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悼念我的父亲何遂
何达
父亲病逝十七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眼前。
父亲字叙甫，福建闽侯人，1888年生。
1904年，父亲进入福建武备学堂，结识了林觉民、方声洞、陈更新等，开始参与反清革命活动。1906年，他到南京在第九镇当排长。1907年，父亲考入了河北保定陆军随营军官学堂（后改称陆军大学）。这年，由方声涛主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09年秋，父亲在陆大第二期毕业后随耿毅等一批青年志士，到广西训练新军的机构“督练公所”参谋处担任筹略科科长兼陆军干部学堂教官。1910年，他和耿毅、刘建藩、杨明远等几位同盟会会员创建了同盟会广西支部，耿毅为支部长，父亲为参议，赵正平为秘书长。在桂林福棠街二号设立机关，积极发展组织，出版《南报》（后改为《南风报》）宣传革命。
武昌起义爆发时，父亲是清军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的参谋。吴禄贞是革命党，在北方军人中颇有声望。山西宣布独立后，清廷任吴为山西巡抚，命他攻取山西。吴禄贞派父亲和协统吴鸿昌率部进驻石家庄。清廷电促吴鸿昌进攻娘子关，父亲得悉山西革命党实力空虚，便利用吴鸿昌畏葸不前和首鼠两端的心理，用缓兵计阻止了进攻。吴禄贞抵石家庄后，派父亲到山西去联系，消除了阎锡山的顾虑，父亲又随吴禄贞到娘子关与阎锡山会晤，组成燕晋联军，推吴为大都督，阎副之。当时，吴禄贞已与驻滦州的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混成协协统蓝天蔚有约，准备同时起义，直取北京，并接受父亲献策，扣压清军运送辎重的列车，截断了北京通往汉口前线的铁路交通。因此，吴禄贞的存在，对清廷和袁世凯构成极大威胁，这是吴禄贞被刺杀的背景。吴禄贞在石家庄火车站被刺的那个晚上，父亲宿于隔壁屋子里，听见枪声后冲出去，吴的人头已经不见了。父亲对我说：慌乱中他没有找到手枪，只拿了一把短剑，看到吴统制被害，悲愤到极点，曾用短剑自刎，那把剑恰恰没有开口，很钝，把他的脖子割破了，血流下来，疼痛使他猛醒：不能这样死，要继承吴统制的遗志。父亲率领第六镇部分官兵宣布起义，被推为燕军大都督，他抱着失去人头的吴禄贞的尸体到娘子关。阎锡山对他说：“如今燕晋联军仍然存在，我比你年长几岁，也不客气，我就担任联军大都督，你屈任副都督吧。”父亲只求他厚葬吴禄贞。吴的坟后来修在石家庄火车站旁，立了很大的碑，碑文中记下了父亲这段经历。
辛亥革命时期，年轻的父亲充满了反对封建帝制的革命激情和忘我的牺牲精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是走在时代潮流的前面的。父亲对辛亥革命的结局很失望，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他在政治上也失去了明确的奋斗方向。
1915年，父亲应黎元洪的邀请，到陆军大学任战术教官，与李济深同事，他们从此相交甚契。云南“护国战争”发动后，父亲潜往山西大同，策动晋北镇守使孔庚通电反袁，电文是他起草的。这是北方首先起来反袁的。结果，孔庚被阎锡山抓起来，父亲则由山西警备司令胡谦“陪送”出境。袁世凯死了，黎、段政府派父亲和沈鸿烈、郑桓等为代表，赴欧洲观战，父亲到过法、比前线，并去过英、美等国。归国后，写了一本《欧洲观战记》。这段生活以及父亲1913年去日本考察学习的经历，对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发展，是有影响的。“护法运动”时，父亲曾由广州“护法”政府委任为“靖闽军司令”，在福建从事倒李厚基的活动，失败后，再次东渡日本。1920年父亲经直系军阀曹琨卫队旅（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引进，做了曹的军官教导团的教育长。1924年，冯玉祥联合孙岳、胡景翼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琨，建立国民军，通电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父亲作为孙岳的参谋长和挚友，始终参与策划和行动。国民军时期，他任第三军参谋长、第四师师长（第三师师长是杨虎城将军），还担任北京政府的航空署长、国民军空军司令。国民军中聘有几十名苏联顾问，父亲受了一些影响。他当时极力劝说孙岳离开中原、华北，把有限的军队带到甘肃、新疆去，取得苏联的援助，实行军事割据，由此来实现他的资产阶级政治主张。孙岳对此最初是同意的。军队已经由陕西向甘肃进发，可是后来，孙岳变了卦，决定回去就任直隶军务督办兼省长，父亲和他闹翻了，于是拂袖而去。
北伐战争时期，父亲赋闲于杭州，蒋介石派陈铭枢把他找到南昌，蒋让父亲回河南去，利用旧关系，运动直系和曾属国民军系统的军人倒戈响应北伐，父亲照办了。1928年春，父亲应李济深的邀请，到广州担任李的总参议，5月继李济深担任黄埔军官学校的代理校长，称“代校务”。到1929年底，因蒋介石已在南京另设军校，黄埔军校的经费日益困难，父亲愤而辞职，到西安去做了杨虎城将军十七路军的总参议。
