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做的一次新尝试
最近，复旦大学哲学系研究生举办了一次“哲学与改革系列演讲”。前后十五讲，历时一个月，场场爆满。听讲者总是把整个讲演大教室围得水泄不通，讲完了听众还簇拥着讲演者们提问、请答、讨论、争辩。听讲者不仅有本校的师生，还有不少校外来的教师、学生、记者、工人、机关干部。枯燥、乏味、艰涩的哲学，竟有如此魅力！复旦大学马列教研室的一位副教授挤在窗口两个多小时，从头到尾听完一次演讲，激动地说：“看来哲学课不是没人听，关键是内容要更新。”
这次系列演讲是由哲学系八一、八二届十五位博士、硕士研究生组织主讲。演讲的主导思想是：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打破理论界的沉闷空气，结合中国四化实际，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一次新的尝试。
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是这次系列演讲的一个中心论题。倪培民在《马克思与当代世界》的演讲中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又是历史的产物，是研究的成果，它也应当是研究的对象，而不只是注释的对象。我们现行的哲学体系基本上还是五十年代照搬过来的，三十五年一贯制，许多方面教条化、僵化了。这本身就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确有个别结论已经过时，有些领域还是空白，我们不能视而不见。马克思主义是鼓励人们大胆创新的。反对创新，压制学术自由，是同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战斗风格完全不相容的。
系列演讲的内容涉及到大量外国哲学流派和人物。对他们作介绍、评价时，主讲人既不是盲从照搬，更不是全盘否定。李光程在分析存在主义为什么会在青年中有一定影响时，直率地指出，这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教科书上的哲学并不关心现实中人的问题，让存在主义夺了这块“飞地”。我们的哲学应该重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蔡黎明演讲《弗洛伊德与当代社会》时，有批判、有分析。许多听众说，过去越不准讲弗洛伊德，越感到神秘。现在我们知道，弗洛伊德也是一个现实的人，他的缺点和贡献一样明显。有些同学在演讲中指出，我们忽视了对西方哲学流派中某些领域、某些范畴的研究，如人道主义、潜意识、意志、语言哲学等，其实，这些东西有的可以借鉴，合理的应当吸收。
现实感强，是这次系列演讲的最大特色。整个系列演讲有四个主题：人、科学、历史和现实。其中现实是出发点和归宿点。一位主持人说：“当前最大的现实就是改革。无论我们讲什么，都是希望把大家引到对改革的思考上来。这次演讲就是为改革呐喊，为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变革呐喊，以激发同学们的社会责任感。”陈奎德演讲《多样化与独断论》问题时，从引证当代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出发，通过对科学理论、对社会历史发展尤其是人类文明兴衰史的考察，论证了多样化是进步发展之本，而独断论则是教条、愚昧的哲学基础。吴牟人认为，创造与自由是哲学向我们显示的重要的东西。将这种哲学方法运用于对改革的思考，有利于对过时了的传统观念与思想框架的突破。俞吾金在《经济改革与哲学使命》一讲中谈到，经济改革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哲学问题，特别重要的是真理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对思想解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现学术自由，有必要对真理本身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比如：真理和谬误除了相互对立、排斥之外，是否有相互渗透、贯通的一面？这些较深层的问题不解决，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也难以形成，改革也因此缺乏应有的理论活力。改革需要哲学！哲学需要改革！
（晨光 熊能）
第5版()
专栏：报刊文摘
冲破一下学术研究的沉闷空气
《解放日报》评论员
党中央一再重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提出解放思想，走自己的道路。最近，复旦大学哲学系研究生举办的“哲学与改革系列演讲”，就是冲破学术研究的沉闷空气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他们的观点未必都很全面、很成熟，但他们思想解放、敢于突破的气概和立志有所创新的学术探索精神，是很可贵的。
繁荣文艺创作，需要创作自由。同样道理，要活跃学术空气，也需要学术自由。由于“左”的思想禁锢，长期来理论学术界深受其害。权威偶像化了，理论教条化了，思想模式化了，甚至正常的理论学术分歧都会变成“阶级的较量”、“政治的搏斗”，许多理论工作者遭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广大理论工作者冲破“左”的枷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活跃学术研究和讨论的空气，推动四化建设，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但是，毋庸讳言，由于“左”的影响和流毒尚未完全肃清，理论学术界的空气还是比较沉闷的，正常的、自由的学术探讨的气氛应该说还很不够。这种状况，理论工作者不满意，实际工作者也不满意，大家都希望理论界在改革中活跃学术研究，推动理论的发展。
时代在前进，理论要发展。我们的口号应当是：理论要与实际紧密地联系起来。提倡学术自由，正是为了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如果用马列著作的某些论断来框住丰富的现实生活，而不是在实践中，在自由的学术研究和讨论中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那我们就会有愧于马克思主义继承者这一光荣称号。目前各行各业都在议改革，干改革。提倡学术自由，冲破学术研究的沉闷空气，把理论工作真正从“左”的教条主义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这应当是当前理论工作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原载1月28日《解放日报》，本报作了删节。）
