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文学作品专页
邓颖超的握手
〔日本〕清冈卓行
从中国旅行回到东京后，许多事情使我怀念。说起来也许可笑，其中一件就是与中国人握手。
去中国旅行之前的十年中，我在日本也曾与人握过几次手，但细想起来，总共不会超过五次。因为生活在日本，用不着握手。但在中国旅行十七天，大概握了三百多次。虽然这象征着日中友好，但却是我不曾想到的。
当然，握手也并不是千篇一律的，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短，有的强些，有的弱些。不同的感觉，取决于握手双方的心情。在中国旅行时的多次握手中，有几次印象特别深刻。在这里，我想讲其中突出的一次。
在中国旅行的第九天，即12月7日，虽有寒流，但天气异常晴朗。上午十点半钟，日本作家代表团来到人民大会堂，会见邓颖超女士。她于五天前，刚刚就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方面的人士站在大厅入口处迎接我们。我们一行，团长在前面，依次按着名单的顺序鱼贯而入。中国方面的人士也站成一排，与我们依次握手。但邓颖超女士的握手，却使我特别感动，难忘。
她微笑着，目光安详。握手时，力量不强不弱，时间不长不短，很亲切，又恰到好处。她不仅用右手，而且把左手也轻轻地放在我的右手背上。刹那间，我感到她是多么慈祥而又庄重啊！当然，我知道一点她的经历。不能不说有一点感情因素，但其中也有比这感情因素更深沉的内涵。
大厅很宽敞，天棚很高，正面墙上挂着一幅画——《延安宝塔》。我们步入大厅。井上靖团长夫妇坐在正中，背对着《延安宝塔》，我们按着名单上的顺序依次坐在左侧。沙发与沙发之间有茶几，上面放着烟灰缸。一会儿端上热茶。我们在中国各地旅行，对这种形式已经习惯了。但这里毕竟是人民大会堂，有一种独特的庄严肃穆之感。
中日双方各坐一侧，呈两条对称的直线。邓颖超女士与井上靖团长并排而坐。三排人围坐在长方形地毯上，上面是空阔透明的空间，两国语言畅通无阻。会见长达两小时二十分钟。我看到，讲话间歇时，有二三次，井上靖团长拿起了香烟，邓颖超女士亲切地划着火柴，给他点火。
会见结束，我们又与中国方面的人士一一握手告别。这次与邓颖超女士握手时，与前次一样，也使我深受感动。照常礼讲，这种场合的握手，本来是会见前后的一种礼节，但据我自己的主观感受，发现握手不只是礼仪，还有更深的含义。她的握手，有一种艺术魅力，给人力量和启示。
邓颖超女士说，1976年是中国最悲痛的一年。从4月到10月，是建国以来最困难最复杂的时期。毫无疑问，前者是指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逝世，后者是指天安门事件，唐山大地震、“四人帮”的横行霸道和粉碎“四人帮”。她感谢日本各界人士对毛主席和周总理逝世的沉痛悼念。她还生动简洁地介绍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并说到，文艺方面已经有出现百花齐放的可能性了。
她讲话时，态度和蔼，诚恳，但有时也严厉起来。在日本女作家松冈洋子译的埃德加·斯诺著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卷末，附有书中有关人物的传略。在邓颖超一项中，谈到了她与周总理的美好动人的夫妇关系；他们在学生时代就非常亲密，同甘苦共患难。她爱国的革命热情和高尚、真诚的品德，赢得了全国人民、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有的尊敬。
望着邓颖超女士，斯诺的那些话语，突然从我记忆中闪现出来。从直感上，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广大的中国人民那样敬爱她。
尤其使我感兴趣的是，邓颖超女士讲话生动，如她打比喻说，粉碎“四人帮”等于打开了中国人民的“痖门”。担任翻译的中日友好协会的理事唐家璇补充说，“痖门”是针灸中的一个穴位。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比喻。我才疏学浅，只知道“痖门”，大概是在头后部，治头疼时非常有效的一个穴位。为了说明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政治形势，用这个古老的传统医学术语来比喻，实在深刻、活跃，惟妙惟肖。
井上靖团长谈起了1961年，他参加日本文学家代表团（团长龟井胜一郎）访华时，在人民大会堂另一间大厅里见到周总理的往事。
可能因为是会见日本文学家代表团，周总理朗诵了墙上挂着的巨幅毛主席词《沁园春·雪》，并加以解释。这首词描绘了中国壮丽的自然风光，然后一转，历数中国古往今来的英雄豪杰，慨叹他们略输文采、稍逊风骚，最后一句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词中提到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蒙古帝国的始祖成吉思汗。周总理讲成吉思汗时，对井上靖先生说：“就是《苍狼》啊！”井上靖的小说《苍狼》确实是以成吉思汗为模特的，所以井上靖先生听了周总理的话特别高兴。
井上靖先生想起了十五年前的情景，对邓颖超女士说：“我本来一直很紧张，听了周总理这句话，我的心情平静下来。周总理对于外国作家的作品都很熟悉，使我很感动。”
我一边在笔记本上记着井上靖的话，一边想，这段小插曲很能说明周总理感人的品格和智慧。
