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我国无产阶级诗歌的先驱者
——纪念诗人柯仲平
张光年
在今天这个会议上，我们以痛切的心情，纪念我们中国作家协会前副主席，我国无产阶级诗歌的先驱者，杰出的革命诗人柯仲平同志逝世二十周年。他是一个心胸十分开朗，革命热情象一团烈火奔涌不息的人。算起来，他今年八十二岁，还不算很老，生前精神比我们许多同志都年轻。要是他还活着，他一定会同我们大家一起，欢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并且弹拨着他心爱的月琴，以热腾腾的诗的语言，歌颂他渴望已久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新成就，鼓舞我们争取新文学新诗歌的更大繁荣。现在，我们只能从他的大量遗作，包括他的未完成的杰作里，领会他的教益了。
这些天来，我断续地重温了他留给我们的遗产：《边区自卫军》、《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他的未完成的革命史诗的若干章节，以及其他诗文。也读到了冯至同志、胡采同志、王琳同志纪念柯老的情深意切的文章，感触很深。柯老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准确地总结了自己艺术生涯的体会。他说：“党给我革命的灵魂，群众给我战斗的力量，民歌给我远飞的翅膀。”（见《新民歌如同海起潮》）。1961年，他在与疾病作斗争中，奋力写作他经营多年、累遭挫折的革命史诗时，写道：“争取在十年内不要死掉，以我可能达到的高度，拿下这个写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时代战斗的胜利的作品”（见《快马加鞭未下鞍》）。这样一位光明磊落，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党为人民奋斗不息的诗人，怎么能够跟“反党”二字连在一起呢？！谁料到，在康生等人魔手的拨弄下，无端的罪名象毒蛇一样紧紧缠住这位老诗人的笔，缠住他的喉咙，缠住他热血沸腾的心胸，使他赍志以殁！胡采同志说得对，他的死，同一个历史时代的大悲剧联系在一起。胡采同志又说：“在‘左’这把刀子下面，死于非命的，又何止柯仲平同志一人？！”（见《延河》1984年10月号）。确实，当年盛极一时的“左”倾思潮，象到处布满的刀丛陷阱，又象一场大瘟疫，愈演愈烈，扼杀了多少忠党爱国的英雄志士！所幸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的巨手，到底清算了、治愈了这场历史的大悲剧、大瘟疫；开创出国运昌隆，党运昌隆，文运昌隆的新局面，这是我们可以告慰于仲平同志的。
此时此刻，我想起1939年春天，我和仲平同志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同台朗诵诗歌的情景。他的激动豪放的呐喊，激发了我的诗情。想起1948年春，我俩在石家庄一家小酒楼上，小饮谈心，他嘱咐我进京后少开些会，多写些诗。想起1954年春夏间，我们同访苏、波，在许多文艺集会上，他即兴赋诗，他那激昂慷慨的热情朗诵，使满座为之动情。还想起1962年4月，他偕夫人王琳同志来京，向我谈到他重新结构他的长篇史诗，写好一章，就抱着月琴下厂，向工人们弹琴吟诵。他自信可以练好身体，完成这部史诗，献给党和无产阶级。何等的赤胆忠心！何等的壮志豪情呵！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呵！
在座的同志们想必记得：“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我们首都文艺界就自动集合起来，为十年动乱期间及以前一大批被诬陷的诗人、作家与作品平反昭雪，其中包括李建彤同志的小说《刘志丹》，包括柯仲平同志及其未完成的长诗《刘志丹》。我们今天举行这个纪念座谈会，是继陕西、云南文艺界的纪念会之后，以中国作家协会和我国全体作家的名义，再一次为我国杰出的诗人、无产阶级优秀的文化战士及其英雄史诗隆重地平反昭雪，感激他为我国的革命文学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敬爱的柯仲平同志，安息吧！你的光辉榜样，将长久地鼓舞我们不断夺取社会主义文学的新胜利！
（本文是作者1月5日在中国作协举行的纪念柯仲平同志逝世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第7版()
专栏：
煤炭与文艺结缘
高扬文
