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宏观控制问题
吴敬琏
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全面展开。在这个改革起步的时刻，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来保证从旧模式到新体制的转变得以平稳地进行的问题，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对这个问题的正确处理，关系改革的成败。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加以研究。
经济改革需要良好的经济环境
为了保证经济改革能够平稳进行，首先需要创造一个宏观经济关系比较协调，市场不太紧张，国家的财政、物资后备比较宽裕的良好经济环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学界曾讨论过调整同改革的关系，即改变由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造成的畸形经济结构同改革僵化的传统模式这两项工作之间的关系问题。当时提出的问题是：在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初期，我们应当把工作重点放在改革上，以改革促调整；还是把工作重点放在调整上，用调整为嗣后的改革创造条件？这个问题，看起来属于具体的工作安排，实际上却同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即改革所需要的经济环境相联系。
持第一种意见的同志认为，我国的经济结构失调，是由前一时期片面追求数量增长、片面发展重工业的传统经济发展战略造成的；而发展战略又是经济体制的“函数”，就是说，传统的发展战略是由过分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决定的，因此，不进行彻底的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消除经济结构失调的根源。他们指出，只有进行经济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结构失调问题，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等于说在经济改革实现以前，就不能采取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并举的方法，对经济结构作初步的调整，达到国民经济主要部门之间、总供给同总需求之间比例关系的大体协调。正如持第二种意见的人们所指出的，经济改革本身需要有一个供求大体协调、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这是因为，经济改革的总方向是使市场机制起更大的作用，而市场调节在近期起积极作用的条件则是供求关系的协调和买方市场的出现。因此，在经济绷得很紧，宏观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改革会遇到很多困难，从而难于在短期内取得效果。由于参加讨论的双方的意见都有合理的方面，经过讨论，各自吸收了对方观点的合理部分，双方的意见渐趋接近，认为在执行“八字方针”的初期，我们应当采取以调整为重点，在有利于调整的条件下进行一定范围的改革的战略；一俟主要比例关系大体协调，就可以全面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调整同改革的关系问题了。但是，在我们的面前，仍然有一个怎样保持经济改革的良好经济环境的问题。这是因为，只有具备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才有利于经济改革措施的施行。以价格改革为例，它包括两项基本内容：一个是“放”，即改变国家定价的价格管理体制，一个是“调”，即调整价格水平，理顺比价关系。在国民经济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国家的财政、物资后备比较充裕的条件下，无论是“放”还是“调”都比较容易施行。供大于求，多“放”一些也不致引起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国家财力充裕，就有可能给因调价增加支出的人以更多补偿，加快“调”的步伐。
我国国民经济经过从1979年开始的几年经济调整，到1982年比例关系已基本上趋于协调，因此也就开始具备了全面改革的经济条件。现在的问题是：改革起步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方针，如何掌握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基本建设的投资规模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等，以保持良好的经济环境，保证改革过程中不致出现宏观失衡。
初战阶段的经济发展方针
经过几年经济调整，我国国民经济已经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1981年的4.6％，1982年的8.7％，提高到1983年的10.2％，1984年预计可达12％。经济体制改革还将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我们能不能够作这样的设想：在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同时，为了保证今后的大发展，大量增加基本建设投资；此外，在经济大发展的前提下，为了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以显示经济改革的优越性，大幅度地增加人民的收入，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这种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它的片面性。经济改革必将大大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得到大解放，生产得到大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大提高，这是确定无疑的。然而应当看到，改革的起步阶段将要遇到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一方面，改革在提高效益、增加收入方面的效果，并不是改革一旦开始就可以立即显现出来的。由于改革是一项艰巨的事业，而且整个改革的完成要假以时日，在新的体制建立以后也还要有一个完善和巩固的过程，它的效益的充分发挥，往往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另一方面，经济改革的实施，还需要先支付一定数量的资金。