接着，代表团各位，依次谈了旅行观感。邓颖超女士说，井上靖团长叫大家都谈一谈，是讲民主的。大家都笑了。
我忘不了佐藤纯子女士谈及周总理逝世时的一件事。周总理是1976年1月8日逝世的。佐藤很快就从报纸上看到了报道；在医院的一间房子里，周总理的遗体上盖着党旗，周围摆着鲜花，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花圈。花圈右边的飘带上写着“悼念恩来战友”，左边写着“小超哀献”。小超，这是在五十多年漫长的岁月中，周总理对妻子邓颖超的爱称。
“那时……”，佐藤说到这里，哽咽了，再也说不下去了。我一看，她热泪满面。我心里一热，泪水也涌了上来。使我感到吃惊的是，邓颖超女士旁边的两排中国朋友，有的摘下眼镜，用手捂着眼睛，有的从衣袋里掏出了手帕。
北京人民大会堂里，我们日中两国的朋友，都一起为同一个人悲痛，潸然泪下。这使我深感友谊是可以超越国界、民族、思想和信仰的。
在听井上靖团长讲话的时候，我心里慌慌张张地想，下面该轮到大家发言了，我可说点什么呢？我这个人，讲话和写东西都很慢，每次在文艺杂志召开的座谈会上，总是局促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必须先准备一下才是。
我讲完之后，曾反复回味自己的讲话和邓颖超女士的回答。我与人专心谈话之后，头脑中总是不时闪现当时的话语，因为是与邓颖超这样一位受尊敬的女士谈话，所以更加难以忘却。等我从沉思中醒来，专心听代表团的其他人讲话时，已经轮到最后一名佐藤纯子女士讲话了。
因此，我只记得井上夫人郑重亲切地祝贺邓女士就任副委员长，岩谷大四先生赞扬中国社会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关系融洽，说：“本来我有许多话要讲，但因刚刚镶牙，很不舒服。”大家都笑了，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还有伊藤桂一，他很认真地说：“我要学习勤劳的中国人民的团结精神。”
接着，辻邦生先生说：“过去，我只是在理想、哲学方面渐渐接近中国，这里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一切人都在工作。”大冈信先生讲了与中国文学研究家开的座谈会，热切地希望日中两国间的文学翻译、交流工作进一步发展。
秦恒平先生说：“我是第一次到海外旅行，如果把十七天的旅行，比做画一条巨龙，那么今天的会见，就在这条还没有完成的巨龙上点睛了。”邓颖超女士微笑着说：“你是日本作家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今后欢迎你经常到中国来。”
白土吾夫先生十分感慨地说：“这次访华，见到了阔别十一年的刘白羽先生。”我想起，昨天上午，与刘白羽、刘大为、李瑛会见后，白土先生对我讲：“昨晚安排这个日程时，我忍不住哭了！”
我讲的话很短。荣幸的是，邓颖超女士回答过一次，当时的话，我都记得很清楚。
“我想简单地讲一下去大同参观的感想。”我先讲了云岗石窟的佛像和云岗煤矿地下一百六十米的采掘现场，在我头脑中留下的极为鲜明的印象，接着说，“极其古老的文化遗产和现代的煤矿生产，交织在一起，使我更感到中国历史的深远。”
邓颖超女士点了点头。
我继续说：“在云岗煤矿，我不仅参观了地下坑道，还看了各种各样的设备。听说这种规模的煤矿在大同有十七个。这使我感到，周总理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确实根据的。”
这时，邓颖超女士说：“‘四个现代化’是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决定的，周总理只是把这个方针向全国人民传达而已。”
我虽然回答说：“明白了。”但从可敬的邓颖超女士的话语中，我感到她对自己丈夫的业绩，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态度非常谦虚。所谓“四个现代化”，是周总理在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中提出来并被通过的，要在二十世纪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一个半月以前，我在东京看到一篇《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的联合社论《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的报道。文中谈到因“四人帮”的干扰，一度不提的四个现代化，今后将作为基本国策重新提起。
我从中国回到东京，阅读日本报纸时，看到了12月5日《朝日新闻》上的一篇报道：中国有关人士说，要批判“四人帮”的只要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的错误理论。中国领导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重视调整农业生产的体制。同时，在煤炭、石油等各个工业部门推广，努力使今后的生产和建设走上正轨。
这些报道，都是中国走向光明的吉兆。而这些使日本人感到振奋的有关生产和建设的明朗消息，也是和周总理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邓颖超女士客气地让我继续讲。
我最后说，在云岗石窟前面散步时，偶然抬头一看，看到一个中国工人带着一个小男孩在散步。父亲四十岁上下，孩子三四岁样子，在初冬下午的和煦的阳光中，悠然自得地漫步。他们是在观赏佛像吧？孩子没穿大衣，好象穿着他父亲的棉袄，两只手藏在衣袋里，模样很可爱。
