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2月26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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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验交流

贵州省委结合整党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高原既然春常在 孔雀何须东南飞
贵州省去年喜事多,其中之一是有近一千名知识分子从京、津、沪等城市来到贵州落户。
贵州的资源十分丰富,但是人才奇缺。由于知识分子政策不落实,近几年全省平均每年有一千五百多名知识分子外流到华东等沿海城市,人们称之为“孔雀东南飞”。整党开始之后,贵州省委针对这种情况提出:只有更加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大力培养和放手起用各方面的人才,普遍提高干部、群众的文化科学水平,才能把经济社会的发展搞得更快一点。结合整党工作,省委不断肃清“左”的思想影响,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主要抓了三个问题。
一、把彻底为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紧密结合。某县一位工程师在“文革”中蒙冤入狱,后来甚至被游街示众,备受折磨,造成极坏的影响。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知道后,要求严肃查处。省委常委会专门开会分析案情,组织联合调查组三下这个县,排除干扰,彻底查清了此案。省委抓住这一问题,一方面为这位工程师彻底平反,做好善后工作;另一方面对造成这一冤案的主要责任者作了严肃处理。
省委还提出,凡属“文革”中或其他政治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不论事大事小,不论受害知识分子有无申诉,都要彻底复查平反。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医院医师余源舫曾因三起正常死亡病例以“反革命杀人罪”于1966年被捕入狱,服刑十三年。他出狱后,妻离子散,流落街头,但未向任何部门申诉。省委有关部门得知这一情况,即派人调查,并组织医疗专家对三起死亡病例进行鉴定,结果查明三起死亡病例均属正常死亡。据此,省委责成关岭县委公开为余源舫彻底平反,收回县医院工作,比照他同期毕业同学工资标准定级,并补发给他这些年来的全部工资。
二、清除旧的传统观念,切实解决优秀知识分子入党难、提干难问题。贵州省委认为,知识分子入党难、提干难的根本原因,除了“左”的思想影响以外,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是一大障碍。例如,党内有的同志总是指责知识分子“清高”、“接近群众不够”,有的人甚至把那些曾在政治运动中被迫戴过各种帽子的知识分子称为“不三不四”的人,说什么“你有知识,我有党票,你要入党,我不举手”。省委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下发《关于加强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的意见》,强调破除旧的传统观念,对知识分子不要求全责备。省委还利用典型引路,让那些清除旧的观念、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工作做得好的单位介绍经验,加以表彰和推广。通过上述工作,优秀知识分子入党难、提干难的情况有了改变。1984年全省发展党员三万一千四百七十三名,其中知识分子占32.7%,同1983年相比,提高了341%。据1984年底统计,省直部、委、厅、局领导班子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44.3%,地、州、市领导班子中占37.4%,县的领导班子中占47.6%。
三、克服小农经济思想,大力抓智力投资。贵州省由于交通不便,经济文化长期落后,小农经济思想影响很深,许多人对现代化商品生产知之甚少,更看不到发展现代商品经济必须进行智力投资的重要性,以至于现在还有人说:“产品是摇手柄摇出来的,不是翻书翻出来的,何必在知识分子身上大做文章?”为了振兴贵州经济,省委根据本省的实际情况,于1984年6月制定了比一些兄弟省区更为开放的《关于贯彻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若干暂行规定》,对于稳定贵州省知识分子队伍,开发智力,引进人才,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许多单位以相当大的魄力做好智力开发工作。黎平县教育局将公办、民办教师全部轮训。息烽县把盖办公大楼的四十万元钱让出来,先解决知识分子的生活补贴问题。
由于贵州省委抓紧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原来“孔雀东南飞”的情景不见了,人们说:“高原既然春常在,孔雀何须东南飞”。后来,这句话又被“栽了梧桐树,孔雀自然来”所代替。一些已办好手续调外省工作的知识分子不走了,不少已经调离贵州的又回来了。如今,许多在贵州工作的知识分子心情舒畅,干劲倍增。1984年,全省有八十六项科研成果获得各级给予的奖励。
本报记者 罗同松 本报通讯员 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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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沧州地区各级党组织严格执行有关政策规定
