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从创作自由到学术自由
于浩成
最近以来，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党中央支持和鼓励创作自由，文艺界的春天已经到来了。当然，这绝不仅是文艺界的事情。因为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从来是紧密相联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一向是并提的。文艺创作的繁荣需要创作自由，同样，科学理论的发展也离不开学术自由。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就是允许和鼓励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方针。从最初提出的时候起，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由于“左”的错误干扰，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这一方针一直未能认真实行，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它就完全被文化专制主义和禁锢政策所代替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已经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十年动乱这场浩劫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已经通过革命掌握政权以后，再搞什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一个接一个地大搞政治运动，搞什么“大批判”之类，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否定，再也不容重演那种悲剧了。
现在的问题是：还有一些受过去“左”的思想影响较重的人，往往仍然习惯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留恋于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来处理人们思想领域中的问题。他们对于某些文艺作品和学术论著中的问题，往往改变不了过去一向采取的揪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点名批判、无线上纲、围攻、撤职……等等行政手段和过火斗争。实践已经证明，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只能通过民主讨论的方法，使用粗暴斗争的方法是无济于事的，即使用杀头的方法也不行，因为这个人的头杀掉了，思想还在另外一些人的头脑中装着，你总不能把许多人都斩尽杀绝吧。用这些杀鸡吓猴的办法也只能奏效于一时，使人们暂时把思想隐藏起来。因此，用强制的办法解决思想领域中的问题是绝对无效的，思想问题只能通过民主讨论的方式来解决。
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贯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靠民主和法制来治理国家，不再采取发动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根本的转变。对于文艺作品和学术论著中的问题，只要不违犯法律，都只能用讨论的办法去解决。这也就是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因为这是繁荣创作、发展科学的唯一有效的方针。最近，胡启立同志代表党中央在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再一次重申这一方针：“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失误和问题，只要不违犯法律，都只能经过文艺评论即批评、讨论和争论来解决，必须保证被批评的作家在政治上不受歧视，不因此受到处分或其他组织处理。”
最后还必须补充说明一下，批判也就是批评，在英文中是一个词（critique）。在中文里似乎批判要比批评为重。这是由于过去“左”的错误作法，例如搞“大批判”之类，判字又容易联想到判罪，这就使这个字眼变成狰狞可怕、令人不寒而栗的恶煞了。其实，我们应该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为这些名词恢复名誉。当然，批评应该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不能只让一些权威人士有任意批评别人的权利，而一般人只有“挨批”的份儿，没有申辩的权利。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再也不容继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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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略论统计服务与监督
钱伯海
统计具有服务与监督两重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也从服务与监督两个方面规定了统计的基本任务。服务与监督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统计服务就谈不上统计监督，没有统计监督也就搞不好统计服务。统计的服务与监督的作用，是与统计是认识社会的有力武器和检验真理的重要手段分不开的。只有从理论上明确统计的二重性质，才能正确处理统计服务与监督的关系，发挥统计在国民经济和企事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统计是认识社会的有力武器
面对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要取得全面正确的认识，没有一套科学方法是不行的。社会经济统计就是从数量方面认识社会的科学方法。
通过数量方面认识事物，例如通过规模大小、水平高低以及具体的比例结构、发展速度等来认识事物，可以使人们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精确和具体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工作中，如果不及时掌握和了解其基本的数量方面，进行必要的数量分析，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计划决策和工作指导。当然，一切事物都是质量与数量的统一，运用统计方法从数量方面研究问题，一定要把质量与数量密切结合起来。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增强企业活力。经济体制越是搞活，越要重视准确的统计信息。统计这一认识社会的武器，将愈益显出它的重要作用。
