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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事求是的作风
刘少奇
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刘少奇选集》（下卷）即将出版之际，特将刘少奇同志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实事求是的作风”一节选录刊载。
最近几年，有许多干部忘记了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们在决定问题的时候，不调查，不研究，以感想代替政策；在进行工作的时候，乱提高指标，说空话，瞎指挥，不同群众商量。这些同志都凭“想当然”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结果必然是把事情弄糟。
为了力求我们的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长时期以来，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应该加强调查研究。他自己就做过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最近几年，他多次地要求各级党委的负责人，认真地调查研究一两个农村，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商店，一两个学校，以便取得知识，取得发言权，以利于指导一般的工作。他还说过，要调查，并不那么困难，时间并不要那么多。有些同志认真地做了调查研究，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比较好。但是，有许多同志没有做，他们满足于听口头汇报和看书面汇报，而这些汇报，有许多是靠不住的。他们听了一些不确实的事情，如假典型、假“卫星”等，就以讹传讹，盲目推广；看了一些不可靠的材料，也不调查研究，就照样搬用。他们这样主观主义地做领导工作，怎么可能不犯错误呢？
毛泽东同志说，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这句话很深刻，值得我们很好地想一想。有一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从来没有到基层单位认真地蹲过点，认真地同群众谈过心，系统地周密地了解过情况。他们对于工作的指导，当然就只能是不切实际的，主观主义的。直到现在，有一些负责干部还是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去做调查研究工作，或者抱着一定的成见去做调查研究工作；还是不愿意虚心地同群众商量问题，或者只是到某些群众中去找适合于自己口味的材料。一句话，他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还没有真正端正过来。
主观主义作风，是党性不纯的表现。1941年8月，毛泽东同志给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说：“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中央认为，现在有必要向全党再强调提出这一个加强党性的问题。
必须把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的第一个标准。在工作上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估计到客观可能，不要做那些确实办不到的事情，但是必须艰苦努力，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完成那些应该完成和可能完成的任务。只有把我们的工作放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兴旺起来。
我们必须按照《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办事。这就是：“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
党中央号召，那些把实事求是的作风丢到脑后的同志，迅速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
上面所说的那些忘记实事求是作风的同志，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武断办事，而犯了错误的。这些同志，在主观上可能是好心好意，但是，思想方法根本不对头。应该指出，这几年来在办错事情的干部中间，大量的是属于这类性质。
另外有一种人，他们并不是因为一时不了解情况而犯错误，却是故意弄虚作假，瞒上欺下。这种极端恶劣的作风，不但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也不止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而且是丢掉了共产党人应该有的忠诚老实的态度，是丧失党性的表现。
这些人，为了争名誉、出风头，不惜向党作假报告，有意夸张成绩，隐瞒缺点，掩盖错误。有一些工作做得越不好、问题越多、缺点和错误越严重的地方，那种不对党说真话的现象就越加厉害。这种对党、对上级弄虚作假，不是属于不了解情况的问题，甚至不是主观主义的问题，而是一种极不老实的欺骗行为，是一种纯粹的资产阶级作风，是完全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这还有什么党性呢？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再三说，部队缴了敌人的枪，要把数字如实上报，不准多报一支，也不准少报一支。但是，这几年来，有些同志对所报数字居然那么不负责任，随心所欲，信口开河，爱说多少就是多少。他们完全没有考虑，这样做了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经验告诉我们，根据假报告、假数字来拟定政策、编制计划，必然会犯错误，必然会对党、对人民、对国家造成很大损害。
