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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着力培养创造型人才
——武汉大学的教学改革之一
毕全忠 杨建武 闻勉 陈志鸿
武汉大学从1978年实行学分制后，学生中最突出的变化是学得活了：到目前为止，本科生在校期间共在全国近五十种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了两千多篇论文和其他作品，编著出版了十四部书；好些学生参加过全国性学术会议并提交了论文，不少学生得过湖北省和全国性的科研成果奖或创作奖；本科生毕业时考取国内及出国研究生的人数逐年增加，1983年占全校毕业生总数的25％。
学生学得活不活，是同学校培养学生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刘道玉校长说：“我们培养的人才应当是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又红又专的人才。‘又红又专’，我们已提了二十多年了，可是，实际工作中往往把红与专简单化为‘一听话，二高分’，这就是‘好学生’。从这种人才观出发，制定、产生了一整套的教学计划、教学方法和规章制度，培养出来的学生分数高，能力差，知识结构不合理，缺乏创造性，不能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不能适应新的世界性技术革命的形势。”
武大的教学改革，正是从改变传统的人才观、革除上述弊端开始的。1978年秋，武大实行学分制，接着又实行导师制等等，目的就是要改变学生的知识结构，加强能力的培养。那时，武大的口号是培养“智能型”人才。党的十二大提出开创新局面，提倡开拓、创新精神，武大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培养“创造型”人才的主张。
什么是“创造型”人才？刘道玉校长说：“创造型人才，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应当具备这些基本素质：一是思想解放，勇于创新，对事业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和献身精神；二是基础知识厚实，专业面广，兴趣广泛，具有开创能力。这两方面既是专的要求，也是红的要求。”
红与专的内容在新形势下的具体化，便引起其他一系列观念的改变。长期以来，听话，高分，加上老实、守规矩、勤勤恳恳、“老黄牛”精神等等，被普遍认为是好学生的基本特点，是“红”的表现。当然，这些好品质仍然是要提倡的。但是，按照“创造型”人才观来看，如果没有创新精神和开创能力，即使具备上述好品质，也不能算优秀学生，不能算又红又专。在今天的武汉大学，这样的学生还不少见，可是，他们不可能被选拔为“尖子”学生或三好学生。其次，创新，就意味着冲破传统的观念和习俗。例如，刚进大学的学生，就写小说或论文，按照传统的观念，就要被看作“好高骛远”，“狂妄”。武大中文系80级学生俞杉就是这样的“狂妄者”。她进校不久就开始创作小说《女大学生宿舍》，后来又改编成电影剧本，并被搬上了银幕，还创作了其他几篇小说。这些作品也不能说是很成熟的。但是武大认为她具有开创能力和对事业的献身精神，是个“创造型”人才，学校多次表扬她。富于创新精神的学生往往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同样的缺点在他们身上往往比在其他人身上更显眼。中文系80级另一名学生就是这样，他的缺点不少，如不爱上课，有时睡懒觉，等等。然而他在文学创作上却很有创新精神和献身精神，在校期间就发表了中篇小说和几篇短篇小说。应该怎样看待这样的学生？武大领导认为，他是个“创造型”人才。当然，他的缺点仍还是缺点，要帮助改正。然而，不能因为有这些缺点就否定他的创新精神和能力。那名学生毕业时，学校把他作为优秀人才推荐给武汉市文联，被选定为《少年文学报》的业务负责人。按时上课，不缺课，这是学生起码的规矩。可是，武大有不少学生常常缺课。对这种现象要加以分析。有的确属纪律松弛，生活散漫；有的则是因为那些课吸引不了学生。经济管理系81级学生王慧农两年来有五分之二的课不上，去自学、写论文。他已发表了四篇论文，其中一篇获湖北省大学生科研成果乙等奖。学校认为他具有创新的精神和能力，选拔他为“尖子”学生加以重点培养。有两位校学生会副主席，一位是外语系学生，连本专业的课都很少去上，但他自学能力强，知识面广，他自学和选修了其他系的好些课程，成绩优良，学校认为他是“创造型”人才，连续三年评他为三好学生，并推荐他做研究生；另一位是数学系学生，到了二年级以后，他两年内基本不上课，按“常规”，就得勒令他退学了。然而他自学能力、工作能力、学习成绩都很出色，学校认为他是又红又专的学生。这样做，也促使教师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改进教学方法，以吸引学生。
个人的志趣对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献身精神有着重要的作用。要培养“创造型”人才，就要尽可能地尊重学生个人的志趣。由于种种原因，学生考入的专业与他的志趣大相径庭的现象比较普遍，兴趣转移的例子也屡见不鲜。长期以来，学生转系、转专业几乎是不可能的。武汉大学从前年起，允许有突出才能的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转系，允许学生自由听其他系、专业的课。两年来已有近五十名学生转了系或专业。到外系听课的就更多得难以统计了。当然，尊重个人志趣，也包括引导学生培养自己的志趣，并非都转系不可。经济管理系82级学生沈晓冰，原是81级的学生，入学后一心想学文学，对经济管理一点没兴趣，想转到中文系。中文系认为他在文学方面没有突出才能，不接受。他只得仍在经济管理系，但他不去听课，结果考试主课不及格，留了级。后来系里引导他培养对专业的兴趣，让他参加武汉市企业行业管理调查。一接触社会实际，他的兴趣来了，教师发现他在调查和写作上有突出的创新精神和才能，把他作为尖子学生培养。现在他担任了武大学生经济管理学会会长。