纠正新的不正之风保证改革顺利进行
为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河北省沧州地区各级党组织认真纠正新形势下的不正之风,初步收到成效。
认真解决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问题。去年6、7月间,全区一些党政机关办起一百五十个工商企业,经营项目有汽车、拖拉机、钢材、木材、水泥、化肥等几十种。上级关于制止党政机关经商的通知下达后,地纪委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处理规定,有九十五个单位停办企业,有三十个单位移交企业经营,有十四个单位实行政企分开,共追回利润十二万多元。去年12月中央《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下发后,地委对机关经商、办企业问题再次进行全面清理,对谎报情况、有错不纠的,追究有关单位领导人的责任;对问题不清的单位,组织专人进行调查处理。到今年1月底,地直单位查出尚在经商、办企业的党政机关十五个,党政干部九十二人,按照政策规定,区别不同情况,作了认真处理。
清理弄虚作假,加价涨价,偷税漏税,滥发奖金、实物等问题,地委、地纪委强调全党抓,抓系统,系统抓,充分发挥部门的职能作用。南皮县粮食系统违犯规定,把应给棉农的奖售小麦一千一百万斤转为超购粮,骗取国家款七十二万一千五百元,为职工滥发奖金、实物,有的单位职工的奖金每月高达三百多元。针对粮食系统的问题,地委、行署责成地区粮食局制订了认真执行粮油购销政策、切实加强财政管理的《十项规定》,全区已收回这类骗款一百五十四万多元,有效地防止了这股歪风。地区还开展了全区性的税收联查,查出一千六百五十户有问题,共查补一百六十八万四千五百多元。
查处侵犯“两户一体”合法权益的不正之风。任丘县长洋淀村退伍军人张权,去年4月在城关大于村租房办起一个饭店,获利一万多元。大于村主任丁玉和、党支部书记刘德兴、会计主任周玉海看着眼红,合伙三次向张权索要现金四千二百元,并拿出一部分款入股。县、乡个别干部也对他进行刁难、勒索,硬性安插亲属。地委抓住五个此类案件,公开处理,引起各级党组织的普遍重视,结合本单位实际,揭露这方面的不正之风。全区共查处此类案件三十一起,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八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九人,批评教育的十七人。
查处趁经济承包之机侵吞国家和集体资财的问题。去年以来,这类问题时有发生,有的压低承包指数,隐瞒承包前的收入,从中贪污;有的巧立名目,私分企业固定资产;有的依仗职权,截留国家和集体资金;有的把公款贷给不法分子,从中获利,等等。地委共查处此类案件六起,涉及十三人,其中开除党籍一人,由政法部门依法逮捕二人,给其它党纪政纪处分的四人。
及时煞住滥发服装的不正之风。去年下半年,沧州地区部分单位刮起一股滥发服装风,地委纪委及时察觉并作了重点调查,坚决纠正,对问题大、行动慢的单位,纪委及时检查督促;对汇报已纠正的单位,逐个核实验收。已查清全区滥发服装的单位共八十四个,动用公款六十万元,目前已有六十七个单位收回滥发服装款。
(黄书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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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赞

大冶县委书记毛汉添向县纪委写信
主动检查错误 上交所收赠物
最近,湖北省大冶县委书记毛汉添给县纪委书记陈绪玉写信,检查自己接受馈赠的错误,并主动交出收到的西服一套、被单一条、毛线一磅共三份“纪念品”。
今年1月31日,毛汉添参加一个乡办企业试产典礼大会时,看到准备给每位到会的人发一份纪念品,而发物者自感光彩,受之者不觉有愧,这对他触动很大。他当即予以制止,回到县城后即给县纪委书记写信,信中说:“追究此风来源,不在下面,而在我抓得不力,带头接受赠送。经自我检查,记得大约有三次。……现将此物交上,请转有关单位。如发现本人还有什么赠物未交,请查出告知,当一律奉还。此事当速发文件,以煞此风,并请将我这封信转交给常委及各乡、镇、局、公司领导一阅,以儆效尤。”
县纪委收到这封信后,立即写了按语,于第二天转发到全县各级党组织。按语指出,党员的党性不强,党风不正,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就不能顺利实现,必将贻误四化大业。现在不能搞下不为例,而必须令行禁止。
(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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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先锋谱

小土屋里的党委书记
新疆邮电器材厂党委书记熊基家同志,是1952年由部队转业不久即提为处级干部的。1962年,他作为邮电供应科党委书记,带着妻儿住进了这间只有十八平方米的小土屋。二十多年过去了,小土屋四周高楼林立,他当了爷爷,还住在这间小土屋里。这其间,他先后当过几个单位的负责人。可是当一批又一批新老职工住进明亮舒适的新住宅,领导和同志们也劝他搬进新房时,他总是微笑着说:“住房还紧张,还是让老同志和科技人员先搬进去住吧!”区邮电管理局领导同志曾指示有关单位解决他的住房问题,但是他还是掏出心窝里那句滚烫的话:“新房盖了不少,可是还有些老同志和科技人员住房比我困难。我们做领导的怎么好先搬进新房呢?还是等以后有了条件再说吧!”
