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与陈毅同志的一段对话
叶君健
最近我接到一位读者吴海发同志从江苏无锡寄来的一封信，信中有这样几句话：
……今天冒昧向您写信，请教问题，请勿见怪。我在一则内部资料上读到您和陈毅同志的对话。陈毅同志对有才的人很器重。如果大家这样重视人才，我们的事业必然兴旺发达。我想请教，这段对话（见抄件）真实可靠吗？……
附来的这段对话，是陈毅同志1963年8月3日在《中国文学》座谈会上的谈话片断：
陈毅：《中国文学》每月一期，份量不少。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古典作品是谁翻译的？陆游的诗，译得不错。
叶君健：编辑部杨宪益和他的英国籍夫人戴乃迭翻译的。
陈：好嘛！给他出专集，给他稿费。
叶：编辑部内部同志的翻译，没有稿费。
陈：一个月几十元钱，做了这么多的工作。
叶：他每月的工资比这要多些。
陈：销路怎么样？
叶：有两千多个订户。
陈：《史记》是谁译的？
叶：也是杨宪益夫妇。
陈：要给他出专集。《中国文学》每月一期，这很好。这不容易。叶浅予的画有点味道。这是黄胄吧，黄帝子孙，画的不错。
对于这段话，我完全可以作证：绝对真实可靠。因为陈毅同志讲这话的时候我在场，而且记录是我参加整理的。这是陈毅同志一篇很长的讲话的一个极小片断，也可以说是一个极小的插曲，因为他是在讲话过程中边翻阅我当时编的对外介绍中国文学的月刊《中国文学》（用英法文两种文字出版），边讲这段话的。整个讲话持续了三个钟头，非常亲切，象是和朋友谈心一样。事隔二十多年，有些句子我现在还能一字不漏地记得很清楚。这个座谈会是陈毅同志专门为《中国文学》召开的，地点是钓鱼台。当时在座的，除了刊物的负责编辑外，还约请了文艺界其他有关负责同志如林默涵和张光年等同志参加。
《中国文学》是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我国出版的第一个以外国读者为对象的刊物，由当时任文化部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即对外文委前身）的局长洪深同志倡议，周扬同志直接支持，由我具体执行计划而创办的，于1950年编好，第二年初正式出版。当时既无编辑部，又无编委会，具体工作人员只有三名（包括我在内），所以最初只能以丛刊的形式与读者见面，内容是由周扬同志亲自确定的。当时建国伊始，周扬同志的工作极为繁忙，但他仍挤出时间，仔细审阅每本的目录。我记得我只能在趁他吃午饭的时间去和他商谈，他总是一面吃饭，一面谈内容的安排。附带说一句，他当时并不在饭厅里吃饭，而是由勤务员送来一个有两三个格的搪瓷饭筒，连菜带饭（没有菜盘），在办公桌旁吃的。当时的情景实在感人。我估计，由于我的干扰，他的饭一定没有吃好。
第一本的内容主要有《新儿女英雄传》、《王贵与李香香》、刘白羽的《早晨六点钟》、丁玲的《寄给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和魏巍的包括《谁是最可爱的人》等散文四篇。丛刊一出，加拿大的“进步书会”立刻把《新儿女英雄传》印成单行本，在西方发行；印度的进步作家也寄来热情洋溢的长信，盛赞东方有这样一本新鲜内容的丛刊出现，是文艺界的一件大事。国外的这种反应使我认识到，这个丛刊必须认真办下去。1953年正好外文出版社（现为外文局）成立，《中国文学》便改为正式期刊，由该社出版。它既然是介绍中国的文学，理所当然地它的业务得由中国作家协会来领导，由作协主席茅盾同志担任主编，我为副主编，每个年度和季度编辑计划都由邵荃麟同志亲自召集会讨论，每期的具体内容由作协指定专人——如沙汀、张天翼、严文井和郭小川等同志参与议定。这说明我们文学的对外介绍工作，让国外读者能即时读到反映中国人民生活的作品，从建国开始，就受到文艺界领导同志的重视——这也应该说是国际主义的一个方面吧。
陈毅同志高瞻远瞩，从更广阔的角度关心这项对外介绍文学的工作。他亲自召开的这次座谈会是“广州会议”开过没有太久以后举行的，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那时虽然陈毅同志已经向知识分子行过“脱帽礼”，但大跃进期间的极左思潮在他们心中所留下的“余悸”仍然在起作用。我们在编辑工作中思想仍然没有解放，刊物的路子仍然走得非常狭窄，销路没有起色。那次座谈会实际上是一次思想解放的会。陈毅同志谈话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文艺创作、文学翻译和对外介绍中国文学等各方面的工作。可惜我的记录的全文在“文革”期间的几次抄家中被搜走了。可是陈毅同志有两句话我永远忘不了：“如果人家说你们的工作是‘右’了，那是你们的成功；如果人家说你们的工作是‘左’了，那是你们的失败。”话说得尖锐了一些——这也生动地说明了陈毅同志的性格，但留给我的印象却极深刻。我体会到，陈毅同志的实际意思是：“思想要解放，继续解放。”极左的那一套只有使我们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而我们要争取的是国外大多数读者的理解和友谊。