刘道玉校长对记者说：“一提起‘创造型’人才，似乎很神秘。其实，学生身上都蕴藏着创新的因素，问题是如何发现、引发、培养。学校领导和教师首先要解放思想，开阔眼界，否则对创新精神就会视而不见，甚至看作异端。”如：哲学系有个学生叫周中华，在哲学理论方面并未表现出什么突出才能，然而他喜欢画漫画，在校期间就在十多种报刊上发表了好几十幅作品，评论家认为他的漫画富有哲理。如果眼界狭窄，就会认为他是歪门邪道，不是人才。如果思想解放一点，就会看到武大为社会培养了一个人才，而且是“创造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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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们提出好学生的新标准
本报记者 王娜梅
近两年，北京市第八中学高考升学率一直保持100％，社会、家庭、领导部门都比较满意。这样的学校还需要改革吗？陶祖伟校长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告诉记者，八中在改革中提出了“面向未来，早出人才”的目标。
要实现“面向未来，早出人才”的目标，首先要搞清好学生的标准是什么？
陶校长认为，每个学生都有特长，充分发挥其特长，就能成才。但是，我们的教师和家长常常习惯于围着升学率转。要求好学生的标准，就是门门得高分。按照这个标准，一味地要求孩子在各门功课上平均使用力量，不准孩子有特殊爱好，其结果，限制了孩子特长的发展。因此，改革中老师和家长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改变这种陈旧的观念，善于发现孩子的兴趣、爱好与特长，给孩子创造充分发挥特长的机会，并加以引导。
为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特长，经八中师生共同讨论，他们决定设立“特优生”奖。评选的条件是：一、目标专一，有建国之志，有较强烈的探索欲望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二、基础知识好，语言（汉语、外语和计算机语言）能力强；三、对某一学科有特殊兴趣、特殊才能或潜力；四、有较强的自治和自学能力；五、能较熟练地使用电脑；六、有一定的文化艺术修养和良好的身体素质，初步掌握一项艺术（美、音）特长和一项体育专长；七、重视自己的道德品格修养，遵守法律，尊敬老师，尊重同学，诚恳待人，热心服务。
这个好学生的标准，是考虑到八十年代青年的特点和未来人才的需要而制定的。二十一世纪经济腾飞时期需要富于改革和创新精神的人才。我国科学技术要不断更新，要不断吸收当代最新的技术成果，所以我们培养的人除了知识面要宽、能力要强以外，应是使用计算机的能手。未来人们对文艺、体育的需求提高，培养的人才要有健美的体魄和文化艺术素养。未来需要有特长的人才，要培养关注世界、适应能力强，能走向世界的人，要有较高的外语水平。
八中提出好学生的新标准后，相应地调整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将原来每周的三十二至三十四节必修课减少到二十九节，除星期六四节外，每天五节，每节课由四十五分钟压缩为四十分钟。早晨一节六十分钟大自习课，然后上四节课。下午1：30—2：30上一节大课，2：30以后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这样，学生从书本中解放出来，有较充分的时间发挥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这一段时间又分为两段。2：30—4：30是选修课时间。学校成立了五十多个学科小组，还开设了英文打字、自行车修理等职业教育课，学生可根据个人爱好参加一至二项活动，每周可参加两次，不愿参加的可去阅览室复习功课，博览群书。选修课着重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动手能力。4：30—5：30这段时间，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艺术体育活动，有书法、绘画、弹琴、跳舞、唱歌等，学生可自由参加自己组织的各种社团、协会的活动。体育不排大课，学生自觉锻炼，体育老师指导。
改革后，学校生活很有吸引力，学生心情愉快，主动进取精神大增，知识面比以前开阔多了。课时的缩短，促使教师必须认真备课，在教材、教学方法上认真钻研，努力改进。
为了鼓励学生发挥各自的才能，学校除了每年评特优生外，还设了八项奖励：（一）“三好奖”，鼓励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学生；（二）“雷锋奖”，表扬热心为集体、为社会服务的学生；（三）“智慧奖”，表彰科技活动成绩突出的学生；（四）“百花奖”，授予文艺活动积极分子；（五）“振兴奖”，表扬体育成绩突出学生；（六）“开拓奖”，奖励积极为学校提出合理化建议的学生；（七）“博览奖”，发给课外阅读好的学生；（八）“勤劳奖”，奖给劳动表现好的学生。从各个方面创造条件激励学生上进，使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和才能。
八中接待外宾的任务较多。为了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八中放手让学生独立接待外宾。过去每次接待外宾前，动员学生打扫卫生、布置环境，学生很不情愿，嘟嘟囔囔。改革后，学生以主人身份自己组织接待外宾，变被动为主动，积极认真，干得十分出色。这样做，不仅锻炼了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而且增加了学生和国际友人接触的机会，提高了外语的口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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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校要为农村培养顶用的毕业生