除了从改革开始时会遇到来自人们对增加收入过高的预期的压力外，一个重要问题是，改革意味着大规模地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为了保证在这种调整中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国家需要支出相当数量的资金。这两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就容易在实行改革的最初几年出现物资短缺、市场不稳的情况。面对着这种局势，有两种可能的选择：或者是在改革之初就把经济发展的速度搞得很高，基本建设战线拉得很长，人民的购买力提高得很猛。这样做，眼前的效果似乎很显著，但是它将损害实现改革的根本利益，因而是不足取的。或者是在改革开始时采取适当紧缩的政策，保留比较多的财政和物资后备来支持改革，使改革能够比较平稳地进行。这样改革的效果可以早一些发挥出来，国民经济也就能够快一些转入良性循环。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很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
有鉴于这些经验，国外不少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学家主张在改革开始的几年要有意识地放慢生产增长速度，减少基本建设投资，避免立即大幅度地提高工资和奖金，以便腾出足够的资金来支持经济改革，保证改革有良好的经济环境。有的学者指出，在改革开始阶段，最忌脑袋发热，规定不切实际的超过国力所能负担的经济发展计划。有的学者还认为，在改革起步时，一定要把工资和奖金控制住，哪怕群众一时有些意见，也要坚决顶住，待到改革取得成效，再逐步增加群众的收入，最终更能得到群众的拥护。
目前我国经济形势很好。近几年来，不仅生产持续增长，而且人民生活稳定提高。特别是农村改革的成功，五业兴旺，经济空前繁荣，为全面进行经济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然而，在大好形势下也存在某种潜在的危险。主要的问题，同一切开始进行经济改革的国家一样，是在经济效益还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的条件下，各方面增加支出的压力却不断增加。近年来，国家的工资性支出（包括职工工资、奖金、津贴等）增加很快，基本建设投资也增加得很多。在经济效益还没有显著提高、一些技术经济指标还未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工业的可比产品成本还在上升的情况下，追求更高的增长速度，继续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大幅度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甚至出现去年那种滥发钱物的歪风，这对于为经济改革的“初战”准备良好的条件显然是不利的。今后价格改革、工资改革等重大改革将相继出台。在这种情况下，对经济形势作出清醒的估计，采取有力的措施，增加国家的财政和物资后备，防止通货膨胀，保持市场稳定，就成为争取“初战必胜”的关键。
总之，在经济改革起步阶段遇到的矛盾是：为了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进一步好转，关键在于提高经济效益；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则是改变僵化的经济模式，全面实现经济体制改革；而经济改革的步子大小，又决定于我们能够拿出的资金的多少，财政经济的宽松程度。搞得不好，就会加剧财政经济的紧张程度。面对着这样的形势，看来我们应当采取如下的战略，就是在一切其他的方面尽可能地紧缩，全力保证经济改革的资金需要。国家的财政后备越宽裕，经济改革的步子就有可能走得越大和越顺，我们的经济也就能够越快地理顺。这样在开始时好象发展慢了一点，群众的消费水平提高得也不那么多，但是由于保证了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到头来还是快了，人民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惠。
加强宏观控制的必要性
为了贯彻上述的紧缩方针，保持国民经济的宏观平衡和市场稳定，必须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
任何一种经济系统都有自己的宏观控制机制，只有这种机制能够正常地发挥作用，经济系统才能顺畅地运行。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下，各级领导机关通过行政命令手段控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则是运用经济的、立法的以及行政的手段，主要通过市场进行宏观控制。在经济改革从旧模式到新体制的转换过程中，如何实现宏观控制机制的平稳过渡，以保证不致出现经济生活的紊乱，始终是各国经济改革方案设计者注意的中心问题之一。
在我国，情况就更复杂一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是采取在经济系统的主要环节同时实现改革的“一揽子”方式，而是采取逐步改革的方式。例如，在计划体制改革上采取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和减少指令性指标的方法；在价格体制改革上采取“调”、“放”结合的办法，等等。这种办法能够使改革逐渐进行，而不产生大的社会震动，有利于减少阻力，从而使改革比较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然而，采用这种办法也会引起一些问题。主要是：由于采取逐渐过渡的办法，就会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存在着“双重体制”和“双重交通规则”的问题。这给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控制增加了难度。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出现的某些消极现象，就是由这种“双重体制”产生的。在双重体制交错混杂的条件下，两种原则上不同的运行机制，必然会在运行中发生某些磨擦，宏观控制机制本身也必然存在不少空隙和漏洞；加之原来的依靠行政指令的经济控制系统在许多方面已经被冲破，而新的、适合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控制机制，主要是可调节的市场机制又还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就更增加了控制的困难。在“双重体制”下，必然存在“一物多价”的多层次价格（包括商品价格、外汇价格即汇率、资金价格即利息率，等等）。在缺乏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套汇、套利、低进高出、投机倒卖等牟取非法暴利的活动就会猖獗起来。利用职权，从差价中取利，也会成为以权谋私的新的不正之风的重要形式。