统计是检验真理的重要手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实践过程如何？结果怎样？是成功还是失败？需要依靠统计、通过统计来反映，统计是检验真理的一个重要手段。
统计能够作为检验真理的重要手段，是和统计从数量方面认识事物这个基本特点分不开的。统计运用它特有的指标和指标体系，依靠它一套行之有效的调查方法、整理方法，特别是一套严密的组织机构，可以及时提供科学的统计材料，对实践活动作出综合评价。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各部门各单位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每个单位和个人，特别是各级领导，都承担着一定的义务并拥有一定的权利。他们除了通过自己的实践来检验认识是否正确，是否按规律办事，是否贯彻执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外，还必须接受来自多方面的检查，例如上级的检查，本单位的检查，以及人民群众的检查等等。这种检查就是监督。检查往往需要通过统计来进行，所以统计与监督有着密切的联系。列宁十分重视统计工作，常把统计和监督联系在一起，指出统计机关“应当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检查、监督的机关”（《列宁全集》第33卷第302页）。可见，统计作为检验真理的重要手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然发挥它的另一个职能——监督作用。
统计的两重职能——服务与监督
统计是认识社会的有力武器，为各部门提供材料，当参谋做助手，起服务作用；统计是检验真理的重要手段，通过数字语言，摆情况，提问题，起监督作用。统计的服务作用与监督作用，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
对统计部门和统计人员来说，只有搞好统计服务，才能发挥统计的监督作用。统计通过科学的方法，及时提出准确全面的数字材料，供有关方面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采取有效措施，从而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监督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通过服务去发挥监督作用，有利于促使人们充分利用统计数字这个“指示器”和“校正器”，以便自觉地按客观规律办事。统计工作如果不着眼于搞好服务，从积极方面入手，而是为监督而监督，其结果往往会弄得情况不明，问题成堆，工作搞不好，生产上不去，最终将难以正确发挥其监督作用。
但是也要看到，只有坚持监督，才能有效地发挥服务作用。只有坚持监督，如实反映情况，才能使有关方面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认真研究统计部门提供的信息，及时改变自己原来所有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的想法和作法，采取相应的办法和措施，改进工作。相反，如不坚持统计监督，有情况不反映，有问题不揭明，将助长有关方面“情况不明决心大，胸中无数瞎指挥”，贻误生产和工作。这应当说是统计工作最严重的失职。
对各个工作部门和各级领导来说，应当重视统计，接受监督，时时注意来自统计部门的信息，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如果认为统计可有可无，不接受统计监督，甚至把统计作为“御用工具”，随心所欲，搞假数字，那就会恶性循环，愈陷愈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
新的世界性技术革命赋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新的内容，迫切要求加强统计工作，加强统计理论建设。不仅统计人员需要进一步学习统计的理论和方法，学习现代化的统计专业技术，其他各部门，包括社会经济工作者，科学技术工作者等等，都应该学习统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掌握和运用统计信息，把行为决策和工作指导建立在对客观实际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从而更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国外从中小学就开设统计课程，这很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我们要有计划地普及统计知识，充分发挥统计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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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历代名人小传》序
周谷城
毛主席生前曾对青少年题过八个字，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八个字，对任何人都有教育意义；尤其对于青少年，教育意义特别大。青少年应该有所作为，应该有一定的成就，这八字便是很好的定评。根据教育学及教育心理学等的研究或论证看，青少年在成长发展过程中，是天然地有所作为，能有成就的。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们如何对待自己。
《中国历代名人小传》一书里面的人物，个个都是经过青少年时代，奋斗一生，获得成就，决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的。他们所处的时代虽与我们的不同；他们所达到的成就，虽未必都为我们所需要。然而这本小传里的人物，却都可作我们的榜样；每一篇传，都值得我们仔细研究：（一）每一篇传，都是历史事实，我们学习它，可以积累一些历史知识。（二）每一个人的奋斗过程，艰苦曲折，我们可引以自励，增进自己的修养和毅力。（三）每一篇传的文字，都顺理，都成章。仔细研究，可以提高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
全书小传凡四十篇，篇篇自成体系。读一篇有一篇的收获。没有顾此失彼的麻烦。青少年自修，干部阅读，都能得益。我觉得这是一本好书，对于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就此为序。
（《中国历代名人小传》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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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学的产生与发展