“九·一八事变”的炮声，震醒了父亲强烈的民族意识。他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和对日不抵抗，放弃东三省的卖国行动，十分反感。1932年春，他在北平，与朱庆澜将军一起组织了“辽、吉、黑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朱任会长，他任副会长兼主任干事。父亲以极大的热情，到处奔走呼号，演讲抗日、募集捐款。他自己也毁家纾难，捐款四万元，并多次到热河前线慰劳抗日义勇军，还拍过一些纪录影片。但是，由于反动派的破坏，“后援会”被迫撤销，父亲不仅受到许多莫须有的指责，连我们在北平察院胡同的家，也遭到一群有政治背景的“强人”的抢劫。
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曾让蒋介石的侍从室副主任林蔚（林是父亲的学生和同乡）找过父亲，要他设法利用和杨虎城的关系，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当时父亲虽曾找过沈德燮计划飞往西安，但他内心认为蒋是活不成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出乎父亲意料，使他更看清了：真正从民族大义出发，爱国抗日，富有政治远见的是中国共产党。他热诚拥护枪口对外，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7年，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南京后，他结识了周总理、叶剑英、博古、李克农等中央领导同志。父亲当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是个亦政亦军和各方面联系很广的职务，他在各种会议和交往中，坚决拥护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很真诚、很热情的；我党领导同志也把他看作是真诚的可以信赖的朋友。父亲讲过这样几件事：周总理和他见面时，称赞他同冯玉祥将军等组织国民军，电迎孙中山先生北上议政，是进步的行动，希望他能为团结抗战多做贡献。他非常高兴，立即通过孙科上书蒋介石，要求担任国民党驻十八集团军代表，未被蒋采纳。先前，父亲常到老虎桥监狱去看望陈独秀，并与陈合写了一本关于日本片假名来源的小册子，被列入中山文库。周总理委婉地劝他不要和陈交往过密，他接受了。当时，国民党释放了一批政治犯，有许多刚从监狱里出来的衣衫褴褛的同志纷纷聚到傅厚岗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国民党中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便谣传共产党要暴动。那时南京市市长马超俊是孙科的亲信，父亲受叶剑英同志委托，特为此事向马作了解释。有一天，父亲在家里宴请中共代表团，叶剑英同志告诉他，中共代表团驻地要加强警卫，缺少枪支，他立即让我两个哥哥把家中的四支长枪和两支手枪送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
程潜将军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父亲任第一战区高级幕僚室主任。这期间，他曾陪同周总理乘一辆小汽车由河南前线赴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在路上数日交谈中，父亲深获教益，对抗战形势及中共的主张有了更深的了解。在山西境内，公路被日机炸毁，父亲让副官到村里去找老乡抢修，一个人也没有找来。周总理笑着对秘书说：“你去，你去。”不久，就找来了一群乡亲，总理亲自和他们一起搬石填坑，有说有笑，使父亲大为惊讶。后来，他多次对我们谈及此事，一再赞叹：“共产党真会做群众工作。”这次在五台山八路军总部，父亲见到朱总司令、彭德怀将军等，相谈甚欢。他利用同阎锡山的旧关系调解过八路军与阎的矛盾。当时八路军的给养较差，他对阎锡山说：共产党在前面替你挡着日本人，既然是联合抗日，不让别人吃饱穿暖怎么行呢？他还通过当时在军令部任要职的林蔚去疏通，给八路军增加了一些军饷。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父亲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做法是不满的。在重庆，父亲和母亲曾一起去拜望过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邓颖超同志还亲切地问到他们子女的情况，给予慰勉。1939年年底，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叶剑英同志曾由我大哥和三哥陪同去云庄找过父亲，请他向山西有关军政人士说明我党抗日救国的宗旨，要求制止摩擦。父亲即向山西驻渝办事处处长孙焕庸等做了工作，间接宣传了党的主张。
1940年夏，因淮、泸盐被日军控制，陕中、豫西地区食盐供应紧张。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想从陕甘宁边区运花马池盐接济。缪是父亲的好友（后为儿女亲家），通过父亲和叶剑英同志联系，叶帅认为：此事对巩固抗日统一战线有利，而且将花马池盐外销，换取边区所需的棉布等日用品，对增加边区财政收入，活跃经济也是有利的。经父亲介绍，缪秋杰在重庆海关宴请董老、叶帅、博古同志，父亲作陪。席间商妥，由我大哥以盐务总局代表身份赴边区洽办。此事得到了较圆满的解决，客观上破坏了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董老经我三哥转了一封信给父亲。他从信中得悉八路军办事处经济上有困难，不顾当时政治局势的险恶，亲自与缪秋杰先生驱车前往曾家岩周公馆，见到董老，向他表示了对蒋介石破坏抗战的不满，并面交一笔现款。后来，董老、叶帅送他们延安生产的毛毯、衣料作答，这毛毯父亲一直珍藏在家中。
