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我们赶上了文艺创作的最好气候
——对“创作自由”的一点体会
邓友梅
1985年元旦，将是中国作家们永远难忘的一个新年。因为在元旦的前夕，胡启立同志宣读了中央书记处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所作的祝词。祝词中大字书写了保障作家们“创作自由”的庄严词句。
其实，这些年我们党一直是越来越广泛、越确实地保护着作家们的“创作自由”的。以我个人的体验来说，从没感到过这么自由舒畅，其证明就是我近几年写的作品比起1976年以前的二十多年的总和多几倍，质量比我过去的作品也有了提高。
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作家个人的心境关系着他的创作结果，没有一个自由、自信的精神状态，很难有丰富多彩的文思。比如1976年以前的十年间，我全在劳动改造、挨斗争、挨批判的状况中度过，连身家性命都难保，哪里还有文思？打倒“四人帮”之后，整个民族都有一种解放了的舒畅感，也恢复了精神生产者的个人尊严，这才又想到寓道于文，文思开动起来、活跃起来了。
艺术质量的提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有赖于“双百”方针的贯彻。允许作家冲破“只准写工农兵”、“只准反映十七年”之类的框子，扩大了题材面，可写的东西多了，作品的内容才可能丰富起来；允许各种风格、各种流派自由竞赛，才能推陈出新、标新立异！所以我常说，我们这一代作家是幸福的，赶上了文艺创作的最好的气候。
然而，这还只是个开端。我们的党还在不断总结对文艺工作领导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断改善和加强对文艺的领导。我认为，这次党中央旗帜鲜明地提出“创作自由”的原则，就是进一步改善和加强领导的重要步骤。我们对创作自由的认识、理解，有个逐渐深入和发展的过程。我们说从未遇见过象前几年这么好的创作气候，这是实话，但不是说已经好到顶了。我近年来写了些反映北京市民生活的作品，所写的人物，有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所描绘的时代，上至庚子年，下到而今；所写的故事全是凡人琐事。这样的作品不要说在“文革”期间，就是“文革”前的十七年，我绝想不到要写它，也决不敢想要写它；写出来也无处可发表，若当真发表了，绝对是祸不是福。现在我想写、敢写，而且得到了鼓励，这不是党和政府保障创作自由的证明吗？
不过，我这几年又不是放心地大胆地在写，总觉得自己的创作不那么“理直气壮”。我没有受到批判，可看到有的作者遭到不合分寸的批评时，心情也有些紧张。比如，在号召作家“反映四化第一线的火热斗争”，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这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时，我写的《那五》、《烟壶》，实在与四化隔着时代，里边也没有“社会主义新人”，我就觉得腰杆发软。开会讨论如何反映四化建设，如何写改革、写“生活主流”时，我尽量往人背后坐，真诚地认为自己作为党员没有起好带头作用。其实谁也没批判我。有的同志对我的创作感到奇怪：“邓友梅年纪不大，又不是北京人，他怎么能写老北京的生活呢？这是个谜。”这个谜底我从不揭穿，揭穿了我怕受批判。实际上我一直在“深入生活”。我交了一批北京老人作朋友。不管工作多忙，我每周都抽时间和他们聚会一两次，有时要骑车一两个小时，也不算不艰苦。这些朋友干什么的都有，唱戏的，拉弦的，当铺总管，古董贩子，还俗的和尚，转业拳师……他们多半七八十岁了，与社会主义新人根本搭不上界。我就不敢把这称为“深入生活”公开宣布。作家每年要填表报告自己“深入生活计划”，下厂多少天，下乡多少天，似乎这才是“名正言顺”的深入生活。我常为自己“深入生活”计划没有落实而感到惭愧，可是又没办法。生活总要和写作紧密相联。我正在写北京生活的系列小说，时间是由1900年写到1980年，现在正在写1911年前后的事儿，让我放下这些老朋友去深入新的生活，作品怎么写呢？我并非特别地偏爱旧社会的旧生活。我写旧社会是为了歌颂新社会，而且顺着时间顺序一步步写下来，自然会写到今天的；再说新生活我稍迟一两年去深入尚来得及，赶得上，而这批老朋友可不等我，七老八十了，过一年少几位，我不抓紧去“深入”，将来无法补课。但这点事，多年以来就不能拿到桌面上谈。
