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文学评论
无限珍惜我们的自由
程树榛
从北京参加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回来之后，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胡启立同志代表党中央对大会的祝词，仍在耳畔萦绕：“作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这样才能写出真正有感染力的能够起教育作用的作品。”
胡启立同志的这番话说得多么好啊！充分表达了广大作家的心声，把我们多少年来心里想的、眼里盼望的、一直在努力追求的那种时近时远、若即若离的愿望，用准确的语言，明白无误地讲述出来。我们如释重负，身轻如鸿，似有要展翅高飞，直入云天之感。
为盼望达到这样自由创作的境界，我们走过一条多么曲折漫长的路程，付出了多么高昂的代价。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同代人，我们年轻的后继者，多少人在“左”的车轮辗轧下，白白浪费掉宝贵的青春、似锦的年华、超群的才智，甚至牺牲了生命。我们的文学事业（不仅仅是文学）遭受到多么大的挫折和损失！到十年动乱时，形成古今中外历史罕见的万马齐喑的局面。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迎来了文艺的春天。但是，极左的幽灵还时隐时现，搞得人们余悸难消，惊魂不定。作家们因此总是放不开手脚，展不开翅膀。
现在，随着两个三中全会的浩荡春风，随着改革浪潮的兴起，随着四化建设的飞跃发展，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终于踏着历史的足音，以人们始料不及的速度，大踏步地跨到我们的面前。我们觉得天地无限广阔，眼前一片晴明，浑身上下，勃发一种从来未有的跃跃欲前的冲动。我暗暗叫着自己的名字：现在，一切条件都具备了，下一步怎么迈，迈出什么样的步子，就看你自己了！
当然，我们脑海里也深深地印着胡启立同志语重心长的嘱咐：“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整个创作活动，要同党和国家所提供的这种自由环境相合拍。为此就必须尽最大努力，去认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认识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反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的遗毒。这样才能使自己真正进入自由创作的境地。”对党中央的这样词恳意切的谆谆嘱咐，我们应该铭刻在心，认真地领会。特别是党员作家，更应该身体力行。
一个问题往往有它的两面，作家的创作活动也是如此。首先，作家需要有自由的创作环境、条件与气氛，才能舒展开身手，大胆地、无所拘束地去进行创作，这样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的艺术珍品。这种自由的环境、条件和气氛，需要党和国家来提供。现在，这个条件我们盼到了（当然，还有赖于各级党组织、人民政府，以及文艺团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理解并坚决贯彻、执行）。另外一方面，对这种自由，我们作家也应该无比珍惜，并正确地运用，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整个创作活动，同这种自由相合拍。我们一定要认识自己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庄严和社会责任感，自重自爱，从严律己；慎勿滥用这种自由，作践这种自由；更不要忘乎所以，用不负责任的行为、不负责任的作品，产生不好的社会效果，授人以柄，反过来影响我们的自由和我们对自由的运用（这方面，我们不是没有教训可以记取的）。这样，我们的自由，就更加有保障了，创作也就更加自由了。
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因为我赶上了这样好的时代。也许有人会说，你这个人太容易满足。是的，我感到很满足。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一种难得的美德。我们应该坚持和发扬这种美德，为了祖国和我们的未来。
