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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何康写信给解放军总政总后领导表示
农牧渔业部愿协助部队培养两用人才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农牧渔业部部长何康不久前写信给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表示愿意协助部队培养两用人才。
何康部长在信中说，部队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是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我们愿意为此协助办一点事情。据了解，近年来部队与一些农业中专学校开始建立联系，签订协议，培养两用人才。如山东省昌潍农校与驻军联合创办了“共育学校”，近年来已为部队培训了四百名军地两用人才。江苏省苏州农校接受南京军区委托，为部队举办了一个农学代培班，培训军垦农场技术员，效果很好。
何康部长在信中说，我们从这些事例中得到启示，部队需要培养的两用人才数量多，任务重，但缺乏培训基地；而全国农牧渔及农机中专学校共有三百五十多所，教师有一万六千人，有潜力为部队培养中等专业两用人才。这样做的好处很多：一是有利于部队干部战士科技知识的普及与素质的提高，以促进部队生产及各项事业的发展；二是有利于青年积极服役和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回乡后有一技之长，有专业知识，可以更好地参加农村建设；三是有利于农村军民结合，共建文明村。
何康部长在信中建议，由农牧渔业部教育司与解放军总部有关部门共同商订联合办学、集资办学的方案，可以普遍开办“两用人才”班，也可以在每省选定一二所农业中等学校在培养现有人才的基础上增建军地两用人才的培训基地。他说，这是一举多得的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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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市抓住典型事例开展教育
坚决纠正党政干部以权经商歪风
《中华文学》武汉发行部倒买倒卖国家紧俏物资受到查处
新华社武汉2月2日电 （记者李永长、通讯员易福才）最近，中共武汉市委、市人民政府严肃查处了《中华文学》武汉发行部倒买倒卖国家紧俏物资的事件和一些党政机关、党政干部参与其间、以权经商的问题，并以这一突出事例在全市开展教育，坚决纠正以权经商的歪风。
《中华文学》武汉发行部于去年8月成立。湖北省和武汉市有十一名党政干部应聘担任了“顾问”，武汉市公用局公安处还拿出两万元入股并分取股息。这个发行部违背自定的“面向农村发行各种文学书刊”、搞“智力开发”的宗旨，虽发行了一些书刊，但却用主要精力倒买倒卖国家紧俏物资，从中牟利。他们通过当“顾问”的武汉市计委的一名副处长批条子，以七百七十元一吨的价格弄到十吨钢材，马上转手以每吨一千零五十元的高价卖出。他们假借向农村发行书刊的名义，找当“顾问”的武汉市一名领导干部批条子买到三辆汽车，随即将其中两辆加价8％卖出去。他们还通过参加发行部经营活动的一些党政干部套购和倒卖生铁、焦炭、电解铜、纯碱等紧俏物资。到目前为止，已查出这个发行部牟取的非法利润达一万七千余元。
这个发行部利用非法经营所得在内部滥发奖金，同时给一些应聘当“顾问”的党政干部分别发了六十元至一百余元的所谓“书杂费”。
在有关部门初步查明了这个发行部的问题后，中共武汉市委、市人民政府于1月28日作出决定：《中华文学》武汉发行部立即停止一切非法经营活动，听候查处；武汉市公用局公安处立即收回在发行部的投资，并将已分得的股息全部上缴财政；应聘当“顾问”的本市党政干部立即与发行部脱钩，对参与发行部经商活动的党政干部要进一步查清处理；对与违法事件有关的省属党政干部的问题，请省委、省纪委查处。
通过查处这一典型事件，武汉市委、市政府认识到，以权经商的歪风在武汉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为此，市委、市政府根据武汉市的具体情况，作出了四项规定：（一）严禁党政机关、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已办的企业，于国于民有利的，可以转交给符合办企业规定的单位或个人去办，但在经济上要与机关、干部脱钩；于国于民不利的，一律停办。（二）党政机关、党政干部要立即退出参与企业经营的资金或股金，有关党政干部一律辞去在企业中担任的任何职务。（三）党政机关、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非法所得的利润上缴财政，投资、入股所分红利退还企业。党政干部在企业任聘所得的经济收入，原则上也应退还企业。（四）对前段参与套购或倒卖国家紧缺物资的党政干部，包括离休、退休干部，应积极主动作出检讨，退出非法所得；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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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怀念张西曼教授
孙晓村
今年是张西曼教授诞辰九十周年。我认识张西曼教授是在三十年代中期，那时我们两人都在南京。
“九一八”事变以及后来接二连三出现的事件，把日本军国主义者想灭亡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感到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从而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以及在敌人面前步步退让，事事屈从的行径，万分痛恨，希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8月1日宣言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犹如火炬那样很快地把蕴藏在全国人民心中的救亡图存的烈火点燃起来，全国出现了救国运动的高潮。上海救国会是1935年成立的。南京妇女界、文化界、学生界救国会也在这年年底前后成立。