(新疆《支部生活》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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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澄清“一派正确,一派错误”的糊涂认识
洛阳市审计局进行彻底否定“文革”教育
河南省洛阳市审计局在整党学习中,针对有的同志存在着“一派正确,一派错误”的模糊认识,全面剖析两派的所做所为,认真找出了两派的“十个一样”。
一是产生的条件,都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受“左”的思想煽动产生的;二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错误理论指导下行动的;三是组织形式,都是搞无政府主义一套,“踢开党委闹革命”,自成一派,自封“司令”;四是行动口号都是高喊“造反有理”,对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紧跟”、“照办”;五是思想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歪曲马列主义,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六是都把矛头指向所谓走资派;七都是以派划线,唯我独革,唯我独左,唯我正确;八都是搞派性斗争,互相打仗,从嘴斗、笔斗到武斗,不择手段攻击对方;九是斗争目的都是想夺所在单位和地区的领导权;十是两派斗争都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
通过剖析,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文革”中的两派都是错误的,从而进一步消除了派性,增强了党性。 (黄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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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事一议

“面子”上的悲剧
杨树海
一位很要“面子”的县委书记,因为在经济上、人事上搞不正之风,最终丢掉“面子”,被撤销职务了。
当地的干部记得,曾几何时,这位书记曾经亲自调查处理过一起不正之风案件,并且被登报广播表扬,多么光彩的“面子”!然而,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就在他办案的同时和前后,他自己也在做案,而且他搞的不正之风,比他调查处理的案件更为严重。本来是“小巫见大巫”,但大巫撕掉了小巫的“面子”,却为自己争来了“面子”。这件事本身,确实带有讽刺的意味。
鲁迅先生曾说过,车夫偷了一个钱袋,被人发现,是失了面子的,而上等人大捞一笔金珠珍玩,却会用各种手段保全自己的“面子”。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情况大不相同了。以这位县委书记为例,“面子”非但没有保全,简直是丢尽了。那些自恃手中有权,谋私而无恐的“上等人”,不是应从中受到教益吗?
“爱面子”并非坏事。做为一个共产党员、党员干部,老老实实给人民办几件好事,面子上必然光彩;倘若给党的脸抹黑,还想保住个人的“面子”,那就只能象这位县委书记一样,演一出“书记办案”到“办书记案”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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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剖析与思考

长期偷税漏税谈何廉洁奉公
1985年元旦刚过,在天津市静海县人民法院,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连续两任主要负责人同时站在被告席上。他们是子牙乡三呼庄村原党支部书记郭林清、李芝庭,副书记马悦芝。从1977年到1983年,他们在村办鞭炮厂偷税漏税八十一万多元。
三呼庄村鞭炮厂是1976年建立的,产品大多销往北京。村里收到外地汇来的销货款时,就开始了偷税漏税。每年年终,党支部都要召开会议,由副支书兼厂长的马悦芝提出偷税漏税的数额和办法,然后集体讨论,而每次讨论的结果,都是全体通过。1981年以前的支部书记郭林清和以后接任支部书记的李芝庭都说过:“支委从没有不同意见,还很一致。”(按:党支部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贯彻执行的战斗堡垒,岂能带头违法乱纪?实际上这个党支部已经名存实亡,丧失了其应有的作用。)
