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呼喊我们时代的史诗
本报评论员
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李凖的《黄河东流去》、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和刘心武的《钟鼓楼》三部长篇小说荣获奖励。这是我国文学界值得庆贺的一件喜事。我们谨向三位获奖作家以及广大文学界同志致以衷心的祝贺。
近八九年来，全国和各地在文学创作上年年评奖，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等都相继评过奖。但是，最令人瞩目的还是长篇小说评奖。这不仅因为这项评奖是以我国文学大师茅盾命名所具有的荣誉，也不是因为这项奖励比其他评奖有更丰厚的奖金，而主要是因为长篇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在现代文学史上历来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长篇小说的成就是我们国家文学成就的主要标志。
别林斯基曾经把长篇小说称为“我们时代的史诗”，认为它更适合诗情地表现生活，它的容量，它的界限，是广阔无边的，它包含着生活的整体，有着深刻的意义和无边的诗意。别林斯基的这些话是对长篇小说审美价值的高度的评价。事实上，自从长篇小说这种文学样式产生以来，人们估量一个国家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成就，往往是以长篇小说成就的高下为标志的。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各个领域都有很大的、甚至是空前的发展。但当人们谈到我国文学成就时，总是自豪地着重提到我们有过“三红一创”（《红旗谱》、《红岩》、《红日》和《创业史》），有过“青山保林”（《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尽管由于时代的变迁，世事的推移，对于这些作品的评价会有一些变化，但它们确实曾经在文坛上占有光辉的地位，在读者中赢得广泛的声誉，使我们引以自豪。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段时间里，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崛起而成为文学中的佼佼者，长篇小说创作则略显逊色。许多有志于此的作家急起直追，近些年来长篇小说创作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的六部长篇获得好评。这次获奖的三部长篇小说是在近几年来出版的几百部长篇中遴选出来的，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质量。我们从中既可以获得对它所描绘的社会生活的再认识，也可以得到艺术美的享受。它们的作者得到人民的奖励是当之无愧的。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的文学创作，包括长篇小说的创作，在思想和艺术质量上与时代的要求相比，与人民的要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人们热切地期望有我们时代的伟大史诗诞生。这方面有待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时代是创造奇迹的伟大时代。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和进行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历史进程，整个社会充满着创造性的活力。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正在充分调动起来，许多奇迹就诞生在我们的面前，许多英雄人物就站立在我们的面前。一切有出息的文学家，在这英雄辈出的时代，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他们已经或正在投入四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和那些普普通通的然而又是创造奇迹的人们打成一片，同呼吸、共命运，心心相印、息息相关，从这最丰富的创作源泉中汲取营养，获得诗情画意。同时，不少作家勇于探索，在艺术上打破封闭状态，敢于大胆吸收一切有利于丰富我们文学表现手段的经验和技巧，正在促使我们的文学在开放中嬗变和创新。时代呼喊着文学。我们相信，经过作家艺术家们的努力，一定能够创造出无愧于生活的“我们时代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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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学评论