第5版()
专栏：
政企职责分开和金融体制改革
刘光第
现在有些同志提出，开放金融市场、建立金融中心是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突破口并不在此，而在于现有国家银行体制的改革。只有把国家银行体制改革成符合于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需要的时候，开放金融市场或建立金融中心才具备现实的基础。
我国国家银行过去是、今后仍将是社会资金活动的总枢纽，它在实行我国新的经济模式中，担负着互相联系的两大任务：一方面，它是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宏观控制和调节的强有力的工具，没有国家银行的宏观控制和调节，计划经济就无法实现；同时，另一方面，它又是国家按社会主义原则对微观经济进行指导和调节的经济杠杆，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联结器和调节器。无论是“大的方面管住管好”或是“小的方面放开放活”，都离不开银行，银行这一“奇妙和精巧的机关”，在国民经济中将愈益显示其重要作用。
为什么实行宏观控制和调节要靠银行呢？因为在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后，一般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基本上将由企业自行决定，资金和物资的横向流通将大大发展，国家对实物的直接计划管理的范围将大大缩小，而主要通过扩大价值管理（即指资金运动和货币流通）来实现计划领导。银行是管理价值运动的，在贯彻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过程中，国家必然要求银行等价值管理部门，充分运用手中掌握的各种经济手段，加强宏观控制和调节，以保证国民经济活而不乱，健康地向前发展。
在宏观经济失控的条件下，能不能设想通过运用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使不平衡的经济转化为平衡运动呢？这是不可能的。经济杠杆对微观经济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它只能在宏观决策正确和宏观经济有所控制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当然，也决不能因为要加强宏观控制，就忽视增强企业的活力，以致把企业搞死。因此，银行体制改革必须从搞活企业和微观金融着眼，而又必须从搞好宏观控制着手，使两者的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只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和《决定》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当前我国银行体制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这种情况，在银行体制方面的表现较之其他经济部门更为严重和突出。表现在：（一）专业银行虽然法定为“经济实体”，但它们缺少自主权，没有经济责任；专业银行机构的设置仍沿用国家机关的一整套办法，形式上企业化，实质上是机关化；专业银行实行条条的机关管理办法和商品经济横向发展的要求日趋矛盾。（二）中央银行按行政区划设置，很不适应扩大资金横向联系的需要，并且极易受行政干预而不能正常发挥作用。（三）信贷资金的管理没有摆脱封闭式的供给制状况，各自为政，无从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凡此种种，说明银行体制的政企职责不分已是十分严重，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有的同志认为，马克思关于国家对银行必须“独享垄断”的思想和列宁关于“大银行”的思想在我国现阶段都已经过时了，我认为不能这样看。在我国实行宏观计划控制方面，马克思、列宁的银行理论仍然是我们所必须遵循的重要依据。问题在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把国家“独享垄断权”和开放经营结合起来，把“大银行”和专业化结合起来，把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结合起来。
为了搞活经济，各专业银行总行必须下放权力，使专业基层行从现在的“机关行政型”向“企业经营开拓型”转变，从现在的“封闭型的资金供给制”向“开放型的资金融通制”转变，使基层行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权、责、利相结合的经济实体。
各专业银行总行在权利下放以后，可以集中精力制定规划和具体政策，对下级行组织协调和协作，加强指导、服务、监督，负责对国外的联系等事项，不再直接干预基层行的具体业务。
在各专业银行的基层行扩大自主权的同时，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国家执行管理全国金融事业、调节全国经济生活的职责，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制度。马克思曾经指出：“中央银行是信用制度的枢纽。”（《资本论》第3卷第648页）必须明确认识，加强宏观控制和调节，主要地是依靠中央银行，把专业银行放开放活是一种改革，加强中央银行的集中统一，加强宏观控制的权威机构，使之成为我国“信用制度的枢纽”，也是一种改革。我国银行制度的积弊就在于宏观方面既缺少集中统一控制，微观方面又缺乏应有的活力和动力，该管住管好的没有管住管好，该放开放活的又没有放开放活。但是，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改革相比较，宏观改革的难度更大，只有在宏观方面加强了集中统一的控制，才可能在微观方面大胆地放开放活。加强宏观控制正是为微观搞活创造条件，而微观方面搞活又一定要求宏观方面得到控制。