我举自己的例子，是想说明即使象我这样被人们看作比较顺利、比较安全的作者，心理上也还有负担。由此可见胡启立同志宣读的祝词具有多么现实和深远的意义。作家们听这篇祝词时，真如心沐甘露，充满了感激与振奋。人们说我们的党越来越成熟了。这篇祝词就是党对文艺工作领导方面成熟的证明。我们的作家，都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党的领导，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己任的。进一步保障创作自由，不仅使我们更加重了责任感，更加强了对作品的社会效果的注意，而且打开了充分发挥个人才智，为建设四化各显其能的广阔道路。
创作自由还有另一个含义，就是作家本身要进一步取得认识世界、表现生活、创造优秀作品的自由能力。不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完善我们的世界观，不加强各类知识的学习，更新我们的智力结构，我们就难以在认识世界上取得自由；不加强艺术修养，提高我们的表现能力，就得不到艺术创造上的自由。党和政府对创作自由给予了可靠的保证，只是创造了我们努力进取的客观条件，能否真正实现“创作自由”，更大的功夫还要作家自己去做。我现在实在感到任务重了，要补的课太多了，除去努力奋斗，别无他策，只有把“努力进取”四字作为座右铭，时刻鞭策自己。
第7版()
专栏：
春风扑面 热气腾腾
陈登科
我在严冬季节来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可是到达首都后的几天里，我却时时感到春风扑面，热气腾腾！这温暖的春风，便是党中央领导同志对作家们的关怀与信任，是党中央关于文艺问题的一系列鼓舞人心的英明决策！
在上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聆听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小平同志号召文艺界要继续解放思想，并批评了粗暴干涉文艺创作的作风。我个人认为，这已经语重心长地指出了“左”的指导思想对文艺的危害。按说，我们——尤其是领导文艺事业的负责人——应该理直气壮地清理“左”的思想在文艺领域里的影响，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和发展。遗憾的是，这五年中，我们的工作和创作还不时受到“左”的干扰，有时甚至严重地挫伤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使命，就是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肯定成绩，总结经验，旗帜鲜明地批评那些“左”的思想和作法对文艺事业的影响，以实现文艺界的“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
前一个时期，流传着一种说法：经济上要反“左”，文艺上要反右。这种说法虽未见诸于文字，却无形中成了法则。这反映了一些同志对作家、艺术家的看法，甚至对整个文艺队伍的看法。有的人总喜欢从偏见出发在文艺界找毛病。他们好抓辫子，而且揪住不放，随意给人扣上诸如“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搞自由化”、“不听话”等等大帽子，把文艺界的主流与支流、功与过、是与非，弄得很混乱，甚至颠倒过来。有的至今还在念念不忘“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危言耸听。虽然党中央一再告诫再也不搞什么运动，有的人却总想批这斗那，习惯于用运动方式来解决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问题。
回想我们这三十多年来的经历，从五十年代初以后，隔三插五，车轮大战似地在文艺界一个劲地反右、反右、反右！为了反右，动员过全部舆论武器，甚至动用了脚镣手铐，反得够彻底了。但我们的真正毛病却出在“左”边，真正危害我们事业的正是“左”的惯性病，却很少有人去注意。老百姓们不懂文艺的奥妙，但他们自有对真理标准的看法；他们不相信文艺能有一言兴邦、一言亡国的神通，但却从多年的经验里懂得了借一部小说、一个剧本发起政治运动的灾难性危害。因为他们也跟着吃过大苦头。这种借文艺掀起政治风暴的悲剧，千万不能再重演了。