煤炭和文艺，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东西，一个是属于物质的，一个是属于精神的。过去并没有意识到它们之间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在今天，新事物出现了，两个不相关的领域的人们走在一起了。一大堆以煤矿为题材的这个剧、那个剧出现在我们面前。我期望已久，希望得到的宝物终于得到了。我们煤矿工人发财了，发的财不是大把大把的钞票，而是精神财富，是一本一本反映他们生活的文艺作品，它的价值是不能用钞票计算的。新事物的出现不能不引起我的思索，是什么力量把煤炭和文艺扭合在一起？二者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我认为，是时代的力量，使煤炭与文艺成了亲家。
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四化大业，从根本上扭转贫穷、落后、愚昧、痛苦的时代，煤矿工人也就很自然地成为时代的骄子，不管社会上承认不承认，他们登上这个宝座是一个客观事实。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和时代息息相关。不需要看到他们的身形，只要听到机器轰鸣，看到万家灯火，在严冬的夜晚享受到温暖，在餐桌上吃到热菜热饭，都会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他们呼喊的声音，是时代的声音。他们的喜悦，他们的悲痛，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懊丧，是时代的风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说时代风貌象一个万花织成的大花篮，而煤矿工人的思想、生活、斗争就是大花篮中的一枝小花。我想，这就是煤炭与文艺结缘的根由。
在过去的时代，煤炭与文艺是不是也有联系呢？让我们随着历史的足迹往回寻找。不能绝对说一点没有，但是很少很少，也很难很难。在旧社会，煤矿工人被打在人间地狱最下层，社会的大舞台根本没有他们的位置，谁还去表现他们呢？煤矿工人也曾在地狱门口进行过英勇壮烈的斗争，呐喊着，战斗着，他们的声音也曾冲破过低暗的云层，但当他们倒在血泊之中，声音也就消失了。有人搜集过煤矿工人的呻吟和抗争的声音，也只是记录在案，如此而已。旧社会被压在最底层的煤矿工人，只有力气，没有文化，不能用笔表现自己，也不能用眼吸收文艺的营养，他们不可能和文艺发生直接联系。这是时代的悲剧。
旧社会被砸烂了，我国工人阶级成了新社会的主人，煤矿工人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来应该有表现他们的伟大作品出现的，可是旧传统旧习惯的力量大得很，一叶遮目，对于已经变化了的事物，人们往往看不见，看不清，引不起创作的激情。当然也有作家在不同的情况下，和矿工结成手足之情，冲破束缚，顽强地用文艺表现自己的阶级兄弟。我读过一些描写煤矿工人生活的作品，深受感动。但是为数寥寥。煤矿基本上还是一块文艺荒地，没有被开垦出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灵魂工程师积极去开垦这块荒地。我们煤矿战线自己的知识分子，也在努力开垦自己的荒地。两种力量汇合起来，荒地里的鲜花出土了，果实开始收获了，一幅幅耀眼的画卷，一首首动人的歌声，一本本诗歌、散文、小说出现在神州大地。现在又有一台台的大戏小戏，把新时代煤矿工人的喜、怒、哀、乐，显现在人们的眼前。煤矿再也不是文艺的荒土了，一潭死水的池塘也起了波澜。
煤矿应当是生长文艺之树的沃土。从东北平原，到云贵高原，从东海之滨，到天山脚下，到处都有煤矿工人战斗的阵地。透过煤炭战线的窗口，可以摸到时代的脉搏。文艺家是要创作的。不论是抒情与写意，小品与史诗，悲剧与喜剧，写实与推理，都可以在煤矿找到激动人心的素材。搞创作是要塑造典型的。煤矿是各种各样人的聚集区，也是矛盾冲突的集中点，文艺家是可以在这里发现自己所喜爱的典型的。煤矿不仅蕴藏着极其丰富的“乌金”资源，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文艺创作的资源。这些资源正在呼唤更多的文学家、艺术家前来纵情地开发。煤矿，正是“英雄用武”的一个广阔的天地。
煤矿有光明面，也有落后面、阴暗面，光明的需要颂扬，落后的需要改变，阴暗的需要揭露。党给文艺家以创作自由的权利，煤矿将为文艺家创作自由创造方便条件。
煤炭与文艺结缘，是全国五百万煤矿职工的强烈渴望。八十年代的煤矿工人对文化科学知识和文学艺术作品的要求，比过去任何一代矿工都要高得多。他们已经不再是四肢发达，只会卖力气的“煤黑子”了，而是体魄和精神、健康与智慧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他们需要质量精美，数量充足，风格多样的文艺作品，开阔自己的视野，陶冶自己的情操，激发自己的斗志，并获得高尚的娱乐和健康的休息。他们渴望从文艺作品中看到自己活跃的身姿，听到自己心声的共鸣，激励自己豪迈的职业情感。许多文学家、艺术家，怀着满腔的热情，跋山涉水，深入矿山，为矿工创作、表演、辅导，歌颂新时代的矿工，反映新矿山的风貌，为煤矿培养文艺人才。我向这些文学家、艺术家表示由衷的敬意，并热烈欢迎他们经常到我们的煤矿来！
