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朱理治同志在发动中原抗日游击战争中的业绩
刘子久 任质斌 刘子厚 方正平 栗在山 刘放
朱理治同志是我们党内知识分子出身的老革命活动家之一。抗战初期担任过河南省委和豫鄂边区党委书记，中原局委员、组织部长、代理书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治委员。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曾犯过严重错误，给党造成重大损失。但他在接受了党的批评、教育，被派到河南和豫鄂边区近三年的工作期间，成绩卓著。他正确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贯彻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灵活运用我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在放手发动群众、准备与发动中原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在创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五师前身）和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斗争方面，竭忠尽智，克尽职守，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大规模内战停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形成，我党面临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斗争任务，迫切需要恢复、重建白区党组织，转变白区工作方法和斗争策略。为此，党中央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总结党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就在这次会议期间，中央决定成立河南省委，指定朱理治同志任省委书记。在他离开延安前夕，毛主席亲自与他谈话，指出河南将是抗战的重要战略地区，要抓紧时机，在各方面做好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毛主席的话给他以极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又学习了刘少奇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基本政策》一文，更坚定了准备游击战争的信念，形成了他任豫鄂边区工作时期的指导思想。
朱理治同志离开延安后，首先来到陕西三原县的云阳镇，在红军前方总司令部帮助下，开办了党员训练班，召集一些河南地下党员汇报情况，学习党在新时期的任务和党的白区工作方针、斗争策略。9月，朱理治到洛阳接见豫西特委负责人吴之圃、郭晓棠等，传达了白区代表会议精神，听取了豫西情况汇报，随即赴开封与河南工委负责同志刘子久、沈东平等会合，组建了河南省委。省委成立后，立即根据中央路线，以准备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为中心，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统一战线、恢复重建各级党组织，党在河南各阶层人民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各项工作都得到蓬勃发展。
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各项抗日救亡工作。
当时，省委在开封以王阑西、范文澜、姚雪垠、稽文甫等创办的《风雨》周刊为党的机关刊物，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分析讨论抗战形势，指导抗日救亡斗争。1937年11月，朱理治在《风雨》周刊发表《回乡工作的基本任务》文章，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宣传抗日，组织民众团体和民众自卫队，动员民众支援抗战。1938年1月，公开以省委名义发表《保卫河南宣言》，主张以国共两党作为中心骨干，实现全河南一切抗日力量的大团结，号召全省同胞誓死保卫家乡、保卫河南。2月以后，又以李迅笔名连续发表了《普遍组织全河南的农会》、《论保卫河南的武装民众工作》等文章，指导各地发动、组织群众的工作，对各界人士产生了颇大的影响。
在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上，开头吴祖贻以平津学联名义在青年中活动，吴平以扶轮学校校长名义在妇女中活动，以后平津流亡学生和留日归国学生相继来到开封，省委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了党组织。在党的号召动员下，范文澜在河南大学开办了游击战争训练班，组织农村服务团、战时教育工作团；开封的青少年学生成立了光明话剧团、开封孩子剧团，分赴各地进行抗日宣传，组织民先队、青救会、妇救会、农救会等群众团体，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推动了全省的抗日救亡工作。
