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在开拓中探寻新境
——漫谈一九八四年军事题材小说创作
韩瑞亭
1984年的军事题材小说，同上一个年度相比，又见出某些显著变化。不少在前几年的艰难突破中发挥了突击手作用的中青年作家，在这一年的创作中努力超越自己，探寻新境；一些新人则捧着新锐之作脱颖而出。真可谓“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陆机《文赋》）。
在1984年的军事题材小说创作中，不少作品有意识地追求历史的纵深感，或通过再现动乱年代、战争年代的生活，于历史的回溯中揭示极左思潮酿成生活悲剧的沉重教训，或通过对军营现实生活的描写，透露当代军人的某些思想观念在历史转折时期急速转化的信息。这些作品不再停滞于对生活作平面透视，不肯重复挖掘以往的创作已经达到的矿层，而试图透过历史的棱镜看取生活，打凿伸向历史深处的生活矿脉，使作品所表现的军人生活更真实，更具有历史深度。
李存葆的中篇新作《山中，那十九座坟茔》，通过一支国防施工部队在十年动乱中发生的一场触目惊心的悲剧，再现了那一段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生活图景。小说以严峻的艺术真实性，描绘这支部队的男女战士，怎样在错误路线和极左思潮的愚弄、毒害与驱遣下，或清醒或麻木地辗转于龙山工程的虎口，终至作出无谓的牺牲。营长郭金泰和他的十八名战士的坟茔，同报废了的龙山工程一起，成为十年动乱中极左思潮制造的灾难和罪恶的血泪见证。然而，小说的历史感主要还不在于写了这个悲剧。它透过由雀山工程到龙山工程的历史衍变，透过郭金泰的坎坷命运，他同心术不正的师政委秦浩以及那个省革委会副主任范某的历史纠葛与现实冲突，透过彭树奎、刘琴琴等青年战士的身世遭际，对这场悲剧产生的历史渊源作了更为深广的思考和展示。小说将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左”的思想的逐步发展的历史曲折，融合于现实的人物关系与生活矛盾的具体描写之中，这就使小说对这场悲剧的描写具有较大的历史纵深和军队生活的特殊性。石言的《魂归何处》，写的是解放战争初期的生活，作者试图从一种新的角度，对过去的战争生活的复杂内涵和深刻本质作历史主义的探究。战争的胜负无疑要取决于战场上的殊死搏斗，但人心的向背，却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因为它们归根到底反映着社会历史的前进和倒退的内在趋势。小说以被俘后的蒋军团长唐正雄在灵魂的战场上又一次失败的记录，揭开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必然覆灭的精神上的死因。唐正雄也许算得上敌人营垒中年青有为的军官，他在抗战时勇敢作战，屡有建树；他对国民党当局者发动内战有某种不满，对特务、还乡团残民以乐的兽行亦表厌恶。他幻想靠个人奋斗获取功名，博得个“仁信智勇严”的英雄之冠。但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的灵魂，却不能不附丽于他所赖以生存的反动统治集团。一旦同革命军队和人民的高尚灵魂相撞击，同何凤英的革命者的美好人性相比照，立即显出他灵魂的卑琐萎顿，连对他所相知的爱人谢春红也失去吸引力，他信念轰毁，精神崩溃，一丝游魂化为飘蓬。小说由这一特殊的表现角度，在世界观和社会人性内容方面深深触及了战争的某些本质的东西，显示出作家艺术描写的历史穿透力。
并非只有表现历史生活的作品才会有历史感，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如果能艺术地把握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样可以具备某种历史感。朱苏进的《凝眸》、简嘉的《没有翅膀的鹰》都是反映军队现实生活的作品，却从不同的方位找到了这种艺术内涵。《凝眸》所描绘的两个近在咫尺的岛屿上敌我双方军人没有战事的对峙，似乎是已经被写滥了的失去新意的题材，但作者却以新的眼光，捕捉到对峙双方军人心理意识上正在产生的静悄悄的时代性变化。小说没有模糊和更改逝去的那段敌对历史是非曲直的真实面貌，绘出了这段历史在两代军人心理意识中投下的阴影，不过它只把这段历史作为历史长河的一截，而由新一代军人古沉星跨越鸿沟的识见、胸襟，反射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华夏民族不甘忍受分裂、渴求融合统一的历史呼唤。这正是小说迥异于一般回归题材的作品，蕴含着较强的历史意识的缘由。和《凝眸》不一样，《没有翅膀的鹰》或许带有更多的现代化意识。炮连饲养班战士们心爱的“大黑鹰”，威武矫健如人间神骏，曾经给班长麻杈和他的战友们带来许多激情和荣耀。但生活的变革并不顾惜人们的感情，随着军队建设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更新，骡马化为机械化所代替，饲养班引为骄傲的“大黑鹰”被淘汰，马的主人们的心灵也一度失去平衡。小说由一匹军马的遭际为象征，所表现的正是军人在走向现代化的途程中感情心理的转折。不管旧的作战方式曾有过怎样辉煌的历史，反映这种方式的思想观念曾多么珍贵，一当出现新的作战工具和作战方式，军人的思想观念也必然要随之更新，否则就会为历史所淘汰。小说由很现实的生活描写透出如此清醒的历史感，是它的难能可贵之处。
