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贺年片背后的故事
冯亦代
最近参加一个会，住在宾馆里，刚好过了一个岁尾年头。昨天一回家，看到我的两只玻璃门书柜里，竟然五色缤纷满摆上亲友们寄来的贺年片。这里有我的前辈，有我的同辈，也有我的小辈，大都来自海外。看着这些印刷精致的卡片，看着那些各式各样的称呼和签名，一种思念故旧之情，蓦地里袭上心头。似乎每张卡片都有一张嘴巴，向我絮絮诉说一年来他们的心情与际遇。这些心情是欢欣而又充满希望的，但他们的际遇却是严峻而又为他们所蔑视的；他们象刚完成了一次搏斗，全露着胜利的微笑。
特别是这些年轻人辞亲别友，远游海外时，到我家来辞行的情景，犹在眼前。因此收到他们的贺年片，使我倍觉亲切，为他们感到振奋。祖国有了他们这一代，在建设四化的新中国，是前途无量的。有几张贺年片，特别引起我的兴趣，使我知道他们是经过拚搏，才赢得了今天笑颜的。
这是张从伦敦寄来的卡片，邮寄的人是对三十挂零的夫妇，去年春天才去英国读书；男的在国内是已有些小名气的小说作者，女的则是位话剧演员，也拍摄过一两部电影。他们一心去英国在戏剧方面获得深造，可在伦敦无亲无友，就凭着女的一张英国出生证在伦敦住了下来。她无钱读书，只能每天干上十几个小时，在一家华侨经营的超级市场里当售货员。后来男的也到了伦敦，因为他们既会写剧本又会演戏，居然在英国广播公司谋得了一个机会，夫妻二人每周作三次华语节目的广播。这样他们在伦敦立住了脚，女的不用再当售货员，而且两个人都有了求学的机会。贺年信里附来了照片，两个人都消瘦了，但嘴角淌漾着胜利的笑意。
有一张贺年片来自美国的阿默斯特，夫妇二人全在念博士学位，男的念语音学，女的念比较文学。他们在国内都是初中毕业生，是十年浩劫的牺牲者，但是他们自学成才，居然在国内都考上了研究生，以后又获得了美国大学的助学金，得以赴美留学。我知道他们念的两门学科，都是比较艰难的，非要会三种语言过不了关。现在他们都在念博士学位，显然语言关已经走过来了。然而中年学几种语言，这需要多大的毅力与勤劳！
还有一位快四十岁的人寄来了他在宿舍里的照片，也寄语贺年。他在念完初中去内蒙古的军马场落户八年，为了给马治病，他学会了中医，而且根据他的医马经验，写了两篇关于马的癌症论文，博得了医学界前辈的重视。以后他考上了北京中医学院，又当了大夫。他有个大抱负，便是要用中药辅助西医治白血病，而且有了些临床经验。他去美是亲戚们借钱给他念书的。他的英语刚刚能说和听一些日常的生活用语，不巧到学校时便碰到强化英语的考试，他只得了个五十分，可是他没有气馁，等到第一学期终了时，他的第九级英语考试竟然得了九十多分。他自己说他学习的榜样是中国女排的拚搏精神。感恩节时学校里举行三次猜测一个大南瓜里有多少瓜子的活动。他猜的是七百粒，以后剖开南瓜验算，则是六百九十九粒，只差一粒。这使全校都觉得奇怪，如何猜得那么准！照他自己说则是当年在军马场吃了八年南瓜，吃成了“精”的缘故。他是去学生物化学的，这对他用中药医治白血病的研究有用，但是在这方面却一无所知。要他记住多少专用名词，多少个公式，要听得懂教授讲解，要读多少本专门论著。他说他的难关还在前面，但他决心拚搏，一定要拿下“三连冠”。他到美国后克服了生活上，语言上，学习上的重重难关；也许有一天医治白血病象医治伤风咳嗽，我想这里面一定会有他的一份劳绩。
另一位附寄了一张剪报，是他在美国华侨报上写的文章，题名为《豪情魂系中华人》，写在去年奥运会期间，海外华人的心情。他引用一位侨胞的话说，“……胜负乃兵家常事，最紧要的是赛出中华的气魄，中华的神采，中华的勇进。在这届奥运会上中华健儿们真正为国争了光，为民族争了气。”于是作者说，“……我受到了鼓舞，得到了力量，增添了勇气，看到了希望。”这位年轻朋友，在剪报上还用钢笔写道“这就是我们这些海外游子的心情。”
此时此地想到了这些贺年片背后的故事，不免与当前的事情联系起来。我刚开罢第四届全国作协代表大会，对于我国文学事业的开放，我也和年轻人一样对前途信心十足。年轻人一定会拚搏成功，因为他们是生活的强者。但海外游子的心情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心情呢！1985.1.8．听风楼
第8版()
专栏：
肖与不肖
阿丛
去年12月10日《大地》副刊《教育的辩证法》一文，说到做父母和教育人者如何对待下一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使我想起“智愚贤不肖”之说。
不肖：两千多年来的中国的老一代都是这么责骂他们所不满意的子孙后代的。肖者象也（画像也叫肖像），不肖者不象也。儿子要象老子，老子要象更老的先人：这就是好子侄、好后代的标准，不管老子怎么样，也不管那一套是否过时。“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亦步亦趋，自然是孝且贤；稍有变化发展（且不说标新立异了），就会坠入“不肖”的深渊。不肖即不贤，等于坏人，那是万劫不得翻身的。
