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与转换
——“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评述之一
编者按：9月上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世界银行联合举行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的一些著名学者、专家，就宏观经济管理问题介绍了国际经验，并对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碰到的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他们的见解。刘国光、张卓元、赵人伟、周叔莲、陈吉元、戴园晨、何家成等同志对讨论会上涉及的一些问题集体撰写了评述，全文刊载于《经济研究》第12期。本报拟分两次摘要发表。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由于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从总体说，改革的前进方向是明确的。但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究竟是怎样的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需要认真探讨。
在这次讨论会上，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从经济协调机制角度，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进行了分类，并根据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对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在科尔奈看来，经济运行的协调机制可以分为行政协调（Ⅰ）和市场协调（Ⅱ）两类。每一类协调机制又各有两种具体形态：直接的行政协调（ⅠA）、间接的行政协调（ⅠB）、无控制的市场协调（ⅡA）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ⅡB）。
直接的行政协调（ⅠA）和间接的行政协调（ⅠB）都是靠上下级隶属关系，通过纵向的信息流和行政手段来控制经济运行。两者的区别在于纵向调节手段不同。ⅠA体制是行政机构对企业下达具体的指令性投入产出指标。在ⅠB体制下，行政机构不是通过下达投入产出指令，而是借助手中的权力，通过各种形式的干预，迫使企业作出大致符合上级要求的投入产出决策，这里企业决策有着双重依赖，即对上级权力机构的纵向依赖和对市场力量的横向依赖，其中纵向依赖占主导地位。
无控制的市场协调（ⅡA）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ⅡB），都是通过企业间的横向的信息流和市场力量来协调经济的运行。两者的区别在于：在ⅡA体制中，没有宏观调控系统，经济运行几乎完全受市场机制自发的盲目的调节和引导。在ⅡB体制中，社会中心既不是通过直接行政手段也不是通过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大量的频繁的间接行政干预来控制经济运行，而是借助统一的和规范的宏观约束手段或经济参数手段来进行调节和管理；当然对于铁路、通讯、电力等公共部门还要实行直接管理。企业的财务预算约束是硬性的，企业的经营活动要尽量符合市场要求。
间接的行政协调（ⅠB）与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ⅡB），都是间接控制，但两者有明显的区别。比如，两者都利用税收调节经济运行，但在ⅡB体制中，国家有统一的税率，国家立法机构批准通过了税收法后，每个企业必须也只能依法纳税。而在ⅠB体制中，企业需要纳税，但实际税率，是由主管部门同各个企业讨价还价后决定的。又比如，国家分享企业的利润，在ⅡB体制中，利润的分割比例是以法律形式确定的；而在ⅠB体制中，利润的分割比例，年初以合同形式确定了，年终企业可以与国家主管部门讨价还价来改变这一比例。再比如，国家挽救破产企业的现象在ⅡB体制中是例外，而在ⅠB体制中却是常态。
按照科尔奈的模式分类，ⅠA体制是改革的出发点；ⅡA或ⅠB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也都不理想，那末剩下可供选择的就是ⅡB体制了。因此，对ⅡB体制，我们需要作稍微详细的分析研究。
首先，应当肯定，科尔奈围绕经济协调机制对体制模式的划分，为经济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从匈牙利等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入手，抓住了匈牙利体制改革后的企业行为特征，区分出间接的行政协调（ⅠB）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ⅡB），从而验证了如下假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取消指令性计划，经济也能够正常地并且可以更好地运行，但仍不足以彻底改变企业在传统体制中的习惯行为。这对我们如何正确评价经济改革中逐步减少或取消指令性计划的作用和意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里要着重探讨一下ⅡB概念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以及能不能把ⅡB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的问题。第一，能够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在实践中能否做到这一点，首先取决于理论上是否划清了社会主义国家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机制同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宏观控制的市场经济机制的界限。如果这两者的界限是模糊的，那末以ⅡB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就有可能偏离方向。
第二，经济运行机制与所有制的结构和内涵是分不开的。经济改革一般既包括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也涉及所有制的改革。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中，不仅需要解决经济运行机制中的计划与市场、集权与分权、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等关系问题，而且必须解决这种特定的经济运行机制赖以存在的所有制结构和内涵的问题。科尔奈的ⅡB体制一般地以国有经济为对象、以国家所有制为前提，它基本上未涉及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及国家所有制内涵的变革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同时解决，在经济改革的实践中，ⅡB体制会由于缺乏合理的所有制结构或者国家所有制内涵的变革而难以实现。