现在，是我们作出贡献的时候了。因此，我很赞成王蒙同志在大会闭幕词最后讲的那几句话：“让我们更严格些，更负责些，更自重些吧！拿出好一些、更好一些的货色来！”用无愧于我们时代的艺术瑰宝，用与我们民族灿烂的文化、与人类最优秀的文学遗产相媲美的精品，为我们的时代增加光彩，为历史的前进增添动力，为中华的腾飞，为祖国的繁荣，团结一致，和衷共济，努力奋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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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学评论
敬仰和怀念
——读传记文学《元帅外交家》
曾涛
《元帅外交家》就要出版了。《昆仑》杂志曾经分期连载过这本传记文学，我仔细读了，对那些使人感慨和值得深思的章节，还反复看过。我不能从文学角度来评论这本书，因为在这方面我完全是外行。但使我强烈感到的是，作者所写陈毅元帅担任外交部长时期，国际局势动荡的情况是符合实际的；有关陈毅副总理在外交活动中的风度和性格的描绘是生动、感人的；对我国执行对外政策所取得成就的叙述是振奋人心的。我认为，这本书写得很成功。
“历史选择了他”。作者这样提法我认为是确切的。陈毅同志是周总理的得力助手，他担任外交部长是党和国家选中的非常合适的人才。
元帅就任外交部长，一开始就面临着几乎同时到来的敌视中国的各种严重压力。
世界也不安宁。
我国的外交政策是既要维护我国独立自主的神圣权利，又要为争取世界和平尽我国应尽的国际义务。陈毅外长坚定地为实施中央的方针、政策而忘我地工作，并且率领外交战线的全体同志共同奋斗。元帅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出色地完成了繁重的任务。
元帅外交家的风格，至今仍为外国朋友所称道，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
不管哪个大国，也不管哪个“大人物”，谁想欺压中国，都会碰到陈外长的钉子，软的或者硬的。陈毅同志说得好：“第一，帝国主义搞紧张，我们就搞缓和；第二，他还要搞紧张，我们还是搞缓和；第三，如果他硬要搞紧张，那我们就要比他更紧张！——最经不起紧张的还是帝国主义。”如果帝国主义想进行谈判，又如何呢？陈毅元帅也很明确：我们不乞求谈判，也不排斥谈判，不卑不亢，有理有节。
陈毅同志在处理国际事务，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总是注意坚持原则，立场坚定，同时又十分注意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
各国朋友，从政府首脑、部长、知名人士到记者，凡是同元帅接触过的，许多人都钦佩他，和他建立了友谊。因为他一贯本着平等待人、以诚相见的精神和他们交往。对待对中国还有猜疑的朋友，陈毅同志总是耐心地解释，不倦地做工作，而且请他们考察中国的实际。对于处理国际关系有困难的朋友，陈外长能设身处地，善为人谋，从不强加于人。即使同敌对方面的代表接触或者谈判，摆事实、讲道理也是他经常的态度，元帅有时会说几句幽默讽刺的话，但从来不离开原则。
陈毅元帅任外交部长之初曾表示，怕有时候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会伤害人家。实践证明，陈毅元帅是非常谦虚、仔细、耐心的。他一直保持这种作风，也要求外交干部养成和保持这样的风格。
陈毅同志是有胆有识，气魄很大，大家都这样称道他。他的胆识来自长期艰苦战斗和不断学习，气魄是实践经验的结晶。同志们更为称道的是元帅尊重中央，尊重毛主席、周总理，遵守纪律的模范行动。在国内，在国外，陈毅同志经常教导同志们要服从组织，严守纪律，要学习革命理论。
团结干部、爱护干部是人们永远怀念陈毅元帅的原因之一。他真正搞五湖四海，坚持团结各方面同志。他很注意做思想工作，常常表扬好人好事，及时批评不良倾向，而批评时总是耐心讲道理。他放手让干部进行工作，鼓励大家主动积极地去打开局面；当干部由于经验不足而产生错误时，他总是自己担起责任而不责备干部。总之，在陈外长领导下工作，大家都心情舒畅、关系融洽。
《元帅外交家》一书对陈毅同志的描述，使我回想起元帅任外交部长期间许多使人敬仰和怀念的往事。陈毅同志为革命而终身奋斗的气概，他的音容笑貌、举止风度，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使我终身无法忘却！
年轻的作者何晓鲁同志既未做过外交工作，而且象她自己说的是个连外交部大门朝向都不知道的人，她为什么能写出符合历史事实、故事情节感人、个性跃然纸上的《元帅外交家》这本书呢？首先是由于陈毅同志是一位伟大的外交家，他具有独特的风格，外交工作中取得很大成就，留下了很多丰富、动人的素材。然而，如果没有晓鲁同志的艰辛劳动，素材也只能永远是素材。据我所知，晓鲁同志和陈毅传编写组的其他同志一样，详细地搜集材料，向熟悉陈毅元帅的同志反复采访。她读了几百万字的档案，查阅了几千万乃至成亿字的报纸、杂志和参考资料，访问过接近陈毅同志并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六十多人，其中包括高级外交官、秘书、翻译、保健医生、厨师、服务人员，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才写成了这本《元帅外交家》。
