为了保持奸情关系，有的是妄图霸占他人妻女等等。
第四，从司法实践看，犯这种罪的人主要是父母、兄长、丈夫等家庭成员；也有的是宗族尊长、奸夫、情妇、基层干部等。
鉴于干涉婚姻自由的人多数是被干涉者的亲属，有些人还是从被害人的所谓“幸福”着想。有些被害人只要求干涉者不再干涉婚姻自由就可以了，并不希望对干涉者进行法律制裁。因此，我国刑法规定，这种犯罪如果没有引起被害人死亡，则只有“告诉的才处理”。但是如果被干涉者受到强制、威吓等无法向法院起诉的，则不在此限，检察院可以提起公诉，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控告。
至于以非暴力手段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如以断绝亲属关系、中断供给、赶出家门或以寻死相威胁以及买卖婚姻、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等等，虽不构成犯罪，但都是违反婚姻法的行为，应当禁止，有的应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根据刑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犯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引起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