注重于对人的内心生活的开发，把唯一能与天空和大地的广袤无垠相媲美的人的心灵世界的丰富性与变动性，作为艺术描写的支点，越来越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1984年的军事题材小说，在开发军人的内心生活，探索军人心灵的运动过程方面，显然作出较大的努力。和以往反映战争历史生活的小说不同的是，它们较少选择和描述生活的巨变、灵魂和感情的激烈状态，而更多的是描写和平时期军人处于常态的感情、灵魂和理智的发展。
刘亚洲的《两代风流》，率真地探索了我军一位高级将领心灵世界的种种隐微。大军区司令员李辰在战争年代屡建功勋，和平时期虽遭二十年坎坷而不悔其志，始终将生命与军队事业焊接在一起，既过花甲之年而争强好胜之心不减。但岁月的流逝毕竟使他内心生出迟暮之感，他对在事业上大有作为的程剑又妒嫉、又羡慕、又赞赏的复杂心理，正是他的好胜心和迟暮感相互冲突的表现。他在感情上无法容忍程剑的挑战，但在理智上却不能不接受由程剑代替自己的现实。与揭示李辰在事业上的内心隐秘相辅，小说以相当多的笔墨描绘李辰在家庭生活中的内心波澜，细致入微地展示他难以排遣的孤独感，他与妻子玉美感情隔膜的夫妻关系，与女儿菲菲心难相通的父女关系，暴露了他个人感情上的弱点。李辰终究是生活中的强者，他敢于退到内心深沉的境界，检视自己并不纯净的灵魂，在迟暮之年又进行战胜自己、超越自己的灵魂革新。应当说，作品在真实地塑造高级将领形象方面，迈出了有开拓意义的一步。海波的《铁床》，则是从军队行列的另一端着手其心灵开发工程的。小说选择和描写的环境、人物极其平凡，一个不起眼的导航台、三个普通的青年军人，经年累月用“一长两短、三短两长”的无线电讯号填塞着平淡生活。其实，只须打开这几个军人心灵的闸门就会看到，在他们内心的河床里同样有湍急的漩流和明亮的波纹。小说以变幻奇谲的叙述笔调，将三个军人生活的戏和内心的戏交织在同一幅图景中，画出他们相互影响而又各自独立的心灵发展轨迹。这三名青年军人心灵上都曾有生活留下的阴影，但他们在摆脱各自的厄运、困境、迷误的艰难行进中，却砥砺了对军人道德和生活价值的追求，他们生活命运演变的历程，也就是他们有残缺的心灵趋善逐美、不断健全的历程。对军人内心生活体察的精微，感受的细腻，抒写的无拘无束，潇洒自如，体现出作者善于把握人的心灵辩证发展过程的才能。
努力开发军人内心生活的广大区域，可能是社会主义军事文学对生活反映的深广程度达到新境界的一种途径。在1984年的军事题材小说创作中，还有不少作品在这个领域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探索。徐怀中的《一位没有战功的老军人》，以离休还乡的余清泉补偿与亡妻生前多年分居的感情亏欠的委婉描写，不只揭开了这个老军人耿耿难泯的幽思隐情，而且从中透露出余清泉在军队和人民的关系上始终没有模糊的根本信念。王树增的《鸽哨》，从伞兵师长卢旭东的心灵底层，开掘出一派回荡于天空和大地的勇士的激情，这种激情能够战胜死亡的威胁、事业的艰难以及失去爱子的感情折磨，而使军人强硬不屈的生命永不衰朽。唐楝的《沉默的冰山》、崔京生的《神岗四分队》等作品，对军人内心生活的多种开发，都不同程度地触及军人生命的隐秘的实质，它们的魅力和光采也是由此产生的。
探索多元化的艺术表现方式，是1984年军事题材小说创作的另一个趋向。以传统的表现方式为主的写法，以现代艺术的表现方式为主的写法，以及熔二者于一炉的写法，竞奇斗艳，各有佳篇。不少青年作者意图更新文学观念，以适应生活的发展变革。他们不满足于主题的单一和显露，而追求其多义性和意旨的多层性，以传递纷纭驳杂的生活感受、奔放不羁的意念思绪。他们不拘守传统的表现手法，而是尝试运用多种表现手段和叙事方法，以丰富表现能力，扩大作品容量。乔良、海波、简嘉的作品中，意识流、电影式结构、象征、隐喻、拟人等手法的使用，都使作品增添了新意和生趣。古人云：“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艺术上变革图新的追求是任何时代都需要、也应当引起普遍重视的。只是这种追求还有必要处理好革新与继承的关系，即如刘勰所说的“通变”。