讲了这一情景后，我说：“中国最美的是孩子的脸蛋。”
邓女士笑着点了点头。
我又说：“祝您健康，祝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发展。”
邓女士说：“谢谢。”
当然，无论哪一个国家，孩子的脸都是很美的。但我为什么要在前面加上“最”这个最高级的程度词呢？大概因为我情不自禁地，主观地在孩子可爱的脸上寄托了某种特殊的希望吧？
红（政治思想）与专（技术生产）的关系，国家建设、研究水平与人民生活、经济、文化的关系，集体主义的政治与个人自由之间渐渐突出的矛盾，这些根本问题，是中国当今最迫切要解决的课题了。在我描绘这些生动活泼的景象时，我觉得孩子们的脸，象征着未来解决这些问题的美好希望的梦。
邓颖超女士，此刻，能否理解我这种心情呢？
陈喜儒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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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的握手》及其作者清冈卓行
朱子奇
清冈卓行是日本当代著名诗人、作家。他于1976年11月，参加以井上靖先生为团长的日本作家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回国后，发表了几十篇以赞颂中日友好和介绍我国当时情况的散文、特写、诗歌，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描绘邓颖超同志接见他们时的情景与联想的《邓颖超的握手》，就是其中的一篇。当诗人把所发表的一系列诗文汇编成书出版时，将这篇原名《艺术的握手》定为书名。这本著作一问世，就受到日本广大读者和舆论界的重视与称赞，并荣获了日本第三十届“读卖文学奖”。一连出了三版，还在再版中。
当时，“四人帮”刚刚被粉碎。这些文字，帮助了日本人民及时了解我国真实情况和事件的意义。日本作家、诗人们，这个时刻来访，也是对我们的一种宝贵支持和信任。
印在这本书封面加页上的，是井上靖的一篇专文。他写道：“诗人清冈与我同行访华。那是一次难得的愉快旅行。《艺术的握手》是他的一本纪行文。我一读，感到震惊。虽是纪行文，但妙趣横生。他有时做为一个作家，有时又做为一个诗人，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栩栩如生地、细致入微地，也是用一种独特的艺术技巧，描绘了出来。”
1984年5月，我们在东京参加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代表大会期间我曾问井上靖先生，当前日本最有成就的诗人是谁？他想了一下，回答说：“清冈是一位。他是后起之秀。”还说，他虽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系，研究法国文学，但他1923年生于中国大连，对中国有感情，写了不少有关中国的作品。他还成了日中友好运动的积极支持者。
经井上先生介绍，5月18日下午，由翻译家横川先生陪同，在东京都东村山优美风景区诗人家中，我们愉快地相会了，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他朴素、沉静，又风趣，给我留下美好印象。7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题为《杜鹃花漫记》的散文，提到了这次与他的相见。我在文中还着重写道，“诗人清冈卓行写了许多关于大连和中国其他方面的诗文，其中《洋槐树中的大连》四部曲，荣获1969年第六十二届‘芥川文学奖’（日本文学最高奖）。他写的关于中国历史和邓颖超的诗文，也很出名，有的也得了奖。清冈先生表示，要请一位高明的懂诗的翻译家，把我写的诗《邓颖超夫人，让我摸摸你的衣裳！》译成日文，好让更多的读者认识这位伟大妇女，几个时代的老战士、女英雄。”今年4月间，我特请以张光年同志为首的我国访日作家代表团，将有关中国读者要求读他的作品的情况转告清冈先生。作家邓刚同志还专访了他，并带回了《艺术的握手》这部精美的内容丰富的书。
现特请陈喜儒同志，把这篇《艺术的握手》（征得作者同志，改为《邓颖超的握手》，文字略加删节）译出发表。文中，还多处自然地流露出作者对周总理的敬仰心情。据称，几年来，日本各界人士，写了上百篇文章赞颂、怀念周总理。对一位外国领导人，人们如此倾心、动情，日本朋友说，这是他们过去从未见过的。
写这篇短文时，不由地又想起去年5月在诗人的家。我们围坐在那间舒适的日本式木房的“榻榻米”软席上，一面饮着诗人热情的妻子端上的福建乌龙茶，欣赏着日本古民谣的优雅音乐，一面谈诗，谈友谊，谈世界。我们都有同感：这个时代，文笔家们的责任，日益加重起来。我们的笔加在一起，是有份量的。我们共同扎下的根，是在深化了。但是，仍要提防虫儿来咬伤它，毒害它吗？世界还是不安定的。尊敬的清冈先生，还记得吗？那天，我们手牵手，穿过芳香的花丛、林园，迎着阵阵微风细雨，漫步在白浪翻滚的多摩湖旁。你举头眺望远方天边，说，那下面是大海，海那边……你若有所思地又提起那年的会见，那次的握手，那握手中留下的印象与启示。此刻，我能不能写下几句平凡的诗，来作纪念呢？
那远方的天底下是大海，
海两边，深藏着知音与友爱。
愿世上的人都真诚相握，
带来的，唯有那深情与欢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