我很希望做文艺领导工作的同志，多到老百姓中间去做点调查研究，多听听人民群众的真正声音，不要听到点风声就轻易下结论。例如，1980年作协安徽分会曾举办过一次“黄山笔会”。这次笔会是经过省委批准的，其意图有两点：一是我们安徽文艺界在十年动乱中是个重灾区，直到万里同志到了安徽，才把这支溃不成军的文艺队伍重新组织起来。我们很想借助外力去鼓鼓劲，搞得活跃一点。二是安徽当时在搞农业承包责任制，外省的同志不大理解，我们想请一些作家去看看，给农业生产责任制做点宣传工作。这有什么不好呢？会后，《安徽文学》编辑部整理过一篇通讯——《以文会友》，公开发表，并无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但是这个“黄山笔会”，近几年不知有多少次被打“小报告”，被点过名，大有黑会之嫌。可是，又有哪位认真地找与会者和组织者调查过呢？
现在，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的市场不大了，有的同志可能不舒服，老是嘀咕什么文艺界批评不得。天晓得！文艺界被“左”的思潮批了那么多年，文的武的批评都经历过来了，还有什么批评不得的？令人担心的倒是极左思想的流毒在文艺界没有受到严正的彻底批评，至今还有人认为“左”只不过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
邓小平同志历次有关文艺的讲话，都充分肯定文艺界在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上的成绩，即使发现一些偏差，也表示出一位政治家的严肃和宽宏大量。正是由于党的信赖，使得作家们敢于开拓新的领域。这几年我国文学创作的成就，我认为是“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史上最灿烂的一页。我们这支队伍数量的壮大和素质的提高，也是为大家所公认的。但我们不能就此满足。现在，作家们的创作自由有了更加切实的保障。我们要珍惜自己的权利，与党和人民同心同德，写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作品。
第7版()
专栏：
燧石，在敲击中发射出光彩
——看故事影片《一往情深》
方顺景
描写中年知识分子命运、际遇的电影已经出现不少，最近珠江电影制片厂根据张一弓的小说《考验》改编、拍摄的故事影片《一往情深》，又一次获得了可喜的成功。
中年知识分子，是我国现阶段革命和建设的中坚力量，理应受到社会特别的关注。反映知识分子的生活，描写他们在人生路途上的坎坷、奋斗、追求和理想，既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四化建设事业的实际需要。我们高兴地看到，这几年来，作家们不仅勇敢地把笔触伸进了这个生活领域，创作了许多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的好作品，而且塑造出了象陆文婷这样具有强烈感染力的艺术典型。然而，也正因为如此，现在再来描写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就不能不遇到更多的困难。它要求作家付出更艰辛的劳动，勇于创新和善于创新，才不至于落入雷同和平庸的境地。故事影片《一往情深》的成功，就在于它避开了前人窠臼，创造了银幕画廊中一个新的、真实感人的当代中年知识分子的艺术形象——女主人公杨芳菲。
杨芳菲的生活道路是很坎坷的。她大半生的历程，她的前途、命运、心境、情感，总是同两件事紧紧地联系着的。一方面，她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对待革命事业一片赤诚；另一方面，她又有一个曾经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少校营长、解放前夕逃往台湾、后来又弃戎从商的哥哥，这给她的生活、追求罩上了浓重的阴影。她十五岁参加革命，在朝鲜战场的坑道里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以后又多次提出要求。可是，她不仅在政治上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事业上不能实现自己的追求，爱情上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甚至婚后还“拖累”了丈夫。不公正的生活，难免给杨芳菲带来委屈和痛苦。可贵的是，她具有燧石般的品格：越是经受生活严峻的敲打，越是发射出灿烂的光华。她没有因为生活的不公而熄灭心中的火种。她一如既往，继续顽强地在坎坷的道路上行进着，时时以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激励自己，并以此教育自己的女儿。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四十六岁那年，才终于在入党志愿书的姓名栏里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就这样，两件事情伴随着杨芳菲度过了大半生，形成了她的历史，也铸造了她的性格。影片在深刻地揭露极左错误的同时，显示出杨芳菲高尚的思想品格。很显然，杨芳菲的人生历程、生活目标、思想感情在现实生活中是很有代表性的，而她在道德、情操方面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更是一代中年人——特别是中年知识分子的显著特征。这样的艺术形象，应该说是有相当的社会容量的。