第三，集权同分权的关系，一直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难题。科尔奈按照经济协调机制区分体制模式，从方法论上看，是可以先舍象决策权力结构问题的。但是，完整的体制模式应当包括决策问题，这样才能保证目标模式在理论上的可靠性和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从这个角度来看，ⅡB体制并没有解决宏观决策与宏观控制的关系问题。此外，在ⅡB体制中，是否会出现和如何防止个人收入两极分化、失业和通货膨胀及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等弊病，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关于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
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在明确了前进方向和目标模式后，如何从传统体制向新的体制转换，就成了问题的关键，用布鲁斯的话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长征。
1、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
我国经济改革和体制模式转换的起点是什么？人们一般认为，中国过去实行的是集中计划经济模式，也就是传统的直接行政协调体制。的确，我国原有经济体制中，传统的集中经济计划模式是居支配地位的，但是不仅仅如此。由于我国经济技术比较落后，自然经济影响更为深厚，加上长期以来指导思想上“左”的偏差，使得我国原有体制在集中化、实物化、封闭化和平均主义化的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了过去实行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的苏联和东欧等国家。这些情况一方面表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更加必要和紧迫；另一方面表明，中国改革要走的路子将要长些，遇到的阻力也将会更多些。
体制模式转换既然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人们不仅需要从静态上把握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了解改革前的实际情况，而且要从动态上把握每一阶段甚至每一步改革的起点，以利于后续改革的进行。
2、体制模式转换的方式
经过几年的讨论和实践，从中国地广人众、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发展又极不平衡等基本国情出发，大家达到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就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应该走“渐进式”加“小配套”的道路，即整个改革的进程是渐进的、分阶段的，而每个阶段的改革则要在相互联系的方面配套进行。这种改革方式大体上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
过去，许多研究东欧经济改革的外国学者，都倾向于“一揽子”式的改革，而不赞成“渐进”式的改革。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外国学者通过与中国专家的讨论，认识有一定的改变。科尔奈认为，对经济改革的步骤不能简单化，有的领域需要采取“渐进”式，例如，在所有制结构的变革中，不论是国家所有制的调整，还是其它所有制形式的扩大，都只能是一步步地进行，不应当也不可能突然变更；有的领域则需要采取“一揽子”的方式，即各项改革措施必须同步配套，如取消指令性计划，就必须相应地进行工资改革、价格改革，建立某种形式的资金市场，硬化财务预算约束、实行财政金融的严格控制等，所有这些都是“一揽子”改革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只进行单项改革，难以获得成功。
通过会议的讨论，对于改革的两种方式，我们认为需要明确以下几点：第一，对“一揽子”或“渐进”改革方式的选择，以及对“渐进式”时序长短的选择，都要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简单地用逻辑推理的办法或者照抄别国的经验来解决。第二，不能把两种改革方式绝对对立起来。在我国这样一个情况极其复杂的社会主义大国，一方面，在总体上相互配套的改革必需分阶段分步骤进行；另一方面，在渐进式改革的每一阶段，改革措施也要尽可能相互配套。第三，在科尔奈看来，所有制结构和国有制内涵方面的改革，需要用逐步推进的渐进方式，而运行机制方面的改革，则需要用相互配套的一揽子方式。但这种区分也不是绝对的。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同所有制改革之间，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两方面改革的关系，也要在渐进方式和一揽子方式改革的结合中注意解决。第四，为了处理好一揽子配套改革方式与渐进改革方式之间的关系，我国既要在总结本国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外国经验，研究制定和不断完善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和方案，又要在改革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检验已经实施的改革的成败得失，在此基础上制定下一步改革的规划和方案。这样，我们就能把我国目前实行的“渐进式”与“小配套”相结合的改革置于改革的总体规划的驾驭之下，使我国的改革有秩序地稳步地达到预定目标。3、双重体制与两难选择
在改革采取逐步推进方式的情况下，新旧双重体制在一个时期内并存的局面不可避免。如何正确对待双重体制，在运用双重体制减轻改革前进中的震荡时，避免和减轻双重体制的弊端，是摆在中国经济学界面前的重大课题。
在我国的双重体制中，计划内外产品售价不同的双重价格是计划内外双重计划体制和双重物资分配体制的集中表现。在模式转换过程中，从放调结合的价格改革入手，利用双轨价格逐渐消长，推动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可以避免改革中的大的震动。