张西曼教授那时是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南京各界救国会从酝酿筹备时起就得到他的同情和支持。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心脏地区，白色恐怖笼罩全城，救国会的活动只能秘密进行。从救国会来讲，能有一位象张西曼教授那样的立法委员同情和支持我们，定期给我们分析国民党政府的政情，帮助我们联系政府里比较进步的中上层人士，这对救国会工作是有力的援助。从张西曼教授来讲，不顾自己的地位官职，不怕特务的注意，同救国会有来往，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勇敢的爱国行动。
在张西曼教授和救国会的交往中，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1936年“首都各界人士援助绥远军民抗日”的那次活动。那是在11月间，日本军阀勾结蒙古民族的败类侵略绥远，驻绥远的军队和当地人民奋起抗击。消息传到南京，群情愤慨，认为日寇欺人太甚，我们决不能坐视不问。南京救国会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发起一次较大的群众性的活动，打破南京死气沉沉的气氛，来一个政治上的突破。但当时的形势，如果要发动公开的支援绥远的运动，必须有国民党的上层人士出面主办，才能实现，否则会立刻遭到镇压。于是救国会就派曹孟君、狄超白、吴茂荪、王枫和我，与王昆仑（当时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张西曼、许宝驹（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总务处处长、老国民党员）三位上层人士相商，一起研究，也就是着手筹备。张西曼教授十分积极，那几天整天和我们一起，先分析、估计发起援助绥远的运动，可以得到哪些上层人士的同情。记得第一次商讨时，张西曼教授激动地发言，他完全同意这一次援绥运动要力争公开，场面越大越好。他有把握地说，可以动员好多位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特别是华北、西北籍的委员来参加大会。由于王昆仑、张西曼、许宝驹三位的奔走联系，居然请到了国民党元老张继来主持大会。我和千家驹同志拜访了冯玉祥、李德全，得到他们的赞助。经过这样一番努力，局面就打开了。我们选定了当时在南京是出名的高级饭店——中央饭店大厅举行“首都各界支援绥远军民抗日大会”，到会人士十分踊跃，当场共推张继来担任主席，国民党左派元老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等都到场签名。那天发言的人很多，记得张西曼教授也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大会发起募捐运动，接受捐款（包括实物）的地点，借用许宝驹的寓所。张西曼教授奔走募捐，不遗余力。1936年11月28日南京各界救国会的领导人孙晓村、曹孟君被捕，张西曼教授还为营救他们多方奔走。时间过去四十八九年了，但张西曼教授那种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的爱国热情和斗争精神，至今还鲜明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使我经常怀念他。
千家驹同志附记
晓村同志的文章写好后，说时间隔得太久，有些事记不真切，要送我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我认为晓村同志的文章很好，都是符合当时事实的。只有一件事，我可以补充一下，但与晓村同志的文章无关。那是在1937年8月间，“七君子”已经被释放了，但晓村和孟君同志尚未出狱。有一天西曼同志来我家里，约我和沈钧儒先生去到梁寒操先生家里参加一个茶话会。梁寒操是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秘书长，兼中苏文化协会的常务理事。在这里我和沈老第一次和周恩来同志见面。参加茶话会的我记得还有黄任老，以及外国记者。这事晓村同志当然不知道，因为他还被国民党反动派关在狱里呢！但我相信，这个茶话会也是西曼同志所组织和推动的。我谨以这段“附记”，作为我对西曼同志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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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市重视公安基层设施建设
南市食品街自今年元旦开业以来治安秩序良好
本报讯 天津市用一百天时间建成的南市食品街，自元旦开业以来，生意兴隆，治安秩序良好，没有发生一起刑事案件，少数酗酒闹事等治安案件也都及时得到了处理。他们的一个重要经验，是重视公安基层设施建设，为治安管理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南市食品街坐落在人口密集的市区中心，一百一十个商业店堂集中在一片四万一千平米的仿古建筑群中。早在开始筹建食品街时，城建、公安等有关部门就考虑到这里店堂集中，外宾、港澳同胞和外埠人员经常出入，人员流动量大，维护好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对于保障广大顾客、游人的安全和商店的正常营业十分重要。因此，在规划食品街的同时，就为设置公安派出所规划了办公用房。公安干警边组建派出所，边开展安全保卫工作，保障了食品街的顺利建成。食品街开业后，公安干警们昼夜坚持治安巡逻，组织各店堂认真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进行安全检查，有效地预防了各种案件和火灾等治安事故的发生。派出所干警还扶老携幼，为民解忧，办好事，受到群众称赞。附近居民和顾客、游人看到这里呈现一派繁荣安定景象，都很高兴。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大爷兴奋地说：“旧社会这儿是出名的‘三不管’，成天乱糟糟的。今天政府在这儿建了这么个大买卖店甭看人多，秩序可真好。”一些女服务员说：食品街有民警巡逻，生意兴旺，秩序良好，我们上班可放心啦！（金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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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天津市人民政府在筹建南市食品街的过程中，重视公安机关基层设施建设，取得良好效果，为改革城市管理提供了一个新鲜经验。
