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学习理论、研究现状和研究历史相结合
——从《刘少奇选集》下卷出版谈起
龚育之
继《周恩来选集》下卷于去年11月出版之后，《刘少奇选集》下卷现在出版了。这两部选集的下卷，收录的都是建国以来的著作。《刘选》下卷全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著作，《周选》下卷主要也是这十七年的著作。在这十七年中，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处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党政工作。因此，这两部选集下卷，是了解和研究我们党在这十七年中积累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财富的极重要的文献。
我国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新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进行的。面对新的实际，我们要用极大的努力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发展新理论。不能也不应指望过去的文献为我们解决现在面临的各种新问题提供现成的具体答案。那么，出版反映十七年的历史经验的著作，或者一般地说，出版党的历史文献，意义在哪里呢？
我以为，出版党的历史文献，其意义不仅在历史方面，而且有它的现实方面。因为，研究历史固然不能代替研究现状，但是如果不了解和研究历史，特别是同现实最切近的历史，要透彻地了解和研究现状，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讲《改造我们的学习》，批评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提出学习理论要同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相结合，强调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学习方针。中国的实际，包括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割断历史。
那时候讲研究历史，着重的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二十年的党史。在延安整风中，研究党的历史，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是极重要的一环。
不久前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向全党新老干部郑重地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求。这是一个“新的要求”，因为这种学习要针对新的实际，研究新的现状。同时我以为，在这种学习要求中，也包含研究历史。学习理论、研究现状和研究历史仍然应该相结合。
现在讲研究历史，着重的部分，还应该加上我们党在建国以来的历史，包括建国后十七年的历史、“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粉碎“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可以说是当代史，是刚成为历史的现实，是还属于现实的历史。小平同志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将近七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这确实来之不易。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这是对这七年的高度评价和概括。要深刻理解这个评价和概括，就需要研究党的历史，研究党在这一历史阶段的重要文献。当然，对这一段历史，我们每一个干部都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似乎都是了解的。但是，要把感性的经历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要把局部的经历上升到全局的认识，要提高我们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仍然需要了解和学习。特别是一些新进入领导层的中青年干部，或者由于当时还没有担任领导职务，未能接触某些重要情况和重要文献；或者由于当时注意力还不在全局，未能重视研究这些文献。现在担任领导职务了，要掌握和研究全局了，就存在一个通过系统地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了解这七年党的重要历史进程的任务。我们应该做好党的当代文献的编辑出版工作，以适应这种学习的需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的选编和汇编，《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的出版，就是为了这个目的。《邓选》出版以后，小平同志的文章已经编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本小册子。选编和汇编十二大以来的重要文献，显然也是应该着手准备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历史的经验教训决不能忘记。拨乱反正，首先和主要是拨“文化大革命”之乱。在整党中，要求对全体党员深入进行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这也是研究历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一些领导人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后来为实际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了许多努力。这些，在《邓选》和《周选》下卷中有所反映，也是我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应该了解的。
建国以后到“文化大革命”以前这十七年，是一段很重要的历史。要理解最近这七年的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也不能不了解那十七年的历史。“文化大革命”是由十七年中的错误积累发展而来的，拨“文化大革命”之乱，就包括拨十七年中导致“文化大革命”的那些错误之乱。全面改革，包括要改变在十七年中就已逐步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些僵化的观念，改革在十七年中建立的一些被实践证明并不完全成功或者不再适合后来情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所以，不应该对十七年采取全盘肯定态度，不应该以十七年故步自封。