《一往情深》写了杨芳菲近四十年的历史，这就特别需要编导者进行精心的构思和剪裁。影片选取的几个历史时期和在这几个时期中出现的人物、事件，都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在表现手法上，影片运用情绪结构和时空交错的方法，合理地利用闪回镜头和连续的时间跳跃，把过去年代的生活与现实穿插起来，通过对杨芳菲内心的分析和她情绪的转换，推进矛盾的进程。这样既使杨芳菲的思想脉络显得比较清晰，有助于人物性格的刻画，也使整个情节显得紧凑。饰演杨芳菲的演员黄梅莹，较为准确地把握了人物性格，演得深沉、细腻、朴实、自然，具有相当的感染力。
使人感到不大满意的是，影片的后半部分对杨芳菲和哥哥的会面描写得多了一些，渲染得过了一些，以至于使整个影片的“气脉”显得有点“隔”，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所要表现的主题。
第7版()
专栏：文艺新作
《河魂》〔长篇小说〕
作者 矫健 载《十月》一九八四年第六期
作品透过农村经济改革中表层的矛盾现象，深入到人与人的关系、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这些渗透着历史积淀的层次中去，从而具有一种历史感。饱经沧桑的二爷，偏执而诚朴的牛旺，多情又多难的彩彩，沉毅而有远见的小磕巴，有新的追求的河女，这些人物身上都有着历史的烙印，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作者牢牢地把握着这种社会关系变化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在人物命运的起落中，让人感受到生活激浪的奔腾。（大农）
第7版()
专栏：文艺新作
《猎神 ，走出山谷》〔中篇小说〕
作者 黄放 载《青年文学》一九八四年第十二期
云雾缭绕的大巴山层峰老林中，有一个人迹罕至的小山村，狩猎是村民们的基本职业。这些勇武、淳朴的村民，瞧不起任何商贩。但封闭的山村终也受到改革潮流的冲击。被誉为“猎神”的青年猎手陈梦猿，因“羡慕和渴盼着城里那种文明生活”，不愿自己心爱的姑娘将来也象老妈妈那样被火塘的烟熏烂眼睛，不顾村人的反对和鄙视，改猎从商。他立下宏愿，通过贩运毛皮，既使乡亲少受损失，还要积累一笔巨额资金，为乡村修一座水电站。
小说没有正面去表现农村改革的斗争，而是从一个有趣的爱情故事生发开去，将爱情纠葛同改革问题所引起的人们内心世界中新旧观念的冲突融合起来，刻画了几个有血有肉的人物。（隋毅）
第7版()
专栏：文艺新作
《旋风》〔报告文学〕
作者 吴晓民 载《报告文学》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曾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王光英几经沉浮，如今又旋风般出现在香港工商界。《旋风》选取王光英在香港创办“光大实业公司”的几件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勾画了他的眼光、魄力、气度和旋风般的生活节奏，刻画了他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独特的个性风采。作品熔叙事与心理描写于一炉，文笔刚健清新。（石娄）
第7版()
专栏：文艺新作
《记者》〔中篇小说〕
作者 史中兴 载《芙蓉》一九八四年第六期
这是一部描写记者、编辑生活的中篇小说。一个报社的编辑部往往是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的交叉点。作品以尖锐的笔触描绘了不久前发生的令人深思的事件。生活的暖流与寒流袭击着人们的心灵。热情如火的青年记者，饱经沧桑的老编辑，带着各自的苦恼、希望和追求，在生活中选择着自己的位置。作品题材新颖，构思不一般化。（边文）
第7版()