这里对话“片断”是有关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涉及的人只是杨宪益和我——还附带提到叶浅予和黄胄。正因为如此，这段珍贵的“对话”才得以被保存下来。“文革”期间上述的这几个人都是“反动权威”，批斗的对象；陈毅同志当时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也是批斗的对象。这段“对话”常被引用来作为陈毅同志“与反动权威同流合污”的证据。事实上，它是广州会议精神的继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执行的知识分子政策，再次证明陈毅同志的远见和正确。在我们现代的文学史上，它应该说是一份具有重要意义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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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夷即事
刘白羽
初入武夷
大王山上送雄风，一片苍茫落晚红。
午夜嫩寒寻梦处，飞来九曲玉玲珑。
登天游峰
鬼斧神工亦壮哉，天公造化费疑猜。
劈出立剑天一线，湿透丛竹雾乍开。
万转悬崖凝碧血，几流飞雪染苍苔，
武夷收尽人间美，愿乘长风我再来。
泛舟九曲溪
染出碧玉清溪水，一曲奔腾一曲平，
赤壁横波吹倒影，一筏飞唱两三声。
暮抵星村
万山如发指，一水是心灵。
流急凝翡翠，竹簌弄阴晴。
何缘听暮鼓，堪喜晚风轻。
天上人间事，悠悠九曲情。
九曲源头望黄岗山
入武夷山原始森林，穹九曲之源，一泓清碧，野趣天生，遥望黄岗山，山为红军鏖战之地，天光云影，不禁肃然
乱石云卷溪飞雪，古木森然染碧空，
断涧危岩千转处，幽幽许我拜山灵。
鹰嘴岩别武夷
三十六峰峰峰美，我爱鹰岩神魄奇，
敛翼仰天一啸处，欲凌东海送潮汐。
第8版()
专栏：
血迹
韩承泽
当我走进会场，已经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好不容易才挤到一个角落里坐下。
“今天举行纪念上党战役四十周年大型座谈会”。主持人开宗明义：“为了隆重和开得更有意义，我们特地邀请了一些在外地工作的老同志参加。”他环视了一下四周，改用征询的口气：“哪位先发言？”
沉默了几秒钟。
“我先说几句。”在靠主席台附近就坐的一位老同志站了起来。
“今天，我来参加纪念活动，确实是千里迢迢。从年龄上讲，我是到‘线’的人，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革命事业要一代一代传下去。作为老一辈，应当给下一代传点什么？是传给他们房子、票子、舒适的工作和安逸的生活环境呢？还是传给他们远大的理想、抱负和为此而不惜牺牲一切的献身精神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长治之行，与其说是来看看离开几十年的老区的巨大变化，不如说是来寻找当年一位战士的血迹！”
“血迹”两字，他特别加重了语气。
因为距离较远和坐的角度不大对，我并没有完全看清讲话人的面孔。下边他又讲了些什么，我似乎一点也听不到了。我的脑海只是一个劲儿地翻腾，思绪的野马奔向了童年的一段往事……
我的家乡有句俗话：山里的孩子不怕狼，城里的孩子不怕官。我是生在城里，长在山沟，两种特点兼而有之。一个满天繁星的黎明前，在一阵鸡鸣犬吠声中，我背着一个纸墨笔砚和窝窝头装在一起，上面打有补钉的书包，穿着一双露着两个脚趾头的登山鞋，只身一人从山旮旯里钻出来，到当时太行四分区的首府长治考中学。
“小同志，你到哪里？”突然有人在我肩上拍了一下，我一看是个二十多岁的陌生人，高高的个儿，浓眉大眼，嘴角挂着微笑。从他戴着的一顶旧灰军帽和身穿扎有皮带的“二尺半”来判断，他肯定是一个“自带米票”的工作员。
“你到哪里？”我反问了一句。他和蔼地说：“长治。”“和你同路。”“我叫武强，文武的武，坚强的强，你可以叫我武同志。”一路上，他对我这个小不点儿照顾得很周到。吃饭、休息，都是他出面联系，有时还替我背书包。
短暂的相处，我俩似乎成了无话不说的至交。武同志还高兴地告诉我，他在前天举行了结婚典礼，昨天接到调他“南下”的通知，今天到分区报到待命。
“新嫂子哭了吧？你走的这样急。”我调皮地说了一句。
“没有，根本没有。送郎出征是最光荣的事情，送新郎远征就更有诗情画意了。”他边说边从背包里取出一件东西，指给我：“这是她送给我的礼品——一条毛巾，上面是昨天晚上才赶绣的字：山高水长，荆棘何惧。”
“你送给她什么？”
“男女平等，毛巾一条。”
到达长治，已是黄昏时分。闪烁的路灯，宽阔的街道，明亮的玻璃橱窗……使我这个“小土包子”看得发愣了。“小韩？满新鲜吧？我可跟你不同，我和这地方是老相识了。”“你来过？”“前年上党战役，我带领民兵参加支前工作。当时已深秋，阴冷的秋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个多月。战士们身穿单衣，吃的是炒面就凉水。可打起仗来可勇敢啦。在冲锋时，他们都要脱掉上衣，光着膀子，用箩头装满手榴弹，一只胳膊挎着，一只手只管往外甩，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就接上去。就在这条街上，有一个战士胸部受了重伤，我背着他往后面转移，不料，敌人的一颗子弹射进我的左腿。我背着那个战士，十分艰难地爬行了三四里。当我回头看去：只见那殷红的鲜血顺着我的两臂和双腿淌了下来，浸湿了我的衣裤，也染红了脚下的土地，我爬过的地方，留下了一行长长的血迹。这时，前面还噼噼啪啪地响着枪声。战士脸色苍白，喘着气催促我：‘快去前面，不要管我。’我说：‘你的伤不轻，我不能离开呀！’他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我不行了……为了全中国的解放，这里留下了我的血迹。以后，只要将这些告诉后人，我就……，”