抗战胜利后，父亲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是反对的，他目睹蒋管区黑暗腐败，民不聊生的现实，从几十年的切身感受中认识到：只能把振兴中国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他与刘晓、张执一、刘长胜等同志经常接触，对党托付的任务总是积极、认真地去完成。
解放后，父亲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司法部部长、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是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他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对祖国面貌的巨变是衷心喜悦的。他六十岁时患心冠动脉血栓症，1 952年复发，住在上海华东医院，他认为自己生命即将结束，特地把负责上海统战工作的陈同生同志请到医院，当面对某些党员的作风问题等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事后又觉得有些话说过了头，心里很不安，病情更趋严重。这时候，陈毅同志到医院去看望了他，恳切地对他说：你是我们党的老朋友，我们把你当作老同志、老干部一样看待，希望你安心疗养，战胜疾病。父亲心上的疙瘩解开了，他很感谢陈毅同志的关心，后来，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居然度过危险期。1954年，他在太湖疗养时，陈毅同志看了他的诗稿，曾写了一首诗送给他，并将自己的近作《莫干好》一词抄赠给他，父亲非常高兴，把陈毅同志的赠诗裱在自己诗集的卷首。
对于五十年代即已出现的一些过左的做法，父亲感到不理解，苦闷，甚至痛心。他的一些亲友，在历次运动中受到冲击，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他晚年的心情是不平静的，但对未来是乐观的，始终没有动摇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他写过许多旧诗词，歌颂祖国的变化，歌颂党；他画了许多国画，把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倾注于笔端。
父亲离去十七年了。他不是一个完人，但他的爱国思想，民主精神，待人的耿直、热诚，特别是他和党的亲密关系，给子女的影响是很好的。1979年夏，李世璋同志曾给我讲述过这样一件事：1937年，他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长兼政训处长后，赴南京公干，程潜先生要他催我父亲赶紧到前线莅职（父亲当时任第一战区高级幕僚室主任）。李到南京普陀路我家时，叶帅正看父亲为他作画，父亲即兴挥毫，也为李画了一幅青松。吃午饭时，叶帅把我大哥拉到李世璋同志面前说：“这个青年人交给你，让他跟你去。”就这样，我大哥世庸、二哥世平都到了汉口前线，并先后分道赴延安，进了抗大。1939年，三哥也要由重庆去延安，父亲对周总理说：我已经有两个儿子到延安去了，老三再走，我就呆不下去了。周总理让博古同志把何康找到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去谈话，把他留下了。后来，他们兄弟三人都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我的姐姐何嘉，嫂子缪希霞也在解放前加入了共产党，参加了革命工作。父亲以他的社会地位和朋友多、学生多的有利条件，掩护并协助他们开展工作。
父亲一生不近烟酒，唯酷爱书画、文物，他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金钱和物质遗产，这是我们要感谢他的。他的唯一的财产就是大量的古文物和图书，全部先后分别捐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馆和天津市图书馆了。仅1950年捐赠给上海历史博物馆的古文物就有六千八百九十五件。为此，陈毅市长，潘汉年、盛丕华副市长曾专函致谢；中央文化部发给了褒奖状。
父亲晚年，最惦念的莫过于祖国的统一，他常常思念在台湾的亲属、旧友、学生，一直盼望能和他们团聚。今天，在悼念父亲的时候，我衷心希望父亲的这个遗愿能够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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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调歌头
怀念刘锡五同志
柳村
近代多屈辱，马列救中华。金田首义，抹得半壁彩朝霞。蓦地义和团起，星火燎原旋灭，辛亥骤风刮。革命迭失败，“五四”竞新笳。
反军阀，摧蛀树，屡参加。疾呼《觉悟》：休得忍气受榨压。冷对草岚铐镣，组建北方堡垒，嫩吉溉春花。实事争求是，革命锻专家。