鉴于这种双重体制并存的状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单纯靠一种手段将难以完全防止宏观经济失控。因此，我们要在不影响“放活”的总前提下，尽量运用多种方法，而不拘泥于一种手段，来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以期实现从旧经济模式到新经济体制的平稳过渡。
第一，为了避免宏观调节机制上真空状态的出现，在旧的行政管理体制还没有破除的部分，必须维护行政指令的有效性和财政纪律的严肃性。
从改革的整个过程看，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将逐步缩小，经济手段的作用将逐步扩大，这是不可移易的发展趋势。然而目前国民经济中还有相当部分是采用行政指令管理的。而且，即使在经济改革完成以后，也不能完全取消行政手段的运用。因此，我们还需要有区别地保持行政指令调节手段的有效性。目前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相当普遍，地方、部门和企业截留国家财政收入，挪用生产基金、行政费用，不完成国家规定的指令性生产计划和调拨计划，任意抬高国家定价产品价格，滥发钱物等情况多有发生。在一些问题上还有合法与违法的界限模糊不清的情况。一些人利用这种情况，以“搞活”经济为借口，从事损害国家和消费者利益的活动。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对原有的规章制度、法令和纪律进行全面的审查和整顿，明确哪些已经废止，哪些仍然有效，哪些应当修订，哪些需要增补。在划清是非界限，明确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基础上，必须严肃执法，决不能听任违法分子胡作非为而不受到惩罚。
第二，对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应当尽快完善有调节的市场机制，使新的经济体制能够正常运行。
我国国民经济中有相当部分已经采用新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但是，对于这种经济如何实施宏观调节，我们缺乏经验，制度的规定上又还不完备，因此，也存在不少漏洞。一方面，既能反映劳动耗费、又能反映供求的价格体系和有利于开展竞争的市场条件还没有形成，利用行政权力封锁、垄断、欺行霸市、行贿欺诈等妨碍正常竞争的行为还时有发生；另一方面，我国各级领导机关也还不善于综合运用价格、税收、利息和货币政策等经济杠杆来调节市场，国有批发企业也不善于通过参与市场活动，吞吐货物，平抑物价，来保持市场的稳定。此外，对于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经营者的企业具有哪些权利，应当承担什么义务，遵循哪些规则，也不够明确。因此，除需要及时完善经济立法，对企业的权利、义务以及市场活动的规则作出明确规定外，还应当在一切条件已经具备的领域，象今年在农业方面所实行的那样，推进改革，使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此外，各级领导机关的经济组织都要学会运用经济手段调节经济的本领。
第三，在实行过渡性的经济体制的经济领域中，要适应双重体制交错的情况，把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建立复合的宏观调节系统，双管齐下，加强宏观控制。
在两种经济体制交错在一起的场合，单纯采用一种宏观控制方法往往难以奏效。为了把调节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经济手段同原有的指令性计划手段配合起来，对于某些经济活动，要采取以行政指令调节为主的办法，同时使各种经济杠杆的运用与之相配合。对于另一些经济活动，则要以经济杠杆的调节为主，同时辅以行政指令的规定。这里有必要强调发挥银行体系的宏观控制作用。在旧模式下，银行只是财政部门的出纳机构，信贷吃“大锅饭”，银行的作用极其有限。新模式下的银行，将成为最重要的调节枢纽。在这种模式下，众多的商业银行（现称专业银行）将成为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的相对独立的货币经营者，它们在自身信贷来源（包括自有资金和存款）的范围内自主地经营信贷业务，贷与不贷，贷多贷少，都由银行根据预期经济效益和还款保证情况自行决定。人民银行通过决定利率，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收存存款准备金等“三大手段”，调节商业银行的活动，调节货币流通，保持金融稳定。在目前过渡时期，各级专业银行不仅要通过上述信贷业务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还负有监督企业收支、监交税利的行政职能。人民银行除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运用上述调节手段外，还要用给专业银行规定信贷定额，冻结某些账户的提款权等
行政措施，抽紧或放松银根，来保证货币流通和市场的稳定。
第5版()
专栏：
注意城市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差异
齐思华
城市改革要借鉴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但也要注意城市改革与农村改革具有重大差异。
在改革的社会目标和个人目标上：城乡改革的社会目标和个人目标是相同的，即建立能有效利用各种资源的有活力的经济体制和通过改革增加收入。农村改革的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是吻合的，实行联产承包，获得经营自主权，就可提高个人收入。而城市居民绝大多数不是直接经营者，只希望通过改变微观分配和宏观分配来提高收入。城市改革社会目标和个人目标不容易吻合。
在改革中对个人目标的期望上：农民的期望是从最基本的温饱开始逐步发展的。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农民对改革的拥护与日俱增。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本来就高于农民，长期计划供应又使他们养成“天经地义就该比农民生活好”的心理。近来关于农民“致富”的宣传，使得“改革＝提高收入”的公式在大多数人脑子里扎下了根。因此，尽管这几年消费水平实际上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不满情绪依旧存在。而随着价格改革展开的经济结构调整，不可能当即收效，整个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将不可能满足某些人的期望。
在承受风险的能力上：农村改革中个人收入风险由农民承担；城市改革是有组织地发动，个人收入风险短期内由国家承担。多年来，农民不存在过多的依赖思想；城市居民被国家从头包到脚，改革后绝大多数又不可能成为直接经营者，因而对改革的承受力远远低于农民。目前的改革声势已使一些居民产生思想波动，就是一种表现。