目前，城市治安管理的基层设施，如派出所、治安民警队、消防队、交通队的规划和建设，还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新的居民区没有规划设置公安派出所，给居民申报户口和治安管理带来了不便；新工业区和高层建筑虽已投入生产和使用，却没有消防队和相应的设备；新的市区街道纵横交错，由于交通管理和设施跟不上，造成交通堵塞。诸如此类的治安管理设施同城市发展极不适应的状况，如不尽快改变，对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和人民群众的生活与安全是十分不利的。
城市建设发展很快，不少城市正在重新规划，大批新兴的城镇也在加速建设。希望这些城市都能象天津市那样，加强公安机关基层设施的规划和建设，保卫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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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话
权与钱
石角
《中华文学》武汉发行部去年8月成立，竟在短时期内牟取非法利润一万七千余元，其奥妙就在于它聘请了湖北省和武汉市十一名党政干部担任“顾问”。这些“顾问”手中有权，可以批一些紧俏物资让发行部去倒卖。由此可见，权能变钱。
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人民把调拨物资的权交给党政干部。如何行使这种权，是对党政干部的一个考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严格按政策办事，是每一个干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的。象湖北省和武汉市十一名党政干部那样，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力，为自己和小团体谋利益，坑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不能允许的。
“文革”中，造反派叫嚷什么“有权便有一切”。今天，少数干部说什么“有权便有钱”。说法不同，实质一样。为了坚决纠正以权经商的歪风，对有些党政干部，很有进行彻底否定“文革”教育的必要。否则，一些党政干部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还会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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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新形势下如何搞好农村的社会治安
佛山的经验——推行治安承包责任制
本报讯 记者艾蒲、熊永年报道：在农村已普遍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新情况下，如何搞好农村的社会治安？广东省佛山市的经验是：推行治安承包责任制。1984年佛山市农村普遍实行治安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刑事案件比1983年下降21.5％，社会治安明显好转，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佛山市实行治安承包责任制较早的是南海县和顺德县。中央政法委员会肯定了这一经验，并建议各地推广。现在佛山市实行治安承包责任制的乡已占全市乡总数的75.8％。
治安承包责任制，是农村治保工作的新发展。具体做法是：群众挑选一批作风正派、热心治保工作的积极分子充实乡治保委员会，再由治保会与群众订立合约，承包当地一定项目的治保工作。治安承包人员的报酬由群众提供，不足的由乡里补助。治保会定人员、定任务、定报酬、定奖罚，将承包人员的经济利益同群众的利益和治安情况的好坏挂上钩。
佛山市农村现在有六千多名治安承包人员，他们日夜巡逻放哨，深入各户帮助搞好安全防范，对有轻微违法行为的人耐心帮助教育，向群众进行法制宣传，督促、检查乡规民约的执行，调解民事纠纷，查破治安案件，协助公安部门侦破刑事案件。他们的工作对实现社会治安秩序的根本好转发挥了重要作用。高明县前年发生刑事案件一百八十件，去年普遍实行治安承包后，下降到二十七件。据了解，实行治安承包的地方，偷窃问题已基本解决；乱砍滥伐、打架斗殴、耍流氓等违法行为已基本刹住，民事纠纷大大减少。群众安居乐业，一心勤劳致富。干部摆脱了许多麻烦事情，集中力量抓生产。因此，治安承包受到了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拥护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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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去年首都社会治安是1966年以来最好的一年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记者徐光耀）首都社会治安去年出现了1966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喜人形势。这是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金鉴在市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宣布的。