当然，书中写的元帅外交家和陈毅同志的外交生活实际不是没有距离，对陈毅外长各方面的描写也不是没有可以增添之处。但这是由于还受到客观条件的某种限制，有些还需要进一步等待新的材料的补充。来日方长，愿作者继续努力，取得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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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说月报》首届百花奖评选揭晓
本报讯 《小说月报》首届优秀中短篇小说百花奖评选结果已揭晓。其中中篇有张贤亮的《绿化树》、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刘亚洲的《中国心》、佳峻的《虎门“犬”子》、鲍昌的《祝福你，费尔马！》、冯骥才的《神鞭》。短篇有姜汤的《新客规今天生效》、陆文夫的《门铃》、梁晓声的《为了收获》、邵振国的《麦客》、何晓鲁的《历史选择了他》、冯骥才的《雪夜来客》、周克芹的《晚霞》、王蒙的《葡萄的精灵》、张洁的《尾灯》、仇学宝的《“我是来当儿子的……”》。 （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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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随感录
文学的格调与情趣
毛锜
近读一份行将创刊的杂志广告，其开宗明义第一条就强调，该刊在内容上一定要做到“格调高尚，情趣健康”。对于这一条我深为赞许，认为这是一种对读者高度负责的态度。因为几乎与此同时，我曾不止一次看到和听到一些读者的呼吁，要求欣赏“思想上有教益，艺术上有享受，知识上有开拓”的作品。上述那家行将创刊的杂志的“宣传告示”，正好反映和表达了这些读者的心声。
“文须有益于天下”。我觉得上述那家杂志强调这一点不是没来由的。因为与此相对立的一些格调庸俗、情趣低下的东西，前几年就出现过，后因遭到读者的强烈批评而不得不有所收敛。不意近一个时期来，乘通俗文学突起之风，这些曾被人们唾弃的东西，乔装打扮一番，又在街头报摊上象水银泄地般泛滥起来了，这是稍有一些鉴赏水平的人都会看得出来的。
读了这类小报，自然联想起鲁迅先生当年批评上海报摊上那些文字垃圾时所作过的形象比喻。鲁迅先生不无愤慨地指出：这类东西“正如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躄到马路上来了”。现在的一些庸俗低劣的东西，不也是自知难登大雅之堂，为一些严肃的刊物所不齿，才改换门庭，鱼龙混杂地又冒出来了吗？
文学，不管是艺术文学，抑或是通俗文学，都有个格调高下、情趣健康与否的问题。有“惟歌生民病”的诗歌，也有专写绮罗脂粉的玩艺儿；有格调健康的言情小说，也有诲淫诲盗的色情文学；有引人向上，追求真、善、美的作品，也有荒诞不稽，诱人堕落的文字垃圾……而从来都是前者受人欢迎，后者遭人厌憎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文学的目的无他，就在于陶冶心灵，美化生活，指导人生。
报摊上出现格调庸俗、情趣低下的东西，显然和一些人见钱眼开的“生意经”有关。不过，钱是赚了，精神上却亏了，这是金钱所弥补不了的。
希望我们所有从事小报编辑和写作的同志，都能注意文学的格调与情趣，注意自己的审美理想和道德观念，切莫辜负青少年读者对我们的期望，更不要自己玷污自己“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借用白居易的两句诗来说，就是：“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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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学评论
潮流比传统更有力量
——读中篇小说《相思树女子客家》
冯立三
古华去年写了两个反映当前五岭山区群众踏上改革之途的中篇小说，一个是《蒲叶溪磨房》，一个是《相思树女子客家》。这两部作品各有优长，也各有缺点，我更偏爱《相思树女子客家》，觉得它无论是对社会矛盾的揭露和对改革者的描写，都较为细腻而尽情，作家所追求的艺术风格——清新、舒展、严正而俏皮——也表现得更为充分。