由于双重体制中直接行政协调的削弱和市场协调的不完善引起的种种摩擦和矛盾，会使我们几乎每天都遇到走回头路还是把改革继续推向前进的困难选择。但是，经济生活中的积弊最终要靠改革加以消除，改革中的困难也要尽可能靠后续改革来克服。在某些场合不得不采用并强化直接的行政控制手段时，也不要忘了这是为了向间接的宏观控制手段为主过渡创造必要的经济环境，决不可积习成瘾，妨碍改革的前进。
正确看待双重体制，有三个问题需要明确。一是双重体制与传统体制相比，是倒退还是前进？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七年来整个改革进程的正确估价。二是双重体制的产生是我们在选择“一揽子”或“渐进”过渡方式时的主观失误，还是客观必然？这涉及到我们在后续改革中如何采用符合国情的战略方针和战术措施。三是双重体制是改革的目标模式还是过渡模式？这涉及到能否作出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合理抉择。对于上述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行认真的探索，通过双重体制的过渡期来逐步实现改革的目标，也许可以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如果这一试验不那么有效，也将为研究如何更好地进行改革提供一些教训。
4、改革的经济环境
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对于推进改革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次讨论会上，凯恩克劳斯、埃明格尔根据英国、联邦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严格控制物资分配的统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经验，特别强调消除过度需求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他们指出，在过度需求十分强烈的情况下，任何改革实际上都无法进行。所以一定要防止经济发展的“过热症”。科尔奈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超越实际可能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危险。因为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中，就有一种使经济过热、增长过快的倾向，数量驱动和投资饥饿并存，而新体制的自我抑制和间接调节机制又尚未形成，这就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加剧，使短缺加重，出现投资挤消费和比例失调。而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往往会重新集中权力，使改革出现反复和逆转。改革中的短期困难以及不恰当的解决措施，很可能危害改革的长期目标。
讨论会上提供的各国经验及其理论说明给我们的启示是，
第一，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过热，是在改革过程中时刻要注意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改革从根本上来说是互相促进的，但两者又存在着矛盾。应该在一定时期内让增长服从于改革，有意识地放慢增长速度。为此，必须控制投资规模，避免大幅度地提高工资和奖金，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相适应。
第二，为了防止出现总需求膨胀和经济增长过热，一个关键问题是控制货币供应。社会主义经济经常处于亢奋状态，对于我国这样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来说，货币的过多供应只能加剧经济的紧张程度，并使长期存在的卖方市场难以向买方市场转化，这样就不利于形成一个使市场机制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的经济环境。
第三，经济增长和货币供应是否适度，主要看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但是物价究竟应当控制在什么水平上，是要探讨的课题。看来，在改革过程中因调整不合理的价格结构而导致的物价水平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要考虑经济和社会的承受能力，谨慎地分阶段地进行，以免震动过大。至于不是由于调整价格结构而是由于货币供应过量而发生的物价上涨，则应尽力避免，在小步调整中争取物价水平基本稳定，为改革创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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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银行要正确引导资金流向
严毅
银行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就是要正确引导资金流向。这个问题涉及到如何正确运用信贷杠杆、利率杠杆和其他调节手段，涉及到如何有引导地逐步开放资金市场等内容。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按照经济良性循环的要求，合理有效地分配使用银行信贷资金。这里有三个方面的工作应着重研究解决。
银行贷款要扶优限劣。银行作为经营货币信用的经济组织，对其所作用的对象，必然具有一种客观上的“趋优性”。因此，银行贷款要坚持“区别对待，择优扶植”的原则，在微观上必须讲求个别企业的经济效益。对于经济效益好的企业，银行要积极支持；对经济效益差的企业，则要加以限制。这样，扶优限劣，促进竞争，才能搞活微观经济，增强企业活力，尽快改变企业吃银行大锅饭的资金供给制的局面。
把握信贷的“逆向性”。银行信贷是调节社会经济的一种重要杠杆。它不仅应当以各个工厂为“工厂”而发挥作用，在微观上讲求个别的经济效益；而且更要以整个社会为“工厂”而发挥作用，在宏观上讲求全局的经济效益。这里需要明确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银行信贷活动与社会经济活动之间，不仅具有为人们所熟知的总体上的同向性，而且客观上还存在一种常被人们忽视的“逆向性”。
这种“逆向性”表现为：当人们热衷于搞超高速生产，或者基本建设投资膨胀、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时候，银行要冷静地从宏观效益着眼，不能跟着头脑发热，膨胀信贷去火上加油。反之，当社会经济萎缩、投资趋向疲软、消费需求不足的时候，银行不能跟着周身发冷，收缩信贷，而要适当扩张贷款去促进经济发展。所以，银行正确引导资金流向，就要善于把握这种必要的“逆向性”，审时度势，随时针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情况，灵巧而适度地松紧市场银根，调节资金阀门，进而调节社会经济，以讲求宏观上的总体经济效益。为此，银行的社会地位、运营体制和队伍结构等，都要作进一步的改革与调整，使各级银行的决策人员和骨干力量有胆有识，敢于和善于运用上述一定的“逆向性”，自觉调节宏观经济。