但是，在指出这一方面的同时，我们还要强调另一方面，那就是：决不能无视十七年中我们党领导全国亿万人民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而英勇奋斗，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和积累的历史经验。拨乱反正，就是要归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轨上来。十七年中凡是遵循这条正轨而取得的成就和经验，都是我们要肯定和继承的。全面改革，是在肯定和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如果对党领导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采取全盘否定态度，我们就会丧失基本的立足点。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十七年中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成就，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的奠定，物质文明建设的成就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对于指导我们取得这些成就的思想和理论成果，也是给以积极评价的。记载和总结这些成果的文献，有党中央的许多决议；有毛泽东同志的一些科学著作和科学论断（《历史决议》中列举了篇名和论点）；收入《刘选》下卷的著作，《周选》下卷的绝大部分，《朱选》的一部分，以及《陈云文选（1949—1956年）》，都属于这个范围。
拿《刘选》下卷来说，收入了这样几类著作：
一、党中央关于全局的重大决策，在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上，由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作报告加以宣布和说明的。如1950年在全国政协（那时政协代行人大职权）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1954年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报告，同年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的政治报告，1962年在党的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和讲话，都属于这一类。这些文献大都在当时已公开发表，没有公开的也在党内广泛印发。它们构成《刘选》下卷的主干。阅读这些文献，就追踪了那个历史阶段我们党前进的主要步伐。
二、党中央关于某些方面、某些部门工作的基本方针、重要政策，由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加以指导来确定的。如1950年在马列学院关于理论学习的讲话，1951年在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上关于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建设的讲话，同年在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总结和在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总结，1953年在党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4年关于提倡节育的讲话，1956年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1961年关于森林工作的讲话，1962年关于政法工作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等等。这些讲话大多在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这次收在选集中公布，对于我们了解这些部门工作的历史很有价值，有许多思想和原则对于今天这些方面的工作仍有指导意义。
三、少奇同志在改革方面的一些探索。这些探索，当时党中央是予以肯定和支持的。如从1957年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和关于勤工俭学的两篇文章，到1958年关于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讲话，再到1964年关于半工半读、亦工亦农的多次讲话，反映了少奇同志在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改革方面的有系统的探索；1965年关于试办托拉斯的谈话，反映了少奇同志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探索。当时关于改革的具体设想，今天当然不能拿来照样实施，而需要根据今天的情况重新设计。当时关于改革设想的一些理论说明，难免受到那时政治思潮的影响而表现出某些局限和缺陷，今天需要重新认识。但是，诸如教育制度改革要同劳动制度改革相联系和配合这样的深刻思想，无疑对今天我们进行的改革，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少奇同志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当时没有得到党中央认可，甚至受到批评，今天看来是很有见地，给人以启发的。如1951年关于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的笔记，同年关于合作社的若干问题的手稿。前一篇笔记涉及建国初期工会工作的一场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少奇同志基本上是支持邓子恢同志对工会工作的主张的，即认为在国营工厂中企业领导和工会基本立场一致，但工会仍然有维护工人权益的任务，而不能成为行政的附属机关。少奇同志还把这个问题提高到理论上来探讨，论述了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问题，坚持了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发挥了两类社会矛盾的思想，为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下（当时还只在国营经济中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矛盾问题，开了先河。由于这场争论不久以李立三同志（他也支持邓子恢同志的意见）受到批评并被解除在全国总工会的领导职务而告终，少奇同志这份笔记当然不可能发表。今天很清楚，它不仅对工会工作方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最早文献之一，也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手稿，着重讲农村供销合作社，注意适应农业和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从商品流通这个环节上组织合作社，引导小农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结合。后来由于主要着重在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篇手稿被搁置下来了。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来读这篇手稿，同农村现在的改革相联系，其中的思想显出了持久的生命力。
此外，少奇同志还有一篇1950年写的《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长篇手稿，也是有许多闪光的思想，当时没有发表因而长期鲜为人知的宝贵文献。