四川温江农业学校
前几年我们在征求用人单位和已毕业学生的意见时，人们反映，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虽然大部分基本能胜任工作，但还有某些不足之处，特别是动手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写作能力不强，有的要工作一两年后才能勉强适应。此外，任课老师也反映，由于深入调查研究少，总感到对当前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发展状况若明若暗，如何使培养出来的学生真正顶用，善于为农村经济的“三个转化”服务，感到缺乏“本钱”。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决定建立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基地。教学实习和毕业班的生产实习，尽可能到基点上去进行，把实习内容分散到各个生产季节内去安排，使学生掌握从种到收全过程的基本技能。
校外基地地点选在学校所在地的天府乡。为了打开局面，站稳脚根，巩固基地建设，基地领导小组分别与乡、户签定了合同。一是负责全乡（公社）三千五百七十九亩水稻生产技术和咨询服务；二是对铁篱村五十户社员实行水稻高产的“技术承包”；三是对六十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保证水稻亩产达一千斤以上。达不到指标，学校负责赔产；对领导小组成员，实行经济惩罚，校长每月扣工资10％，其他成员扣5％；达到指标后，承包费除按一定比例上缴学校外，全部奖给从事技术工作的老师。这样，既加强了基地领导小组的责任心，又消除了社员的顾虑。基地建立后，1983年天府乡粮食增产幅度为全县第一名，全乡水稻亩产达一千零四十二斤，承包的铁篱村一百一十户亩产达一千一百零五斤，最高户达一千一百九十五斤，最高田块（约二亩）亩产一千四百斤。1984年，全乡全村在1983年亩产基础上持续增产。
三结合基地的建设，在推广先进技术和科学试验过程中，既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密切了校、乡联系，改善了同群众的关系，师生在推广过程中广泛接触了生产实际问题，获得许多反馈信息，又促进了教学水平的提高。归纳起来，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
（1）为农业生产服务，促进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致富。
（2）教师通过校外基地生产活动，掌握社会生产动态和科技动态，不断丰富实践经验，促使学习和探索新的科学技术理论，充实更新教学内容，使理论和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教学质量有较大提高。
（3）改进了教学实习和生产实习，更有效地培养、锻炼了学生。把学生分配到承包户和示范户，和农民一起制定生产方案，从始至终参加全年的生产活动。根据实习内容作田间记载，建立田间档案，制定栽培技术措施，农忙时参加农户生产劳动，和农户一起研究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解决不了的回校问老师或查资料。收获时辅助选留良种，作出高产经验总结。实习成绩根据农户评议、指导教师考核和实习报告来确定。这就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动手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写作能力都得到更加实际而有效的锻炼。如农校81级的四十二名同学，写出了十多篇与当前农业生产切实相关并有一定水平的专题报告，在市农业会议上进行了交流，受到好评。同学们说：“要把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农业生产上，有一个摸索检验、总结提高的过程。我们在实践中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4）大大节约了生产实习费用。以一个班计算，比到基地以外实习所负担的费用，少开支两千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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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屈原农场养鱼专业户周建平（右一）自费来长沙农校读书，学习养鱼技术，以便把他承包的养鱼场办得更好。
新华社记者 龙启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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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不合理的中学课程结构
南京师范学院附中校长 胡百良
目前我国中学的教学质量还不高，中学生普遍存在着知识面窄、缺乏个性特点和创造精神、独立活动能力差等弱点。这固然与我们现行的教育制度的弊端有关，但是，课程结构的不合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目前中学课程结构单一，对所有学生一律要求，无个性特点的培养。这不仅与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而且也违背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发展规律。