从这个角度来看，1984年军事题材小说创作在艺术上的某些新探索只是一个起步，存在某种不成熟的东西不足为怪。比如，有的作品有些朦胧、滞涩，影响到对更多读者的吸引力。追求艺术的典雅、新奇效果，如果变成隔断与读者交流的帘幕，就会违反作者的初衷。因此，要时刻想到站在你身后、注视着你的笔尖移动的广大读者。不妨记着老托尔斯泰这句赌气的话：“给少于十万人的读者写作，毫不使我感到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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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的经历平淡无奇
——答塞内加尔塞杜·恩迪亚耶先生
艾青
问：我们知道您从1929年去了法国，在法国爱上诗歌，当时中国诗歌和文学形势是什么样，而法国的形势又是什么样？
答：这个问题太大了。要说当时中国诗歌和文学的形势，就得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中国正处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整个发达的时期。中国是革命的国家，我们的文学（包括诗歌）总的趋势是革命的。至于法国，我缺乏研究。就我所接触到的，比较流行的是象征主义诗歌。
问。1936年您来到上海，发表了第一部诗集《大堰河》。您能否告诉我们，在中国，那个时代一个人怎样去出版自己的作品呢？您第一部诗集得到的反响是什么呢？
答：我的第一本诗集《大堰河》是自费出版的。出版后，得到一些评论，都是肯定的意见，赞许的意见。我在出版这本书以前，1932年开始，已经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不少诗了。
问：在1942年，您出席了延安举行的作家、艺术家那次历史性的聚会（您甚至还不止一次地与毛泽东同志进行了交谈），您对毛泽东主席当时在会上的讲话有什么看法？这些讲话是否永远有效？现在呢？您以为这些理论是只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家有效呢？还是对全世界都有用？
答：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的发言，是对会议的总结，我直到现在也认为是正确的。它的基本论点如：文艺来源于生活、作家必须深入生活才能有效地进行创作、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等等，不但对当时的中国作家有益，我以为对所有想从文学艺术上取得人民信赖的人都是有益的。
问：鲁迅艺术文学院当时常常派出文化工作队到各地，您本人曾在1945年领导过一个工作队到中国的北方。A、这些工作队的任务是什么？B、文学院是怎样组成的？C、在当时的革命斗争中，文学院工作重点是什么？您对那个时期留有什么记忆？
答：鲁迅艺术文学院在日本投降后，派出两个文艺工作团到华北和东北新解放区去工作，任务就是以文艺为武器，向新解放的地区的人民宣传革命。文艺工作团后来合并到大学文学院，为的是进行正式的文学艺术的教育。文学院的组成和一般文科大学的组成没有什么不同。
那个时候，在行军的路上，我写过一本日记形式的书叫《走向胜利》，后来在上海出版。
问：读着您的作品，不由地产生了一种国际主义的印象，您访问过很多国家吗？这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您的诗歌创作？
答：我的确访问过不少国家，但是时间都不长。最初在法国，目的是学画。新中国成立后，到过苏联、智利，路过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瑞士；后来到西德、意大利、美国，到日本、新加坡……写下了许多诗文。诗都收集在《域外集》里。
问：您的诗作《光的赞歌》很引人注目，主要是由于丰富多彩的形象和文字的细腻与和谐。您写这首诗用了多少时间？
答：《光的赞歌》是在写作比较顺利的情况下完成的，时间大概一个月。那时，我沉默了二十多年之后，心里有许多话要说。
问：在您的诗作里，水和光时常出现，两者的寓意是什么？
答：这原因很简单：它们和人类的关系比较密切。
问：在阅读您的诗作时，其中有两首深深打动了非洲读者，尤其是塞内加尔读者，就是1954年的《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和《他睡了》，因为很少有中国诗人在作品中写到非洲。您在诗中写到了塞内加尔和非洲，是完全出于偶然呢？还是由于您对非洲有特殊的情感？