“文化大革命”前，首都年平均发案率为全市常住人口的万分之八。1965年的发案率最低，仅为万分之二点五。十年内乱中，这一可喜局面遭到破坏，社会发案率曾高达万分之十六。去年，全市的发案率下降到万分之六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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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革命纪念馆在广西龙州县落成
据新华社南宁2月1日电 （通讯员梁文成、宋汉生）广西壮族自治区龙州县各界代表一千三百多人今天举行红八军革命纪念馆落成典礼。
五十五年前，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同志领导了“龙州起义”，正式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的诞生。邓小平同志于1962年为红八军革命烈士纪念碑题词：“革命胜利的果实，是烈士们的鲜血凝成的。红八军和人民革命先烈们的丰功伟绩，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协主席覃应机为纪念馆落成典礼剪彩并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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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座“二七”大罢工组雕在郑州落成
据新华社郑州2月1日电 （记者李海甫）一座“二七”大罢工大型组雕今天在当年拉响“二七”大罢工第一声汽笛的地方——郑州铁路分局郑州机务南段落成。
这座雄伟的“二七”大罢工组雕将成为对后代进行传统教育的课堂。
这座组雕是由郑州铁路分局的团员、青年集资建造的，由河南省雕塑艺术创作室担任艺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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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兵马黔致富不忘帮贫
据新华社贵阳电 （记者李石元、陈云珍）民兵“马三万”致富不忘帮贫。贵州省军区最近给他记了二等功。
“马三万”叫马黔，家住贵州省桐梓县楚米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自筹资金在山沟里办起酒厂、面条加工厂、打米磨面厂等小型企业，全家勤奋劳作，三年纯收入三万多元，成了当地有名的“马三万”。
马黔致富不忘帮贫。青年农民林三毛家里人多劳力少，生活困难。马黔把他叫到家中，手把手地教他磨面技术，资助他一千元和一台磨粉机，帮助他办起磨面房。
两年来，马黔先后在经济上、技术上扶持十一个困难户，使他们摆脱贫困，加入了勤劳致富户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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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县五位专业户农牧民当上了党代表
本报讯 据新疆日报报道：五位农村专业户党代表，最近出席了中共新疆乌鲁木齐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们是乌鲁木齐县板房沟乡的哈萨克族牧民热依汗·哈孜汗，七道湾乡的养鸡专业户乔秀英，二宫乡的回族农民马富，大湾乡的回族养牛专业户王振新，头屯河农场的回族农工马金祥。他们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带动各族农民治穷致富、共同富裕，在农村经济改革中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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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认识 消除派性
云南省经贸厅党组进行否定“文革”教育
本报讯 据云南日报报道：云南省对外经济贸易厅党组联系本单位实际，对党员进行彻底否定“文革”、否定“两派”的教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一些党员的派性有所消除，党性有所增强。
这个厅过去由于受派性的影响，有的党员干部在任免、调动干部等人事问题上，还不能完全摆脱原来的派性观点，对同观点的宽厚，对不同观点的挑剔，容易影响正确地了解和使用干部。通过学习教育，把党员对“文革”和“两派”的认识，统一到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和整党决定上来，有较大收获。大家认识到：只有彻底否定“两派”，清除派性，才符合党性原则，符合四化需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是搞好整党的重要内容，是抓住了本省、本厅问题的症结。只有首先解决好这个问题，其他问题才能顺利得到解决。否则，就潜伏着危机，就难以开创新局面，整党也会走过场。
在统一认识提高思想的基础上，大部分同志能自觉地把自己“摆进去”，严格要求自己，抓住主要问题进行剖析，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大家表示今后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按党性原则和党的政策办事，继续克服派性和“左”的影响，争取做合格的共产党员，努力开创对外经贸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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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顺茂三接五保户
新华社通讯员 盛久永 徐宝库
1月18日清晨，寂静的蚂蝗江山寨响起一串鞭炮声。“谁家办喜事？”村民们纷纷奔去观看。原来是共产党员刘顺茂和他的儿媳们在放鞭炮，迎接八十七岁的五保老人刘华柏到他们家养老。