银行体制的任何一点变化，都直接影响到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转，影响到亿万人民的生活。它的反馈深度高于生产环节或商品流通环节的经济单位，而它的透明程度又大大低于生产环节或商品流通环节的单位，因此，银行改革固然重要紧迫，但难度却很大。为了慎重起见，似可先选择若干金融事业比较发达、干部条件比较强的地区进行试点，待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广。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全国抗日根据地学术讨论会简介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联合召开的全国抗日根据地学术讨论会，1984年11月13日至18日在江苏省镇江市举行。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交流和讨论关于抗日根据地问题的学术研究成果；研究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准备工作。
在这次会上，与会代表讨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大家认为，抗日战争是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并且是第一次取得了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反侵略、求解放的斗争历史上，中国抗日战争也是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革命理论也在总结三个革命发展阶段的经验中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而达到成熟。这两者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大家认为，抗日战争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次国共合作采取了党外合作的方式。国共两党在组织上保持对自己军队和政权组织的领导作用，同时对那些与共同抗日有关的问题进行协商，以共同进行抗日战争。
国共两党共同进行抗日斗争的过程，又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依靠人民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所主张的反对人民起来抗日、单纯依靠国民党军队去抗日的片面抗战路线斗争的过程，也是国共两党争夺抗战领导权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是坚决主张抗日的，抗日战争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组织推动下才得以发动的。而蒋介石国民党是被国内外形势所迫而抗日的，它的抗日是动摇的。蒋介石国民党被迫和共产党合作抗日，这事实上就表明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被迫追随无产阶级的。抗日战争的准备、发动和抗战初期的历史事实，以及1 939年以后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坚持到抗战胜利的历史事实，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确实起了政治领导作用，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就不会有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国的抗日战争。
关于苏联、美国与中国的抗日战争的关系，与会代表认为，苏联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即主要方面是起了积极作用，这就是它援助了中国抗日战争；另一方面起了消极作用，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就是同共产国际、斯大林的错误指示和支持分不开的。另外，苏联出兵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对于加速日本军国主义的投降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也是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重大援助。但是，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是附带有损害中国主权的政治条件的。
从抗战开始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由于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受到了日本企图独占中国作它的殖民地的威胁，美国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和援助的，但远远不及苏联的援助多，而且还以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给日本侵略者输送大量作战物资和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来危害中国的抗战事业。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特别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成了中国对日作战的同盟者，并已代替苏联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援助者。但美国的援助全部是交给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政府的，所以美国的“援华”，就是援助了坚持卖国、独裁、内战方针的蒋介石国民党。不但如此，它还直接参加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活动、美国的“援华”，就是为了侵华，使中国成为由美国控制的附属国或殖民地。因此，日本投降以后，美国帝国主义就代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地位，成为中国独立和解放的主要障碍；蒋介石就代替汪精卫的地位，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
（卫凌燕）
第5版()
专栏：
《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出版