迎接更丰盛的收获
唐达成
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活动是对于我们三年来长篇创作成就的又一次盛大检阅。
“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黄河东流去》、《沉重的翅膀》、《钟鼓楼》三部作品获奖固然使文苑增添新卉，但更是报告了我们文学园地春意盎然的信息。我们今天虽然还不能说长篇创作已获得了全面超越前辈的成就，但我们的文学劳作却是前人不能取代、后人不能重复的，因而富有我们时代特有的重大意义。而就近几年长篇创作数量的众多，题材的广泛，形式、手法与风格的多样来说，它更是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使我们对于长篇创作的形势发展充满希望。我们还高兴地看到李凖、张洁、刘心武三位作家都是写作短篇、中篇的能手。一大批创作中、短篇的优秀作家转移到了长篇领域，掌握长篇创作的“重武器”，努力反映我们时代的生活，民族的历史，人民的斗争，这又使我们看到了长篇兴起的大趋势，增强了信心。放眼文坛，艺术创造的闸门已经打开，在春风春雨的沐浴滋润下，在沃厚丰腴的生活土壤中，只要适时播种，勤于耕耘，我们就必将有更丰盛的收获。
文学之路永远是不平坦的开拓者的道路。长篇小说体制宏大、结构复杂、蕴含丰富，肩负着在广阔的历史画卷上概括并反映生活的使命。这是它艺术力量的所在，同时也要求作家付出更艰辛的劳动。它要求作家站在时代的高度，具有深刻的思想与宏阔的视野，既有对生活厚实的把握，又有结构情节、塑造人物的卓越能力。从这些方面看，这三部获奖作品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无论是作为历史画卷的《黄河东流去》，反映当前改革时代的《沉重的翅膀》，还是主要表现市民生活、文化心理的《钟鼓楼》，都具有较高的视点，拥有全景式的对生活的把握与深沉的历史感。《黄河东流去》反映了中国普通农民的生活与命运，在他们中间既蕴藏着我们民族潜在的生命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也凝淀着民族沉重的积负；他们的苦难与不幸，奋起和抗争，最终表现了历史的指归；对农民生活历史的描绘同时也是对民族命运的思考，使《黄河东流去》具有超出特定时代的思想意义。《沉重的翅膀》正面反映改革，并不回避翅膀的沉重，却仍然给人以腾飞的信念，它是对改革者艰难起飞的颂歌。深入并全面地表现改革，必然触动经济、政治、道德、心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改革是过去与未来的联结点，历史的内容便必然溶解在改革的生活之中。《钟鼓楼》被认为是对于当代文明的宏观反思，它以独特的角度，把历史浓缩到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把传统的市民文化与当代生活结合起来，在检索历史中，探索社会生活的走向。这三部作品都以广阔的规模反映了我们伟大的时代，这种反映应理解为是反映了我们的时代精神。它们也再一次向我们肯定了一个普通而又弥久常新的事实：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作家和时代紧密相联的当代意识则是作品的血肉与灵魂。
罗曼·罗兰曾经说到：一个人的生命决不能受一种艺术形式的束缚。同样，文学的生命也并不受制于某种一成不变的形式。我们注意到这三部作品在艺术上、形式上也各有创造与发展。多线索的综合，多种人物的互补与映衬是它们共同的特点，而《黄河东流去》那连环式的板块结构，则把每户农民的命运史联结、融汇成了我们民族的生存斗争史。《钟鼓楼》被称为橘瓣式或辐射式的结构，它使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沿革归聚到了一天的时间幅度之内。《沉重的翅膀》中引人注目的心理剖析与感觉描写突出了改革时代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两个侧面的结合。它们表明成功的艺术创造服从于内容的需要，艺术创新总是内容创新派生的产物。
古人在说到文学创作时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三部获奖作品共同的根，在于它们对于祖国、人民深厚的感情，对于民族命运与发展的关切，对于社会主义及改革时代深切的爱。他们拥抱生活，把个人感情与人民的感情交融起来，使作品获得了时代的血液和生命力，震响着时代的旋律。我觉得，这不仅对于长篇创作，而且对于整个文学事业都有着普遍的意义。