（摘自作者在煤矿题材电视剧、戏剧、广播剧、电影首届“乌金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了解世界的文学窗口
——刘亚洲国际题材报告文学读后
吕宁思
“世界在研究我们，我们也要研究世界。我们要象了解自己一样地了解世界。”王震同志在为青年作家刘亚洲的报告文学集《恶魔导演的战争》所作的序中这样写道。可以认为，这段话概括了刘亚洲的国际题材报告文学的创作主旨和客观价值。在最近一年多时间里，刘亚洲先后写出了《恶魔导演的战争》、《这就是马尔维纳斯》、《关于格林纳达的对话》、《萨达特之死》、《红色旅和它的两次大绑架》及《攻击！攻击！再攻击！》等多篇报告文学，在读者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也受到了海外的关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近两三年，我国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打破了，人们的视野开阔了，从现实到未来，从国内到海外，对地球上各个角落所发生的事情，都十分关心。因此，如果说刘亚洲的报告文学创作开拓了一块新的处女地的话，那么，这一开拓实在是应运而生、恰逢其时的。
刘亚洲报告文学的“标新立异”当然不仅是选材上的新角度、新领域。所谓“新”，首先是他的作品里激荡着的对世界的新认识、新理解。刘亚洲身为军人，强烈而痛切地感到，富国必须强兵，而强兵首先要“开门”，要睁开眼睛，看看人家是怎样的状况，怎样的水平，要向别人学习。不错，我们的国家、军队在一天天变化、壮大，这确实值得我们欣喜和自豪。然而我们切不可忘记，外部世界也在变，速度之快，日新月异。当我们已经被他人研究得非常透彻时，我们对对方却一无所知，这不仅是可怕的，而且是可悲的。作者正是基于这种可贵的认识，在作品中展示了现代战争的复杂场面，描绘了发人深思的人物形象。阿根廷的加尔铁里幼稚地笃信“民心、精神和士气”是战无不胜的，古巴的卡斯特罗则用二十年前的眼光讥笑美军连纸老虎都不如，结果却是自食其果，遭到失败。而贝卡空战的八十比零，“谢菲尔德”号葬身海底，则都宣告了传统武器战法受到了严重挑战。还有西方各国为适应新的战略特点而建立的突击队、现代特种部队……在那色彩纷呈的画面中，有一种强烈地刺激和发人深思的气氛，这不仅仅感染着军人，而且感染着每个关心祖国命运和人类前途的中国公民，因为今天的战争艺术比任何时候都更取决于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了。作者意在告诫人们，谁不重视政治、经济和军事行动的新特点、新规律，他在“明天的战争”中就会倒霉，在明天的世界上就站不住脚。
报告文学这种体裁，要把报告和文学和谐地统一起来，既不同于一般的通讯报道或特写，也不能象小说那样虚构，的确不容易。刘亚洲是写小说的，小说家写报告文学，自有其占优势的一面，谋篇布局、描绘叙述，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但报告文学对于真实性的要求又是严格的，甚至近于苛刻。惟其严，方才难。刘亚洲所主攻的国际题材报告文学难度更大：国际瞩目的重大事件，众所周知的风云人物，在一个中国作者的文学笔触下再现出来，不用说，要面临着更为严格的检验。
首先，这类题材的报告文学难在资料的获得。写报告文学，第一手资料是至关重要的。而写外国题材，靠采访获取第一手资料相当困难，甚至毫无可能。作者既不能跟随“无敌”号航空母舰一起远涉大西洋前往马尔维纳斯，也无法深入贝卡谷地、西奈半岛，或拜访白宫、耶路撒冷。然而这几篇作品材料之翔实充分、细节之精巧入微、描绘之生动准确，简直令人不能不猜测，作者是否有什么获得情报的“秘密途径”了。他获取信息的方法，与许多作家一样，靠留心和积累，靠学习和思考。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叫做“在准备中等待”。准备，就是积累、学习、探索；等待，就是寻找足以使材料“发酵”和“爆发”的契机。这种劳作是艰苦的，不付出心血不成。他的《恶魔导演的战争》，一共准备了九年时间，在此期间他读了大量书籍，收集了大量资料，对描写对象沙龙其人做了相当透彻的研究。于是，在世人瞩目的以色列1982年6月侵黎战争爆发后，他仅用了六个晚上的业余时间便一气呵成，作品脱颖而出。在刘亚洲的国际题材报告文学中，显示出广博的知识：天文地理、历史现实、政治军事。特别是他对于现代化“电子战”和登陆战的描写，令人赞叹。《恶魔导演的战争》中的贝卡空战和大苦湖巧渡，《这就是马尔维纳斯》中的“飞鱼！飞鱼！”和圣·卡洛斯港登陆，还有《关于格林纳达的对话》中的“大力神”号着陆等段落，都是十分精彩的场面。