在改革的对象上：农村改革由下到上，先经济组织内部，后流通领域；城市改革由上到下，先流通领域，后经济组织内部。农村改革基本上是传统体制外的经营方式的变革，目标明确，操作简单。城市改革事实上是包括农村在内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农村改革整体性强，难度高，社会影响面广，风险大。
（原载《世界经济导报》，本报略有改动）
第5版()
专栏：
发展旅游经济浅议
李勇锋 叶涛
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由于新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兴起造成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带来了传统的产业结构的变化，而且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旅游活动的急剧增加，成为人们生活方式变化中最为令人注目的现象之一，由此带来了旅游经济的迅猛发展。据联合国有关人士估计，到2000年，世界上出国旅游的人数将超过十亿，旅游费用将达五千亿美元。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同样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和机遇。旅游业具有投资少、成本低、见效快、利润大和创汇多的特点。有计划地大力发展旅游业，把发展旅游经济提到更为重要的战略位置，并作出相应的科学预测和战略规划，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旅游经济有着自身的规律。概而言之，旅游是人们在欣赏、参观游览各种旅游资源的过程中，满足吃、住、行、玩、买等物质需要和精神享受的综合性消费活动。只有对旅游经济进行综合性的规划和建设，才能满足旅游这种综合性的经济活动。
首先，开发、利用和保护旅游资源是发展旅游业的根本条件。一般说来，旅游资源可分为自然风景、历史文物、建设成就三大类。广义地说，园林、文物部门的所有领域和环保、林业部门的相当一部分领域，经过适当的开发和利用，都可成为旅游资源；所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部门的重大建设成就和作出重大贡献的企业、事业，以及重大的科研成果等，都可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人们参观游览的对象。对旅游资源的分布状况及其开发潜力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的递进规模和速度作出科学的预测，是制定旅游经济战略规划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关于一些部门和单位破坏和占用自然风景和名胜古迹区域、糟蹋旅游资源的报道，不绝于报章，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其次，旅游设施是人们欣赏游览有关旅游资源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有了好的适合各种旅游者需要的旅游设施，人们才能实现其旅游目的。因此，应在一定的旅游资源的基础上，根据旅游者的消费构成，设置相应的旅游设施。对于吃、住、行、玩、买等部分旅游设施和旅游资源进行配套建设，不仅能够满足人们旅游的需要，并且能够通过旅游经济的发展，促进其他各种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得第三产业根据旅游资源的分布形成不同的集中区域，又综合组成为一个互相联系的网络，形成第三产业的配套建设。这是我们研究旅游经济战略规划时不可忽视的。
第三，为旅游提供的各种服务活动，是旅游经济系统得以运转的直接保证。应当根据旅游资源的分布及开发、利用的规模和速度，根据旅游设施的分布及发展规模和速度，有计划地培训各种有关的专业人员，做好这类劳务的配套工作，充分满足需要。这既可发展旅游经济，也可解决大量就业问题。
发展旅游经济，还应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旅游经济统计指标体系，实现定量分析，用以考核旅游业的经济效益，预测旅游的发展趋势及其规模、速度。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用总体上的客流量和旅游业收入量来表示旅游需求和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这虽然是必要的，却未免失之于笼统。我们认为，从宏观上衡量和预测旅游经济时，还有必要增加人均旅游费用或人均旅游消费这个指标。通过对它的分析，一方面可以发现不同旅游者的不同的旅游消费需要与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发现我们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以便挖掘潜力，提高旅游经济效益。旅游是一种综合性的消费活动。因此，人均旅游费用还可按一定比例分布在吃、住、行、玩、买等方面。其中任何一方面的消费需求不能得到满足，都会不同程度地使旅游消费量不能达到应该达到的水平，影响旅游业的经济效益。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见到旅游者想花的钱没花掉的现象，这就减少了旅游业的收入量。当前在国际旅游的人均旅游费用中，约有半数用于购物；而在我国的外国旅游者的人均旅游费用，只有37％左右用在购物上。这说明在“买”的方面，我国旅游业可挖掘的潜力还很大，因此，我们通过对人均旅游费用及其构成的分析比较，可以找到旅游经济的重要发展方向，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旅游经济的经济效益。
第5版()
专栏：
中国文化书院创建
为推动中国文化的研究与教学，阐扬中国优秀文化遗产，促进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加强中外文化交流，著名的中国哲学、文学、史学家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牙含章、陈鼓应、汤一介等及部分中青年教师发起并筹办了中国文化书院。
中国文化书院以培养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外国和中国学者为目标，在教学上采取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和现代科学教育相结合的方法。
中国文化书院与九州知识信息开发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一期中国文化系列讲习班将于三月初开学，内容包括中国哲学、文学、书法、音乐、戏曲等二十讲，由冯友兰、梁漱溟等讲授。（韩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