答：《他睡了》写于达喀尔的飞机场上，那是在后半夜二时，天太热，一个黑人睡觉，一个法国人说了一句“他睡了”，突然触动了我的灵感。《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写于巴西里约热内卢，那是我根据在旅馆里看到的情形写的。非洲人的遭遇常常引起我的同情；但是我没有在非洲生活过，只能写一点印象。
问：自1949年至1958年，您从事文化活动。然而从1958年，您的一生中突然出现了一次转变。首先，您被派到“中国东北部的一个农场，为了认识生活”，随后，又到了新疆的一个国营农场，您只在1979年才真正回到了文学领域。您能否向我们讲解一下您从1958年到今天的生活历程？
答：我从1957年到1979年的个人经历曾经有过不少人写过文章，有的是确实的，也有是过分渲染的。我认为我的经历是比较简单的。
问：您是诗人，又是翻译家（您曾把维尔哈仑的《城市与村庄》译成中文），翻译工作对您的诗歌创作有什么益处呢？
答：我得声明：我不是翻译家。我的外文水平很低。我在监狱里补习法文的时候，由字典的帮助读过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仑的一些诗，后来我到延安去了，把我的一些稿子留在妹妹家里，有人看了拿去出版了。那时，延安与外界是隔绝的，直到几年后我才看到我的译文。翻译工作对创作当然有好处，至少可以进一步了解外国文学。
问：您对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诗歌有什么看法？
答：中国当代文学总的倾向是健康的、向上的。中国实行开放政策，文学也难免受外国影响。中国诗歌可以说是发达的，不但是数量多，从质量来说也是可以的。青年人很爱诗。
问：您怎么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答：我认为这个口号并没有错，只在于如何执行。执行的时候太狭隘，就很容易被宗派主义者所利用。
问：您现在有什么计划？
答：我现在没有什么计划，有灵感时就写，没有灵感就不写，决不勉强自己写什么。有人劝我写回忆录，我一直在犹豫，有什么值得写呢？我既不是身经百战的将军，也不是倾国倾城的明星。我的经历既没有悲剧色彩，也没有喜剧成份。谁爱看平淡无奇的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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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九歌》美
骆文
早年，闻一多先生对屈原《九歌》曾有过舞台的描绘“悬解”。前年起，程云同志等（以及武汉歌舞剧院的一些同志）终于开始解释这部伟大著作的探索。他们怀着强烈的感情，考察史事实际关系的总和，分析屈原思想、艺术遗产的结晶。对于以屈原作品为中心的《楚辞》的形象塑造、抽象思维、语言文字、文法训诂、古籍整理、译文和注释，对于供歌唱的乐歌和供诵读的诗，对于民情土俗、祭祀歌舞，都可谓穷工极研，确象用金线串起了许多散碎的珍珠。在这基础上，他们编缀诗、乐、舞、剧，描绘他们想象中的、理想中的丰富而真实的《九歌》人物。应当说，《九歌》中对天之主、地之神、人和鬼，都有比较真实、贴切的描绘。
屈大夫《九歌》原著十一篇，仅一千五百六十字，“文小而其旨极大”，写的虽是祭祀诗歌，其中诸神神性庄肃，画鬼鬼气森然，而反映出来的却是现实，表达了人民对当时生活的隐讽和对美好生活的想望；劳动人民品质集中在英雄们身上——对这样的人民英雄的赞颂。以神话题材入诗的《九歌》，具有积极浪漫主义因素。我们感到改编者正是这样解释《九歌》的，并且又有了新的探求。试看这样的场景：
第一场，以星宿名称“东皇太一”命名。高高的九重祭坛下，缕缕烟篆，人们在膜拜至上之神。写景绘声非常奇切、华丽。排箫、古笛（篪）、匏笙和瑟琴齐奏，在悬鼓、建鼓、编磬、编钟不同音响组成的和声里，俨然领悟古代入乐的祭歌，有石破天惊之美。舞容庄严而虔敬，固然表现了一个民族的信仰之深，而人们的出世思想却掩不住对人间的挚情和眷恋。
第二场：“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朝曦欣欣，明媚而温暖。琴瑟竽簧中，“东君”太阳神出现了。一个同光荣结为侣伴的男子，十分英武。忽而，酷喜侵掠、贪残的天狼，驱策晦冥的云层匝地而来，日神被震怒了，长矢脱弦，终使它沉沦下跌……青云如上衣，白霓如下裳，美丽的东方朝日形象，因把光芒的无限厚爱加于人间，而传诸不朽。
《山鬼》列为第五场。一个山中人自远岫林端飘然而出，她穿一件薜荔衣衫，青雾象带子一样裹在她身上。赤豹本是凶强的，文狸也很粗悍，都因为她的温柔、坦荡而变异了性格，轻轻腾跳于逶迤的梯磴。猿啼还是松风？“巴歌调更哀”，她唱着她的痴情。应和她的只是山岩回合中自己的回声。