刘亚洲写这类题材的另一大难题，是如何运用所掌握的素材去组织和描写。他在这方面是成功的，既没有脱离事件的真实，又没有拘泥于现有的材料本身而自我束缚。作者的信条是，每一件事的发生、每个人物的出场都必须有案可稽，决不凭空杜撰。沙龙在大庭广众下的厚颜无耻，卡斯特罗关于格林纳达的言论，加尔铁里的刚愎自用，撒切尔夫人的外柔内刚，萨达特的果敢作为，以及红色旅的诡秘行动，都是言之有据的。同时，作者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合情合理的巧妙布局、安排组合。他通过第三者的夹叙夹议或抒情的插笔，以渲染环境气氛，产生动人的艺术效果。
刘亚洲还懂得，真实不仅仅是看某一事件、某个人物或某个细节是否存在过，更主要的，是揭示生活的本来面目及其发展的客观逻辑性。因此，报告文学作者的视觉高度和思想深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制高点和纵深度。刘亚洲在这方面进行了有意识的追求。他勇于把生活中的反面人物作为主人公，正面地描写一些逆潮流而动的人物和事件，直接把丑恶的事物细细剖析来给人看，展示出严肃而冷峻的真实。《恶魔导演的战争》写的是以沙龙为首的以色列侵略军屠杀巴勒斯坦人民的行径，和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解组织英勇抵抗的斗争。但作品并没有把阿拉法特作为主人公，也没有把巴解战士浴血奋战作为主要场景来描写。恰恰相反，作者堂堂正正地把沙龙作为主人公来刻画，对这样一个具有才干的反动政客、战争狂人，仅只贬低和嘲弄显然是不行的。今天的世界上，道义的胜利与军事的成功并不一定都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反之，不义者倒能够靠科学技术与军事才能上的优势得以逞凶一时。在《这就是马尔维纳斯》和《关于格林纳达的对话》等作品中，我们一再看到了这一严酷现实。作者写出了这一点，他那毫不掩饰、毫不暧昧的率直，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只有面对现实、承认现实，并且努力去驾驭现实，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从刘亚洲的报告文学中，我们应该引发哪些思索，已是不言而喻了。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刘再复论人物性格的双重性质
《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刊载刘再复的文章《论人物性格的模糊性与明确性》，论述了文学作品中的典型性格带有模糊与明确的双重性质。
他认为，产生人物性格模糊性的原因，一是构成性格整体的各种元素自身带有模糊性；二是由于性格表象与性格核心之间的情感中介带有模糊性（即情感内容的不确定性和情境随机性所由产生的不稳定性）。因此，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过程，不是善恶的线性排列过程和性格二极内容的机械拼凑过程，而是各种性格元素通过中介围绕性格基本特征的模糊集合过程。正是人物性格的模糊性，才提供读者补充、想象和审美再创造的广阔空间。所谓“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中间人物”等概念，本来只是政治领域中的一般认识符号，不应当要求文学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只是单一的正面性格元素的明确集合与反面性格元素的明确集合。典型性格是包含着某种确定内涵的模糊集合体。某种确定内涵主要是性格核心内容的相对明确与性格运动基本指向的相对明确。因此，性格组合过程又是性格明确性质与模糊性质的有机综合表现过程。由于人物性格具有这种双重特性，所以把握性格的模糊度与明确度便成为作家掌握性格塑造艺术分寸的关键。作家不能用主观的既定的尺度来规范性格，而应当依靠自己独特的艺术心理结构自然地感受和把握这种性格组合过程中的各种临界线。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钱学森谈三种思维形式
《文艺研究》今年第一期发表了一篇访问记。文章说：不久前，编辑部访问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就现代科学的发展对人的思维，特别是形象思维，以及文学艺术的影响等问题，请钱学森同志发表意见。