“那个战士叫什么名字？”我急切地问道。“不知道。遗憾的就是这个！”武同志喉咙哽得说不出话来。
正当我在记忆的脑海里，尽力搜寻着当年武同志给我留的某些细节时，忽然被一阵“哗啦啦”的掌声打断了。我开始意识到是刚才那位同志的讲话结束了，便急不可待地向主席台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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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讨好不是正道
赵润峰
现在，有些领导干部不坚持原则，一味迎合少数人的错误意见，想方设法满足本单位、本部门某些人在福利待遇等方面的不合理要求。这不是在关心群众，而是在用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办法讨好一部分人。
有这种行为的同志有一个常用的辩护词，叫做“我是在为群众谋利益”。这是难以自圆其说的。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究竟何谓群众利益？列宁有句名言：党向来是，并且不能不是觉悟工人的代表，而不是不觉悟工人的代表；故意迎合工人的落后性，是最危险和最有罪的事情。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群众中一部分人往往容易追求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不注意长远的、全局的、集体的利益，不善于处理这两方面利益的关系。领导者的责任，就在于引导他们顾全大局，放眼未来，使他们懂得在国家整体利益之中就包含着他们自身的利益，自觉地为国家、集体谋利益，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和集体利益之中。作为领导者，如果不坚持这些原则，反而用挖国家墙脚、损害全局利益的办法，来满足少数人片面追求物质利益的需要，虽然暂时可以使这类人得到一点益处，但最终受到损害的，也还是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群众的切身利益。有的企业明明已经亏损了，还在那里一个劲地乱提工资、滥发奖金。钱从哪里来？还不是“杀鸡取卵”，把生产基金变为消费基金，分光吃尽。这样继续下去，必然会使企业坐吃山空，不要说扩大再生产，恐怕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
那么，为什么有的领导者要向本单位少数人讨好呢？有的是为了“不惹麻烦”、“不丢选票”，有的为了给个人“建立根据地”，给自己“留后路”，也有的为了让本单位的同志多得一点实惠，好称赞他“关心群众”。总之，他们是在用牺牲党的原则，用损害国家利益的办法，来为自己捞取好处。这种思想和做法，同共产党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高尚品德毫无共同之处。作为党的干部，完全不应该出于个人的私利处处讨好。如果真是出自对群众的关心，那就应该严格按照党性原则办事，实实在在地办几件有益于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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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小人挟才以为恶”
宋朝的司马光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
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确有不少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正为建设社会主义勇挑重担，作出重大贡献。也有若干才能平平，但品德较好，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工作，献出自己的一分热力。可也有少数败事的“歪才”，也就是“才胜德的小人”。这种人很善于投机钻营，贪赃枉法。报上揭露的那些违反党纪国法的犯罪分子，岂不就是“小人挟才以为恶”者？！
我们在调整、组建新的领导班子时，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准则，决不能只是重才而轻德，更不可选用那些专挖社会墙脚的“歪才”。司马光早就评论过，“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
甫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