有些地方，有些干部，对上级派去的检查当地工作的人员，竟然千方百计地封锁消息，不让他们了解真实情况，甚至打击那些如实反映情况的干部和群众。这种违法乱纪行为，是不可容忍的。
近几年来，由于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错误，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分，反而受到不应有的表扬和提拔。这就在党内不少干部的心目中，造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印象，以为“谁老实谁就吃亏”。有些人甚至把作假当作聪明，把老实当作愚蠢。我们必须用很大的努力，彻底改变这种情况。那些犯了上述错误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应该首先纠正自己的错误，表扬那些受过批评和打击的老实人，并且向他们道歉；批评那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的人，并且要他们切实改正错误。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把干部中的那种不正常的印象改变过来。
我们要正告那些不老实的人，必须迅速地彻底地改正错误，做一个真正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否则，他们的前途是很危险的。那些不老实的人，虽然在某些时候可能占点小便宜，但是，在我们党内，在人民中，终究是要吃大亏的。那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的老实人，虽然在某些时候可能吃点亏，但是，最后是决不会吃亏的，他们一定会取得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最大的信任。
我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应该听老实话，听老实人的话。同时，必须在党员中间，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对于一贯作假、屡教不改的人，必须给以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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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战略布局中东西部结合问题的探讨
林凌
东西部关系是我国生产力布局中一个客观存在的基本关系问题。任何区域性发展战略的选择，都必须以正确处理这个基本关系为前提。否则，制订的区域性战略就会是不正确的。
处理东西部关系有多种战略选择，如沿海重点、东靠西放、梯度开发和东西结合等。我主张东西结合。我所以持这种观点，是因为：第一，经过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生产力布局的调整，西部有了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交通条件有了很大改善，特别是西部有一些工业部门是东部没有的，是为全国服务的。东西部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西部依赖东部的关系变为东部西部相互依赖的关系。第二，我国实行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政策。这种对外开放政策，沿海、内地都是适用的。事实上西部几个省的引进工作也有很大进展。如果西部地区的边境贸易开放了，除靠东部口岸外，西部也有可能成为进行对外贸易和引进技术装备的重要渠道。第三，我国城乡经济已经开始了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转化的伟大进程。商品经济要求发展横向经济联系，要求等价交换。这样，我国东西部关系将由过去那种按照国家的指令进行布局和产品调拨的关系，逐步发展为国家计划指导和管理下的商品交换关系，对一部分实行指令性调拨的商品，也必然要考虑价值规律的要求。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变化，就使我国的战略布局不能不在东西部结合上做文章。
采取东西结合的战略并不是布局上没有重点。布局上的重点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当前一定时期的重点放在东部沿海，过一段时间可能转到西部，说不定再过一段时间又会向东部某些地区转移。但不论重点在哪里，东西结合的战略方针是不会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东西结合不仅应成为整个国家战略布局的基本方针，而且应当成为长期坚持的方针。
东西结合战略要实现从理论到方针政策的转化，我认为对一些问题的认识需要明确。
一、关于东西部的不同特征。有的同志把西部经济说成是资源型，东部经济说成是加工型。我觉得笼统地这样讲不一定妥当。只要具体分析一下，就会知道，在西部地区，加工业所占的比重，至少不会低于原材料和能源工业的比重。从长远发展看恐怕也是这样。因此，把西部经济称作资源加工结合型似乎更为妥当，而从知识、信息等都是资源这种观点看，沿海地区似乎也不宜单纯概括为加工型。
二、对梯度理论的看法。《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关于我国生产力布局理论讨论会的观点综述，其中谈到我国经济从总体上可以分成沿海发达地区、中部次发达地区、西部不发达地区三个地带、三个梯度。三个地带的划分总的看有一定道理，但必须看到，我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从东中西三个地带看不平衡，就是从每一个地带看也是不平衡的。沿海地区总的看是发达的，但并不是都发达。西部地区总的是不发达的，但是象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兰州等城市就比较发达，而且还拥有沿海没有的某些装备和技术。有些同志把三个地带说成是三个梯度，经济技术的发展要按三个梯度依次推移。这种观点忽视了我们现在处在交通通讯比较发达的时代，忽视了我国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时期，忽视了我国实行的对内对外开放政策在内地一些地方同样可以推行，并不需要由沿海先传到中部再传到西部。我想，西部应在航空和通讯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上、对内和对外开放上多做文章，以缩短东西部在时间、空间上的距离，增强西部吸收和消化先进技术的能力。这从全局来看，也是必要的。