近几年来，我们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对课程结构进行了初步的改革。即把原来只有必修课程的单一结构，逐步改变为必修课、选修课和劳动技术课相结合的课程结构。必修课程的主要特点是，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长期的有效性，教材相对稳定度大，更新周期较长。鉴于目前必修课程的门数偏多，我们进行了必要的精简和调整，适当压缩了课时，以便挤出时间增设选修课和劳动技术课。从1981年3月起，我们在高一下学期至高三上学期，逐步开设了外语、文学、综合数学、微电脑、美术、音乐、无线电、生物等十四门选修课，每个学生每学期可选学一至二门。已毕业的四届学生中，有90.4％的学生参加了选修课的学习。选修课的主要特点是，课程设置灵活多样，内容更新周期较短，有利于学生接受新的社会信息，开阔视野，丰富知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个性特长，发展智力，这对于培养创造型的人才是很有必要的。我们还在初中开设了植物栽培、菌类培植，在高中开设了缝纫、英文打字和微电脑等劳动技术课程，专门成立了劳动技术教研组，定时、定人、定教学内容、定考查。这类课程的特点是技术性强，着重于知识的应用，动手和动脑结合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活动的能力。
必修课、选修课和劳动技术课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互为条件，互相促进。这种课程结构，有利于学生的知识、技能、智力和能力的综合发展。选修课和劳动技术课的开设，不仅没有影响必修课的学习，相反，提高了必修课学习的兴趣和效果；必修课的学习又为开设选修课和劳动技术课打下了基础。同学们对劳动技术课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的学生在小结中写道：“一星期的计算机学习，学到了许多新的东西，长了不少见识，我体会到‘越学越觉得自己知识贫乏’的道理。BASIC程序中的一些巧妙的构思，使我很兴奋，我觉得自编一道程序，比做成倍的数学习题有收获。”在课程结构改革的同时，我们还注意了德智体的全面安排，促进了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由于课业负担比以前减轻，加强了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学生的健康水平有明显的提高。
在前四年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准备在下学期的高一年级，进行适当压缩必修课、增设选修课、加强劳动技术课、增加学生自由支配时间的综合性试验。在高一下学期至高三上学期的两年时间内，在原有基础上增设生物工程、实验化学、科学方法论、管理学、速记、天文、法律、资料检索等二十二门选修课，一般要求每个学生每学期选学二至三门。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并改设两种毕业证书，仅必修课合格者发一种毕业证书，必修课和选修课均合格者发另一种毕业证书。劳动技术课合格者，另发单项结业证书。
课程结构的改革与办学思想的端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包袱沉重，处处想到要和高考对口，那就不敢大胆进行改革。我们通过学习逐步认识到，教育的社会效益从根本上来说，是看其能否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能否真正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升学率并不是我们办学的目的，而提高成才率才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应该围绕着这个中心进行，教育才能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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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多掌握实验技能
湖南大学电工系研究生学会
科学迅猛发展无不与实验紧密相关，实验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作为工科学生，掌握各种实验技能非常必要。
目前，工科学生的动手能力，同他们掌握的理论知识很不相称。我们协会有十人是从湖南大学毕业的，这十人在校的学习成绩都堪称上等。但能熟练使用示波器、脉冲信号发生器等基本仪器的为数甚少，甚至连常用元件电阻、电容、三极管等的规格、特点也不甚了解，多数同学没有单独装配、调试过电路。
在校期间，我们对实验的态度是把它作为一项任务来完成。学校对实验的考核仅以实验报告为依据，学生进了实验室充当的是“记录员”的角色，有的甚至是“观察员”，做完实验，赶写实验报告，有的连实验报告都懒得写，抄一份交上就是。
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做实验的目的只是为了验证所学的理论并加深对所学理论的认识。大家知道，现在所学的知识，都是经前人总结、归纳成为系统的知识，早已为实验所检验。我们基本上能学习并理解现在所学的知识，一般不需要到实验室去理解。如果要通过实验来验证，而没有有效的措施保障，也只是重复而已。因此，实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形式。
我们在大学做的实验，有的中学就做过，有的基础课与专业基础课重复。例如，用伏特计——安培计方法测电阻，物理实验有，电工基础实验有，测量技术中也有，同学们在中学也做过，而且基本上都是为了验证书上的某些定理。
为了培养学生的各种实验技能，我们的实验教材不应该是实验具体步骤，以及一些具体操作的罗列，而应该告知学生怎样根据实验目的、要求，设计一个实验方案，怎样去选择仪器、元件，怎样获取有用的数据，怎样去处理这些数据。这样，才能使学生真正懂得理论怎样去与实际相结合，做实验也就不会流于形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