总之，少奇同志做为我们党的一位卓越的领导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但在建国以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而且在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进行了许多理论的探讨和思索。从《刘选》下卷以及建国以来的其他重要文献中，可以看到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怎样重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这种结合中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前进。他们为寻找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付出了毕生精力，积累了许多对今天仍然有价值的思想财富。我们今天讲学习理论，包括要学习由这些文献所纪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相结合的成果。建国以来的三十多年中，我们党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和探索，取得了成就和经验，也经历了失误和挫折。了解、研究和总结这些历史，将鼓舞、鞭策和帮助我们面对新的实际，在新的奋斗和探索中，去创造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历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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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科学地、正确地对待人才
李振军
建设四个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只有源源不断地大批造就新的优秀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我们才能在时代的挑战面前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给人才的大量涌现创造良好的条件，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对待人才的正确态度。
爱事业才能爱人才 领导干部首先要有一颗爱才之心，而爱才之心，是和爱国、爱党、爱人民、爱事业之心相关联的。一个以国家和人民事业为重的领导干部，对于振兴祖国的有用人才，必然怀有强烈的挚爱慕求之心。相反，如果他一心爱的是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爱的是个人的利益，那么，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爱才之心。
翻开我们的历史，可以看到，举凡有所作为的人，为了成就事业，无不珍爱人才，视人才为“灵蛇之珠”、“荆山之玉”。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数不胜数。我们党内也有许多领导同志，一贯以革命事业为重，目光远大，爱才心切。聂荣臻同志在晋察冀军区领导抗日战争时期，听说一位叫殷希彭的病理学专家，是日本帝国医科大学毕业生，在北平任过医学院教授，医术很高明，学生遍于冀中。要是把这位医学人才动员出来参加革命队伍，作用和影响是很大的。但是，殷希彭提出三个条件，一是要一匹马代步，二是不吃粗粮，三是来去自由。有关干部听了直摇头，可是聂荣臻同志却同意接受这三个条件，他说：“一个好的医生加入革命队伍，成千上万的伤病员就会得救，就能重新走向战场消灭敌人。另外，我们这样做，不只是使他一个人能参加革命工作，同时还会影响更多的知识分子投身到革命事业中来，对革命事业作出贡献。何况，他参加革命后，认识也会慢慢发生变化，这三条他还可能一条也不要了！”殷希彭投身革命后，他的许多学生也来了。后来，他果然主动取消了这三个条件，成长为我们党的一名优秀干部。
我们所说的爱才之心，正是要建立在这种对革命事业极端热忱、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懂得人才的价值，也才能真正做到尊重人才，珍惜人才，为人才而倾尽全力。
纠正识别人才的种种偏见 人才是客观存在的，如何从许许多多的群众之中，发现人才，识别人才，则需要别具慧眼。三国时期魏国刘劭指出：“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尽有诸流，则亦能兼达众才。”这就说明了具有什么样学识水平的人，才能发现和识别什么样水平的人才。我们的四化大业，需要锐意改革的创造型人才，需要知识结构和智能结构适应现代化需要的人才，这就需要我们的领导干部具有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眼光，具有比较高的政策水平、思想水平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人才的鉴别力。
我们有些同志的眼光老有毛病，常常只看一面，不看全面。譬如只看一个人的今天，不看他的昨天，或者只看过去，不看现在；只看见功不看见过，或者只看见过不看见功；只看见今天好，不看见昨天坏，或者只看见今天的坏，不看见昨天的好。用这样的眼光去看人，当然不可能科学地、正确地发现人才。
也有些同志的视野受个人的好恶所支配，习惯于用自己的“模式”来鉴别人，不合自己习性的就不喜欢。有的更是以个人的亲疏、恩怨、得失做为判断的标准，看是不是听自己的话，是不是自己“圈子”里的人。“所喜好者败官而不去，所怒恶者有功而不录。”这样的人当领导，当然就发现不了人才。
有些同志不去观察、鉴别人的实际能力，只是从死档案中判断人的优劣得失。还有少数同志，自己懒得睁开眼睛去发现人才，却偏爱听别人的片面之言，往往只通过“小报告”、匿名信之类渠道来了解干部，这些都是不足取的。
我们今天为四化大业选拔人才，应当纠正识别人才时的种种偏见；同时还要注意听取群众的不同意见，来补充、纠正自己的眼力不足和失误。
要讲究用才之道 我们的古人很重视用才之道。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晏子说过，国有三不祥：“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历史上有许多事例。都说明了这个道理。战国七雄中的秦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却后来居上，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在使用人才上比其他诸国高出一筹。秦穆公把国政授于原来虞国的大夫百里奚，从而
“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秦孝公重用卫国人商鞅变法，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秦惠王以魏国人张仪为客卿，以连横破合纵，各个击破；秦昭王任用魏人范睢，从而“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后来，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总结了这段历史经验，指出：如果不是秦国这四代国君连续招纳使用天下英才，则“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古人的用才之道，很强调“用其所长，舍其所短”，不要“舍长责短”、“用非所长”。明代学者薛瑄说：“用人当取其长而舍其短，若求备于一人，则世无可用之才也”。清代诗人顾嗣协在一首诗中说得很形象：“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求短，智者难为谋。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这就生动地说明了“因其才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的用才之道。