当前的长篇小说创作有基础，有发展，也有潜力。我们的文学需要塑造更多的感应着时代脉搏的，感人肺腑、动人心魄的艺术形象；需要塑造那种呼之欲出、令人久思难忘的时代的典型，这一任务更多地落在了我们的长篇作者的身上。
长篇创作新的大潮正在涌起，许多作家正致力于新的攀登。在庆贺本届评奖取得成功的时候，我们也期待着下一次的检阅。我相信，那将会是更为盛大、更为壮观的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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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学评论
文学创作的“长征”
陆文夫
因为我写过小说，但是近几年来又没有出版过长篇小说，所以让我参加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工作，据说这样做可以避嫌。嫌是避了，这难字却是避不了的。因为我知道没有哪一次评奖可以做到皆大欢喜。总是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有人要打抱不平，有人还要反权威。我的天！可我现在也不懊悔，评选工作给我上了一课，使我明白这长篇小说是不大好惹的，如果要惹的话，就得下决心把这二万五千里走到底，甚至还要走个来回。
有一位作家说过，他写长篇时，第一稿是从头向后写，第二稿是从后向前改。这样做可以避免头重脚轻，后松前紧。当然，各人的创作习惯不同，不必参照学习，但在长篇创作中后力不济的情况经常出现，倒是值得注意的。
有些作品开头的时候写得很好，人物出场，情节展开，事件的铺陈等等都显得有条不紊，所写的内容也新颖独特，为它处所鲜见。读到一半以后就觉得作家们劳累了，积蓄的生活和积蓄的精力渐渐地不济。线条变粗了，流速加快了，出现了一些未曾精选过的情节和语言，特别是写到最后的几章，好象是在仓促中完成的。出现此种情况完全可以理解，因为经营一部长篇往往要花很长的时间，成年累月地面对着一张张稿纸，春夏秋冬，人事变迁，那烦躁不安，急于释负的心情是很容易产生的。写作的人对这一点都能理解，可是读者却不能原谅。因为读者对一部作品的评价并不是萌发于开头，而是产生于末尾，掩卷而思，才能够就一部作品的整体发表高见。一件艺术品的完美性遭到了破坏，那局部的精湛也会相应失色的。人们就会说：“这部作品的前半部还写得不错，但是……”这一但是就惹出麻烦来了，似乎连前半部也有不少缺点。就象一个人的两条腿有点长短不齐，那短的一条当然不好看，相比之下那长的一条也未必好看到哪里。
写长篇要坚持跑完二万五千里，不松劲，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回过头来再跑一遍的话，那就更会令人望而生畏。没有办法，从某些作品的情况来看，再跑一遍是很有必要的。我想，一个作家在写长篇时，不管他是否有写作提纲，总是摸索着向前。摸索可以探幽，可以寻奇，但总免不了要走点儿岔路的，当时并不认为这是一条岔路，而是十分起劲地走了一大气，甚至硬着头皮走到底。当时也许感到走得有点勉强，有点吃力，但也不清楚原因在哪里。这样走了以后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索性认了，认为这样走也可以，条条大路都是通的。另一种情况是回头一看，或经人一点自己也明白了，知道岔道在哪里。但是看着那一大堆稿纸又犯愁了，失去了大动干戈的勇气。如果能出现此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已经是胜利在望了，沉住气，喝口水，休息休息，然后再鼓足勇气往回走。在生活里走回头路很痛苦，很乏味。在稿纸上走回头路虽然很费工，却也有不少的乐趣，因为你可以看到一种明显的提高，感到日趋完善。也许这种感觉只是一种自我欣赏，可是自我欣赏总比自我谴责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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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篇小说繁荣在望
顾骧
长篇小说，文学中的交响乐，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随着历史的发展与印刷术的发达，它常常成为一个国家、民族、时代文学繁荣的标帜。别林斯基曾从创作客体与主体两方面，论及长篇小说的特点：“它是最广泛的、包罗万象的一类诗；才能在这里感到无限的自由”。茅公临终，仍念念于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并寄厚望于长篇小说这一文学的“重武器”、这一“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者”，此乃茅公的远见卓识。