注：蛀树，列宁称帝国主义为“虫蛀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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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何英才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郭洪涛 毛铎 马芳庭 陈用文
何英才同志是我党早期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是山西工人运动的杰出战士。他从1925年在山西太原兵工厂入党，到1974年遭受“四人帮”迫害含冤去世，为党为人民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了五十年，在我国各个革命阶段，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我们同英才同志共同工作多年，深知他忠于党，忠于革命，是我党的好同志。
太原兵工厂的革命火种
何英才同志是山西省洪洞县人，1905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1925年为生活所迫进太原兵工厂当工人。他青少年时就饱尝地主、资本家压迫剥削的痛苦，在太原兵工厂受到我党的教育，当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英才同志入党后，中共太原地委给他的任务，是在兵工厂团结教育群众，发展党的组织。他根据地委的指示，满怀激情地辛勤工作。当时，工人们饥寒交迫，受尽煎熬。他每天下工之后，不顾疲劳，走家串户，和工人兄弟谈心。他只要了解到哪个工人有困难，宁可自己不吃不喝，也要去热情相助。就这样，英才同志深入群众之中，得到群众的掩护，经过艰苦的工作，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先是在他做工的车间，发展了三名党员，成立了车间党支部。随后在其它车间也发展了党员，成立了中共太原兵工厂特别支部，英才同志担任了特支书记。特支建立后，不到一年，全厂党员发展到五十多人，成了党在太原兵工厂的强大堡垒。特支组织太原兵工厂工人进行了反对打骂污辱、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等斗争，并领导工人成立了太原兵工厂工会，发展会员四千多人。工会经过斗争，解散了厂方剥削工人的商店，举办了职工合作社和俱乐部等福利事业，深受群众拥护。在1926年底和1927年初大革命高潮期间，英才同志和党的特支组织兵工厂工人配合北伐战争，进行了许多革命的宣传活动，促进了山西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但是，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阎锡山在山西也疯狂地镇压革命运动，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这种艰险情况下，英才同志果断地领导一部分党员转入地下，保存了力量。1927年6月，党派英才同志去武汉出席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后，他回太原筹备成立了山西省总工会，组织山西工人坚持革命斗争。
深入阳泉矿区开辟党的工作
1928年7月，中共山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选举成立了新的省委，英才同志担任新省委的组织部长。没有几天，他和新省委一些同志被叛徒出卖，遭到敌人逮捕。1933年，英才同志出狱不久，山西省委就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并委派他到阳泉矿开辟党的工作。他初到阳泉，人地生疏。为了寻找关系打入煤矿，他曾化装成小贩在矿区活动，很快就深入到保晋公司二矿井下做工。当时，山西在国民党顽固派阎锡山的暴虐统治下，一片白色恐怖。在阳泉矿也是岗哨林立，特务横行。英才同志把生死置之度外，和工人兄弟吃住在一起。在井下挖煤时，哪里有危险，他就顶替工人到哪里，和工人们结下生死之交。他先在本矿发展了两名党员，建立了保晋公司第一个党小组，又陆续在二矿、四矿、一矿和铁厂等处，建立了党的支部，党员发展到四十余人。这时，根据省委指示，以英才同志为书记，建立了阳泉矿区党委，进一步加强了党在阳泉矿区的革命工作，领导阳泉矿工进行了反对矿主和把头的多次斗争。1935年3月，矿区党委领导保晋二矿、四矿和保晋铁厂、裕公煤矿的工人，举行了联合大罢工，取得了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的胜利，鼓舞了工人群众的斗争情绪，扩大了党在阳泉矿工中的影响。
建立阳泉矿工武装抗日游击队