因此，两千年来中国的封建长夜，任何方面的一点变革进取，都是难乎其难。前人的脚窝顿成后人的窠臼，谁也不得越雷池一步。在那时代，韩愈能放声说出一句“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真的已经如春雷之豁耳，有一点“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勇气；他一生载封建之道，自然并没有离开那个思想体系。
鲁迅在六十五年前即1919年10月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则明明白白指出，“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也许有人又要说，鲁迅讲这话时，还没有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呢！然而，就是进化论，也比“天不变，道亦不变”，拉着子孙和社会走向僵化的坟窟要强百倍。鲁迅期望于下一代的，是“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他所呼唤的正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时代弄潮儿。
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说到他一向相信进化论，以为青年必胜于老人；而把他的这个思路轰毁的，则是1927年“4·12”政变后，“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
但鲁迅并没有因此而失望于一切青年，这有先生后来对新进的扶持、为青年的呐喊可以为证。倒是后来每当有嘲骂青年的某种需要时，就有人引用鲁迅这两句话；殊不知鲁迅说的是“两大阵营”，那被告密与被捕的正是象毕磊那样的青年共产党人、青年知识分子；而投书告密与助官捕人者中固然有追随别一阵营的青年，但接受告密书与签发捕人令的，却未必都是青年。研究近代史有助于研究古代史，想一想“文革”，也就会更明瞭二十年代中叶的情形了。
比起以为一切青年都必胜于老人的偏颇来，那种一有机会就对青年施以贬损的态度恐怕更不足取。当然，爱之深故责之切，但倘无对青年一代的厚爱和热望，单是为我所用，截取这段鲁迅语录中的几句话，强加于今日的广大青年，较之责骂“不肖”尤甚。这就不免使人齿冷了。
虽然并非一切青年必胜于一切老人，但是将来必胜于过去。有各种各样的老人，有各种各样的先人，他们的言教身教，后人要择善而从：对那些有利于后代和将来的，自应“肖”之，继承并发扬光大；至于因过时或悖理而不足为训的，那还是“不肖”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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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峡抒情短章（二首）
曾凡华
夜金门
一条卧蚕
匍匐于夜海的网络里
沉入休眠
唇边游移的丝
缠住西坠的落月
颤颤噤噤
思乡的梦
羽化为一只扑朔的飞蛾
踏着被太阳吻化的雪水
沐着旷野的清风
绿鲜鲜的春
走来了
把水灵灵的雁叫声
种进了北方
然后，吹响了暖洋洋的口哨吹响了
《生命圆舞曲》
北方，不再是悲哀的了——
每滴雨都是鼓满激情的种子
明天，这里将旺盛地生长着一首首
昂扬的抒情诗
推土机翻耕着淡绿的山色翻耕着
被冬冻僵了的遥梦
羞涩的心象迎春花般
一朵一朵地开放着
越过固执的鹿砦
落脚在某一片记忆的丝叶上
死死地、死死地
与之相吻……
空飘
——每逢佳节，沿海军民都用氢气球把大陆土特产飘送过海峡……
我把乳白的椭圆
送上青空
托付给不定的风
不定飘零于哪片荒野
不定失落在哪座死城
可我坚信
无论委堕于何处
总会溅起一点回声：
哪怕勾几缕相思
哪怕牵一丝离情
不会象稍纵即逝的肥皂泡
仅仅留下些纷呈的梦
但愿这不计代价的给予
能收回一颗归来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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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乡，响起春的足音（外一首）