以茅公命名的长篇小说文学奖评奖活动，从第一届到第二届，已越三年。以我所阅读的部分作品得到的印象，这三年，长篇创作在总体水平上大有提高，思想与艺术质量有长足进展。作品的美感与诗情增厚了，对生活的理解与把握加深了。许多作品呈现着浓烈的现实感与时代性，饱含着作者对生活炽热的激情。读张洁的《沉重的翅膀》（1984年修订本），不仅使我们惊异于在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方始之初，作者就及时地以长篇形式，理丝有序地、比较准确地揭示了社会矛盾诸关系及其发展态势，写出了中华腾飞的沉重、艰难和光明、希望，艺术地概括了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的历史大转折时期（或如作者所称“过渡时代”）的社会历史本质特征；更使我们强烈感受到的是，作品从总体氛围中，透露出不可遏止的要求变革的时代情绪，反映出变革时代人民的理想、愿望、希冀和追求。而这一切又和张洁创作的个性色彩：对生活、人物观察的敏锐，艺术感受和描写的细腻，和谐地统一着。近年来长篇小说颇为注意历史感与当代意识的融汇，从历史流向把握生活，从历史因素中思考人物命运。李凖的《黄河东流去》虽还不能称作史诗，但作者确实有着史诗性追求。作者用今天这个觉醒年代的意识和历史的眼光，去表现已经逝去的苦难年代的农民。作品实际上探究和表现了我们这个伟大而古老民族的性格、命运、精神，颂扬了我们这个民族坚强的生命力，发掘了民族美好的品德和精神境界。这样，作品就获得了深邃的思想内容和丰富的艺术生命力，具有较高的教育、认识和审美价值。它无愧于本届“茅盾文学奖”领衔之作。在长篇创作中，越来越多的作家在尝试文学观念的开拓和艺术手法的探索。刘心武的《钟鼓楼》是比较成功的一部。既然是尝试，就难免有某些不足。但勇于创新的精神和值得肯定的长处是应该珍惜的。作品所谓“桔瓣式”的结构，钟鼓楼的总体象征，传统的《清明上河图》式表现方法的继承与西方超级现实主义手法的借鉴，都令人瞩目。他以一种冷静的态度，少带作家感情色彩，多让读者思考去描写生活，颇有布莱希特美学的因素。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切手段，表现了八十年代京华市民的生活风貌和在变革的历史潮流下，人们的心理情态的冲突。这是一部艺术创新之作。
长篇小说在前进，几部获奖作品在艺术上取得了很大成就，这是客观事实。但，长篇小说的发展还远未达到全面繁荣的局面，这也无庸讳言。冷静地分析，似不应将现有长篇创作整体水平估计过高。时至今日，独领文坛风骚的恐怕还是中篇小说。长篇小说还处在思想和艺术积累过程中，还处在逐步走向成熟过程中。长篇小说，还缺少气魄宏大、能艺术地概括我们整整一个时代的史诗作品。虽然，不少作者在向史诗方面努力。长篇小说，包括某些优秀之作在内，一个普遍弱点是典型人物塑造艺术功力不足。那种具有巨大艺术感染力和永恒价值的典型人物形象，还不多见。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正是长篇作品艺术生命之所在。《唐·吉诃德》、《安娜·卡列尼娜》、《红楼梦》之所以名留文史，与唐·吉诃德、安娜·卡列尼娜、贾宝玉、林黛玉这些艺术典型，印在千百万读者心上是分不开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多年来却不太讲究语言。长篇亦莫能外。近期有所变化，《黄河东流去》语言传神生动，简洁自然，在民族化上下了功夫。可是，总的说来，语言仍是长篇创作薄弱环节之一。
长篇小说，还有待于跃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这种状况，乃属自然。瞻望前景，跨过目前的水平线，进入一个更大繁荣的新境界，也是势不可免，并恐为期不远。长篇创作摹时代风云，绘历史画卷，写众多人物，叙复杂事件，理错综矛盾，就更需要具有能揭示生活底蕴、洞察社会矛盾本质的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素养，就更需要有深厚的生活积累，就更需要有总体经营的艺术驾驭力。因而，长篇创作的繁荣，往往有一个周期。“五四”后，第一个十年，优秀长篇小说也只有《倪焕之》等不多几部。而达到长篇小说现实主义高峰的《子夜》、《家》、《骆驼祥子》，是出现在第二个十年中。建国后，代表“十七年”长篇小说最高水平的“三红一创”等，也大都问世于第一个十年末、第二个十年初。如今，社会主义文学的新时期，也即将进入第二个十年。社会安定，作家们对自己社会责任感的重视和独立思考的自由权利的获得，沸腾的变革生活的召唤，文学观念日新月异的变化，中短篇小说崛起浪潮的冲击……这一切，为长篇创作突破性的发展准备了条件，铺平了道路。我似乎已隐隐听见长篇创作的春天来到的雷声。我以为，长篇创作已处在大转折的关节点上，已逼近突破现有水平线的边缘。对长篇小说创作的前景，我持有充分的信心，抱着完全乐观的态度。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我们的时代应是诞生伟大文学史诗的时代。人民需要史诗。时代在呼唤史诗。长篇小说繁荣在望，中兴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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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简介