1936年，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的形势下，为了准备抗战，在阳泉矿区党委和英才同志的领导下，建立了阳泉矿工武术团，并在矿工中发展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的组织。这两个团体都是公开合法的组织形式。武术团常借外出表演和赶庙会的机会，对群众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牺盟会”曾发展到三百余人，在广大群众中进行了各种抗日救亡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阳泉矿区党委立即号召工人组织起来，还击日寇、保卫矿山。他们发动工人建立了阳泉市总工会，并以武术团、牺盟会的成员为骨干，组织了工人护矿队。后又以保晋二矿和四矿的矿工为主，建立了著名的阳泉矿工武装抗日游击队，由何英才同志任政委，彭涛、毛铎、王孝慈等同志任党代表。当日寇侵入娘子关时，根据党的指示，何英才率领的矿工游击队和毛铎率领的学生游击队、陶希晋等同志率领的铁路工人游击队，一起开往太行山区，参加了创建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的斗争。在粉碎日寇向太行山区的六路进攻时，英才同志率领游击队奋勇作战，光荣负伤。为此，他被调离部队到太行区任区党委组织部长，并被选为七大候补代表。他领导的这支矿工武装抗日队伍，后来正式编入了八路军，成为一二九师领导的独立支队的骨干力量，勇敢顽强地战斗在太行山区的敌后战场上。
坚持党的正确政策
1947年，当解放战争开始由防御转为进攻时，英才同志随刘、邓大军挺进到大别山，他先任鄂豫皖区党委组织部长，后因土改工作的需要，改任礼山县委书记。他在县里工作期间曾接到地委通知，要求县委贯彻执行关于在土改工作中实行“均产”和“搬石头”的两个决定。英才同志当时认为这两个决定不利于团结中农和广大干部去完成土改任务，不利于大别山根据地的巩固。他将情况和贯彻执行党的正确政策的意见报告地委，没有执行这两个错误的决定。结果，在礼山县的土改中，很少伤害干部和群众。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深入敌区的我党我军，帮助县里的军政机关在大别山站住了脚跟，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在后来的淮海战役中，礼山县的群众给我军修路、送给养，发挥了高度的革命积极性。
1948年，当党中央提出纠正新区在执行土改政策上的过左过急的偏向时，鄂豫区有的同志强调下面干部的责任，一度引起干部之间的互相埋怨，特别是引起了本地干部对外来干部的不满，出现了一些干部不安心工作的情况。英才同志立即给鄂豫区党委写信，建议领导上要多承担责任，对下面的干部应着重政策教育，不要过多责备，尤其不要强调组织处理。区党委采纳了这个意见，改进了领导，消除了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之间的隔阂，稳定了干部情绪，加强了上下级和党内外干部的团结，这对执行坚持大别山区斗争的战略任务，起了积极作用。
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1949年，全国胜利后，何英才同志先后在武汉中南总工会筹委会和中国农林水利电力工会担任领导工作，发扬了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热心为职工群众服务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英才同志以他长期从事工人运动的经验，深知发扬党与群众血肉联系的优良传统，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他一直强调，在工人阶级执政后的工会工作中，工会干部必须密切联系群众，热心为职工办事，不能光浮在上面一般号召。在中南时，他经常亲自带领工会干部到基层调查研究。他每到一个厂、矿，都要深入到工人宿舍、俱乐部、夜校、食堂和工作场所，找工人和家属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工人群众和工会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并将了解到的重大问题和群众的呼声，及时地向中南局汇报，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起到了党的助手作用。英才同志到农林水电工会全国委员会工作以后，更不辞辛苦，经常到全国各地去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具体指导工作。他不仅身体力行，还十分重视对青年干部的培养教育，鼓励知识分子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
英才同志晚年回到山西，任省政协副主席、党组书记。他努力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为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成绩。他特别关心知识分子的工作，曾亲自到山西大学、山西医学院等高等院校视察工作，强调要重视知识、重视人才，鼓励大家搞好教学科研工作。
何英才同志是我党长期培养教育出来的一个工人出身的好干部。他从事革命工作五十年，有成绩从不居功骄傲，有错误从不文过饰非。英才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我们深切怀念他那诚实谦逊、任劳任怨、战斗不息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