刘顺茂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蚂蝗江村村民委员会主任。这是他第三次迎接刘华柏老人进自己的家了。早在1978年冬，刘华柏老人的老伴去世时，刘顺茂见老人孤苦伶仃，没有一分家产，生活有困难，便把老人接到自己家里。可是时隔不久，刘顺茂的妻子病逝了。五十二岁的刘顺茂不仅有七十岁的岳母，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儿子、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大儿子又当兵去了。老人见刘顺茂十分劳累，不忍心再拖累他，执意搬回去了。
1980年秋，刘华柏老人上山砍柴，右腿被枯木砸成骨折。刘顺茂第二次把老人接到家里照顾。刘顺茂懂得一些民间医术，亲自为老人接骨治疗。他每天都上山采集草药，给老人敷在腿上。经过四十多天的精心治疗护理，老人终于恢复了健康。刘顺茂却因用嘴嚼草药过多，伤害了牙床，经常牙痛。刘华柏老人实在过意不去，伤好后，又执意搬回自己的屋里。刘顺茂一家人挽留不住，只好经常上门送米送菜，洗衣洗被，照顾老人。
今年1月上旬，刘华柏老人把梦见一群年轻人拿着猪肉给他拜年的情景讲给村里人听。刘顺茂知道了，认为，近几年来，由于党的政策好，家里一年的木材、竹制品、香菇、养猪等项收入，超过万元，不光盖了新房子，还买回一台解放牌汽车，两个儿子结了婚，生活富裕起来了。刘华柏老人孤单一人，需要家庭的温暖，这回该把老人接来养老送终了。他把这个想法跟儿媳们一商量，全家都赞成。
刘顺茂把自己睡的那间明亮的房子腾出来，收拾干净，给老人居住。刘华柏老人来到新家，刚一落坐，刘顺茂的孙子们都围上来叫“爷爷好！”儿媳们有的端茶，有的敬烟。老人感到非常温暖，不禁热泪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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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教会代表团抵达广州
据新华社广州2月2日电 以爱德华·罗塞主教为首的联邦德国教会代表团一行十七人，于今天下午经香港到达广州。
代表团是应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的。
全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广东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熊真沛，广东省基督教协会会长梁福寰等前往车站迎接，并在当天晚上宴请了联邦德国教会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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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开始出版
本报讯 通讯员高留安报道：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2月2日在中国记协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开始陆续出版。这部目前世界上版本最珍贵、内容最完备的佛教典籍的问世，将结束长期以来我国研究中国佛教往往要引用外国大藏经的现象。
编辑、雕印大藏经，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近年来，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国家付出了巨大的财力、人力整理这部文化古籍，并于 1982年成立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编辑局。现已成书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收集广博，既是佛书，也是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等领域的古籍。在规模、版本和校勘方面，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部大藏经可以比拟。
这部《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是以稀世珍本《赵城金藏》为影印底本，以《房山云居寺石经》、《资福藏》（南宋版）等八个有代表性的版本为校本的新版大藏经。全书共分正续两编，所收经籍总数达4，200余种，2，300余卷，吸取了世界上所有藏经版本的优点，克服了目前较为流行的版本中收录不全、排印错漏等缺点，提供了一部佛教典籍的完整资料。
该书正续两编将分装二百二十册，目前已印出五册，可望在十年左右出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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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征?离京赴海牙就任国际法院法官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国际法院法官倪征?教授于今晚乘飞机离京，前往海牙国际法院就职。倪征?教授是去年第三十九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的。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有关方面负责人和法学界人士到机场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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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罗鉴宇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浙江省嵊县是全国卫生先进县之一。这是县委书记罗鉴宇（前右）在该县的卫生先进单位白泥坎村调查研究，同村干部一起讨论如何再接再厉把工作搞得更好。
钱春雷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