《黄河东流去》（上、下集）李凖著
上集1979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下集先发表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长篇小说》丛刊第五期，后由该社出版。
这部小说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扒开黄河，淹没四十四个县所造成的空前浩劫，展现了一幅黄泛区农民大迁徙的新的“流民图”；并以七户农民的命运为线索，写了他们每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塑造各种类型的农民形象，表现了他们身上闪现出来的黄金一样的品质和纯朴的感情，也表现了他们身上存在的狭隘、保守的旧观念。上集着重描写落难的赤杨岗农民在大迁徙之中相互救助、相濡以沫的纯朴感情和不怕困难、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作者写这一切是“想在时代的天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力量”，深入开掘我们的民族精神。在下集里，除了继续进行这种开掘外，又通过一系列情节，表现某种新的观念，扬弃我们民族心理积淀中某些消极的东西。小说中塑造的农民知识分子徐秋斋、农民艺术家蓝五，以及海长松、海老清、王跑等农民形象，还有陈柱子、海四圈、凤英、爱爱等人物形象，个性鲜明，有的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李麦这个人物形象虽然着墨不多，也比电影中的李麦丰满得多。小说的语言是采自中原农民口语并加以提炼而成的文学语言，精美而富于表现力。
《沉重的翅膀》（1984年修订本）张洁著
先发表于1981年的《十月》杂志，同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经作者做了近三分之一的修改，由该社于1984年出版了修订本。
在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作者就敏锐地抓住这个题材，通过描绘中央重工业部和它所属的曙光汽车制造厂的改革进程和纷纭复杂的矛盾，表现了进行改革的历史必然性、现实的迫切性以及斗争的复杂性，同时也表现出我们民族起飞翅膀的沉重感。这部作品时代精神强烈，被看作是一部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时代风云的政治小说。小说中所着力塑造的改革者的形象，从副部长郑子云到厂长陈咏明、青年工人杨小东，都是相当有艺术光彩的，也是具有典型性的。而象田守诚、孔祥、宋克、何婷等仍然带着“左”的眼光来看事物的各种职位、各种性格的人物形象，也都不落俗套；女记者叶知秋、女理发员刘玉英、部长夫人夏竹筠、女干部万群等女性形象，塑造得也较成功。这部作品发表和出版后，反响强烈，也有歧议。后来作者听取了各种意见，对作品进行了较重大的修改。我们现在看到的修订本，几个改革者的形象更为丰满，结构也更加紧凑完整。
《钟鼓楼》 刘心武著
先发表于1984年的《当代》杂志，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小说以薛家婚宴为主线，浓缩北京市民一代人的生活风貌于一天，描绘了作为古老北京象征的钟鼓楼下一条小胡同中的一个四合院里九户人家，以及同他们有关联的北京市民群像，展示了八十年代北京市民缤纷和流动的生活图景。作品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北京市民的群像，其中有象爱吹牛的海老太太，靠拾废纸度日而酷爱京剧的胡爷，工人出身的荀兴旺，当过喇嘛的薛永全，丐帮出身的卢胜七，作为新娘保护人的七姑等老一辈；还有象奋发向上、善良正直的荀磊，路喜纯，海西宾，薛纪徽，“浅思维”型的新郎薛纪跃和新娘潘秀娅，处于低消费的生活习惯和心理状态中的梁福民、郝玉兰夫妇，浑身沾满旧习气的卢宝桑以及新生小偷姚向东等年轻一代；还有象“性格右派”詹丽颖，京剧演员澹台智珠，温驯的老编辑韩一泽，持有受到非议的爱情道德观的慕樱，以及某部局长张奇林一家这样的准小市民或临时小市民等。小说没有统一的完整的故事情节，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一段历史，作者把它们巧妙地联缀起来，形成一种作者称为“桔瓣式”的结构形式，不失为一种新的艺术探索。
（何镇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