钱学森说，形象思维、抽象思维、灵感思维是三种普遍的思维形式。具体人的思维，不可能限于哪一种。解决一个问题，做一项工作或某个思维过程，至少是两种思维并用。两种，就是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所谓三种，就加上灵感。他提请文艺界同志注意，科学技术不都是抽象思维，不都是所谓“科学得很”的推理。要是那样，科学根本没办法发展。这个问题爱因斯坦讲得很清楚，他说，科学发展不能尽靠推理，还有直感。那直感就是形象思维。人的手艺就不能只靠抽象思维，“手艺”中的很多道理只能用形象思维才能说清；娃娃先有形象思维，而不是抽象思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形象思维是普遍的。思维科学做为基础科学就要研究三种思维的形式及其规律。关于抽象思维，现在形式逻辑搞清楚了，至于辩证逻辑还是不清楚。有许多谈辩证逻辑的书，总是经典著作中辩证法的那几条，而具体怎么用，就没有了。
看来，现在突破口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搞清楚了，灵感思维的内涵、规律，也就差不多了。因为灵感实际上是潜思维，是潜在意识的表现。潜意识是怎么工作的？采取什么方式？原则上讲恐怕也不外是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可是无法反省。一个人的思维应该是潜意识、显意识相互协调进行工作。要描述潜意识的思维方式，就要涉及到大脑的功能机理，要有待于脑科学的发展。但思维科学不必等待，人总有实践，实践是可以总结的。人有那么多实践，总可以从总结经验入手解决些问题。
至于说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哪一种是更基本的？这恐怕不能绝对化。就我搞科学技术的经验来看，两种都有。在文艺创作中，很强调灵感，还有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景，其实在科学工作中，很多时候也是这样。
钱学森说，在文艺工作中，对抽象思维、形象思维有争论，有的强调这一面，有的强调那一面。而从整个文艺创作过程来看，我认为两种思维都要并用。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第二届“梅花奖”评选活动正在进行
为评选1984年度首都戏剧舞台最出色的中青年演员，第二届《戏剧报》“梅花奖”评选活动正在紧张进行。由张君秋、阿甲、舒强、徐晓钟等三十多名知名戏剧家组成的评委会，重申了上届评委会制订的“五不照顾”（不照顾地区、剧种、剧团、名演员、行当）的原则。这届评奖除评选十名戏曲演员外，将评选七名话剧、歌剧演员。评选结果将于3月揭晓。
（西文）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文艺学方法论讨论会在京召开
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最近在京召开编委扩大会议，讨论文艺学方法论问题。在京的三十余位文艺理论家和研究人员、编辑出席了座谈会。会上专题介绍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结构主义、美学现象学和接受美学的源流始末，以及自然科学中反馈论的基本原理，还介绍了国外关于文艺学方法论研究的概况。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都直接间接地有赖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虽然文艺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但在研究方法上却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文艺学的研究方法应该多样化，不能用某一种固定的程式、模式去研究复杂纷繁的文艺现象。但是也不能照抄照搬、生拉硬套，而应力求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融会贯通。
（晓风）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比较文学丛书》在编辑中
比较文学是一门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学的独立学科。目前，正值这一学科的研究在我国方兴未艾之际，湖南人民出版社积极着手组织了《比较文学丛书》的出版。《丛书》目前已约定第一批书稿二十种，内容分为四辑：一、比较文学理论建设，二、东方文学比较研究，三、东西方文学比较研究，四、国外比较文学研究概貌。丛书的前三辑由深圳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辑，第四辑由上海外语学院编辑。该社还计划出版一本与这套丛书配套使用的《比较文学辞典》，可供比较文学爱好者与研究者参阅。
（文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