二、组织领导了河南各地及湖北部分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十年内战时期，河南的党组织多次遭受严重破坏，老党员数量很少，许多县区没有党组织，有党组织的也很不健全。朱理治同志把恢复、整顿、重建各级党组织，作为重要任务来抓。省委先后派刘子久、彭雪枫等将豫鄂边省委改组为豫鄂边特委，并对许昌中心县委和苏鲁边、皖西北特委进行了整顿，新建了豫北、豫东、豫东南、豫西南特委和开封市委。各地党组织的迅速恢复和重建，使河南人民的抗日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1937年11月，省委就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问题，作出了关于克服关门主义，纠正自由主义的决定，并认真贯彻党中央和少奇同志关于克服“左”倾关门主义和大量发展党员的指示，及时指导和推动了党的建设工作，使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从1937年秋到1938年秋，仅仅一年时间，就恢复和新建了九个地、市、中心县委，河南黄河以南的六十四县，有五十九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全省党员由一百多名发展到八千余人。在党员数量有了大发展后，又及时抓了新党员的教育工作。豫鄂边的竹沟、豫东的西华、豫西的渑池等地，都开办了党员训练班，轮训了大批党员干部。省委还在竹沟创办了《小消息》报，运用报纸宣传群众、教育党员、指导工作。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和发展，积蓄了党的力量，提高了党员素质，加强了党的战斗力，从而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一定基础。
三、广泛开展对友党友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朱理治同志在直接领导河南省委工作和主持中原局日常工作时，对友党友军广泛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多次派人到国民党一、五战区及所属的党政军民组织，包括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卫立煌、李宗仁，河南省主席商震、刘茂恩，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地方实力派别廷芳，地方士绅王友梅等，广泛的进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宣传了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扩大了党的影响，争取和结交了许多抗日的朋友。据1940年4月朱理治在《创造华中武装部队的经验》一文中介绍，当时在河南及苏鲁边和我党建立统一战线关系的有五个专员、十八个县长、五个地方实力派及三个国民党县党部。
朱理治同志特别重视西华地方实力派胡晓初等和具有抗日进步思想的信阳县长李德纯。他派沈东平、王其梅发展与胡晓初已建立的友好关系，在西华办训练班、组织武装。开封市委书记张曼萍与西华县长楚博有亲戚关系，派张去做楚的统一战线工作，使西华的三千武装取得合法名义，各级政权与我合作。派危拱之率开封孩子剧团去信阳，和刘子厚一起与李德纯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抗日关系。李在我党建议帮助下，组织了两千多武装的自卫队，有效地促进了我党领导的信阳地方武装的发展和抗日游击战争准备工作的开展。
四、大力准备、发动抗日游击战争，为发展中原敌后抗日武装输送干部和基干队伍。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少奇同志的指示，河南省委和朱理治同志，非常重视抗日武装斗争，把准备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列为党的中心任务。1937年5月筹建省委时，朱理治就根据朱德总司令的指示，否定了认为豫鄂边区红军游击队的存在妨碍了统一战线应予解散的意见。要这支武装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与当地开明士绅及国民党政府建立统一战线关系，争取合法存在，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作为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火种和将来组织抗日武装的骨干力量。豫鄂边区游击队的领导者周骏鸣等正确执行了这一指示，部队很快发展到近千人，由周恩来同志与国民党谈判编入新四军序列，以后发展为新四军二师五旅的基础。
1937年底保定、济南失陷，战线南移到黄河沿岸，省委预见到江淮河汉之间的中原大地即将变为战区，因而也可能沦陷。从那时，就进一步加紧了准备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工作。1938年3月，省委发布了关于发展十万抗日武装的决定，确定党的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着准备武装来进行。为适应各地准备发动抗日武装斗争形势，派吴之圃、刘子久、林凯、刘子厚分头到豫东、豫西、豫南指导工作。朱理治则于4月撤离开封，沿平汉路南下，向许昌、信阳等地党组织传达省委关于河南沦陷后发展抗日武装的指示，部署准备发动抗日游击战争。
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省委根据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在武汉向朱理治、彭雪枫传达的《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确定“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在于加紧准备与继续发动、开展河南的游击战争”。并广泛动员陇海、平汉两铁路线上中心城市的学生、工人、革命分子到乡村中去，组织与领导群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建立游击区。6月初朱理治到达确山竹沟，与彭雪枫、王国华等会合，竹沟遂成为河南党的领导中心。