三、对东西结合战略方针的理解。东西结合的内涵是什么？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有一种看法认为，它是指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要支援经济相对落后但资源十分丰富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开发那里的矿产和原材料来支援东部加工工业的继续发展。对此，我认为还应作两点补充。一是东部不仅要支援西部开发资源，还要支援西部发展日用消费品工业。西部日用消费品工业的自给程度是比较低的，而上海这样一个技术、管理水平都很高的城市，以及其它一些沿海经济技术发达的城市，至今还在大批生产毛巾、袜子、肥皂、牙膏、自行车之类的大路日用品供应各地。这种状况并不一定合理。实际上，上海等地可采取一些经济办法，如在各地设立分厂等，把这些产品转给西部各地生产。这既可促进西部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还可促进这些地区的资金积累；同时也可促进东部沿海城市开发新的产业和新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和在内地开辟新的市场。此外，对疏散上海等地十分拥挤的工厂布局也是有利的。二是西部不但要用资源支援东部，还有力量用某些装备和技术支援东部。西部的科技力量总的是薄弱的，而且很不稳定；但西部的科技力量有相当大一部分集中在大工厂和大研究所里，相对来说，不但力量强，而且人浮于事。为了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可以抽出一批人来组成科技开发公司，到一些相对不发达和待开发的城市去，承担那里的设计、施工、引进、消化、技术转让、产品制造等任务。
四、对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国外资源的看法。有一种观点认为，东部可以利用国外的资源，当前开发西部并不十分重要。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必须看到，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利用国外资源是有限度的。沿海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基本上应立足于国内，暂时需要引进的，也要尽快在国内找出替代产品来。在我国东部以至全国，对原材料的需求最终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靠西部来解决。原材料、能源建设投资大，周期长，现在不抓，将给经济的振兴带来困难。因此，东部和西部联合开发原材料、能源，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政策。
五、对建设重点转移模式的看法。我国建设的重点将来要向西部转移，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但是怎样转移，采取什么模式，看法又不尽一致。另外，在时间上还有先开发西北还是先开发西南之争。这些问题当然都只能分析预测，不可能说准确。我的看法是：一、今后的重点转移，不会再象六十年代三线建设那样，中央一声令下，千军万马大规模转移，而是一种渐进的转移。二、重点转移之后，非重点地区仍然要进行必要的建设，如同现在重点在东部，西部也要进行必要的建设一样。三、重点转移后，有可能西南、西北有个开发时间顺序，但是也有可能不分西南、西北，而是根据国家总体发展的需要进行优势资源的基地型的开发。
六、对东西部结合的通道的看法。东西部结合需要有经济通道，这是实现东西部结合战略的一个必要条件。现在的经济通道主要是两条：一条是长江，是连接我国西南和沿海的大动脉；一条是陇海铁路，是连接我国西北和沿海的大动脉。对这两条大动脉充分开发利用起来，形成长江流域经济带和陇海铁路沿线经济带，意义十分重大。同时还有必要把西南同南海沟通起来。
发展航空和电讯，也是促进西部更好地实行对内对外开放、改变闭塞状态的一条捷径。应在内地建立大型国际机场，以直接沟通西部与沿海以及国外的联系。
七、对经济体制的看法。东西部结合战略是一个全局战略，必须打破条块分割的经济体制才能实现。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破除狭隘的地域观念，从全局出发来考虑省、市的地区布局。二是按照平等互利和等价交换原则，发展从省、市到企业横向的多层次的经济技术协作和商品交换关系，打破地区封闭状态。三是地区战略不能面面俱到，必须从发挥自己的优势出发，制定优势战略。四是实行分税的财税政体制，把企业交纳的税种划分为中央税、省税、市税、中央地方分享税等。这样，分割和封闭状态就可以从根本上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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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经济信息与管理》述评
罗时凡