中国科学院李文华、赵献英同志编著的《中国的自然保护区》是我国解放以来系统介绍我国自然保护区情况及一些基本理论的第一部著作。本书目的是为了向读者传播有关自然保护的知识，帮助读者进一步认识自然，以便自觉地遵循自然规律，利用和改造自然。本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地理丛书》的一种。（一丁）
第5版()
专栏：
《美国现代史丛书》开始出版
由刘绪贻教授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现代史丛书》开始出版。这套丛书分专题论述美国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来的内政、外交、经济发展、人民运动、社会思潮、文化等方面的历史，预计将陆续出版二三十册。最近出版的是《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党主义》（韩铁著）和《尼克松主义》（时殷弘著）两书。
《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党主义》一书，通过对现代共和党主义的形成、艾森豪威尔政府社会经济政策二重性、现代共和党主义的影响和历史地位等问题的论述，说明现代共和党主义与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著者认为，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始的美国社会全面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改良，这一进程在战后民主党执政期间基本上得到延续。发展到五十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在经济政策上不可能完全承袭传统的保守主义思想，但在社会政策上又不可能沿自由主义的道路走得太远。因此，现代共和党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表现出明显的二重性：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兼而有之，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彼此渗透，传统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互为补充。
《尼克松主义》一书对尼克松主义的起源、形成、内容、主要政策表现和历史地位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指出作为二次大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第二次大调整的尼克松主义，是美国企图称霸世界与其力量不足之间深刻矛盾的产物，其策略企图在于“利用盟国力量，利用共产党国家矛盾”，以保护美国的全球利益。本书也谈到了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
丛书中还有关于“罗斯福新政”、杜鲁门的“公平施政”、肯尼迪的“国内新边疆”、约翰逊的“伟大的社会”、尼克松的“新联邦主义”等问题的著作。
（新斌）
第5版()
专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普及宣传讲话（94）
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
非法制造、贩卖、运输毒品，是一种危害人民健康的犯罪。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的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中所说的“毒品”，特指鸦片、海洛英、吗啡等具有麻醉性的，长期吸食、注射之后能使人成瘾的物品，而不包括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造成重大事故罪中所说的毒害性物品（敌敌畏、砒霜、氰化钾、磷化锌等）。
烟毒是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留下的一大祸害。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2月，人民政府就颁布了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禁绝种植、贩运、制造及售卖烟土毒品，帮助大量的吸毒者戒烟。但是，贩运烟毒的活动并未绝迹，近年来，在某些边境地区，走私、贩卖毒品的案件屡有发生，必须运用刑法武器同这种犯罪行为作斗争。
鸦片俗称大烟，包括罂粟、罂种子、罂壳。吗啡是以鸦片为原料制成的。海洛英是以吗啡和其他物质混合制成的。非法种植罂粟，或者加工配制大烟土、吗啡、海洛英等，都是制造毒品的行为。使用各种手段或者工具，将毒品从甲地运往乙地，就是运输毒品的行为。出卖自己制造的毒品或者倒卖他人的毒品，都是贩卖毒品的行为。制造、贩卖、运输毒品这三种行为往往是互相联系的，特别是贩卖和运输通常都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三种行为也可能是独立进行的，只要实施了其中的一种行为，就构成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
构成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是故意的，也就是明知是毒品而非法加以制造、贩卖或者运输。过失不构成本罪。
应当指出，鸦片、吗啡等既可毒害群众，又可做医药上的麻醉药品。为了医药上的需要，国家指定专门机构负责这些药品的制造和供应，实行严格管理，这是合法的行为。在处理烟毒案件时，要把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的犯罪行为，同经政府特准的生产、运输药用麻醉品的合法行为严格区别开来。
根据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条和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制造、贩卖、运输鸦片、海洛英、吗啡或者其他毒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罚金。一贯或者大量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