省委以竹沟为据点，吸引和招收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战争，并以开办党校、教导队、青训班等各种形式，为中原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培养和输送了三千余干部。竹沟被誉为“小延安”，形成为中原地区发动抗日游击战争重要的战略支点。7月朱理治撰写了《论河南游击战争情势及当前任务》的文章，化名朱煌岗发表在8月7日《新华日报》上。该文详尽论述了发展中原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分析了中原游击战争的特殊有利条件和游击战争开展现状，提出了怎样开展江淮河汉间游击战争的意见。上述省委的决定、措施及朱理治的文章，对中原游击战争的准备与发动，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1938年秋天，豫东、信阳沦陷后，他和彭雪枫等领导河南党突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独立自主地在西华、睢杞太地区，在信阳、确山、泌阳、桐柏的部分山区，发动和建立了新四军的队伍，掌握了近五千人的武装，并一批又一批地把这些部队派到日寇占领区去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后来发展成为新四军四师、五师的部分基础。
1938年9月，朱理治同志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批判了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错误，重申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为坚持华中抗战，加强党对中原地区的领导，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的中原局。朱理治受命担任中原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于11月下旬同刘少奇、李先念、郭述申等一起离开延安，重返竹沟。1939年4月少奇同志从竹沟回延安后，朱理治代理中原局书记主持日常工作，重大问题则转报少奇同志请示。这一阶段，他协助少奇同志贯彻执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规划指导豫鄂边地区党的工作，部署新四军游击武装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为这个地区抗日游击武装的汇合，实现党和武装的统一领导；为新四军豫鄂地区主力部队的创建，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9年国民党秘密发布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后，豫鄂边地区的顽固派接二连三地袭击围歼我党领导的武装部队。9月发生了鄂东国民党顽固派进攻我党领导的独立第五游击大队的“夏家山事件”，它表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必将日益嚣张。朱理治便电报请示少奇同志和党中央，建议集中整编鄂东、鄂中、豫南的武装，建立统一的指挥。就在这时，少奇同志再次由延安来到竹沟，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准备应付国民党发动突然事变的指示和做了许多具体部署。当着少奇同志东进苏皖敌后后，朱理治认真地执行了少奇同志的部署，亲自率领中原局和河南省委在竹沟的机关部队的大部分约六百余人（内有相当数量的干部），于10月中旬撤离竹沟，转入豫鄂边敌后和李先念等同志会合。这是我党在抗战初期挺进到豫鄂边区敌人后方最大的一支力量，它大大加强了党在豫鄂边区敌后抗战的力量。
1939年11月中旬，朱理治、李先念等同志在四望山开会，根据党中央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研究部署了实现豫鄂边地区党和武装的统一领导。决定统一豫南、鄂东、鄂中、鄂西北党组织，成立新的豫鄂边区党委；整编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组建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设立统一的指挥机构，深入武汉外围敌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由于朱理治、李先念同志平时同党的这些部队及地方组织有一定联系和威信，所以上述合并和整编工作得以比较顺利地实现。1940年1月3日，以李先念为司令员、朱理治为政治委员、刘少卿为参谋长、任质斌为政治部主任（随后又任命王翰为副主任）的挺进纵队正式建军。从此，豫鄂挺进纵队作为一个有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高擎抗日大旗，活跃在豫鄂边区广大敌后抗日战场上。同年3月，朱理治同志作为党的七大代表奉调回延安。在离开边区之前，他与纵队和区党委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谋划了部队和根据地建设、扩大游击战争、壮大武装部队诸问题，对豫鄂边区的部队工作和地方工作，做了全面的安排。这些安排对豫鄂边区的部队和地方工作，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朱理治同志在河南和豫鄂边区的工作中，也不是完全没有缺点和失误的，但从总体来看，他的成就远超过他的失误。