改变资金统包制。长期以来，由于资金大锅饭体制的弊端，不少国营企业似乎存在一种“天生的生存权”。企业一经投资开办，无论经营好坏，都要长命百岁地生存下去，而银行只能有求必应，一生一世当保姆，似乎也相应存在一种“天生的包养权”。这种状况，难以增强企业活力和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
近年来，企业流动资金由财政和银行双轨供应制，改为银行一家统管，对加强资金管理，改变“多龙治水”局面，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还应看到，由于企业吃银行大锅饭的弊端并未根本改变，在不少地方，银行对企业流动资金“统管”，常常变成了由银行一家“统包”，形成千家万户搞基建、流动资金银行包的局面。根据工商银行对五万多户国营工交企业调查统计，去年末有5.3％的企业完全没有自有流动资金，全靠银行贷款过日子；有42.7％的企业自有资金不到其定额资产的30％，其余绝大部分缺口靠银行贷款填补。这是造成基本建设投资膨胀，信贷资金增加过多，固定资金与流动资金比例失调，最终迫使国家多发贷币的重要原因。
如何改？我的看法：一是建立和完善企业流动资金自补制度。企业应从税后留利中，逐年按规定拿出一部分钱来补充流动资金，彻底改变“积累搞基建、生产靠贷款”的状况。二是财税部门要相应调整税后留利，使企业有能力补充自有资金。三是银行对于完全没有自有资金，以及不按规定补充自有资金的企业，要分别对其停止贷款或者相应减少贷款，促其限期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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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江苏省小城镇商业研究会召开第二次讨论会
江苏省小城镇商业研究会召开的第二次讨论会于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射阳县召开。
这次讨论会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中指明的“坚决防止大城市过度膨胀，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城镇”的方针为指导思想。会议围绕这个指导思想，讨论了三方面的问题：一、新形势下发展小城镇和小城镇商业的意义及其特点；二、小城镇的功能和小城镇商业在发挥这种功能中的作用；三、发展小城镇和小城镇商业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经验教训。讨论中大家认为，在新形势下发展小城镇商业更为重要。农村是我国市场的主体，八亿农民在农村，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市场，首先应该研究小城镇商业，发展小城镇商品市场。研究小城镇商业，对于贯彻《建议》精神，制定“七五”计划，对于促进商品生产、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加速发展农村第三产业、繁荣小城镇经济等，都有重要意义。
大家认为，新形势的发展对小城镇商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小城镇的地位要求小城镇商业与之相适应，以更好地发挥流通功能，促进小城镇建设与市场的繁荣。二是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要求小城镇商业与之协调发展，以更好地发挥服务功能，搞好城市工业品下乡和农村工业品进城，农村农副产品进城和农村需要的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商品下乡的“双向”流通。三是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各行各业都经商，要求小城镇商业开拓市场，以更好地发挥横向联系功能，促进市场繁荣。总之，商品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小城镇商品市场的容量更大、辐射力更强、渠道更通畅。
大家认为，发展小城镇商业要有计划，不能盲目发展；要量力而行，不能一哄而上。对当前有些小城镇盲目发展农民商业街、农民过多进入城镇开店的做法，要加以正确引导。 （薛长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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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革对人口科学提出新的要求
中国人口学会第四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于11月中旬在石家庄举行。会议探讨了我国人口问题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特点，一致认为，这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正在从多方面影响我国人口状况和人口工作。首先，城乡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区域、城乡间的交流，加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促使流动人口激增。其次，经济体制改革对人口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就业政策和农村责任制迫使人们重视文化和教育，优生优育成为计划生育工作的一项迫切任务。第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人口就业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正在发生转变，城市化进程加快。
与会者指出，作为人口问题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应引起人口学界的足够重视，对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和控制人口而引起的诸如生态、环境、资源等问题，都要深入地加以研究。
这次讨论会还表明，人口研究的新方法得到重视和广泛应用，如系统工程、控制论和信息论正在成为人口研究和人口管理的重要方法。会上有些论文提出了一些新预测模型和指标方法。在讨论中许多人认为，科学地研究、解决人口问题，应建立一套科学的人口指标、预测方案，并应经过专家论证，充分估计方案实行的主客观条件。
（姚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