第十场《国殇》，则是全剧顶端：甲胃苍劲，剑戟光寒，四合尽是无畏的鏖战之声。死于国事的男女，作厉鬼也要誓除逆贼。屈原云：“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壮志之歌。
曲高和寡么？高曲未必寡和。我们多么需要宏伟、精粹、深刻的艺术。而《九歌》的演出，更含有普及意义，屈子诸篇，不应该只是诗赋家诵习的古籍，而应当细加研究整理，比较顺畅自然、通俗易晓地献给广大人民群众。这次的演出，等于为《楚辞》摘出的篇章做了形象的、明白的注释，普及祖国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
屈原诗篇这么好，可谓绝唱。而改编者另拓新境，有创造。愿给《九歌》编剧、总导演程云，作曲家莎莱，指挥、舞蹈艺术家和布景设计人献上桂浆和幽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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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开始
本报讯 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一九八四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工作已经开始。这是自一九七八年以来的第七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本届评奖委员会已经组成。王蒙任主任委员，葛洛任副主任委员。委员有（按姓氏笔划为序）：王愿坚、邓友梅、韦君宜、束沛德、许觉民、杨子敏、李希凡、玛拉沁夫、肖德生、草明、阎纲、徐怀中、谌容、崔道怡、蒋子龙。
承担此项评奖具体工作的《小说选刊》编辑部，邀请了各地的二十三家兄弟刊物编辑部的同志，共同组成初选组，于一月十日至三十日，对广大读者、作协各地分会和报刊推荐的候选作品，进行认真的阅读和讨论，提出初选篇目。二月上旬，评奖委员集中阅读和评议初选作品，然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授奖作品。（协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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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开始
本报讯 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活动已于一九八五年一月开始。中国作家协会委托《人民文学》编辑部主持这项工作。凡发表在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内全国各地报刊上的报告文学作品，均在评选范围之内。目前，由来自十多家有关报刊编辑部的同志组成的预选小组，正在积极阅读各地各报刊所推荐的作品，尔后再提出预选篇目，交评委会讨论、研究、评定。
本届报告文学评委会已经组成。主任委员：夏衍、张光年；副主任委员：袁鹰、周明；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戈扬、王传洪、田流、刘剑青、严文井、李炳银、冼宁、鲍昌、唐达成、唐弢、徐迟。（协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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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开始
本报讯 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活动已于一九八五年一月开始。中国作家协会继续委托《文艺报》编辑部主持这项工作。截至去年十二月底，全国各文艺期刊和出版社，中国作家协会各地分会共推荐中篇小说一百九十部。目前，由全国各地文学评论、文学理论工作者二十三人组成的全国中篇小说评奖预选小组正在进行工作，对各地推荐的作品进行反复阅读、研究，于二月初将预选篇目提交本届全国中篇小说评奖委员会讨论评定。
本届评委会已经组成。主任委员：巴金、陈荒煤；副主任委员：冯牧、唐因；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王西彦、朱寨、李纳、李準、陈丹晨、吴泰昌、严家炎、胡石言、黄秋耘、蒋和森、韶华、缪俊杰。（协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