秦秀梅
始萌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科学学，是在现代科学广泛发展的基础上，多学科相互渗透、相互繁衍的广阔领域里新兴起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以科学的“自我认识”、“自我研究”探索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从整体上系统地研究科学的本质特征，考察科学与整个社会的关系。
科学学把科学作为一个社会的运动，来协调总结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制定科技政策，为科研单位、科技管理人员和从事科技活动的人们开展科学研究、进行科技决策和管理提供思想、理论方法和技术。
科学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必然产物。人类的科学实践活动是科学学产生的物质基础。十九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随着自然科学的革命为新的技术革命开拓了广阔的道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又造成了一个高度分化、高度综合的自然科学体系，同时有力地加强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与哲学的联盟。大量的边缘学科、综合性学科和新型的综合性理论——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等相继涌现，各学科、各门类和各层次、各序列的内部联系已有可能和必要揭示科学运动的一般规律。整个现代科学体系的形成也正是科学学产生的内部条件和内部动因。而科学学产生的社会条件和外部动因，从现代科学发展的社会方面考察，则是现代科学活动的社会化。
现代科学活动社会化的重要结果是形成了全社会的科研系统。当全社会的科研系统发展到高度分化而又高度综合，形成一个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再到生产应用的多层次、多序列的复杂结构时，更为迫切需要这样一门专门研究全社会的科研系统的有效管理、探索科研工作的规律性任务的学问——科学学。
波兰社会学家F·兹纳·涅茨基首先创造使用了“科学学”这一专门名词。1925年他发表了《知识科学的对象和任务》一文，命名科学学这一学科，提出专门建立这一门学科的问题。1927年波兰逻辑学家T·科塔尔宾斯基创立“科学的科学”一词。苏联学者自1926年的早期科学文献开创了从社会方面研究自然科学发展动力的先例，对国际科学界产生了积极的思想影响。
世界公认的科学学的创始人、奠基人之一的英国物理学家J·贝尔纳，是英美科学家在科学学的理论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代表。1939年他发表的《科学的社会功能》等论著是一部奠基性的著作。书中主要论述了科学结构的理论模型、科学学研究的数量分析方法、科学政策和科学管理等问题。
本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初，科学学的理论研究主要探讨科学发展的速度问题和科学革命问题。五十年代，美国科学史家D·普赖斯的积累规范理论总结出科学发展按指数增长的理论。六十年代初，美国科学史家T·库恩所著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是人们研究科学革命的代表作。库恩的变革规范思想运用系统论研究科学发展的结构问题，他认为：凡是科学上的创造发明，都是从根本上推翻过去科学家造成的普遍认识或“常规认识”，打破旧规范，创立新规范。他称这种思想和行动为“科学革命”。变革规范在世界各国拥有广泛的影响。六十年代中期，随着高能物理、空间科学等“大科学”的兴起，“科学学”被作为“科学研究组织管理”的学问，更受到了普遍重视。1964年英美等国学者编著了一本《科学的科学》论文集。普赖斯在《科学的科学》一文中指出，科学学是由科学派生出来的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学科。科学学在几个方面同时成为研究对象，因而形成科学社会学、科学心理学、科学经济学等分支学科。
科学学的全面展开和研究，加之许多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结合，使科学学从狭隘的理论研究走向广阔的应用领域。1965年8月举行的第十一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提出建立国家的和国际性的科学学研究机构等重要倡议。英、美、苏联、西欧、东欧、日本和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科学学的研究，并大规模地向科学政策和科研管理等应用领域发展。据1976年统计，世界各国的科学学研究机构已达五百多个，约三千多名科学家从事这项研究工作，举行各种专业会议，创办有关科学学的专门刊物。美国、联邦德国、瑞典、苏联等国高等院校也设有科学学研究机构。近年来，苏联和东欧国家重点推进应用科学学的研究。
随着科学学研究规模的扩大，国际合作研究日益受到重视。1978年，欧洲、北美的四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部长们决定，把科学学列为有关国家之间基础科学的多边合作研究项目之一。美国、苏联、东欧、英国的科学学研究者，于1976年11月举行第一届科学的社会研究国际会议，成立“4S”学会，出版《4S通讯》。关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在1978年8月举行的国际社会学大会上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科学政策局以及亚洲、非洲、欧洲和北美地区组织召开的国际会议，均对科学政策问题进行合作研究。
近年来，我国科学学的研究和普及工作迅速发展。中国科学院建立了中国科学学研究组，上海市科委成立了上海科学学研究所。科学学的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发展甚快。1982年6月全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正式成立。科学学研究会（或筹委会）在京、津、沪、川等地相继成立。《科研管理》杂志、《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等科学学的专刊和杂志也已问世。科学学已成为某些高等院校学生、研究生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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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院校举行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讨论会