就象《蒲叶溪磨房》借一座磨房的新旧更替敷演大世界的变迁一样，《相思树女子客家》中围绕着一个小小的女子客店的兴办所展开的斗争，也正是当今中国社会中普遍进行着的新旧两种生活结构、两种生活理想的斗争的一个缩影。唯其发生在环境优美、民风强悍、落后封闭的五岭腹地，便又多了一层浓重的地方色彩。
古华以犀利、讽刺的笔触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年代。惰性的、肮脏的、混乱的、入不敷出的工农兵宿食店，以及它的主宰——那位颐指气使、不务正业，专以“捉奸”、“拿双”为能事的女经理乔三腊和她手下的那些借客店的破败以逍遥的老娘子军，作家予以辛辣的讽喻。象这样不事创造、专门消费的客店，何以能苟延至今呢？因为乔三腊是公社书记赵行的发妻、县委书记乔某人的千金；也因为那些老娘子军与县里、公社里、林场里的当权者沾亲带故。上行荫庇，下行报效，相思坑其不贫困待如何！改革实在是势在必行。作家描绘了在改革的历史潮流冲击下，雾障林密的五岭山区经济的、人情的各种关系，揭示了改革的历史必然性。
作为五岭山区改革建立首功的观音姐，作家描写她身心俱美。她虽出身寒微，孑然一身，但志向远大、好学深思，是率先怒放在五岭的一枝艳丽的野蔷薇。她既具有八十年代年轻人特有的朝气，又较多地继承了中国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观音姐的可贵，不仅在于她以革新家的魄力全面地革新了女子客店的经济管理体制，使带有封建痕迹的自然经济开始向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过渡，而且在于她以党的优良传统全面地革新了女子客店的思想政治工作，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渗透在经济工作之中，在五岭山区树起了一面社会主义文明的旗帜。观音姐本人并不以共产主义者自居，但她确实是从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思想高度来思索改革、从事改革的。在她的思想行为中，我们很难找到一点个人主义的、见利忘义的，甚至是本位主义的东西。观音姐并非没有感到由于女子客店的兴旺发达而刺激起来的“红眼病、心气痛、暴青筋、粗脖子、肿肚子、面部肌肉痉挛、嘴歪鼻斜”的流行病患者，终会聚集起来对自己实行狂暴的打击，但她除了行事更为谨慎以防患于未然之外，一无退缩之意，反而志愈坚，情更炽，殚精竭虑，甚至不惜孤军深入，决心把她亲手设计的现代化的、辉煌的“森林宾馆”的蓝图化为现实。这就难怪赵行这样当面夸奖她：“好，好！胸有大志朝前看！我真高兴，相思坑地方有你们这些年轻干将，‘四化’一定实现！”在观音姐这个人物身上，寄托着作家对人民的力量的信赖，也寄托着作家对一切既有的、未来的改革者的厚望。
公社书记赵行最终成为乡间伯乐，成为改革的支持者和保护人，经历了心灵的自省。他有时是忧心忡忡的，那是由于世事复杂，春风初度，乍暖还寒。有时也觉豪气不足，那是由于上有岳父威压，下有悍妇干政，处境难堪。虽无回天之力，惜才之情难得。我们为此而对他深表敬意。作者也是赞赏他的，只不过由于为了与他的处境和他的常常自嘲自解的行为特点相应，常将这种赞美掩映在善意的调侃之中，而令我们难于一望而知罢了。不是吗？他因拔擢观音姐弄得在家里几无立足之地，但宁肯打单身，当守林人去，也不改弦易辙，这对于一个以惧内而闻名乡里的人，不啻是进行了一场家庭革命。县委下达指示查办观音姐，他故作疏懒拖着不办竟达半年之久，比之过去对上一向紧跟，唯命是从，不也判若两人吗？在他被迫传达县委指示，面对无辜的观音姐“未开言来心先酸”那个催人泪下的场面里，赵行位卑而贤的形象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与“左”的习惯势力确能制造改革者的悲剧，却终究不能制造改革的悲剧了。潮流比传统更有力量。《相思树女子客家》能艺术地表达出这个思想，无疑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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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随感录
何必“循规蹈矩”？
胡永年
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一篇评论稿，他在信中说，这篇文章写得“无规无矩”，恐怕难入“大雅之堂”。我倒觉得，他那篇评论比较活泼，这也许恰是“无规无矩”所致。