有一次,县里进了一批拖拉机,当时的党支部书记郭林清在支委会上说:“我们要想法弄钱买一台车。”支部副书记马悦芝说:“鞭炮厂来了一笔销售款,就别上税,先买车吧。”九名支委当即通过这一提议,马悦芝等人向子牙乡税务所少报十六万多元的销售额,一次漏税五万七千多元。从1977年到1980年,在郭林清主持下的大队党支部,先后采取转移销售货款,把销售款直接转入农业帐等办法,偷税十六万九千多元;采取向税务所少报销售额的办法,漏税二十四万四千多元。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不为。1980年的一天,税务所会计王经林,发现三呼庄村鞭炮厂单据上记有四十多万元的销售货款,但只纳税十万元,漏了一笔税款,当即要求他们补交税款八万余元,并提出了批评。此时,党支部书记郭林清因年老体弱离任,新上任的支部书记、原副书记李芝庭非但不悬崖勒马,反而耍起花招,继续偷税漏税。1981年初,鞭炮厂非法私立专门用于偷税的黑帐,不向税务所公开,党支部对这种作法很赞赏。此后,他们多次偷税,连党支部成员也记不清偷过多少次。到检察院立案侦查时,偷税三十九万多元。这种行为,严重地违犯了国家税务法。
可悲的是,对于如此偷税漏税的活动,连续两任村党支部的主要负责人却从没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更不懂得这是犯罪行为。前任支部书记郭林清认为:“这只是犯个错误,没什么大事。”后任支部书记李芝庭也多次在支委会上说:“出了事,我们集体负责。”这些干部大都是小学以下的文化程度,有的甚至目不识丁,没有什么法制观念,犯了法还不知道。(按:从事经济活动不懂法,没有法制观念,是很危险的。特别是领导干部,如果不懂法,只是凭着想当然处理问题,我行我素,难免使领导经济工作走入歧途。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他们以为,把偷税漏税的钱用到买汽车、拖拉机、打机井和社员分配上,是给群众谋利益,是“奉公”;自己没有多贪多占,有的甚至还住在茅屋里,乡党委和群众公认自己生活“清苦”“廉洁”,即使错了,情有可原!当然也有头脑清醒者。一次,鞭炮厂会计薛思友对马悦芝说:“这样干,责任太大,我担当不起。”马悦芝说:“不要怕,出了事支部负责!”(按:党章中明文规定:党的基层组织要监督本单位财务会计人员和各种执法的专业人员不得执法犯法。这个党支部却完全反其道而行之,不知他们是没有学过党章呢,还是把党章的规定视为儿戏?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是党的纪律所不能容许的。)
三呼庄村党支部偷税漏税的手段,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明之处,查起来也很容易。为什么他们的违法行为能长达九年之久,偷税漏税多达八十一万多元呢?子牙乡税务所某些负责人贪图私利,给他们开了绿灯。税务所的人只要一到村里,总是又吃又喝,还要捎走鞭炮、烟酒之类,说是“意思意思”。村里每次交税款,总要带上点礼品“进贡”,否则就要受刁难。一个六七人的税务所,从三呼庄村得到的礼品,有据可查的就达一千多元。原税务所所长兼党小组长韩某甚至公开到村里要东西、拿啤酒。吃了人家的东西嘴软。缴税时,三呼庄村鞭炮厂自己填写多少就算多少,税务所从来不按规定查对销售单,更不会去银行查对帐户。税务所在三呼庄村的货包上盖章也特别快,任厂里人自己去盖,或者干脆不盖章,就整包出厂去卖,税务人员则在一边吃吃喝喝,大捞私利。国家应得到的税款,就这样溜走了。
三呼庄村党支部偷税漏税一案,是静海县三十多年来的第一个偷税大案。人们在议论着:两任党支部的三名主要负责人在“辛辛苦苦”工作了十几年后,却被押上被告席,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
本报通讯员 王健
本报记者罗 盘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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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宁编辑出版《整党工作经验汇编》
由辽宁《共产党员》杂志社编辑的《整党工作经验汇编》一书,即将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从如何学习整党文件、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纯洁党的组织、调整和建设领导班子、对照检查、搞好组织处理和党员登记、总结整党收获、巩固发展整党成果、搞好联络小组工作等十个方面,介绍了全国第一期整党单位的一些成功经验,在每一方面经验的前面,收有中指委的有关通知和重要文章。全书内容丰富,可供第二期整党单位和准备进行整党单位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学习借鉴。(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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