此外，用才之道切忌论资排辈。古代的有识之士也懂得这个道理。开创盛唐局面的唐太宗李世民说过：“治世之业，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北宋政治家包拯说：“常格不破，大才难得”。可是，在我们今天的实际生活中，论资排辈的现象，并没有完全绝迹。这个问题从广义来说，包括正确对待文凭和水平的关系，文化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关系。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用人不可求全责备。人才也是人，不是神仙，也有缺点和错误，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地分析对待。东汉史学家班固说：“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善者，不疵细瑕。”唐代文学家韩愈说：“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我们的古人在人才使用的问题上尚且能这样看主流看本质；那么，我们今天从事前人从未干过的伟大事业，有什么必要对人才的一点缺点大惊小怪、避之不及呢？
人才是需要保护的 自古以来，人才被发现、被使用之后，往往会受到非难、压制、打击。《诏明文选·运命论》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正是形象地说明了人才往往受到种种不正常际遇的情况。
今天，我们的党和政府把培养、发掘、尊重和爱护人才，看做实现四化最重要的条件，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为人们施展才能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但是，那种惯于摇唇鼓舌、造谣生事、诬陷他人、嫉贤妒能的人，在某些地方、某些单位还不是绝无仅有的。大凡事业上的强者，面对攻击和压制，在自我保护的能力方面，却往往是弱者。他们的精力、才智、能力，几乎都用在事业上，有学术而无权术，自身防御能力就大为削弱。因而，人才是特别需要保护的。这种保护，包括社会舆论上的保护、政策上的保护、法律上的保护，当然也离不开领导干部的保护。
保护人才是需要有胆量的。这是因为人才受到错误攻击的时候，往往闹得满城风雨，是非莫辨。这就要求领导干部敢于挺身而出。胡耀邦同志针对有些人非难闻名国际医学界的修瑞娟的情况说：“对象修瑞娟这样作出了突出贡献，又坚决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中青年知识分子，各级领导要敢于打破平均主义，予以破格提拔和必要的物质保证，不要怕那些不负责任的闲言碎语，也不要理睬那些从平均主义思想出发、妒贤嫉能的言论。否则，我们就不能任用人才，也不能留住人才，四化就没有希望。”新的人才在工作中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也会有这点那点的不足，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特别要注意，不能让不干工作的人反过来整干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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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通信讨论会”开始
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学习，在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倡议和主持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十八个单位组织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通信讨论会”。讨论的办法是：参加者通过信函把自己的意见寄给讨论会的会务组，会务组编出简报寄发参加者，参加者再发表看法，如此往复，使讨论不断深入。
11月15日，讨论会正式开始。这个讨论会不举行开幕式，而是用出版讨论会的第一期简报作为开始的标志。简报摘编了参加者对如何开好这个讨论会和希望讨论些什么问题的建议以及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从简报反映的情况来看，参加者最感兴趣的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提出的理论问题，这将成为这次通信讨论的重点。
在我国，通信讨论会是一种开展学术讨论的新方式，比起通常采用的集会讨论方式具有许多优点。它在参加者人数、会期长短、会议参加者的住所和交通条件、会议经费等方面，都可以少受限制；同时，也使参加者在讨论中具有比较从容地思考问题的时间。这次讨论除主要采用通信的方式进行外，还准备把通信讨论与集会讨论、报刊讨论、课堂讨论结合起来。
这个讨论会得到各界关心经济理论发展的许多同志的热烈响应。到11月15日止，申请参加并已办好手续的人数已有一千五百余人。参加者分布全国除台湾以外的各省市自治区。他们当中有科研和教学工作者、实际经济工作者、国家干部、离退休人员、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学生等。为了使讨论能较充分地展开，讨论会组织者欢迎各地组织分会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广州、贵阳、长沙、南京、济南、哈尔滨、青岛、南昌等城市组织了分会场。
讨论会将在明年5月15日结束。讨论结束后，准备将讨论的成果编成若干文集或其他著作出版，并对通信讨论这种形式的优缺点作一小结。 （刘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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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出版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卫林等同志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战后国际关系编年史类工具书。书中主要记载了世界上一百五十多个国家之间的重大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交往；近百次规模不同的战争；重大的国际危机、国际谈判和国际会议；国际组织的重要活动等等。这本书备有按年代检索和按地区、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检索的两种检索方法。 （刘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