朱理治同志是江苏南通人，1907年7月出生，1978年4月逝世，终年七十一岁。他自1927年4月在清华大学入党，同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后，历任共青团和党政军的许多重要职务。他经历过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参与了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几十年来，他一贯虚心好学，不论任何情况下都是埋头苦干，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兢兢业业为党的事业奋斗。他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朱理治同志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他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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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缅怀赖传珠同志
刘振华 邹衍 张午 叶超
二十年前的12月24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沈阳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赖传珠同志因病与世长辞了。我们作为他的老部下，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多年，受到他许多教益。他的高尚品质，一直深刻地留在我们的脑海中。
（一）
1927年4月，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年仅十七岁的赖传珠怀着对旧社会的强烈不满，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担任江西省赣州白石乡党支部书记期间，遵照党的指示，勇敢地参加领导了赣南农民武装暴动。然后，他于1928年3月奔赴井冈山参加了工农红军，跟随毛泽东同志先后经历了井冈山斗争、开辟中央根据地的斗争和赣南、闽西的历次反“围剿”，为建立红色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发展红军作出了贡献。
赖传珠同志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危难关头挺身而出不怕流血牺牲的勇敢精神深得我们崇敬。红军时期，有一次赖传珠带领新兵连驻长沙，晚上遭到敌人偷袭，他身先士卒，冲向敌阵。1934年抢渡湘江时，赖传珠首先率队赶到，完成了掩护任务。他曾三次身负重伤，最重的一次是在1935年。当时我北上抗日部队向金沙江开进，国民党军薛岳、吴奇伟、周浑元部对我尾追堵截，妄图置我于死地。4月23日，薛岳纵队突然轻装出现在我军侧翼，给中央纵队造成严重威胁。当时改任红五团政委的赖传珠同志立即主动命令部队坚决挡住敌人，保卫党中央和军委脱离险境。恶战至中午，为了使中央纵队更远离险境，在撤离信号点燃之后，他仍继续率领部队连续反击十倍于我之敌的猛攻，亲自与敌展开刺刀肉搏战。在胸部中弹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他坚持不下火线，直到黄昏完成了掩护任务。红军到达陕北后，他改任陕甘宁省军事部副部长，从事扩建红军、组织地方武装、筹粮筹款、剿匪反霸等，为发展和巩固陕甘宁根据地做出了贡献。1936年“西安事变”后，赖传珠同志带着一个工作团到国民党统治区的甘肃合水县开展工作。他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深入发动群众，团结了一切抗日力量，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
抗日战争时期，赖传珠同志遵照党中央关于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成立新四军的决定，1937年12月由延安到武汉、南昌等地，协助叶挺、项英同志为筹建和整编新四军做了大量工作。他先后任新四军参谋处长、江北指挥部参谋长和新四军参谋长。“皖南事变”后，作为新四军的重要军事将领之一，以他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在中原局和刘少奇同志领导下，协助陈毅、张云逸等新四军其他将领，指挥部队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在东临大海、西屏武当、南迄浙赣、北至陇海的广大区域内展开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进行了英勇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他为开创华中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做出了贡献。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转战于东北战场、华北战场，亲身参加了东北我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夏、秋、冬季攻势，参加了震惊中外的辽沈和平津战役，继而挥师南下，挺进中原，直捣华南。
（二）
1959年秋，赖传珠同志调沈阳军区任第二政治委员，我们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六年多。他忠实于党的事业，有着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在军区部队政治工作建设上竭尽全力，勇于开拓，很有建树。
赖传珠同志结合自己长期的实践，深刻体会到连队是军队建设的基础，是衡量领导工作做得好坏的尺子。他多次给我们讲过“古田会议”前后的情景，启发教育我们要抓好连队的工作。他参加了“古田会议”的全过程，并且在当时以极大的热忱贯彻了会议的精神，改变了部队的旧面貌。因此，他对“红军所以艰难奋斗而不溃散，