由黄学忠撰写的《经济信息与管理》一书，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信息学是一门年轻的边缘科学。虽然人类利用信息的历史可追溯到远古时代，但把信息作为科学对象来研究，还是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信息论和信息科学产生以后，为了科学地分析和说明信息对经济的影响，西方经济学者又创立了一门新学问即“信息经济学”。1977年，美国年轻学者马克·波拉特发表的《信息经济》一书，是目前世界上有关信息经济学的最系统的文献，在许多工业发达国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作者在本书中没有套用信息经济学的说法，也不是照搬西方的理论，而是在研究信息论及西方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经济信息学的观点。信息经济学是比较传统经济学而创立的，是信息社会的经济学。经济信息学则是着眼于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如何利用经济信息的一门科学，它更具有应用科学的性质。这也体现了作者在理论研究中的求实态度。
任何一门新学科，都不是观点的组合与材料的堆砌，都需要深刻揭示这门学科研究对象的内在联系与发展的必然性。作者正是遵循这一原则，对经济信息的内含、经济信息的组成与基本要素、经济信息的分类与来源、经济信息的价值与功能、经济信息与消息、情报、知识的关系，以及经济信息的特征与密集度、多余度、模糊度等内容，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作者抓住了经济信息在管理中的应用这一主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书中以很多的篇幅，全面地论述了经济信息在企业决策、控制、系统、计划、组织以及经济领导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揭示了经济信息与各种管理职能的内在联系，并分析了有效利用经济信息的有关原则、途径和方法。作者在论述这方面内容的时候，引证了很多现代科学的知识，同时又考虑到我国经济管理的现状和水平，对一些难于理解的理论和方法问题，避开了繁琐的论证和抽象的探讨，注意突出了在管理中利用经济信息的有效性。
在管理中有效地利用经济信息，不等于凡是存在的信息都可以利用。从原始经济信息的收集到管理中的应用，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信息处理过程。任何一个经济实体，为了系统地处理经济信息，都需要建立管理信息系统。一般说来，管理信息系统可分为人工管理信息系统和电子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从我国现阶段经济管理发展状况来看，大多数企业还处在采用人工管理信息系统的阶段，要实现向电子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转化，还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作者从实际应用出发，既介绍了在企业和国民经济中建立管理信息系统的基本知识；同时又以很大的篇幅，详尽地分析了经济信息的收集、加工、传递、检索、储存等方面的处理过程，并提出了一系列实用有效的方法，包括收集和加工信息的调查法、统计法和各种简明的计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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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熊十力论著集》编者弁言
萧?父 汤一介
熊十力（1885——1968）先生是中国现代的著名哲学家和爱国民主人士。原名继智、升恒，字子真，湖北省黄冈县人。幼年家境贫寒，勤学自奋。青年时代奔走于反清革命，曾投身湖北新军，组织秘密社团，并参加日知会的活动。辛亥革命时出任都督府参议，以后又追随孙中山先生，积极参加护法运动。三十五岁后，慨然脱离政界，转而从事理论学术的研究和著述。曾入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先生学习佛法，后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教北京大学，主讲其《新唯识论》，以博学精思蜚声海内外。抗日战争时期入蜀，曾讲学于复性书院、勉仁书院等处。抗战胜利后复回北京大学任教授。新中国成立以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及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6年后定居上海，从容著述。1968年辞世，享年八十四岁。
熊先生学无常师，堂庑甚广，对印度佛教各宗和我国传统哲学儒道诸家均有很深研究；且不囿陈说，驰骋古今，独契心于阳明、船山之学，着力于融会贯通，自创《新唯识论》这一独特的积极辩证法体系；其哲学思想以“体用不二”、“翕辟成变”、“反求自识”为纲宗，强调舍故趋新、自强不息，高扬认识论中的主体性原则。他的哲学体系，以其内容的深邃和论证的严密，在我国近现代哲学论坛上自成一家之言，对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熊先生一生勤于著述，共写出专著二十多部，发表论文、札记等一百余篇，计约三百万言。除二十至四十年代曾刊印专著十多种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印行了七种，有的在台湾省和海外也曾重印或影印出版。但过去已刊著作印数不多，早已难于找到；而生前未刊的遗稿，更急待搜集整理。为保存这笔珍贵文化遗产，满足国内外学者特别是青年一代了解和研究熊十力哲学思想的需要，我们在许多师友的热忱支持下，经过搜集整理，重新校点、编印了这部多卷本的《熊十力论著集》，由中华书局惠予排印出版。
这部论著集，拟收入熊先生已刊和未刊的主要学术论著。卷首选刊熊先生遗像、手迹等照片数帧，末卷附录熊先生年谱及论著总目索引。
我们希望，这部论著集的出版，对于近现代中国哲学史、佛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将起到促进作用；而在海内外专家和广大读者的帮助下，这部论著集在编校方面的缺失将在再版时得到认真的补正。
（注：《熊十力论著集》由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哲学系搜集、整理。第一卷于今年年底出版发行，以纪念熊先生诞辰一百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