专栏：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评》座谈会在京举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最近邀请在京从事当代文学研究、评论和教学工作的专家、教授开座谈会，对该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评》进行评论。大家认为，由二十所院校协作编写的《选评》是有特色的一个选本。这部教材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四化建设新时期当代文学的巨大成就。在体例上，每篇作品后附有简明扼要的作者介绍、作品评析以及参考篇目，书后还有获奖作品名单、阅读书目等附录，为学生学习和青年自学提供了方便。
到会同志指出，随着我国四化事业的迅速推进，广大青年对研究现实问题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面对这种形势，有关部门对当代文学的研究、教学与教材编写，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石京）
第7版()
专栏：
《文艺报》开展话剧问题讨论
话剧不景气的问题已经引起话剧界及剧院内外普遍的关注。今年《文艺报》第一期上刊登了亚之、叶长海的文章，对此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亚之的《困境中的话剧》一文，以东北地区近年来话剧演出的剧目、场次、收支状况急剧下降的事实为例，指出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一、官僚主义的经营管理体制、包干制、“大锅饭”束缚着戏剧事业的发展，使剧院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环境。二、剧院缺乏高质量的剧目来吸引和满足观众，戏剧本身的凋敝造成了剧院的凋敝。三、剧院人员年龄、知识全面老化，如不进行更新，剧院的魅力和生气也就难以维持。
关于话剧问题的讨论，《文艺报》还将继续下去。（莹娟）
第7版()
专栏：
《旧人与新人》将问世
德国女作家敏娜·考茨基的长篇小说《旧人与新人》，已全部译出，将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五和第六两卷上全文刊出。这部受到恩格斯热情评论的文学作品将会引起文艺理论工作者的极大兴趣。（弋人）
第7版()
专栏：
《中国古典文学鉴赏》创刊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古典文学鉴赏》最近在武汉创刊。它以鉴赏中国古典优秀作品、介绍有关文学知识为宗旨，熔知识、欣赏于一炉。该刊辟有二十多个栏目。（张）
第7版()
专栏：随感录
挑战与思考
洪洋
近年来，以传奇小说为主体的通俗书刊风行起来，发行数动辄十几万、几十万。与之形成鲜明对照，一系列享有盛名的文学刊物，印数急遽下降；象冬天的温度计，那红色的水银柱，畏畏缩缩地向下跌落。
这一升一降，何其迅猛，何等强烈！能不令人惊叹？
惊叹之余，不能不令人深思。大量通俗作品的出现，离不开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旧框框的废除，禁区的突破，使得武侠、言情之类的小说，有了合法的身份。这方面潜在的创作力，在多年被锁闭之后，一旦开了闸门，便翻滚跳跃而出，一发而不可收拾。另一方面，它在数年之间，便招徕了上千万的读者，又充分证明通俗小说这种民族传统形式，是具有生命力的。
可是，为什么分明是更多地直接反映现实生活、时代感更强、文学格调更高的文学作品，远远地落在了通俗小说的后边？细细想来，这一涨一落里有不少属于社会学范畴的问题，这里暂且不论。仅从文学范畴看，至少可以悟出一个问题：面对新的现实、新的读者，我们的文学除了讲求思想性、艺术性外，还要特别强调一个可读性——情节的丰富和生动，形式的民族化和语言的生活化等等。
历史上许多艺术性强的作品，同时就具备了很强的吸引力，通常称之为艺术魅力。目前的状况是，有不少确实具有较高艺术性的作品，又确实未能畅销于读者群中。这就需要我们对广大读者的审美心理、审美要求，做深入细致的了解和探索，既要适应他们的口味，又要努力提高他们的欣赏水平。这已经是摆在当代文学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了！
偶尔翻阅二十年代的《小说月报》，在一篇《卷首语》里读到这样两句话：“小说之道，第一是有趣，第二是有益。”我十分赞赏这两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