‘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有着实际的深刻感受。为此，他对部队的建设，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一直抓得很紧。
他常说：“在连队，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支部委员会，有一支坚强的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思想工作才能进一步落实，才能带动作风、训练及其它工作。”1961年他带领工作组到一个团搞调查研究，一杆子插到连队，先后找二十四名干部、三十多名战士个别谈话和开座谈会，然后才到团里和领导干部谈，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研究分析连队建设问题。就在这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明确提出：抓基层、打基础主要是抓好支部工作、连队干部、连队骨干三个环节。其中特别强调加强党支部建设这个关键。针对军区部队党支部建设状况，他先后提出了抓好党的发展工作，整顿较差党支部，培训支部骨干，加强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等相应措施。并亲自指导军区政治部编写党课教材，把自己保存的红军时期的政治工作经验编印成册，发给连队。不论是讲话或下部队视察工作，他都反复传授自己做连队工作的经验，对怎样开好党支部委员会、怎样开好小组会、怎样当好党小组长等等，都指导得十分具体，并且亲自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提高连队支部工作的质量。他经常讲：连队是整个部队的基础，基层干部是整个干部队伍的基础，只有把连队干部培养选拔好，才能使连队建设有可靠的组织保证。1961年贯彻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他用自己的切身体会，结合军区部队实际，亲手写了一篇改善管理教育工作的文章，提出和总结了许多具有独到见解的观点、做法。他在深入部队检查工作时，针对一些基层干部和骨干对战士一不知心、二不知情、三不因人施教的问题，教育大家从根本上树立群众观点和实践观点，抓不良倾向同时不能忽视抓积极因素。
（三）
赖传珠同志顾全大局、服从组织、能上能下。红军时期他曾“三进三出”红五团。红五团原是参加过南昌起义、湘南暴动的一支老部队。第四次反“围剿”末期，赖传珠同志担任了红一军团第五团政治委员。1935年3月，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他由红一军团第一师的政治委员又调任红五团政治委员，后因负重伤离开该团。1935年7月初，再次命他担任红五团政治委员。赖传珠同志三任红五团政委，对红五团有许多建树。一任政委，带领部队坚持井冈山斗争，反“围剿”中成绩突出，红五团荣获了全军“模范团”的称号；二任政委，长征中在兴义县境黄泥河附近阻击敌人掩护中央主力的战斗打得很顽强，红五团受到军团部表扬；三任政委，赖传珠经常生活在连队，行军中带领机关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把部队搞得非常活跃。
赖传珠同志工作热情勤奋、严谨认真、雷厉风行。他总对我们讲：“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质量的有效措施，也是我党的优良作风。”军区党委和业务会议凡是由他作总结讲话时，他都亲自准备材料。他高度的革命事业心还体现在日常工作上，要求自己“今天的工作今天完”，每天送给他的文件、电报、材料很多，他都一份一份地认真批阅，常常工作到深夜。凡是对部队有指导作用的重要文电他都加上批语，立即打电话告诉有关业务部门，通知部队学习或在前进报上转载。
赖传珠同志勤奋好学锐意进取。从他珍存的日记、学习笔记、生字本以及书刊和油印材料等，就能看出他的刻苦精神。他留有一部战争年代的日记，从红军长征开始的第一天起，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解放海南岛，大约六十万字，记载了他十五年零六个月的战斗生活，是一份研究党史军史很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他坚持写日记，多处落笔的时间都是深夜十一二点。1935年4月26日，他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后仍写下了“因伤太重到达地点没记”。第二天他刚清醒一些又拿起笔来坚持写日记。在沈阳军区工作的六年中，就积存了约一尺厚的手稿，达百余万字。他的《古田会议前后》、《新四军的前身及其组成与发展经过概况》等著作和他亲自起草的文件、讲话稿等，都是在收集资料基础上写成的。
赖传珠同志的高尚品质，还表现在他关心爱护群众，团结群众，与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红军长征途中，红五团在松潘的连日战斗，使部队断绝了给养。他下命令杀掉了自己那匹乘用的骡子，给大家充饥。他一直拖着虚弱的身体，背着行装，拄着棍子随部队行军，一步一步地走过了草地。在军区工作的六年中，他十分关心干部战士的疾苦，帮助改善他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困难，指导他们的学习与思想进步。他非常注意用优良的传统作风和自己的好习惯影响子女，教育孩子们要待人诚恳爽直，谦虚谨慎，做一个正派人。他尤其严格要求孩子们尊重工作人员，与工农的孩子交朋友。他临终前，还把孩子们叫到身边，断断续续地说：“你们是革命子弟，要时刻记住在你们身上所担负的革命责任……跟党走……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二十年的已逝岁月，洒下了无数的风雨，但赖传珠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却一直留在我们心中。