文无定法，这道理是人人皆知的。但怪得很，有的人一动起笔来，便忘记了这个道理，自觉不自觉地端起架子来了。好象不端出一副评论的架势，不按照某种评论的格式，不循所谓评论之“规”，不蹈所谓评论之“矩”，那文字便不入评论之流。说实话，我对此是很不以为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这位朋友的“无规无矩”实在是一种可珍惜发扬的长处。
我所以说“可珍惜”，是因为我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有的评论者，在初写评论时比较自由、潇洒，但在发表了若干文章、小有名气之后，便定于一法，“规矩”起来了。这一“规矩”不要紧，原有的鲜活、潇洒乃至锋芒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呆板的认真，沉闷的严肃，枯燥的论证，陈旧的格式。效果呢？累人，不少读者只好敬而远之。这对于评论来说，是一种失败，也是一种悲哀。
评论需要见解。见解不一定板着面孔。
丹纳的《艺术哲学》、莱辛的《汉堡剧评》，读来兴味无穷，谁能说没有见解呢？
鲁迅的评论，嬉笑怒骂，冷峭犀利，谁能说没有见解呢？……
评论还需要平易近人、生动诱人，需要千姿百态。
两年前，王蒙同志曾呼吁“把文艺评论的文体解放一下”。这呼吁虽然切中评论的流弊，但似乎没有引起更多评论工作者的真正重视。现在，各条战线、各行各业都在实行改革，文艺评论的文体不也应该改革一番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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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作
《拂晓前的葬礼》〔中篇小说〕
作者 王兆军 载《钟山》1984年第5期
小说塑造了田家祥这样一个有着深刻、复杂的矛盾性格的农民形象。在过去的那个时代，他为摆脱自己贫困、卑弱的地位，借助于那个时代的力量，忍辱负重，艰苦奋进，以不乏英雄气概的行动争取了权位，成为大苇塘村的“至高无上者”，并为大苇塘村人谋取了利益；在今天这个时代，他却因自身的狭隘、保守、自私，失去了进取精神，沉溺于权力、享受，在改革浪潮的冲击下，最终被历史无情地抛弃。这个形象是发人深思的，正如作者所说：“他用农民的伟大完成了他的进取，又以农民的渺小完成了他的衰颓”。作品不足的是描写田家祥的悲剧性变化还有些生硬。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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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作
《大林莽》〔中篇小说〕
作者 孔捷生载《十月》一九八四年第六期
小说描写1971年夏，海南建设兵团派出五个知识青年去勘察一处大森林。在茫茫林海中，小分队迷路了。经过异常艰险的长途跋涉，只有唯一的女性闯出大林莽。以四个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换取的教训是：时代的病态，较之森林中的蛇蝎、瘴疠更可怕；破坏大自然者，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小分队最后想闯出大林莽，既是拯救自己，也是为了拯救大森林。他们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自我更新。作者在艺术处理上作了新的尝试和探索：前半部写实比重大，后半部对大森林的描写则是象征性的。有时它象征那荒谬的年代，象征那个非理性的社会；有时它又象征整个大自然，象征不屈不挠的生机。整个作品的内涵是多义多层次的，读后使人浮想联翩。
（石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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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作
《到森林去，到草原去，到黑龙江去》
〔诗歌专辑〕
载《诗刊》1985年第1期
这辑作品是一批诗人到大兴安岭林区和呼伦贝尔草原作采风式访问后写下的，收入该辑的沙白、程光锐、曾卓、周纲、张学梦、傅天琳等十几位新老诗人的诗作，笔触清健，意态深远，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热情讴歌了正汹涌于北疆广大林区和草原的改革大潮，使读者于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中，充分感受时代的强烈脉动。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