去年12月17日至24日，在解放军政治学院举行了军队院校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旨是学习和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从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不同侧面探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问题。会议着重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决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许多同志认为，《决定》是科学社会主义认识史上的又一次飞跃，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大体概括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国家管理经济职能的科学规定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增添了新的内容；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带动整个社会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值得特别重视的还有两个特色：一是农村改革推动城市改革，城市改革又促进农村改革，形成城乡结合的经济群体和合理的经济布局，对于将来消灭城乡差别会起重要作用；二是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长期并存，相应发展，互相渗透，互相结合，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将会出现新的社会所有制形式，同时也将出现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需要我们正确对待，正确引导。
关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决定》指明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上的最大突破，它将带动其他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突破和解决。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和商品性的关系，有三种看法：（1）两者是并列的，各自在不同的范围起作用，又互为补充；（2）两者是有机的统一体，各在不同方面起作用；（3）两者是互相融合，不可分的。许多同志认为，两者相统一的条件在于：社会分工发展的要求；我国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所造成的经济利益的差别；其运行的目的和作用都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两者相统一的意义在于：打破了人们长期形成的把两者相对立的传统观念，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关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适当分开。对“两权”适当分开的原因，多数同志认为，一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二是商品经济的要求。有的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不成熟、不完善的，本身存在集体经济的因素，也要求“两权”适当分开。“两权”适当分开对所有制性质和企业经营性质有何影响？一种意见认为，“两权”适当分开不会改变所有制性质和企业经营的性质；另一种意见认为，在“两权”完全分开的情况下，会使企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结构发生变化，成为某种复合生产资料所有制，而企业的经营性质往往会发生变化。对“两权”适当分开理论的意义，一种意见认为，它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发展商品经济，实行经营责任制，政企职责分开，实行多种经营方式等，都根源于“两权”适当分开的理论。另一种意见认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两权”适当分开。
关于《决定》的哲学思想。大家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改革的哲学根据是唯物辩证法，是对立统一规律，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对各对经济范畴的对立统一关系的认识，对经济体制中各种矛盾的分析和解决矛盾的方法，对解决难题的求实精神，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为了适应改革的要求，哲学的研究一要改掉轻视实际，脱离实际的状况，要与政治经济学亲密结盟；二要自觉摒弃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提倡开拓性、整体性、唯实性的思维方式，克服闭锁性、片面性和唯书性的思维方式。
（李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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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府志》三种出版
台湾自清代重新与大陆统一后，1684年即设府管理。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共六次纂修的《台湾府志》是研究台湾史的重要史料。最近，中华书局从中选出资料珍贵、版本稀见或内容较为全面的三种，影印整理出版。
第一种系康熙时蒋毓英所修，是最早的台湾府志。台湾初设府不久即组织纂编、刊行，以后却长期不为世人所知，目前仅上海图书馆藏有解放后始被发现的孤本。“蒋志”所收台湾郑氏政权末期至清初的不少资料，如台湾的男女人口数、各民族人口数、赋税数等，对研究清初台湾的移民、经济等状况有重要价值。“蒋志”的首次影印公诸于世，将引起国内外的关注。第二种康熙时高拱乾所修府志，成书较早，国内外仅有几部藏本，价值也较高。第三种乾隆时范咸所修府志，内容全面，是研究台湾史使用较多的参考资料。
（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