马辉
那抿嘴儿笑的村姑
正搂着三月
诉说着攒了一篓子的悄悄话
是的，春来了
她的脚步
踏绿了
北方的阳光
乡土，我读不够的书
乡土
写满大豆水稻高梁小麦的乡土
舒展着神奇传说的乡土
镶着野菊花边儿的乡土呵
是我最爱读的书——
它会解释爷爷的脸为什么老是阴沉沉的
它会解释爸爸的笑为什么是泥色的
它会解释我的梦为什么会溢满芳馨
在这城市喧哗的夜晚中
我用泪珠子读着它
贫瘠的心
便长满了怀念
乡土
我读不够的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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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欧行冥想录
萧乾
七、旅游心理学
大凡出门走路的，都不会在乎多花几个钱，他更希罕的，是省心。人们最讨厌的不是苛捐杂税本身，而是那种零星支付的方式。尽管团体旅行局限性很大，要受拘束，照顾不到特殊癖好，然而人们往往还是欢迎吃住交通一包在内，“一揽子”式的团体旅行。
小费，这是在国外生活中一件最令人头疼的事。每逢拿到什么帐单，心里先得琢磨核计一阵：在开来的数目之外，额外该给多少。多了，怕影响自家的预算；少了，又怕看到脸色，更怕背后挨骂。我宁愿接受外加一成的科学办法。
不知道来中国旅游的外国客人在抱怨种种不便之余，可曾体会到我国具有的一个独特优点：一概不收小费。
在伦敦吃烤牛肉，讲究去浜河道的辛普森。这是一家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老馆子。这馆子有个传统：冒着热气的烤牛肉是用小车推到顾客跟前来割的。内行人告诉我说，一定要在大师傅操刀之前，及时地额外塞给他笔小费。落到你盘中的肉，是肥膘还是瘦嫩的小腿，就在此一举了。其实，小费也是一种变相的贿赂。
自然，就其本质来说，这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性质问题。服务员理应对客人殷勤。但倘若那是花钱买来的殷勤——包括笑容，就没那么可爱了。因此，我希望我国永远也不实行小费这种办法。宁可提高一成收费，再分给服务员，也不要采取张开手心去接的方式。
现在大多数国家都不采用厕所收费的办法了。然而这次出门，还是遇上几处。有的在入口处就明码标出解手若干，洗手若干，那还好办；有的则在角落里放一只盘子，供客人们任意投放。这就多少要花点心思了。倘若盘子旁边还坐着一位收款人，那就更为尴尬了。
现在西方建筑及城市设施都趋向于标准化，而且往往就是美国化。剑桥王家学院前面的广场原是一个颇带点中古味道的集市，如今也建成为一个“购物中心”。从中穿过，恍如置身纽约的第五街。旅游者很矛盾：他既要固有的生活享受，又希望有点新奇。一个洋朋友对我说，下飞机进了北京的长城饭店，仿佛又回到了美国。为了宣传我国的传统文化，也为了招徕远方客人，旅游从业者可不可以多在“新奇”上做做文章？比如北京重建的琉璃厂就很好，令人觉得象是回到了明朝的北京——又没有香港的宋城那样庸俗。
看过一些批评我国民航的文章和读者来函，我倒想唱几句反调。这次我们来回坐的都是民航的飞机。就我们这次的经验而言，起飞和到达都准时。从伦敦回北京的时候，虽由于天气关系，推迟了两小时，那也无可非议；正表示对乘客生命的负责，并且又都发了免费餐券。
飞机驾驶得平稳，服务得也很周到。比如，机上为看电影或听音乐用的耳机，泛美公司如今每份收费三美元，我们民航分文不收。在着陆前，泛美把耳机按座位一个个地收回，对乘客表示不信任，我们则由乘客自行留在座位前面的口袋里。1979年我乘泛美，登机后，每人一律赠送一双在机中穿的便袜。1983年再去时，这种优待就只有头等舱客才能享受了。我们民航则不分等级，一律照赠。
然而我们民航机上的厕所，说来真是令人伤心。去时，乘客入厕后，得由服务员端来一盆盆的水代为冲洗。原来水箱的压力不够，冲不下去。回程，厕内明明有个供投放手纸的洞口，乘客却把用过的手纸到处乱扔。快到北京时，厕所几乎无法下脚了。
不得不说明，机上乘客十之八九都是咱们自己的同胞。据说，乘这种飞机，还需要一定级别呢！
上学时，在选修的课目中，我特别喜欢听心理学的课。什么心理卫生呀，变态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呀，我都上过，而且至今仍感兴味。
现在旅游业这么兴旺，我想，该不该开设一门旅游心理学的课程呢？
（全文完）
编者附记：本月11、12日两天的《欧行冥想录》错为《欧洲冥想录》，特向作者与读者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